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地名的史料价值

《海南史志》1993（2），海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海南地名的史料价值

刘剑三

研究历史，古人所依据的主要是前代留下的历史文献。近世以来，随着地下文物不断地得到发掘，才日益显示出这些古董的价值。然而，人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仍在不断探索，努力拓广历史研究的材料来源，哪怕仅可提供一鳞半爪史实者，也穷追不舍，陆陆续续地发现了一些可据以论史的原材料，如地名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种。

地名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名从主人”。一块未尝有人居住过的处女地，当主人首次迁入定居时，总是由这第一个主人为其命名，以后即使原来的主人迁出，另一主人迁入，其原来的地名称谓也往往继续沿用，而不轻易更换新名。特别是自然村名和山川湖泽名，更是如此。这类地名，总是命名主人以特定的语言，在特定的时期，以一定的内容而命名的，因此，它们就有着一种历史化石的作用。对其进行一番刮瘢洗垢的功夫，就会发现沉淀其中的某些历史信息。由于地名的这种特殊功用，历史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等都与它联上了“姻”，如历史地理学通过研究地名，就使历史地理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海南本身的历史文献资料比较缺乏，而地名的研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提供一些历史信息，因而笔者不避浅陋，对海南的地名进行排比，写成本文。囿于所知，对地名所具有的价值仅敷演几点如下。

一、海南地名的民族色彩

海南是一个移民岛，汉黎苗回杂居，汉人中又海南话、儋州话、临高话、军话和客家话诸语言、方言共存。这些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在各自所起的地名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清代的屈大均早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其《广东新语》中就专门列有《土语》部分。在谈及海南地名时他指出：“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日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迈某、牙某、陀某、打某。黎岐人……地名多日那某、//某、婆某、可某、曹某、爹某、落某、番某。”屈氏之后，后人对深具民族色彩的海南地名也多所论及①，但据笔者所知，均未作过全面的考察。为此，笔者曾专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发现上面提到的岛上主要语言(方言)中，除客家话和军话在地名上无明显物征外，其他均在地名上都留下异于他种语种的特点。兹简述如下。

黎语黎语地名中多以山水田林村庄为名，最常用的领头字有“保、抱、报、布、番、方、芬”(汉义为村)、“什、打、扎、大、祖、那”(汉义为田)、

“空、控、孔”(汉义为谷)、“俄、峨、贺、托、可”(汉义为山岭)、“南、浦、喃”(汉义为水)、“道”(汉义为山林)、“毛”(“亩”的音译)。另外，以“加”、“罗”、“草(朝、潮)”、“长(常)”、“只(志)”、“福(富、阜)”、“佳”“赤”为领头字者也比较常见。以上的领头字地名，占了黎语地名中的绝大部分。

临高话临高话地名中最常见的领头字有“美”(义为家)、“多、和”(义为田)、“兰”(义为姓)、“龙、良”(义指位置在下)、“头”、“文”(义为园子)、“群、昆”(义为山丘、土堆)。另外，以“武”(义为村)、“潭”(义为池塘)、“敦”(义为树)、“博”(义为口)、“金、锦”(义为坑)等也较为常见。

黎语和临高话地名都是齐头式的，即通名在前，专名在后。

回语回语地名集中在以“番、(蕃)”、“回”为修辞成分的领头字地名中，个别地名，“番”已讹为“攀”，如海口的攀丹、儋县的攀步，即历史上的番诞、番浦②。

海南话海南话地名以“坡”、“园”、“仔”、“朗”煞尾者最多，以“肚”(物体的中心)、“圮”(物体的周围)、“姆”(雌性)、“堀”(坑)煞尾者也时有出现。

儋州话儋州话地名最常用的煞尾字为“地”、“兰”和“坊”。

海南话地名和儋州话地名全都是齐尾式的，即通名在后，专名在前。

从以上地名来看它们在岛上的分布，黎语地名分布最广，全岛都有，而以岛中部为最多，西部南部次之，西北部、东南部又次之，东北部最少。临高话地名基本上处于松涛水库沿南渡江而上至入海口的江北区域。回语地名分布在旧儋州至琼州和崖州至万州两个沿海扇形面的中心墟镇上。海南话地名主要分布在岛东及岛西和岛南沿海，儋州话地名分布在今儋县(南部除外)和昌江县沿海地带。各种话种地名的分布，暗示了操不同语言的居民早期的主要活动范围。

以上结论，基本上已出现在拙文《地名：海南民族活动史的化石》中，只是补充了一些作为各话种标志的领头字或煞尾字③。

二、海南地名的职业信息

海南岛上原来无人居住，落籍本岛的居民来源不同，谋生的手段也有别。惟其为移民，谋生艰难，因而有意无意地在自己所命的地名中留下了与谋生有关的种种印记。从岛上现今地名看，历史上定居本岛的居民主要以下面几种职业为谋生的手段。

农业海南岛上的地名，最大量且分布最广的是冠以田园村寨湖塘这些农味十足字眼的地名。比如田，就有“田”(汉语)，“什、打、扎、大、祖、走、那”f黎语)和“多、和”(临高话)；村则有“村”、“寨”(汉语)、“保、抱、报、布、番、方、芬”(黎语)和“武”(临高话)。这反映了落籍

海南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来从事开垦、以农为业的。

从军海南岛上的现今地名中，含“军”味的地名，诸如以“军”、“营”、“屯”、“所”为构词成分者数量不少。这类地名，大多数散布在沿海各县，分布在内县的极其个别。儋县有军屯、推鹿营、新营，澄迈有军田、军路、军口，临高有田军(临高话词序与汉语相反，田军即军田)，陵水有军田、军屯、军普、军昌、长营、有章营、大坡营、营内、营外、九所，乐东有九所、十所、四所，东方有八所、十所，昌江有军营、牙营，屯昌有军坡、军场坡、公鹤营，定安有九所，琼中有什军(什军即军田，黎语“什”，汉义为田)等。元明清实行卫所制度，从朝廷或其他地方派军驻防，军士有军籍，世袭为军，以大部分屯田，小部分戍卫。现今岛上这些地名，正是当时卫所制度在琼岛上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内县屯昌这类地名较多，而东北的文昌、琼山则较少，这或许说明统治者认为岛东北多服王化，勿烦重兵驻守，因而把防线推至内侧屯昌。

盐业海南岛的沿海地带，多出现以“盐”、“灶”为构词成分的地名，诸如盐丁、盐场、盐田、盐灶、盐墩、老灶、大灶、头灶、早灶、中灶、三灶、灶仔、扎灶(扎灶即灶田，黎语“扎，”汉义为田)等，这类地名，同名者甚多，如盐灶、盐丁、盐田、老灶、扎灶等都有多处。“灶”特指中国旧时设灶煎盐的盐户，后亦用作各种盐户的总称。这类地名告诉我们，岛上以煮盐为业的居民不在少。

渔业旧时我国南方沿海及内河边上有所谓“疍民”，多以船为家，以渔为业。海南沿海地带也时有以“疍”来命名者。临高有个名为新盈的大镇，县内操临高话的居民不依字面称谓而呼之为han12，han12乃“疍”的临高话音泽。而岛内沿海冠以“丹”字的地名，如攀丹(海口)、丹村(乐东佛罗和琼海万泉河边各有一个)，这“丹”当系“疍”的讹字。另外，沿海一带“渔”字号的地名也间有出现，如文昌三亚均有渔业村，文昌有渔业营，昌江有海渔村，这些地方的居民历史上无疑都是以渔为业的。

手工业海南现有地名中，还有一些以“铁”、“碗”、“瓦”、“灰”等来命名者。其中冠“铁”者较多，如铁庐、铁炉捅、铁匠、铁寮、打铁、炉村等，其它则日瓦灶、碗窑、灰窑等，同名者也较多。今澄迈县城金江旧称打铁，暗示这里原来是打铁手工业者的聚居地。这类地名基本上散布于乡间，说明命名的主人多是由农业转过来的。

上述几类地名，从数量上看，有关农业的地名最多；从分布范围看，显得很有规则：有关农业者遍布全岛，有关手工业者零星散布于乡间，有关渔业和盐业者全在海边，有关从军者则多在中心墟镇附近，围着中部小区形成一个大圆圈。这很能说明历史上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数情况和分布情况。

三、海南地名的时代年轮

作为移民岛，海南岛上的居民是陆陆续续地迁入定居的。这不同时代而迁来的移民，也在地名上留下了时代的年轮。从海南地名上看，从汉唐直至解放后，都不断有新的移民定居本岛。

汉唐时期翻开海南省地图，偶尔会找到一些以“亭”(或“停”)和“场”煞尾的地名。如儋县有接官亭、刘停、东场，澄迈有大亭、令尾场、北刹场、下坡场、珍珠场、那小场等。据谭其骧教授研究，带“亭”的地名多出现于汉代，而带“场”的地名则出现在唐代④。据此，岛上以这两个字煞尾的地名乃汉唐时期迁入本岛的居民命名的。看带这两个字的地名在岛上的分布，基本上集中在与雷州相望的北部沿海地区，这反映汉人进入本岛时开始多数定居在岛北部。

宋元时期具有宋元时期特征的地名要比前一时期多得多，带“学”、“老”、“官”、“寨”者大多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据史载．宋仁宗始命国子监及兖州各置学田，至神宗时普及各地。而据《正德琼台志》，宋代儋县、琼山、临高等都建起了县学，现岛上儋州、临高等都有名为“学田”或“学基”的地名。汉语以“老”为词头出现较晚，王力先生认为，姓上加“老”起于唐代，但大量普遍的使用则在唐以后⑤。海南现有地名中姓后加“老”者很多，主要分布在陵水、昌江、东方、乐东，其它地方则很少。如陵水的老罗、老林、老吴、老陈、老符、老欧坡、老曾，昌江的老宏、老列、老羊田、老古地，东方的老欧、老马、老方，乐东的老邢田、老罗、老罗坡等。又“山寨”的“寨”唐以前的字书尚没有，《说文》“柴”下徐铉注：“师行野次，竖散木为区落日柴藩。”按“山寨”字原只作“柴”，唐以后才出现“寨”。海南地名带“寨”者不少，主要分布在屯昌、琼海和定安，如岳寨、藤寨、鹿寨、黎寨、黄寨、周寨、马寨、椰寨、棉寨、岭寨、下寨等。此外，还有一些虽较零星但有特殊标志的地名，诸如蒙古坡(屯昌)、马骝角(万宁)和马老山(儋县)等，也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宋人称猴子为马留(见《辞海》)。而为数甚多的以“官”为构词成分的地名，如官田、官宅、官屋、官地、官塘、官堂、官桥、官族、官位、官园、官路、官坡、官僚等，有很大多，而且分布也广得多，其中最大量的是在沿海，内县屯昌、定安也有一些，这表明宋元时期汉人往海南移民速度的加快，也说明这个时期的移民主要还在沿海地带。

明清时期据文载，明初实行卫所制度，其士兵之正式名称为“军”。据此，则上节谈到的

“军”、“营”、“屯”、“所”的这类地名均应源于这个时期。以“仔”、“铺’’煞尾者，也应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仔”海南话读作kia，泛指物体之小者，海南东部地名中很是常见，如村仔、岭仔、园仔、塘仔、田仔、沟仔、港仔、湖仔等。这个kia唐宋诗文中写作“囝”，《全唐诗》收顾况的《囝》诗，注云“闽俗呼子为囝”。而“囝”字宋以前的字书未收，《集韵》始出现。闽语既有此词，书面符号作“囝”或“仔”固无不可，但有一点可以

肯定，小义始只用“囝”，用“仔”是宋以后的事，因为宋以前的“仔”并无仔义。“铺”字同此。“铺”宋时指邮递驿站，铺与铺之间或二十里，或三十里，初无定制。至元以后则统一标准，每铺十里。现海南话和临高话每铺均指十里，可见海南地名中驿站义的“铺’’乃是元以后之事。旧府志县志带“铺”的地名很多，现已不多见，如儋县尚存港南铺、塘铺、旧铺等。带“图”的地名则是清代的产物。“图”是清代基层行政单位，于省、县、乡之下。现今尚可看到带“图”的地名，如儋县就有一图、二图、军图等。带有这个时期特征的地名比宋元时期更多、分布更广，如内县屯昌带“仔”的村子就有几十个之多，这表明

清代以后这个时期可分为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具有第一阶段特征的地名较少，如海口市以“博爱”、“中山”命名的街道和琼海县阳江镇的苏区村就是。第二阶段即解放后。新中国成立后，海南又有一次大移民的高潮。这次移民，使岛上又增加了一批富有新时代特色的地名。其中，以带“红”、“新”者为最多，诸如“红旗、红卫、红星、红光”、“新风、新华、新进”之类，不一而足，尚有“向阳”、“东风’’之类。这个阶段的地名，基本上集中在中部山区，显然是解放后深入山区垦荒的新移民起的。

四、海南地名的物产分布

海南地处祖国南端，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很适合各种农作物，特别是热带作物的生长。海南岛上历代移民，也充分利用其地理优势，垦荒栽培。从海南现有地名上，可以看出岛上作物的品种和分布情况。根据现有地名，岛上历史上种植最多的农作物是槟榔、椰子、荔枝、木棉、甘蔗，其次为薯、粟、芭蕉、山柚、芒果、龙眼，还有烟、油麻、油茶、茶、石榴、桃、油甘、枣、姜、杨梅等。这类地名同名者甚多，以“槟榔’’命名者则有槟榔村(临高话叫vo33ma laη)、槟榔园、槟榔株、槟榔头、槟榔山、槟榔根，以“椰子”命名者则有椰林、椰海、椰庄、椰渔、椰寨、椰岭、椰子头、椰子山、椰子园，以“荔枝”命名者则有荔枝村(黎语叫做pou 33soi33，字写作保初)、荔枝园、荔枝头、荔枝坎、荔枝坡、荔枝山、荔枝捅，以“木棉”命名者则有棉寨、木棉头、木棉头朗、木棉头，以“芒果”命名则有芒果头、孟果村、孟果坡。从分布情况看，以“椰子命名者以东部沿海为最多，西部和内县也有零星分布，如昌江的十月田、石碌、王下和保亭、屯昌，都有冠以“椰”，者，这反映了椰子这种作物在岛上分布的基本格局。以“槟榔”、“荔枝”命名者则全岛有分布。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的农作物中，现今遍布全岛的橡胶树、菠萝和啡，均未发现以其命名者，而现今山区随处可见的茶，以之命名者也廖廖无几，这说明以上几种作物移栽本岛的历史较短，当它们被引进时，现有的地名格局已基本形成。

以上是以人工栽培者，还有自然生长者也不少，从地名上看，王要有藤、榕树、枫树、花梨、松树、桂树、芙蓉、木棠、槐树、梧桐等，其中以榕树、枫树和藤为最多，“榕”则有榕根地、常树园、常头坡、常树脚、吊根常、榕仔、榕仔坡(海南话榕树叫tiag)，“枫”则有枫木、枫根、枫头、枫仔坡、枫树园，藤则有藤寨、藤桥、藤大、藤根、小藤根、藤吊开等。

五、海南地名的地貌信息

海南地名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管源于哪一种语言，大都以田园、坡地、山水、湖塘命名，这些地名本身就告诉我们岛上地貌的基本情况。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其特点是信息就浮在表层。还有一些地名，其地貌信息是隐蔽其中，需要洗垢排比分析才能睹其真面目的，下面仅略举数端。

现临高县南部地区，包多文、加来和和舍一带，村名多以树名。临高话里树叫dun33，具体哪一种树则冠以ma33。今临高上述地区冠以“敦”(dun33的音译)和“马”、“美”(ma33的音译)者很多，诸如美汉、美巢、美良、美育、美灵、美迎、马廉、马良、马南、敦香、敦隆、敦木等，由此可以推知，在这类地名命名的年代，临高县南部的这些地带，还是一片丛林，现在这一带已一片童秃，无林可言，这是后来移民迁入开垦砍伐的结果。而从这些地名含义，其树多为比较低矮的树种，这则说明这一带虽为丛林，但不同于有高大灌木的原始森林。

海南现今地名中，以动物为名者不少，其中最多的是以“鹿”和“猴子”命名者，前者有鹿寨、斩鹿坡(均在屯昌)、鹿坡、鹿母湾(均在儋县)、白鹿坡(定安)、打鹿(陵水)等，后者则有猴子岭、猴子山、马老山(均在儋县)，猴子山、猴子岭(均在屯昌)、猴子场(陵水)、马骝角(万宁)。其次是以野猪和黄掠命名者，前者有山猪场、山猪园(均在陵水)、山猪山、山猪昴、斩都坡(均在屯昌，海南话“猪”、“都”同音)、山猪窝(儋县那大)，后者有黄猄(屯昌)、黄京田(儋县)、番响(琼中，黎语指黄凉村，下“方香、方响”同)、方香(自沙)、方响(通什)等。无疑，在上述地名的命名时代，儋县南部和屯昌还是一片原始丛林。连上面的临高南部的冠以树名的村庄，可知临儋南部历史上曾是林茂草深、野兽出没之地。临儋南部的大规模开发，应当在宋代以后。因为胡铨绍兴年间贬吉阳军取道临高多文，这说明其时这一带已开始开发。而从胡公经多文所写的《买愁村》“野草荒烟正断魂”之诗句，则说明宋时这一带村落还很稀少。

以上是借成批地名以窥历史地貌，有些地名虽属个别，却也可看出沉淀其中的某些地貌痕迹。如临高东英有个以儋州话命名的渡头村，处于文澜江入海处，现该村离海已近一公里之远，但从地名看，该村命名年代应紧挨大海边。又如万泉河入海处，今有个汀洲村，依字书如《说文》等，“洲”乃水中之地，该村原来无疑为水所环抱萦绕，现在该村南部却已与

全岛联在一起，只北边面临河海，这南边与内岛相连的部分，应是建村后由泥沙冲积而成。

六、海南地名的地理沿革情况

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绵长，行政区划屡经变更，而各级治所也多所迁移。要考察其沿革变迁，往往颇费周折。海南旧时地理的沿革变迁，也比较复杂，有些问题至今仍纠缠不清，而海南现今的某些地名向我们提供关于本岛地理沿革的一些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某些州县的变迁情况。

现今海南地名里，琼山儋县均各有一个“旧州”，据名以考，这两处地方历史上无疑均作过州治。查历史上琼山境内曾设置过两个州，即崖州和琼州，儋县境内历史上也曾设过两个州，即崖州和儋州。两个县虽均设过两个州，但情况完全不同。儋县境内二州的设立是历时性的，一梁一唐，二州不同时共存。琼山境内二州却是共时性的，二州于唐贞观五年(631年)至北宋开宝六年(973年)共同存在于今琼山县境内。二“旧州”到底各为哪一州的故治呢?笔者认为，儋县境内的“旧州”应为儋州的故治，而琼山境内的“旧州”应为琼州的故治。关于第一个结论，其理由是，梁时虽在儋县内设崖州，但只是摇控而已，或许没有真正建过州治，此其一。其二，儋县内的崖州只存在几十年，至唐武德五年(622年)设儋州后，儋县境内徒具其名的崖州不再在县内出现。其三，儋县境内有个新州，后来为儋州州治，一新一旧，互相呼应(其间儋州州治长期设在中和)。关于第二个结论，理由比较简单；琼山境内的崖州琼州二州，地理上一北一南，而旧州乃在县南。

除了儋县琼山，现今陵水县的文罗和长城都各有一个名曰“万州”的村名。陵水历史上大半时间隶属于万州，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处地方历史上曾作过万州的州治，同时亦为陵水县县治。

关于县治的变迁，我们也可以找到几个例子。现今海南地名中，琼海潭门和昌江昌城也各有名为“旧县”的村子。这两个地方显然也曾是县治所在地。清以前昌江县一直称昌化，故昌江的“旧县”为昌化旧治无疑。昌江不仅有个“旧县”，还有个“新城”，“新城”亦非今昌江县县治，这暗示历史上昌化县治曾经几度迁徙。琼海境内历史上曾乐会会同二县并存，两个县的县治相去不远，今琼海县的“旧县”到底为哪一个县的县治，单从所处位置上不容易确认，尚有待于其他资料。而澄迈的“老城”，单从名字上就可看出为该县旧治。

象上面这些冠以“新”、“旧”、“老”的地名，现今岛上甚多，如以“旧市”、“老市”、“新村”、“新市”、“老村”命名者就在所不少，据此我们可以了解某些墟镇和乡村的变迁情况。有些地名，虽不标“新”、“旧”，据其今名或旧称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地理区域及其变迁历史。前者如琼海的原乐会会同之间，有一个界埇村，这应为旧时二县的分界地。后者如临高的

南宝临高话原叫lam33dam，乃儋州话“临儋”二字音译，由此可知此地历史上亦为临儋二县交界。又如儋县毗近临高一侧有个抱舍村，临高话一直叫做h9un tian，意为山中墟市，据以可推知此地历史上曾是一个墟市。

以上只是举例性质的。文中所点几点，也并不意味着海南地名的价值已尽在此，而只是想说明，由于地名乃语言中的词汇构成，而语言中的词汇与社会关系密切，因而，地名对于历史，特别是历史地理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可以弥补历史文献、地下文物证据之不足，与它们相互印证，相互说明。由于笔者对黎语所知尚很肤浅，只知某一鳞半爪，文中关于黎语地名的例子比较少，这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了论证的力量。

注释：

①如韩敏《侗泰诸族的源流》(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王一生《试谈海南黎族地名》(载《地名知识》，1988年第5期)、《黎语地名和黎族迁徙》(载《地名知识》，1990年第5期)、姜永兴《广东海南回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②“攀丹”原名“番诞”，见《正德琼台志》卷一：琼山县境图。

③文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④见邹逸麟《谭其骧论地名学》。载《地名知识》1982年第2期·

⑤见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

(作者单位：海南师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