市场潜能_地理溢出与工业集聚_基于非线性空间门槛效应的经验分析_赵增耀

市场潜能_地理溢出与工业集聚_基于非线性空间门槛效应的经验分析_赵增耀
市场潜能_地理溢出与工业集聚_基于非线性空间门槛效应的经验分析_赵增耀

市场潜能、地理溢出与工业集聚

———基于非线性空间门槛效应的经验分析

赵增耀,夏斌

(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江苏苏州

215021)[摘要]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类型的市场潜能对于工业集聚的重要性和影响不同。

本文构建了包括国内外市场在内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计量模型,使用我国2004—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着重分析了市场潜能与工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工业集聚的地理空间特征。研究表明:工业集聚的实现可以依靠本地市场潜能、国内周边地区市场潜能和国外市场潜能。国内市场潜能、国外市场潜能与工业集聚具有非线性关系。国内市场潜能和工业集聚之间呈现“U ”型关系,只有国内市场潜能跨越特定门槛值时,工业集聚效应才能逐步实现。国外市场潜能则存在双门槛效应,国外市场潜能越高,工业集聚效应越显著。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市场潜能之间存在互补(替代)关系;同时我国工业集聚具有明显的地理溢出特征。本文的政策含义:针对区域市场潜能特征和互补(替代)关系,应采取差异化的市场潜能培育策略,并重视邻近地理溢出对本地工业集聚的影响,从而促进工业空间布局从“中心—外围“向”效率—公平“模式的转变。

[关键词]市场潜能;地理溢出;工业集聚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 (2012)11-0071-13

【产业经济】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梯度空间发展战略,希望靠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带动内地经济的增长。虽然各地经济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基于“新古典增长经济学”收敛假说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仍然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工业空间集聚的趋势愈加明显,形成了以中西部地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工业地理空间结构(范剑勇,2004)。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制造业在东部地区的过度集聚,导致了生产成本上升、资源短缺和集聚效应递减,不仅严重影响了东部地区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伴随着区域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探讨影响中国工业空间布局的因素和作用机制,并采取有效的措施缩小地区差距,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逐渐成为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

[收稿日期]2012-10-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FDI 在所嵌入产业集群中的知识转移和溢出效应研究”(批准号71073107)。[作者简介]赵增耀(1963—),男,陕西礼泉人,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斌(1981—),男,江苏高邮人,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2年11月

第11期(总296期)Nov.,2012No.11

China Industrial Econom ics

者就工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Kim,Knaap,2001;Golley,2002;范剑勇等,2002;Ying,2006),但是大都是从供给或技术角度来展开研究,很少从市场需求角度进行研究。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早就指出,生产效率的高低决定于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实现依赖于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取决于市场范围。部分学者就中国工业集聚与市场潜能(需求)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潜能(Gao,2004;金煜等,2006;刘修岩等,2007;孙军,2009)。但以往文献还需要在如下方面进行拓展。首先,以往研究很少考虑不同类型市场潜能特征对工业集聚的影响。一个地区的市场潜能包括了该地区自身、本国其他地区以及国际市场对该地区产品的需求之和(与国外市场潜能对应,前两种潜能可统称为国内市场潜能)。就东中西三大区域看,东部地区的市场潜能不但包括本地区的市场需求,还对中西部地区的市场需求形成吸附效应,不少产业和市场辐射到全国其他地区,对国外市场也有很高依赖性,形成区域性、全国性甚至全球性市场和产业。中西部地区的市场潜能则主要局限于当地,而当地市场又有不少份额被东部地区吸引或占领,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很小。这种异质性市场潜能对于工业集聚的重要性和影响效果也有很大差异。其次,以往文献研究工业集聚的影响因素都是采用线性模型。事实上,如果所研究的对象具有非线性特征,线性模型估计将是有偏的(贺胜兵,杨文虎,2008)。考虑到中国经济社会空间的巨大差异性及转轨经济的复杂性,市场潜能与工业集聚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是很有可能的。实际上,工业向特定地区集聚会受诸多“门槛”的制约。也就是说,工业集聚的形成中存在一个或几个关键点,若该国(地区)相关的经济资源初始条件未跨越关键点,那么集聚效应就难以实现。比如,当地区市场需求不足时,工业集聚效应难以发生;而当该地区跨越一定市场需求门槛后,工业集聚效应就变得显著了。那么,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确定相应的门槛值就显得格外重要。最后,以往文献忽略了工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和地理溢出效应,这显然与现实不符。由于“地理学第一定律”的存在,大多数空间数据都具有或强或弱的空间依赖性(Anselin,1992),地区工业空间集聚不可避免地受到相邻地区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利用2004—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空间面板门槛计量模型,重点考察不同类型的市场潜能和地理溢出效应与工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并给出相应建议。

二、研究模型设计

1.理论模型的设计

假定简单经济体包括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农业部门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且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制造业部门生产的是差异化的多样产品,且市场表现出垄断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并假设某地区面临三种不同的市场类型,分别为本地市场、国内周边市场和国外市场。另外,对于不同类型市场的运输成本,萨缪尔森提出了交易成本的“冰山”假定。该假定为:本地区市场交易的贸易成本为零,随着运输距离的增加,本地与其他地区市场交易存在贸易成本。为此,在Dixit and Stiglitz(1977)和孙军(2009)的模型基础上,假定贸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本地区消费者价格指数、国内周边地区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国外消费者价格指数分别表示为:

G

l =

n

l

乙(p(i)l)1-σ+n00乙(p(j)0T l0)1-σ+n f0乙(p(h)l T lf)1-σ

σσ11-σ(1)

G

0=

n

l

乙(p(i)l T0l)1-σ+n00乙(p(j)0)1-σ+n f0乙(p(h)f T0f)1-σ

σσ1(2)

G

f =

n

l

乙(p(i)l T fl)1-σ+n00乙(p(j)0T f0)1-σ+n f0乙(p(h)f)1-σ

σσ11-σ(3)

其中,n l、n0和n f分别代表本地区、国内周边地区和国外生产的产品数;p(i)l、p(j)0和p(h)f分别

代表不同市场类型的价格水平。另外,T 0l 表示本地与外部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σ=11-ρ>1。

接下来,本地代表性企业(产业)通过本地市场潜能、国内周边市场潜能和国外市场潜能获得的利润分别为:

π(i )l =A (

θi ω

)σ-1mp l -f l (4)π(i )0=A (θi ω

)σ-1mp 0-f 0

(5)π(i )f =A (θi ω)σ-1mp f -f f

(6)其中,A =(1-ρ)ρσ-1,mp l =μY l G l

σ-1,mp 0=τ1-σμY 0G 0σ-1,mp f =τ1-σμY f G f σ-1,mp 即为Krugman (1991)意义

上市场潜能指数。以上公式表明,市场需求是提高企业利润或扩大产业规模的重要因素,这既可以通过依靠本地市场需求,也可以依靠国内其他地区及国外市场的需求。如果本地市场趋于饱和,或者由于进入成本较大或运输成本较高导致国内周边市场不可得时,可以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并进行部分替代。假如本地市场或国内周边市场萎缩,且国外市场潜能巨大时,本地企业或产业可以利用国外市场对本国市场进行完全替代。

与国外市场潜能对应,国内市场潜能包括本地市场潜能和国内周边市场潜能。那么,从需求角度来看,企业或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内市场潜能和国外市场潜能。前文分析已得知,在一定条件下,国内市场潜能与国外市场潜能具有替代性,所以,本地企业(产业)的利润函数可表示为:

π(i )=π(i )l +π(i )0+π(i )f =A (θi i

)σ-1(mp d +mp d ×mp f +mp f )-(f d +f f )(7)

式中,mp d =mp l +mp 0,f d =f l +f 0。式(7)便是接下来本文构建计量模型的基本形式。2.计量模型的建立

根据上述数理推导,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构建了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模型,重点考察不同类型市场潜能(国内市场潜能及国外市场潜能)及地理溢出等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模型如下:

lq rt =α0+α1mp rt +α2dissea r +β1hum rt +β2gov rt +β3rsal rt +εrt

(8)其中,下标r 和i 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εrt 为随机误差。表1列出了计量模型中所涉及变量的定

义和计量单位。dissea 表示国外市场潜能,用出口地理邻近表示,因为出口产品的运输成本并不像国内市场潜能那样好衡量,但是这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关于市场潜能(mp )的度量,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测算方法,经典的方法主要两种:一是市场潜能函数(Harris ,1954),Harris 认为,某地区对于工业生产地的吸引力来自于消费市场的“通达性”,对这种“通达性”进行评价,即为“市场潜能”。市场潜能是各地区购买力的加权总和,权重取其他地区与本地区之间运输成本的倒数,并将各地区市场加总,即本地区的“市场潜能”。其中,市场和运输成本这两个指标是计算Harris 市场潜能的关键。Harris 市场潜能的优点在于数据获取相对容易,且计算简便。目前国内关于市场潜能的研究也多采用Harris 市场潜能,并以地区GDP 作为需求的衡量。二是基于双边贸易流数据构建的Ma 和Sa 指标(Redding ,Venables ,2004)。相对于Harris 市场潜能函数,Ma 和Sa 函数的优势在于指标更为精确,且得到了微观理论支持,但是Ottaviano and Pinelli (2006)认为由于一个国家内部人员的自由流动使得区分Ma 和Sa 效应意义不大,与黄玖立、李坤望(2006)、刘修岩等(2007)、孙军(2009)相似,本文也采用Harris (1954)函数来衡量市场潜能,一个地方的市场潜能与该地区及周边地区的

收入呈正比,与周边地区到该地区的距离呈反比。其计算公式为:mp r =∑r ≠j Y j /d rj +Y r /d rr 。其中,Y 表示地区国内生产总值;d rj 是指两个省份r 和j 之间的距离,本文取两地省会所在地之间的公路距离;d rr 表示各省份单位的内部距离,本文取各省区半径的2/3作为内部距离(Redding ,Venables ,2004),其计算公式为d rr =2/3area r /π姨,式中area 为各省(份)土地面积。变量名称定义变量

变量单位lq 工业区位商

%mp 市场潜能

万元/公里dissea 出口地理邻近

公里hum 人力资本

%rscal 劳动力成本

%gov 政府干预程度%

变量定义表1

许多经验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政府行为、地理因素等变量对工业空间集聚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遗漏这些变量会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差。所以本文引入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政府干预程度、省会城市虚拟变量等控制变量。正如理论模型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地区的较高的人力资本会提升当地生产力水平,其工业集聚度也就会越高,预期符号为正;根据理论模型,一个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越低,工业会向该地区集聚,导致较高的工业区位商,预期其符号为负;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集聚的形成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干预,预期其符号为负。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1.内生性问题及其解决

由于各省份市场潜能也考虑了本地市场需求规模,而工业集聚度与市场需求规模有可能存在较强的内生性。那么一个地区较强的工业集聚度是由该地区较大的市场潜能引致还是相反很难判定。而且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忽视了一些如资源禀赋、地理条件等控制变量而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内生性偏误。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通过引入工具变量处理市场潜能的内生性问题。评价一个工具变量的优劣有两个标准:一是该变量与市场潜能高度相关;二是该变量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借鉴Hering and Poncet (2006)的研究方法,本文选取省份“地理中心度”的指

标作为市场潜能的工具变量,其计算公式为Gc r =ln ∑j ≠r d rj -1。接下来,利用我国省份面板数据,将地理

中心度指标和其他外生变量对lnmp 进行回归,整个回归的拟合优度为0.9180,Gc 的回归系数为

1.107,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说明Gc 与市场潜能高度正相关。考虑到Gc 是反映省区的相对地理位置,显然这一工具变量是外生的。综上考虑,本文认为选取Gc 作为市场潜能的工具变量是可行的。

同样,出口贸易与工业集聚之间可能也存在着较强的内生性,即出口贸易能够诱致工业集聚,工业集聚在提升企业生产率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出口。为此,本文选取出口地理邻近度这一工具变量(各省份到海岸线的距离的倒数)表示各地在出口贸易上的地理优势。对于沿海省份来说,国外市场接近度为该省的内部距离;对于内陆省份而言,出口地理邻近度为到最近沿海省份距离加上该沿海省份的内部半径,则式(9)表示第i 省的出口地理邻近度,其中C 表示所有沿海省份的集合。

FMA i f =100×D -1ii ,j ∈C 100×[min D ij +D ii ]-1,i 埸C ,j ∈埸埸埸埸埸埸埸埸埸C (9)

出口地理邻近度这一工具变量是不随时间变化的,由于名义汇率的贬值显然有利于扩大出口,

为了进一步动态反映出口地理邻近度对各地出口贸易的影响,为此,本文借鉴黄玖立等(2008)的研究方法,用官方名义汇率对出口地理邻近度指标进行调整,如2004—2010年的工具变量可以表示为2004—2010年名义汇率与出口地理邻近度的乘积,而且官方汇率是中央银行制定的,对所有省份来说是外生变量。

2.数据说明及其分析

本文使用2004—2010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西藏数据不全,不考虑),主要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主要变量的计算方法如下:工业区位商(lq ),本文用工业区位商反映工

业空间集聚程度,其计算公式为lq r =I r /Y r ,其中,I 表示工业总产值,Y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本文按照2004年不变价格对地区生产总值进行平减。金煜等(2006)曾使用地区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GDP 的份额反映工业集聚度,但是考虑到我国各省份行政面积的较大差异,用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GDP 的份额这一指标无法剔除规模差异导致的计量误差。人力资本(hum )指标反映各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其计算方法是“1-各地区文盲人数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劳动力成本(rscal ),用相对工资率代表,计算公式为:人均工资/劳动生产率的比值(Chen ,1997),其中,人均工资为省区市职工工资总额(万元)/省区市职工人数(万人),劳动生产率为地区生产总值GDP (万元)/省市区就业人员(万人)。政府干预程度(gov ),用各省区市政府支出/各省区市GDP 表示。

对于各省区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d rj ),为了充分考虑地区之间地形地貌差异对区域贸易的影响,本文取省会城市之间最短的公路距离。数据来自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并通过Arcview 3.0软件进行整理得到。表2是对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数中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lq

1800.04210.03240.0019 1.1470mp

1800.01840.01020.00290.0628dissea

1800.17480.21470.02570.9324hum

1800.86410.05140.74510.9574rscal

1800.18240.05340.09620.4002gov 1800.16770.04480.08760.3241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表2

四、实证检验及分析

以往文献研究表明:市场潜能对工业集聚的作有明显的地区差异。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国内市场潜能大小的地区差异有关,另一方面还和其他因素,特别是国外市场潜能密切相关。为此,本文建立门槛面板数据模型来测度国内市场潜能及国外市场潜能因素的门槛值。

1.门槛空间面板模型

“门槛效应”是指工业空间集聚形成过程中需要突破的一个或几个关键点,否则集聚效应难以发挥。传统“门槛效应”的检验,常用分组检验(Girma et al.,2001;Chen ,2003)和交叉项模型(Kinoshita ,2001;Griffith et al.,2002)。但这些方法无法对“门槛效应”进行显著性验证。为此,本文借鉴Hansen (1999)提出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别考察国内市场潜能(mp )和国外市场潜能(dissea )对工业集聚影响的“门槛效应”,在估计出门槛值的同时也对“门槛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考虑到国内市场潜能(mp )和国外市场潜能(dissea )有可能存在多个门槛值,为此分别建立多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lq rt =α0+α1mp rt gI (mp rt ≤λ1)+α2mp rt gI (λ1<mp rt ≤λ2)+…αn mp rt gI (λn -1<mp rt ≤λn )

+αn +1mp rt gI (mp rt >λn )+β1dissea r +β2hum rt +β3gov rt +β4rsal rt +εrt

lq rt =α0+α1dissea r gI (dissea r ≤λ1)+α2dissea r gI (λ1<dissea r ≤λ2)+…αn dissea r gI (λn -1<dissea r ≤λn )

+αn +1dissea r gI (dissea r >λn )+β1mp rt +β2hum rt +β3gov rt +β4rsal rt +εrt

其中,λ1,λ2…λn 为待估算的门槛值,I (g )为指标函数。

国内学者在考察工业集聚问题时,大多数研究采用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忽略了地理溢出效应对工业集聚的空间影响。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大多数空间数据都具有或强或弱的空间依赖性(Anselin ,1992),特定的经济单元与邻近单元就同一经济特征总是发生着某种联系,即本地区与相邻地区的工业集聚可能相互受到影响。那么在考察中国工业集聚特征的过程中,有必要将地理空间效应作为分析的前提假设。

空间模型存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两种,对被解释变量而言,空间滞后模型用来考察相邻地区该指标的变动对本地区该指标的冲击和影响,因此常被用来估计空间溢出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偏向于反映相邻地区解释变量误差冲击的相互作用和关系。本文重点关注的是考察特定渠道下的市场潜能的空间溢出,为此,仅用空间滞后模型来估计工业集聚的门槛效应。空间滞后模型(SLM ),一般表达式为:Y=ρWy+X β+ε。式中,Y 为解释变量;X 为n ×k 的外生因变量矩阵;ρ为空间回归系数,测算变量间的空间依存关系;W 为n ×n 阶的空间关联矩阵;Wy 为空间滞后解释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其中,空间权值矩阵(W )表示n 个位置的空间地区的邻近关系,一般用邻接标准或距离标准测度,本文用邻接标准测度。

2.检验结果

是否需要在门槛回归模型中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取决于我国工业集聚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关性和依赖性。笔者采用全局Moran ’s I 指数来检验我国工业集聚空间分布是否存在相关特征。其计算公式为:

Moran ’s I=n i =1Σn

j =1ΣW ij (Y i -Y 軍)(Y j

-Y 軍)S

2n

i =1Σn

j =1ΣW ij

其中,S 2=1n n i =1Σ(Y i -Y 軍),Y 軍=1n n i =1

ΣY i ,Y i 和Y j

分别表示地区i 和j 工业集聚值的观测值。笔者运用Geoda 空间计量分析软件对2004—2010年我国和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工业集聚的地理空间相关性进行Moran ’s I 检验(如图1所示)。测算结果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地区工业集聚都并非完全随机分布,而是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地理集群特征。总体上,我国工业集聚的地理空间依存趋势逐年增强,工业集聚的空间联系是:较高的省份相对趋于和较高的省区相邻;较低的省份相对趋于和较低的省份相邻。但是地区内部工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要强于全国整体。这意味着相对于全国而言,三大区域内部工业集聚在地理空间上的溢出强度相对要高。全国东部中部西部0.5

0.4

0.3

0.20.1

0空间相关性20042005

20062007200820092010

图1工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

mp 6.235

0.0442 4.806 5.0088.655dissea 11.223 6.0430.20180.7593

1.487 3.2238.02910%5%1%模型LM (1)

LM (2)门槛值λ1门槛值λ2最后临界值门槛效应估计与检验结果表3

注:采用bootstrap 法(自举法)反复抽样500次得到的结果。变量估计值t 值

置信区间mp <0.0442-0.018**-2.54

(-0.036,0.040)mp ≥0.04420.012** 2.08

(-0.007,0.015)dissea <0.20180.017** 2.64

(-0.023,0.040)0.2018≤dissea <0.75930.008** 2.74

(0.013,0.057)dissea ≥0.7593-0.011*

-1.56(-0.031,0.052)门槛值及参数估计表4门槛值及区间省份(2010)

mp <0.0442

陕西、宁夏、湖南、新疆、海南、青海、四川、安徽、广西、江西、云南、甘肃、贵州、内蒙古、

山东、吉林、河北、黑龙江、河南、山西、湖北、辽宁、福建、重庆mp ≥0.0442

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广东dissea <0.2018

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0.2018≤dissea <0.7593

吉林、河北、江西、安徽、云南、河南、湖南、湖北、山西dissea ≥0.7593陕西、宁夏、新疆、青海、四川、重庆、甘肃、贵州、内蒙古、黑龙江

门槛值及省份分布表5

本文利用Stata 10.0统计软件稳健的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对于门槛模型,首先应确定门槛的个数。我们分别按照不存在门槛值(原假设)或存在一个门槛值(备选假设)、只存在一个门槛值(原假设)或存在两个门槛值(备选假设)、只存在两个门槛值(原假设)或存在三个门槛值(备选假设)三种条件进行检验,采用Hansen (1996,1999)建议使用的bootstrap 方法估计出p 值,检验结果如表3。表3中LM 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门槛变量mp 存在单一门槛值,dissea 则存在2个。

根据表4,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门槛值的位置及其每个区间对应的估计参数,而且可以得到估计出的参数的显著性水平。

对于国内市场潜能来说,是不是国内市场潜能越大,工业空间集聚效应越显著呢?或者是说,国内市场潜能与工业集聚之间是否存在“拐点”,这就自然引出一个问题,国内市场潜能和工业集聚的关系是否是线性。目前文献都是基于两者线性关系的检验。但是,从表4结果不难看出,当国内市场潜能(mp )低于门槛0.0442时,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0.018),国内市场潜能过低会抑制工业集聚;当国内市场潜能(mp )跨越门槛值时,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0.012),国内市场潜能的激发促进了工业集聚。也就表明,国内市场潜能对工业集聚的作用并非单调递增(递减)的,而是存在一个“拐点”或“门槛”。即在时间维度上,特定的国内市场潜能和工业集聚变量之间呈现出“U ”型走势。

根据各省份国内市场潜能与门槛值大小关系,笔者将各省份分为两组,一组mp 低于门槛值;另一组mp 高于门槛值。表5显示,在2010年,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国内市场潜能都低于门槛值。表明这

些省份的国内市场潜能对工业集聚的影响有限,基本上处于工业集聚效应的递减阶段。另外,全国仅有6个省份的国内市场潜能高于门槛值,分别为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广东,这些省份的国内市场潜能对工业集聚的积极影响较大,处于工业集聚效应的递增阶段。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对于中西部等落后地区,由于国内市场潜能特别是本地市场潜能严重不足,导致本地市场效应难以产生,在吸附效应的作用下,本地部分市场需求向周边特别是发达地区回流和转移,本地市场需求的空间转移又进一步导致工业集聚度的降低。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本地市场潜能逐步提升后,市场需求的放大促进了工业向该地区的集中,反过来又进一步放大了本地市场潜能。

以上考察了国内市场潜能与工业空间集聚的“门槛效应”,是否意味着国内市场潜能的提升就一定能加速工业空间集聚的进程?实际上,工业空间集聚效应不仅取决于国内市场需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还面临国外市场需求的“门槛”。接着,本文考察不同出口地理邻近度的国外市场潜能对工业集聚影响的空间差异性。与国内市场潜能单一门槛不同的是,国外市场潜能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呈现出相对复杂的双重门槛特征(见表4)。具体而言,当一个地区的国外市场潜能低于第一门槛值(0.2018)时,工业集聚影响系数为0.017;当一个地区的国外市场潜能介于0.2018—0.7593之间,工业集聚影响系数开始下降,为0.008;而当一个地区的国外市场潜能跨越0.7593这一门槛时,工业集聚影响系数为负,为-0.011。同样根据国外市场潜能与其门槛值的大小关系,可以将各省份分为三组。所有沿海省份的国外市场潜能都低于第一门槛值,而地处偏远的西部地区国外市场潜能大都高于第二门槛值(见表5)。显然,东部沿海地区的国外市场潜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优越的邻近出海口岸。

在完成对样本地区国外市场潜能分组之后,接下来本文考察不同国外市场潜能的省份各解释变量对工业集聚的影响程度。对于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传统最小二乘法(OLS)估计会产生系数估计值有偏或无效,本文拟采用极大似然法(MLE)进行模型估计。何江、张馨之(2006)认为当回归分析局限于一些特定的个体时,固定效应模型是更好的选择;而且空间面板文献大都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王火根,沈利生,2007;沈能,2012)。为此,本文使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模型空间项参数(ρ)估计值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说明我国工业集聚具有明显的地理溢出特征,由此可见,在工业集聚的面板数据检验中,若不考虑变量的空间依存性可能会导致模型估计结果出现偏差。究其原因在于,为了扩大贸易或吸引资金,当地政府在工业集聚政策方面是一致的,政策的政府间博弈强化了工业集聚的趋同性。另外,除了工业集聚表现出空间相互作用外,本地区对相邻地区的冲击更多体现出整体地区结构性特征,即假设误差冲击,这种差异构成了地区结构性差异,比如我国工业发展的空间不平衡以及包括一些未纳入模型中的其他因素。地区结构性差异的原因从局部来看,可能是政府发展政策的独立性所致,比如各地区政府强调的是本地区的工业发展,各自为政,忽视与周边地区政策的统筹协调;从整体来看,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间以邻为壑等短视行为导致的区域冲突。

从双门槛模型的参数估计来看,我们发现地区的人力资本相对水平对工业集聚有着不显著的正影响,可能是因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然处于低端位置,加之我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仍然处于粗放型阶段,导致人力资本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但是人力资本作用效果对不同出口地理邻近度的地区是不同的,对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言,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更明显,前者是因为人力资本的循环累积效应,而后者是因为人力资本边际效用的递增阶段(李燕,2011)。从全国范围来看,政府干预系数为正,但仅在10%水平上显著。尽管工业集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是工业集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解决政府在其中的参与程度和方式。与国外工业集聚形成过程不同的是,我国工业集聚具有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从集聚区的设立到招商引资,基本上都是由各地政府主导、规划并促成。不可否认,在工业集聚的初期阶段,政府的引导短期内效果显著,能迅速扩大集聚区规模。但随着竞争全球化和产业联系向纵深发展,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集聚弊端逐步显

全国dissea

东部地区dissea <0.2018中部地区0.2018≤dissea <0.7593西部地区

dissea ≥0.7593mp

0.0464**0.0316**0.0432**0.0368(0.0167)(0.0094)(0.0127)(0.0131)dissea

0.00660.0163**0.0078**-0.0122*(0.0020)(0.016)(0.0055)(0.0025)mp ×dissea

-0.0215**0.0182*-0.0095**-0.0176**(0.0057)(0.0023)(0.0023)(0.0007)hmu

0.05330.0136**0.03540.0251(0.0212)(0.0044)(0.0092)(0.0129)rscal

-0.0243***0.0375-0.0124**-0.0345***(0.0031)(0.0043)(0.0090)(0.0153)gov

0.0272*0.0380*0.04840.0385(0.0036)(0.0145)(0.0275)(0.0098)ρ

0.2543***0.3027***0.3413***0.3219***(0.0121)(0.0093)(0.0115)(0.0077)adj R 20.68860.76160.67740.6909

不同地区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估计值表6

注:①*、**、***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②括号中为标准差。

现。突出表现在各工业集聚区缺乏统一规划和合理分工,产业结构趋同,特别是国家确定的重点发展产业,各地都是争相发展,产业重叠、过度竞争,不利于这些产业的地理集聚。从全国来看,劳动力成本对工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过高的劳动力成本阻碍了工业集聚的形成。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估计系数不显著,其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优势产业集群多是建立在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的基础上,相对于其他资源来说,劳动力成本暂时还不是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然而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我们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工业集聚更多依靠是外部移植,其优势产业集聚尚未建立,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仍然是吸引工业投资的主要因素。

本文发现,实证结果很好解释了我国目前以中西部地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的工业空间演化特征,检验结果显示:工业集聚与国外市场潜能之间是非线性的,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国外市场潜能低于门槛0.2018时,工业集聚效应与国外市场潜能正相关,即离海岸线(港口)距离越近,表明该地区与国外市场的联系越密切,国外市场潜能越大,对工业集聚的影响越显著;当国外市场潜能介于门槛0.2018和门槛0.7593之间时,随着离海岸线距离的增加,国外市场潜能减弱。对于内陆地区而言,要实现工业集聚效应,现阶段还主要依靠国内区间贸易开发国内市场潜能。当国外市场潜能一旦跨过门槛0.7593后,离海岸线和国内主要增长极的距离继续增加后,距离成了影响当地工业集聚的重要制约因素,由于到达国内外市场交通成本均较高,国内外市场潜能均难以开发,从而不利于工业增长和集聚。另外,对于全国来说,国内市场潜能和国外市场潜能的交叉项也在5%显著性水平为负,这表现国内市场潜能和国外市场潜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孙军(2009)实证研究也发现,国外市场潜能和出口开放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替代关系。具体说来,假如本地市场或国内周边地区市场萎缩,但依靠国外市场潜能,可以利用国外市场对国内市场进行替代,本地的工业仍然能够发展。但是不同地区则存在差异,对于东部地区,交叉项的系数为正,在10%上通过显著性水平,表明国内市场潜能与国外市场潜能对东部的工业集聚均起到重要作用,两者是互补关系;中西部地区交叉项的系数在5%上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且为负数,说明在中西部地区,国内市场潜能与国外市场潜能之间的替代性明显,这也说明了我国中西部工业发展相对封闭,

与国外市场联系不紧密,更多依靠的是有限的本地市场需求。就现阶段而言,开发国内市场潜能对中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来讲更为重要。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2004—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了空间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不同类型市场潜能与工业集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分析了我国工业集聚的地理空间特征。研究发现:工业集聚既可以依靠本地市场潜能,也可以依靠国内周边地区市场潜能和国外市场潜能。我国工业集聚都并非完全随机分布,而是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地理集群特征,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且工业集聚效应的实现需要跨越一定的市场潜能“门槛”。当市场潜能处在不同水平时,工业集聚的程度呈现较大的不同。国内市场潜能和工业集聚之间呈现“U”型关系,只有当国内市场潜能跨越某一门槛值时,工业空间集聚效应才会显著。国外市场潜能则存在双门槛效应,与国际市场接近度越高,工业集聚效应越显著。全国来看,国内市场潜能和国外市场潜能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东部地区两者存在互补关系,而中西部地区更多是替代关系。这也解释了我国东部部分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国内市场潜能并不大,但是其工业能迅速集聚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像河南、四川等这些内陆省份虽然本地人口众多,潜在市场需求巨大,但是工业发展仍然滞后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的驱动,我国工业逐渐形成了以中西部产业为外围的“中心—外围”工业空间模式。这种工业布局虽然有其客观必然性,也符合效率优先原则,对促进我国工业及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十分重要作用,但造成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已成为各方日益关注的焦点,与构建和谐社会和兼顾公平的协调发展要求存在冲突。而且,受资源、环境、成本及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从长期来看,这种工业空间格局和发展模式无论是对东部自身还是对广大中西部地区都难以持续。一方面,不少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显现,资源紧缺及成本上升驱使我国经济步入刘易斯拐点;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动荡不定,国外市场需求增长乏力,东部沿海地区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出口贸易不畅直接影响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竞争力优势。在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将由外需拉动向内、外需双重驱动转变,在工业发展模式上也扭转以往“主外需,轻内需”的思路。内需拉动将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带来契机,带来工业空间布局的调整,中西部地区可以借助东部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和溢出效应,市场潜能不断提升,工业集聚程度提高,从而最终改变现有的“中心—外围”工业布局,实现区域工业协调发展。

然而,地区之间由于循环往复的累积效应会造成地区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甚至形成低水平的空间锁定,从而使地区发展模式的转换及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不会自动实现,需要外部力量特别是政府的介入,在遵循区域发展内在规律和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改变现有基于区域优势和政策优惠而形成的工业集聚。根据本文的研究,在众多影响工业集聚的因素中,市场潜能(获得)既是工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打破我国业已形成的区域工业竞争格局的重要机制。发挥好这一因素对现有工业集聚的调整和改进作用,应围绕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和内外需并重战略,实行差异化的区域市场培育,通过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溢出效应,并辅以必要的政策推动,构建新形势下突出效率兼顾公平的新型工业集聚。基本的思路和措施如下:第一,东部地区应以培养和开发国内外中、高端市场为导向,加快实现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率先建立以先进制造业、高端出口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

目前,东部地区以劳动密集型和低端出口加工贸易为特征的工业发展模式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考验。一方面,随着当地居民收入的提高,本地市场对处于价值链低端产品需求趋于饱和;另一方面,工资和原材料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国际市场需求不振,使得出口的引擎作用受到很大抑制。在此背景下,东部地区现有的工业集聚和发展模式必须适时作出调整和转换。一是培育和开发

新型工业集聚和发展模式所需要的市场潜能。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工业基础雄厚、地理位置优越、与国外市场联系紧密的优势,积极构建区域创新体系,花大力气进行自主创新和品牌建设,努力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产品和品牌的竞争力,积极开拓国内外中高端市场。应重点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从价值链低端向品牌、设计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通过出口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价值巩固和提升现有的出口优势,积极拓展国外中高端市场。二是以先进制造业、生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率先建立现代产业体系。面临需求不振、成本上升、工业用地十分紧张等多重压力,东部工业聚集区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水平和市场定位亟待调整。只有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以金融、物流、旅游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才有可能争取国际高端产业的转移,提高当地产业的整体水平和层次,既解决当地就业和收入增加,又同时开拓本地、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中高端需求。三是加快传统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积极拓展内地市场。东部率先建立现代产业体系,需要淘汰和转移那些资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和附加价值低的传统产业。这些产业尽管在东部不宜继续存在和发展,但根据梯度发展规律和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在中西部地区仍旧有较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将其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既能促进内需和当地工业的发展,也能摆脱东部地区发展这些产业面临的外需萎缩和汇率、成本上升等一系列问题,还能解决中西部的就业问题,缓解农民工大规模移动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第二,中西部地区应以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形成真正市场需求为导向,在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同时,着力发展与当地资源禀赋和内需导向相适应的产业。实证研究表明,中西部地区要实现工业集聚效应,必须先跨越一定的市场潜能门槛,否则将继续面临发达地区的“吸附效应”。针对中西部偏远地区出口地理位置的劣势,加上国际市场需求的周期性波动等因素,当前及最近一个时期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重心应着力培育国内市场潜能,包括本地自身的市场需求和国内其他地区对本地区产品的需求。对于一些具有全国及国际竞争优势的区域和产业(如长沙的工程装备产业,武汉、成都和西安等地的高技术产业等),还应在此基础上积极开拓全国和国外市场。就本地市场潜能而言,尽管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这种市场潜能更多是隐性的、尚待开发的,真实的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其中,制约中西部地区市场潜能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居民收入低下造成消费低下,另外,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造成人们在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过多负担和顾虑,抬高了当地居民的储蓄倾向,进一步抑制了当地有限的消费需求。对此,应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大力发展立足当地资源和市场的产业、具有全国及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产业,以及东部转移过来的劳动密型产业,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增加居民和财政收入。二是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减少以至取消政府在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增加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出,尽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居民的消费支出。三是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和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为外商和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筑巢引凤”。鉴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政府的财力状况,增加上述两方面的支出可能出现财政赤字,中央财政应通过加大对中西部的投资和转移支付力度予以弥补。

第三,发挥工业集聚的扩散效应和地理溢出效应,促进区域内外贸易和要素流动。本文研究发现,区域间市场需求相互溢出、以及区域间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流动,对地区工业集聚有显著的影响。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受政策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双重推动,逐步打破了传统行政经济区划的弊端,经济一体化步伐加速,已建立了一批与国内外市场对接的商品市场及金融、技术、人才等要素市场,极大地释放了区域工业集聚效应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网络效应,形成了以众多城市群为依托的产业带和经济中心。反观中西部地区,虽然提出了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是传统体制下的地方保护和国内市场分割,致使区域内统一市场仍未建立。对此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打破区域贸易壁垒,拓宽本地区商品的销售网络和覆盖面,提高国内市场潜能。同时利用西部与东盟和中亚各国的贸易合作关系和其他互惠互利关系,大力发展边境贸易,拓宽国外市场,弥补没有出海口的不足。二是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

对制造业投资的吸引力与东部地区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之一,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当地生产的产品无法迅速地发往全国和世界市场。加快连通全国大中城市的主要水、陆、空干线建设,提高路网密度和运输能力,改善西部地区与国内中心市场和国外高收入市场的市场接近度,自然成为西部地区增加市场潜能和实现工业集聚的重要举措。三是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发展制造业的扶持力度,在中西部地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和中心城市。不仅要改造、提升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孤立分布的增长极,而且要按照新兴工业化发展需要,建立、加强各个增长极之间的联系,逐步建立多个以城市群为依托的产业带和经济中心,促进各级各类增长极逐步联结、融合成为有机的整体,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四,采取必要的政策推动。基于市场潜能和地理溢出效应改进现有工业集聚,主要依靠的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了缩短这一进程,政府有必要介入,制定一系列积极的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如在促使东部产业转移方面,可通过制定产业发展目录,加大对东部新建和发展资源消耗大、产业关联度不高、在内地市场潜力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产业的限制;严格执行《劳动法》,强化各种社保费用收缴的硬约束,提高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用工成本,迫使其向内地转移;扩大东中西部的能源差价,进一步降低中西部电价,并对东部的电解铝、铁合金、水泥、钢铁的等高耗能行业实行更高的差别电价,通过价格机制引导产业转移。对于中西部地区则可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投资和转移支付,重点从完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吸引外部投资,增加当地消费。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现有工业集聚的缺陷和不可持续性,并不是否认区域发展客观存在的梯度和差别,忽视或降低效率实现人为的均衡和公平,而是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和整个经济发展模式转换,重建新形势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工业集聚;强调内需拉动,也并不是降低国际市场和出口的重要性,而是要改变东部出口长期依赖低端加工贸易的困境,大力拓展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开拓国际中高端市场。另外,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在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不仅表现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在同一区域内部同样存在很大差距,适合东部地区的市场潜能培育及产业集聚,也适用中西部内部的一些发达区域,宏观上的区际分工与协调发展,并不排斥局部地区的产业交叉和率先发展,总体上的梯度发展与局部和特定时期的反梯度发展同样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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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Potential,Geography Spillover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China

ZHAO Zen-yao,XIA Bin

(School of Business,Soochow University,Suzhou215021,China)

Abstract:In opening up situation,different market has different influence on industry agglomeration.This paper builds a new economic geography econometric model includ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then empirically study the difference of region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particularly analyze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among the domestic market potential,foreign market potential and industry agglomeration with panel data during 2004—2010.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omestic market potenti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dustry agglomeration,the domestic market potential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hown the“U”shaped relationship,only the domestic market potential cross specific threshold value,th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can gradually achieve.The foreign market potential has dual threshold effect,the highe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s,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mestic market potential and foreign market potential is obvious alternative(substitute).

Key Words:market potential;geography spillover;industry agglomeration

〔责任编辑:王燕梅〕

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献综述

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献综述 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极其关键的,有了发达的交通,人员往来,货物以及信息的传递就更加快速和方便了,这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益分析、交通经济带理论以及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多忽略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那么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多少,是正的还是负的?溢出效益是怎样计算的? 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了对相关资料的搜集,希望对它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以便今后的资料查询和深入研究。 主题 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溢出效应的定义及其内容 空间溢出研究是一个有关区域联系的话题。现实的情况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把世界每个区域都卷入其中,区域间的互动关系倍受重视。因为区域的竞争与合作对一个区域的发展至关重要。每个区域都在根据自己与其他区域的关系来调整区域政策,从而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区域利益。区域溢出是区域利益不能完全内部化的结果,它给外区域所带来的影响,最终也会影响到区域自身的发展。 赫尔希曼(Hirschman A.O,1958)认为空间进入经济关系的俩个渠道:一是运输成本,另一个就是对邻近区域的影响。无论是运输成本还是对邻近区域的影响都与距离有关。溢出具有扩散的特性,距离在溢出扩散中的作用也得到了有关研究的证明(Keller,2000,Maurseth2001)。在传统贸易理论中,随距离产生的运输成本影响商品价格,空间距离的存在将世界置于一种地理主导和技术决定比较优势的转换边缘。当交易成本大于贸易带来的利益时,贸易将不会发生。 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具有网络属性,它们将各个区域的经济活动连成一个整体,从而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仅是在区域内部使要素流动,加速分工合作的发展以及促进集聚现象的产生;同时,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还会促进区域间要素的流动,从而对其他区域的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可以借鉴GDP溢出的概念,将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的概念界定为:由于本国或本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变动而引起的外国或其他地区经济变量变动的程度。 穆内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具有网络属性,它们将各个区域的经济活动连成一个整体,通过扩散效应,使经济增长较快区域带动增长较慢区域的经济发展,从而表现为正溢出作用;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又会产生负的溢出作用,通过聚集效应,使生产要素更方便地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以其他区域的经济衰退为代价。赫兹以肯?道格拉斯,凯利建和罗宾逊和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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