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两汉乐府诗

第四章两汉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

第一节乐府和乐府诗

汉代乐府诗歌是继以四言为主的《诗经》、骚体为主的《楚辞》以后产生的一种新的诗体。

乐府是秦代设置的政府机构，一九七七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编钟上铸有“乐府”二字，可见它是执掌音乐的部门。西汉设立的乐府职能是管理音乐、舞蹈、杂戏等工作[1]，负责朝廷典礼时歌舞音乐杂戏的编集、排演和演出工作。乐府所用的乐章一部分是帝王后妃以及文人所作，如汉高祖的《大风歌》，高祖唐山夫人所作的《安世房中歌》17章[2]，还有武帝时文人所作《郊祀歌》19章等，很大一部分是采自民间，《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3]。”《汉书·艺文志》也载：“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4]。”这些记载说明乐府除负责组织文人制作歌诗，采集各地民谣加工制作成供朝廷宴飨、朝会、祭祀等各种礼仪活动所用的音乐外，还通过“采风观政”、“观风俗、知薄厚”了解人民的生活状况及思想情绪，修正统治政策的得失。

西汉乐府自武帝始规模日益庞大，空前繁盛。虽经汉宣帝、元帝两度下令裁减乐府人员[5]，但至成帝末年人员最多时仍达八百多人[6]。汉哀帝登基之初，改革朝政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诏罢去乐府机构[7]。东汉虽然没有乐府名称的音乐机构，搜集和制作演唱歌诗由黄门鼓吹署负责[8]，但人们习惯上仍沿用乐府旧名称之，其采集的歌诗仍被后人称之为乐府。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题写作的诗也称为“乐府”。唐代的“新乐府”具有乐府诗的某些特点，但不用旧乐府题而自创新题。宋元以后又将乐府作为词、曲的别称。我们所说汉乐府诗常指采自民间的乐府民歌。

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12类，汉乐府诗现存四十余首，主要分布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中。大多数乐府诗都是东汉的民歌。

第二节汉乐府诗的思想内容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乐府诗的产生用“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来概括，指出了汉代乐府诗植根于汉代的社会现实，抒写了人们真实的思想感情的特点。汉乐府诗是汉代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

一、人民苦难的真实写照

《汉书·食货志》记载了汉代下层人民贫困无助，生存环境极度恶劣的事实：“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乐府诗中的一些诗正与这些史实相映照。《妇病行》中那个连年累岁卧病的贫妇行将告别人生时最不放心是身后孩子无依无靠，嘱托丈夫：“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孤且寒。有过慎莫笪笞。”然其担心却成现实，家中孩子“抱时无衣，襦复无里，”丈夫只好“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去沿街乞讨，归家“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丈夫无可奈何，无路可走“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令人不忍卒睹。《孤儿行》中的孤儿“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将他视同奴婢，令其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头多虮虱，面目多尘，”还“不敢自言苦”。兄嫂命其冬天行汲“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夏日收瓜，“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孤儿无告，只得“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反映

了封建剥削奴役关系也渗透到家庭伦理中来。封建的官僚统治更是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平陵东》中的义公，被官吏逮至大堂下，要他“交钱百万两走马”，因“顾见追吏心中恻，”只好“归告我家卖黄犊。”人民不堪忍受非人的生活境况和残酷的欺压，不得不铤而走险。《东门行》中的汉子，想追随造反的队伍，但转念家人，又回家来，看到的却是“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面对家徒四壁、坐以待毙的现实，随即想到“白发时下难久居”，于是不顾妻子牵衣啼劝，义无反顾地“拔剑东门去，”走上反抗的道路。

二、丑恶腐朽的揭露讽刺

一边是人民在生死线上痛苦挣扎、呻吟呼号，一边却是权贵富豪的骄奢淫逸、腐朽丑恶。在汉乐府诗中，两种人的生活形成了尖锐的对比。《鸡鸣》、《相逢行》、《狭斜行》等诗铺排了权贵们的糜烂的生活。“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相逢行》）富丽堂皇、灯红酒绿、左拥右抱，一幅贵族豪绅淫乐图。“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傍。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鸡鸣》）“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长安有狭斜行》）高官显宦，高头大马，衣冠楚楚，一幅纨绔膏梁出行图。“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贷。”（《鸣鸣》）作者警告他们不要任意胡为，以身试法。依仗权势富贵对民女侵犯骚扰正是这些人常干的勾当。《陌上桑》一诗中的五马太守，因见采桑女罗敷美貌，欲将其占为己有，罗敷巧妙机智地夸说自己夫婿的才华、相貌、官位、风度，让太守自惭形秽才保护了自己。《羽林郎》的那位“依倚将军势”的霍家奴，对当垆卖酒的胡女死缠硬磨百般调戏，“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裙。”但被酒家女坚辞拒绝：“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这两首诗对坚贞美丽的秦罗敷和酒家胡进行了赞扬，鞭笞了权贵好色之徒。

三、战争徭役的凄惨控拆

汉代虽号治平强盛之朝，然开拓疆土的战争，抗击匈奴的战争，镇压反抗的战争连绵不断，无论是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滥肆征伐，还是反抗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只有家破人亡，生灵涂炭，《战城南》真实描绘了大战后“野死不葬乌可食”，死尸横野，乌鸦任意啄食，“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的凄惨悲凉的场面。作者只得求乌鸦在啄吃尸体前替死者哀嚎几声，为之送葬，也对战争造成“朝行出攻，暮不夜归”的戮杀生命的残酷进行了诅咒。比起战死疆场的人，《十五从军征》中的那位十五从军，八十始归的老士兵还算是幸运的，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的一片废墟。自己仍是年迈无依，孑然一身。这诗控诉了征役不仅给士兵本身带来伤害，而且还殃及家人。此外《古歌》写道：“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是一位在北方服役的人抒写乡愁的诗，思乡之情，使得他坐立不安，难言之愁好象车轮在心上回环围绕辗来复去。征役给人们心灵上的痛楚是难以言尽的。

四、婚姻恋爱的不幸哀唱

乐府诗的恋爱婚姻诗与《诗经》一样，多数为女性作者，但却缺少《诗经》中的恋爱欢歌，大多数是由爱至恨的哀唱。《上邪》是中国爱情诗歌中的一朵奇葩。“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细嚼语气，这是女子被人误解后的自誓之词，作者指老天为证，一气排列五件自然界绝无可能产生的现象来以示自己对爱情的坚贞不渝，虽对爱人情真意挚，但仍可读出誓言后面恋爱关系中的裂痕。《有所思》中女主人对其爱人一往情深，精心准备了信物，“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然当听说对方有二心时，由爱生恨，将礼物“拉杂摧烧之”，还不解恨，更要“当风扬其灰”。《白头吟》中的女主人虽然心志高洁，忠于爱情，“皑如

山上雪，皎若云间月[9]”，但其只重钱刀不重爱情的爱人仍然三心二意，所以她在与之“相决绝”，指责他“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的同时，又发出了“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心灵的呼唤。《上山采蘼芜》是一位弃妇与故夫偶遇时的对话，构思奇特，不是正面写弃妇的无辜与哀怨，而是从故夫言中说出两次娶妇的对比和体会，写出了前妻的勤劳、善良、无辜，颇有喜剧色彩，但笑中有泪，在弃妇平淡的问话中透示着心中的怨恨与不平。1765字的长篇叙事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所揭示的爱情悲剧的制造者，并非来自男性的二三其德，而是封建家长制。庐江小吏焦仲卿与妻刘兰芝两情弥笃，然焦母不喜儿媳，苛刻挑剔。焦难违母意，要刘暂回娘家，与刘盟誓决不相负，相机再娶。兰芝归家后，其兄嫂逼其嫁给太守，兰芝不屈投水而亡，仲卿闻之亦自缢。作者不是从兰芝的角度来诉说不幸，而是从第三人称角度详细完整地叙述了这个婚姻悲剧，从而揭示了封建家长制不仅给女性带来不幸，而且也使男性成为受害者，扼杀了真情，吞噬了生命。有力地控拆了封建礼教的罪恶。

第三节汉乐府诗的叙事艺术特点

汉乐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的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并在诗歌叙事艺术上进行了新的创造。汉乐府诗中的叙事诗，特别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汉乐府叙事诗具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有的短篇叙事诗则注意选取具有典型性的生活片断和画面突出矛盾，并注意提炼具有个性的语言和行动等细节来刻画人物和表现主题。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叙述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婚姻爱情悲剧的整个过程。通过“辞归”、“送别”、“逼婚”、“殉情”四个情节的设置，展现了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又以刘、焦夫妇关系线索与刘兰芝与焦母、刘兄关系线索双线并进，将矛盾不断推向前进。人物的形象和思想也不断地丰富和深化。《陌上桑》、《羽林郎》等诗则将秦罗敷机智巧妙地戏弄五马太守的骚扰，胡姬严辞拒绝了羽林郎的调戏的整个故事过程叙述出来。《孤儿行》则选取了孤儿腊月行贾归来，“头多虮虱，面目多尘”，还未洗理自己，“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差使孤儿干活；孤儿汲水归来，“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孤儿收瓜，瓜车翻覆，无人帮助却有人抢瓜吃，孤儿求吃瓜者留下瓜蒂等三个生活片断揭示了孤儿过着非人般地生活。《东门行》则象一出场景设在家中的独幕剧，选取了男主人出去造反后有所顾忌，再次回来的片断，集中表现了他还顾家中境况，思前想后，终于不顾妻子的拦阻，拔剑而去的思想斗争过程。《十五从军征》也是选取了老兵问道、做饭、泪眼东望三个片断，将老兵回家经过及见到的凄惨景象与心理感受表现得非常充分。细节描写在汉乐府叙事诗中比比皆是。《孤儿行》中孤儿哀告抢瓜者：“愿还我蒂，兄与嫂严。”表现了孤儿的无助与心中恐惧。《东门行》中男主人“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个性化语言表现了他毅然决然去造反的态度。《陌上桑》中“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三种人的带有喜剧色彩的动作细节，以形写神，展现了不同年龄个性的人见到美女后的心理特征，也从侧面写了罗敷的美丽。《艳歌行》中选取女主人为游子补衣，却遭到男主人的猜疑，“斜柯西北眄”的细节，更突出了在外受委屈，不如回家好的游子思乡的主题。

汉乐府叙事诗塑造人物形象注重通过人物言行举止，心理描写，以及眼中景物描写等手段，展现人物的思想斗争和心路历程。《东门行》就通过男主人的目中所见，言行举止，展现他的内心矛盾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内心矛盾使他对造反犹豫再三，又回家来，而家中一贫如洗的现状，让他“怅欲悲”，想到时不我待，“白发时下难久居”，思想斗争的结果，使之不顾妻子哭阻，又拔剑而去。《孤儿行》中孤儿行贾刚归却被差使上下奔走，

“孤儿泪下如雨”，汲水去“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这些苦楚，使孤儿由伤心到失望，想到“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产生生不如死的想法。《十五从军征》中我们也感受到老兵由希望到孤独、失望的心路历程。《有所思》中初叙女主人公对所爱一往情深，转写闻情人变心后的愤怒，愤怒之后，想到如何面对兄嫂的质问，又陷入欲断难断的担心中。正如清沈德潜所评说的那样“怨而怒矣。然怒之切，正望之深，末段余情无尽。”（《古诗源》卷三）《白头吟》截取女主人闻爱人负心后，与之决绝的片断，显然这时女主人的心态已由闻变的愤怒而走向冷静，“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她有礼而态度坚决地与旧情一刀两断，“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她徘徊在沟边，想到过去的情分，现已如同沟水各自奔流，而再度出嫁，不免又有些伤感，“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但愿嫁一个一心爱自己的人，与之白头偕老，共浴爱河，展现了女主人与往事告别到向往未来的思想过程。

汉乐府叙事诗善于用铺陈夸饰来描写人物、场景，烘托渲染气氛。《陌上桑》中罗敷的美艳正是通过铺陈和夸饰结合的方法来完成的。“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为了将罗敷写得尽善尽美，不仅写其打扮服饰，而且连她的劳动工具也极尽华美之能事。唯此仍嫌不够，再铺排写三种人对罗敷美貌的倾倒痴迷状态，从侧面衬托渲染了罗敷的美丽，浓墨重彩，富丽眩目。罗敷面对太守的调戏，极力夸说自己的夫婿，也采用了与铺陈相结合的手法，从才能、地位、容貌、风度等方面铺陈夸饰了其夫装扮之华贵，相貌之英俊，风度之翩翩，才能之出众，升迁之顺达，使太守相形见绌，也渲染了一种喜剧的气氛。《羽林郎》中写胡姬外貌也采用了铺陈夸饰的手法，“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着重写其服装、头饰和发型，由此突出其胡人身份，将一个服饰飘逸，双鬟窈窕，明媚动人的小胡女呈现在我们眼前。《相逢行》、《狭斜行》、《鸡呜》三首诗，同出一炉，极力铺陈夸饰权贵之家的富贵荣华，气派声势。《相逢行》首言其家的声名显赫，人无不知，次言其豪宅富丽堂皇，中有美酒佳酿，美姬妖倡，庭园华灯煌煌，鸳鸯对对，鹤鸣西厢，子弟高官显要、门庭生光。最后铺陈其悠闲的生活画面，“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贵妇或织锦，或鼓瑟，老翁则调琴安坐，颐养天年。一派富贵闲适的风光。对这种腐朽淫乐的生活大加张扬实含奚落。

第四节七言诗的初起与文人五言诗

受《诗经》的影响，汉初一些诗人仍习作四言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文心雕龙·明诗》）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从内容到语言形式模仿《诗经》中的《雅》《颂》之诗，没有创新之意。

楚汉相争，中原逐鹿，楚歌也流行至中原和汉代长安宫中。项羽留下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慷慨悲壮。四面楚歌的悲剧也说明了楚歌在当时的盛行。汉高祖刘邦虽为胜者，但其《大风歌》在昂扬的气势下又内含担忧：“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透露着作为王者的思考和成熟。汉武帝的楚歌《秋风辞》在悲秋惜时的情调中明显可见宋玉《九辩》的影响。

七言成句已见于《诗经》与《楚辞》中。荀子《成相篇》也模仿民歌形式以七言为主：“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其中七言句形成了前四后三的格式。汉代文人制作的七言诗片断，现存最早的当是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等人作的《郊祀歌》中的部分篇章，如《景星》中“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半年四时荣。”是典型的七言句式。西汉成帝时的《上郡吏民为冯

氏兄弟歌》是一首较完整的七言歌谣：“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汉书·冯野王传》）从其歌中多用历史典故来看，应是吏民中文人所作。另据《东方朔别传》载汉武帝元封三年与大臣联句的《柏梁台诗》是一篇完整的七言诗，但其真伪仍存疑问[10]。

五言诗的章节最早出现于《诗经·大雅·绵》第九章，六句皆五言。比较完整的最早的五言诗是《史记·项羽本纪》唐张守节《正义》所引《楚汉春秋》中虞姬和项王《垓下歌》之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前人以为它与项羽《垓下歌》文体不同而对之怀疑。那么《汉书·外戚传》所引高祖姬戚夫人所作《舂歌》当为汉代现存最早的五言诗：“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此外还有《汉书·外戚传》记载的武帝时李延年的《李夫人诗》，比较可信。而传为文、景时代的枚乘诗，武帝时代的苏武、李陵诗，成帝时代班婕妤失宠后所作怨诗等皆被疑作后人依托或伪作[11]，然其艺术上却相当完美。汉乐府诗中也有些相当成熟完整的五言诗。

文人所作诗歌到东汉进入了发展繁荣的时期。班固的《咏史》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咏史》是咏西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与班固所载于《汉书·刑法志》中缇萦事相为表里，也是较早的文人咏史诗，然其叙事平实，主旨在宣扬孝道，乃用史家笔法写诗，因而被人称为“质木无文”（钟嵘《诗品序》）。

张衡也是东汉着力于诗歌创作的文坛主将。他所创作的《同声歌》是现存最早的文人所作直接描写男女性爱的五言诗。这是一首拟妇诗，诗以新婚女子口吻写出了新婚夫妻床笫之欢和自己的心理感受。想象奇特，比喻形象而又情深意浓。如写“情好新交接”，用“恐栗若探汤”作比，将女子初试云雨的又惊又喜，欲尝又止的心理刻画得非常传神，再如“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四句，写自己对丈夫全身心的关爱，比喻切近，宛转动人。诗的最后写出了女子展示自己圣洁的玉体时那种自恋和自赏的心理。

张衡的《四愁诗》是脱胎于骚体的七言诗，全诗共四章，第一章云：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其余三章将太山改为桂林、汉阳、雁门，按东、南、西、北顺序思恋寻找心爱之美人，却终因山高水阻，思远莫致，难以报答美人之厚爱，因此黯然神伤。诗中显然有所寄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经·蒹葭》的主旨、汉赋铺饰和楚辞“美人香草”比兴之影响。诗中虽然写了“涕沾翰”“怀忧心烦劳”等表达情感的语句，且重章叠句反复铺陈，但总觉造作，不够真挚自然，在立意、造境以及情感表达上终比《蒹葭》稍逊一筹。

秦嘉、徐淑夫妇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对诗文伉俪。秦嘉，字士会。陇西人，桓帝时为郡上计吏，后入京为黄门郎，病卒于津乡亭。桓帝间，秦嘉为郡上计吏赴洛阳时，其妻徐淑病居母家，未及面别，相互以诗文酬答，以通款曲。秦病故后，徐淑也哀痛而卒。秦嘉有五言《赠妇诗》三首，自序云：“嘉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赠诗云尔。”徐淑亦有一首《答夫诗》，夫妻互赠诗篇，文辞凄婉，情深意长，成为文坛传颂的佳话。《赠妇诗》第三首如下：

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清晨当引迈，束带待鸡鸣。

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

何用叙我心，遗思致款诚。宝钗可耀首，明镜可鉴形。

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

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行将登途的躁动不安，无人话别的怅然若失，对妻子的无尽思念，对妻子病情的殷殷牵挂，使其万恨交集，愈觉形单影只，徘徊室中，起坐不宁。赠物寄情，想见妻子插钗鉴镜，容光焕发的姿形，充满对妻子病愈康复的希冀，诗作感情细腻而真挚，是爱情诗的优秀作品。

东汉末年，时逢桓、灵乱世，正直文人也多遭不幸，颂声不作，刺音不绝。代表作家有郦炎、赵壹、蔡邕等。郦炎（150～177）字文胜，范阳人。有文才，解音律，善辩论。灵帝时，州郡辟用，辞不就。后风病发作，妻始产而惊死，妻家讼之，熹平六年二十八岁时死于狱中。郦炎现存五言《见志诗》二首，抒发了“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的远大抱负以及“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的深沉感慨。诗歌体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遭受压抑的不甘之心。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后附《秦客诗》和《鲁生歌》二首五言诗，用秦客与鲁生对答的形式和对比的手法揭露了“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秦客诗》）的现实，奸佞小人靠贿赂谄媚竟登堂入室，而正直之士文籍满腹却门边而立。更可悲的是“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鲁生歌》），芸芸众生执迷不悟，也是造成这种是非曲直颠倒的因素之一。蔡邕的《翠鸟诗》用寓言的形式写刚逃离猎人网罗惊魂未定的翠鸟来到若榴树下修整羽毛，抚慰心灵的情形。尽管若榴树“绿叶含丹荣”，是一个很好的栖身处，翠鸟在这里振翼修形、引颈回盼，但仍对网罟心有余悸，它“驯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龄”，感激保护者的庇护，再也不敢离开若榴树振翅高飞了。写出了东汉文人遭受政治迫害，生存环境受到威胁，无所依傍，丧失文人的独立性，只求全身避害的可怜可悲的境遇。

第五节《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最早著录于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卷二十九“杂诗”类，因作者失传，亦非一人一时之作，所以《文选》总题为“古诗”。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古诗十九诗》产生的时代大约在东汉末[12]。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漂泊在外的游子，“其中思妇词不可能是本人所作，也还是出于游子的虚拟。在穷愁潦倒的客愁中，通过自身感受，设想到家室的离思，因而同一性质的苦闷，从两种不同角度表现出来[13]。”《古诗十九首》凝聚了那一代文士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探求。《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一些青壮年的游子，他们诗中的“坟茔”意象使他们从别人的死亡看到了人生的归宿和死神的狞笑：“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驱车上东门》）。“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已疏》）。“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与“陵上柏”、“涧中石”相比，那陵下人的生命以及正活着人的生命真如天地间的过客一样匆匆而过，更何况“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人死后不会留下任何永远的痕迹。因而在《古诗十九首》中人生短促，人生如寄的感受尤为强烈：“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驱车上东门》）；“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他们对自然界的风物变化和时序的变迁以及自己心理的衰老尤为敏感：“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明月皎夜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冉冉孤生竹》）；“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

行重行行》）。他们想要减少黑夜的时间以延长生命的时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他们看到了人生的终极，以死观生，感悟生命，探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关注人生的命运和道路。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有的从凋敝的乡村来到繁华的都市，有的从社会下层欲进身到社会上层，有的从亲人相聚到离乡背井，有的仕途失意心曲难申。各人境况不同对人生的价值意义的理解不同，因而他们的人生抉择也不同。主张谋取权势，捷足先登，占据险要者有之，“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今日良宴会》）向往立身扬名以求流芳百世者有之，“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享受美酒佳酿、华衣鲜服、醉生梦死者有之，“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追求佳音美女，满足声色之好者有之，“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东城高且长》）。更多的则是厌倦天涯孤客，四处飘零的生活，祈求家室团聚，夫妻恩爱，平安度日：“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冉冉孤生竹》）。“思还故闾里，欲归道无因”（《去者日以疏》）。在人生道路上他们更需要别人的理解和相知：“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西北有高楼》）。在本已短暂的人生中，如果再失去亲情和友情的慰藉，那么人生将黯然失色。

《古诗十九首》是汉代五言诗的成熟之作，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梁刘勰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赞赏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上）给予很高的评价。《古诗十九首》善于用叙述、描写、议论方法营造一种情景交融的气氛，将此种外化了的内心体验蓄势蕴藉，然后一发感慨，水到渠成，令读者亦发同感，惊心动魄。请看《驱车上东门》一诗：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驱车”二句引领读者同载共观，累累坟茔，历历在目，触人感发。描写萧萧白杨，列列松柏，令人不寒而栗愈添阴森气氛，“下有”四句想象黄泉长眠不醒之人孤冷凄清的情景，以喻生命一去永不复返。“浩浩”二句承上启下由阴转阳，由生命的逝去议论岁月之无穷，人命之短促。“人生”四句强调生死更迭，代代相送，无人能免，乃不可抗拒之规律。“服食”二句言希冀长生之术，反而短寿，亦谓永生之不可能。“不如”二句一发慨叹，既然人死无免，不如醉生梦死，行乐及时吧，情绪颓废低迷，一落千丈。清人方东树指出其宛转蓄势的过程曰：“此诗意激于内，而气奋于外，一气喷薄而下，前八句夹叙，夹写，夹议，言死者。‘浩浩’以下十句，言今生人。凡四转，每转愈妙，结出归宿。”（《昭味詹言》卷一）《去者日以疏》、《回车驾言迈》、《明月皎夜光》、《西北有高楼》、《今日良宴会》、《行行重行行》等都善于营造气氛，蓄势蕴藉，渲染和衬托了作者的主观心情。清人陈祚明认为“《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采菽堂古诗选》卷三）道出了《古诗十九首》艺术成功的关键在于善写人之共性的情感和以宛转蓄势之法抒写之，以调动读者同感。方东树形象地将这种营造氛围，蓄势宛转的写法描绘为“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如百尺游丝宛转；如落花回风，将飞更舞，终不遽

落；如庆云在霄，舒展不定。”（《昭昧詹言》卷一）道出了它用笔的特征。

《古诗十九首》成功地借鉴了《诗经》、《楚辞》、《汉乐府》以及前人的艺术创作经验，巧用比兴，化用典故成语，语言自然流畅。它取景多用秋冬之景、月夜之景、荒凉萧索之景，色块灰暗冷淡，与其迷惘苦闷失意惆怅的感受和谐一致。《古诗十九首》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建安诗人、阮籍、陆机、陶渊明等人的创作。

[注释]：

[1]乐府除管理音乐外，还管理着舞蹈、诸戏的工作。《汉书·霍光金曰磾传》：“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40页）唐颜师古注曰：“俳优，谐戏也。倡，乐人也。”（同上，第2943页）《汉书·循吏传》：“又奏省乐府、黄门倡优诸戏，及宫馆兵弩什器减过泰半。”（同上，第3642页）贾谊《新书·匈奴》：“降者之杰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掩，为其胡戏以相饭。上使乐府幸假之但乐，吹箫鼓鞀，倒挈面者更进，舞者、蹈者时作，少间击鼓，舞共偶人。”《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71页。

[2]《史记》卷二十四《乐书》：“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司马贞《索隐》：“按：过沛诗，即《大风歌》也。……侯，语辞也。《诗》曰‘侯其祎而’者是也。兮，亦语辞也。沛诗有三‘兮’，故云三侯也。”（《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1177页）《汉书·礼乐志》：“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43页。

[3]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1045页。

[4]同上，1756页。

[5]《汉书》卷八《宣帝纪》：“四年春正月，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其令太官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245页。）《汉书》卷九《元帝纪》：“初元元年……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280页。

[6]据《汉书·礼乐志》载是时汉哀帝即位欲罢乐府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称乐府人员“大凡八百二十九人。”《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1074页。

[7]《汉书》卷十一，《哀帝纪》：“绥和二年……六月，诏曰：‘郑声淫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335页。

[8]杜佑《通典》卷二十五：“后汉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属少府。”《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696页。黄门鼓吹署负责宴乐群臣音乐。蔡邕《戍边上章·乐意》：“汉乐四品。……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中华书局1987年版859页。另外还负责招待外宾音乐。《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顺帝永和元年，其王（夫馀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后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2812页。

[9]此句有两解，一云“开头二句是比喻，言‘君有两意’这件事已如雪如月，明明白白，无可隐瞒了。或以雪月比自己的纯洁来和对方比照，也可以通。”余冠英选注《汉魏六朝诗选》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本文取第二解。

[10]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一据其注中人名官名与武帝时不符，断为后人所托。今人逯钦立不同意顾说云：“然考《汉书·武帝纪》，于建元六年即出大司农一官名，与此抵牾相同。吾人如信班书，不得独疑此诗，且此诗出《东方朔别传》，此《别传》即《班书·朔传》所本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详见曹道衡《“苏李诗”和五言文人诗的起源》，《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8～12页。

[12]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自梁以后，众说纷纭。刘勰认为：“《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即枚乘）。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文心雕龙·明诗》）《玉台新咏》将《行行重行行》等八首题为枚乘杂诗。《文选·杂诗上》“古诗一十九首”题下，唐李善注云：“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马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珞’，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

[13]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第1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