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野里的信用

经济学视野里的信用

1.引言

一般而言，信用（credit）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狭义的信用，主要是各种借贷关系中恪守承诺的给付行为（如信用贷款、信用担保、信用消费等等）以及各种给付形式（如信用证、抵押、担保等）。第二是广义的信用，即一般交往中的对承诺之事的如实履行以及对他人按照承诺之事行事的信赖。在汉语中，信用一词有三种解释：（1）谓以诚信任用人；（2）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的信任；（3）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参见《辞海》“信用”条）。实际上，前两种解释正对应于广义的信用，最后一条解释即对应于前述的狭义信用。本文所要讨论的信用是广义上的信用，具体的讲，即是如何保证个体在交往中恪守承诺并且相信他人恪守承诺。显然，这一层次的含义原本是道德伦理学研究的范畴，即将信用看成是调节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例如，中国古代儒学中所提倡的“信”，以及各个宗教中对诚实守信的教导等等。

经济学对于信用问题的研究兴起还是近些年的事情。因为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交易的执行被认为是不需要考虑的。换句话说，由于假定了信息完全和零交易费用，任何背叛的行为都能马上被察觉，因此在竞争均衡的市场上不可能存在欺骗，不守信用等行为，在构建完善的新古典Arrow-Debreu体系中排除了对交易主体背信弃义行为的分析。但是，经济学家也意识到，信用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交易秩序维护的重要意义。例如Hicks（1969）指出，“交易就是凭承诺进行交易，但除非有使承诺恪守不渝的适当保证，否则凭承诺进行贸易便归于无效。”Arrow（1972）就认为信用是一个社会经济构建和运作的润滑剂和包含于交易行为的基本要素。离开人际间的基本信用，整个社会的交易维持成本将急剧上升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交易的衰落进而经济的衰落。因此信用也是保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重要来源（Fukuyama,1995; Greif,1993）。许多社会学家运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Coleman,1990；Putnam,1993,1995）来描述一个社会基于人际信用的经济组织运行效率。然而信用问题研究的关键显然不在于证明信用对于经济的积极作用，一些出色的研究（例如Putnam,1993; Knack and Keefer,1997; La Porta, Lapez-de-Silanes, Shleifer, and Vishny, 1997; Zak and Knack,2001）已经足以表明了信用在对于整个社会组织和运行效率的促进作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什么机制保证了交易的当事人对其承诺的恪守不渝？这种保证机制在市场机制中是如何发生的，他对经济运行的效率带来什么影响？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以及博弈论作为分析框架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这些问题逐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主流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的研究主要区分为一下几个角度：一是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中，交易的信用机制是如何内生于市场主体的行为之中，并作为市场的均衡出现的。或者说，市场机制是如何引发了交易中的各种信用行为。二是在缺乏外在强制的交易中如何演化出信用机制。三是各种信用的组织和制度（包括文化习俗）是如何产生和演化的，并且如何调节交易关系的。在分析方法上，历史制度分析，博弈分析，试验分析以及数理演绎分析的交叉应用使得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的研究无疑成为所有社会科学中最具逻辑性与解释性的。

2.可计算信用与不可计算信用：关于信用的争论

在回顾经济学对于信用问题的研究之前，我们不得不首先厘清本文讨论的信用的出发点。这是因为经济交往（同时也包括社会交往）中的信用关系的建立前提在不同的学者看来是不同的，这种分歧主要

表现在对信用是否具有可计算性（calculativeness）的不同看法。

Williamson（1985）在一篇经典的文章中指出，人天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即信息不完整的透露或者是歪曲的透露，并形成“旨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换句话说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处罚的前提下，试图要求并相信交易对手会完全按照事先约定行事是可笑的。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确信的判断可能限制他人的机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判断反而会助长交易对手更进一步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信任本身并不能为他提供确实的保护。Williamson（1993a）认为，如果信任超出了自我利益的计算，必然产生盲目的和无条件的信任，这对于当事人而言是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的。由于个体事前不拥有确切的关于机会主义何时何地发生的知识，他不得不采取各种保护措施来防范机会主义的危害。这些保护措施主要建立在强制权利和制止行动的基础上，构成了所谓的“正式控制（formal control）”。例如，在存在专用性资产投资（specialty asset）的契约缔约与执行过程中，当一方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之后，另一方可能由此进行“敲竹杠”，趁机剥夺对方的剩余甚至使之出现亏损，即出现所谓的“阻滞（hold-up）”问题。由于这种可占用性准租（appropriable quasi-rent）的存在会使具有专用性资产投资的交易达成变得十分困难（Klein, Crawford and Alchian, 1978）。而在缺乏相关的保障措施前提下，当事人相信对方不会“敲竹杠”而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显然是不明智的。除非存在抵押，或者第三方规制（Williamson,1979），或者是一体化科层控制，才足以让当事人相信对方不会在自己投入专业化资产之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再如，在不断重复的交易过程中，由于可置信的结束合作的威胁的存在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即期收益不足以抵消未来合作剩余的贴现，也会使得交易各方如实履行事先的约定。

经济学的这些分析框架的一个共同假定前提是，人是自利和理性的，即在没有有效的约束条件下，人总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如偷懒、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等。而市场的功能就在于演进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自发形成一系列的机制来抑制这些行为，从而达到市场交易的可信性。而对于交易的对手而言，除非有可信的保障措施，否则没有理由相信对方的承诺。因此，声誉投资，第三方约束，结束合作的威胁，各种形式的抵押质押，有成本的执行监督，外在的法律约束等等对于增进当事人之间的信用是大有裨益的。对于理性的经济人而言，实质的问题是面临一系列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选择。正式控制的功能在于，使得当事人选择诚实（to be honest）的履行事前的承诺，比起食言（renege）更加有利可图。而选择信任他人要比不信任更加有利可图（Sen, 1977; Telser,1980），或者说，一个人值得信任（trustworthy），如果他没有激励剥夺他人的信任，或者反过来，“如果激励是‘对的’，即使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也可以被认为是不值得信赖（untrustworthy）”（Dasgupta,1988）。

但是，批评的观点是，建立在自利计算基础之上的机会主义防范措施本身就是一种不讲信用的表现。因为正式控制的权力虽然在一些事情上是有效的，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引起冲突（Gaski,1984）和对应的防范措施（Hirschman,1984）。交易的当事人采取各种正式控制本身会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因为正式控制发送了不信任的信号，进而引起机会主义和忠诚的丧失，这又会反过来需要更多的控制（Goshal and Moran, 1996）。而且，这些防范措施本身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其结果必然是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这又是与信用的初衷背道而驰的。因为信用的核心意义在于它装备了社会的交往进而促进生产力，信用的存在使得交易各方都能够低成本的获取资源（Coleman, 1990），可以使得当事人不需要配置资源与契约和执

行上，从而得到原先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试图通过契约无法得到的剩余（Posner, 2001）。如果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用于事前的防范、契约的执行监督以及事后的处罚上，这种约束本身就破坏了信任的文化（Mitchell, 19xx）。真正的信用应该是包含这样的事实，即在选择信任他人时，察觉并维持其行为上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且并不打算通过建立各种壁垒来保护自身的利益（Brien,1998）。“纯粹的信任规则对于委托人而言意味着他不能约束代理人的行为，……严格的说，选择信任的委托人是软弱无力的。”（Shapiro, 1987）。

因此，他们反对自我利益计算的信用，认为信用更多的是应该从交易主体态度来考察，而不是从保证交易顺利进行的防范和保障措施来考察。因此信用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由狭义的利益计算来解释的。这是因为人类不仅仅是自利的和机会主义倾向的，在商业交往中同样存在诚实、正派等品质，信用可建立在关于互惠和责任、个人约束、传统行为等的社会规则之上（Woolthuis, Hillebrand and Nooteboom, 2002）。陈永民（Chen, 2000）则认为，关于人类具有恪守诺言的基本假定比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假定在研究最优契约时更具有现实性。Macneil更早就呼吁关注公司商业交易与契约关系中的社会特征（Macneil,1980），认为社会的道德，伦理和人际关系会迫使公司即使在没有完备契约规则下也会采取互信与合作的行为。Ribstein （2000）则明确指出，相信人们合作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天性，或者说是因为他们的合作已经被社会化了，而不是某些成本结构导致了他们去确保可信性。

他们进一步将人际间的信用关系划分为三个层次的，一是高度信任（strong-form trust）关系，即即使没有外部条件的约束都自发的信赖他人，换句话说，即使在技术上完全可以毁约的，但是也会因为“机会主义行为将亵渎其行为的价值、原则和准绳”而严格恪守事前的约定；二是中度信任（semi-strong form trust）关系，即在没有法律等强制规则来试图消除违约的风险条件下的个人强制约束，例如惯例，习俗，名声等的约束；三是低度信任（week-form trust）关系，即在强制法律与规则下相信他人（Barney and Hemsen,1995）。而经济学家讨论的信用问题充其量是一种建立在低信任度基础上的信用关系。在这些观点看来，一个社会只有建立高度的人际信任关系，才说是达到了信用社会的程度，因为只有这样，才避免了社会资源过多的配置于合约的谈判、监督和惩罚上。

坚持可计算信用的观点认为，当事人宁愿保持自身的脆弱性而采取相信他人，即使在现实中存在也不可能是一种竞争均衡。换句话说，市场的竞争是不可能会使这些主体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因此如果信任超越自我利益的计算，他必然产生盲目的信任，这是不明智的，且必会在竞争中遭到淘汰（Williamson,1993a,1993b）。对此，反对可计算信用的观点认为，信用即使没有必然成为盲目的和无条件的，也是有生存能力的，而且能成为缓和相关风险的非正式控制的重要因素（Granovetter,1973; Ring and Van de Ven, 1994; Nooteboom,1996）。

实际上，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演化的过程及其起点。如果说不可计算的信用在群体中作为一种稳定的博弈策略生存下来，则意味着它必然是一个在特定群体的多边博弈中的严格占优策略。但是即使如此，也同样面临着策略的是否可入侵性的检验。换句话说当群体的延展以及交易和贸易的扩张过程中，这种不可计算信用是否仍具有均衡性是值得怀疑的。

另一个关于信用是否可计算的争论是，正式控制的增加实际上是与交易主体间信用互不相容的或者说是相互替代的（Fehr and Gaechter,2000; Fukuyama,1995；Lane,2000）。因为正式控制本身即表明了不信任，进而引起了对应的不信任和正式控制（Woolthuis, Hillebrand and Nooteboom,2002）。但是对应的实证研究显示，没有证据表明信任与正式控制是相互替代的。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正式控制被发现与人际信用关系是紧密关联的，尤其是在动态模型中（Zaheer and Venkatraman,1995; Ring and Van de Ven,1994, Larson,1992）。正如Luhman等所指出的，对于组织间的法律等制约关系是人际信用的重要前置条件，因为这些制约使得这些关系更加可预见性（Luhmann,1979; Zucker,1986）。

Lewicki和Bunker（1995）提出了一个关于信用关系形成演化的简单三阶段模型，即从契约关系的发展进程来看，交易各方在第一阶段是基于惩罚、回报、声誉等的计算；第二阶段则基于第一阶段获得的知识采取对策（信任和不信任）；到第三阶段便达成默契，即形成稳定的合作与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即使脱离强制约束也可以存续）。这或许为我们思考信用关系的动态演进提供了一个框架。即基于自利计算的信用在任何交易关系发生的初期是必要的和稳定的。但是在长期的交互关系中信息不对称的降低使得减少各种正式控制反而更加有助于增进各方的福利，因此个体选择的群体理性开始演化为一个群里的合作理性，即更加有助于整个物种的生存。如果从个体选择的角度而言，显然是应该建立在可计算基础上的信用关系更加能促进个体利益最大化。因此，从自利角度出发构建的各种保障契约执行的防范措施是信用关系得以成立的基础，而这些保障措施在长期的演化中内化在组织，制度，文化之中，最终注入到个人的偏好中，形成一种社会普遍的信用价值观和信用文化（Barney and Hansen,1995）。也正如Frank指出的，人类感情如信任感可能是通过承担行动装置而为长期的自我利益服务的（Frank,1988）。因此，从自利的计算出发研究个体的信任再到动态和长期演化中的组织，制度，文化中的信任，经济学已分别在信息经济学，博弈论，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等领域内进行了更为逻辑自洽和一致性的讨论。

3.经济学对信用研究的回归：制度、信息与博弈

信用问题在经济学的框架里是与市场的信息不完全（imperfect information）、外部性（externality）、合作博弈（cooperation games）以及契约的自我执行（self-enforcement）相联系的。在完全信息的市场上，正如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交易的双方是完全知晓交易商品品质的，且交易是瞬间完成的，因此，虽然古典经济学家也涉及到了信用问题，在后来发展的Arrow-Debreu体系中，交易者主动诚实的进行交易，不存在欺骗问题。但是，完全信息假设在后来被证明是一个空幻的假定，个人和企业是需要花费资源来获取相关的信息的（Stigler,1961,1967），有时候这种花费甚至相当大以至于交易根本无法达成。因此，只要存在信息成本，就存在不完全信息（Arrow,1974; Radner,1968）。在存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上，由于个人的信息禀赋，知识存量和获取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从而交易双方（各方）存在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基于“信息优势（informed）”的交易主体就会以此获取更多的剩余，换句话说，会利用对方的“无知”（“信息劣势uninformed”）而获取利益。而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存在又使得信息劣势方无法完全的抑制信息优势方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时，大多数交易就变得“危险”起来。例如，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息只能等到商品使用之后方可知晓，而事前充其量只能进行所谓的代表性考核（Barzel,1982）。而供应商则

完全可以只顾商品代表性考核特征的改进而忽视甚至降低产品的质量。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劳动力市场，雇主对雇员的能力无法在事前知晓，因此他只能通过例如学历等方面来进行评价，但是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许多人可能因此投入大量的精力去获取文凭而忽略本身的能力培养，假文凭和变相的文凭买卖也随之而生。借款人会想方设法将自身伪装成低风险高回报者，以博得贷款人的信任和贷款。上市公司会设法买通会计师，美化其财务状况，以提高公司股价，因为股东（股民）正是依据这些会计公告来评价公司的实际运营状况的。由此，信用的问题就变成是，如何采取有效的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来尽量的抑制信息优势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信息劣势方有理由信任对方不会做出使自己遭受无法承受的损失的行为。很显然，在这个意义上，信用实际上涉及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对于契约执行结果的稳定预期。

如果将交易的过程分成事前（ex ante）和事后（ex post）两个阶段，则不对称信息的交易过程就会出现三个问题（Stiglitz,2000; Laffont and Martimort,2002）：一是主体的“特征隐瞒（characteristic hidden）”或“隐藏知识（hidden knowledge）”，即信息优势方事前知晓其自身（所出售产品）的质量、成本等信息而另一方却无法知道。它涉及到事前交易主体的选择问题。例如投资者可能比银行更加清楚关于一个项目投资的风险，但是在一定的利率条件下他会伪装称一个低风险者以获取银行的贷款。当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二是主体的“行动隐瞒（action hidden）”，即在签约之后，信息优势方并不完全按照事前的约定采取行动，例如工人在获得薪水支付之后并不是完全尽心的努力工作，偷懒和怠工等依然存在等。行动隐瞒涉及到的实际上是激励问题和监督问题，即如何让信息劣势方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而同时尽量达到信息劣势方的最大化利益。当激励监督并不十分有效的情况下便会出现所谓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三是结果的“不可核实性（non-verifiability）”，即由于外部不确定性的存在即使事后缔约各方了解到各种偶然性事件的发生，但由于缺乏第三方的核实尤其是法律的公正裁决，因而无法在契约中事前约定这些不确定性事件。从而这种不完备的契约会导致缔约各方在事后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来声明自然状态的发生（Williamson,1975）。由于不可核实性大大增加了契约的不完备性从而提高了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因而影响了“契约的可执行性（enforcement）”。例如佃农会将收成的下降归咎于天灾而非自身努力不足，地主因此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用于监督和事后的讨价还价。

如果将信息不完全市场的交易看成是一种委托代理契约，由于双方利益的差异导致代理人并不总是会从委托人的利益考虑行事，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督代理人的高额成本又使得委托人无法完全的监督。因此经济学讨论的信用事实上就是如何低成本克服代理人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以及保证契约的执行。其核心是要解决显示（revelation）问题、协同（coordination）问题或激励（incentive）问题和执行（enforcement）问题。所谓显示问题即要减少信息不对称，更为直观的说是更加容易识别“好人与坏人”。例如信号发送（signaling）理论和信息劣势方识别对方信用与否的信息甄别（screening）理论。而协同问题主要是要减少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差异，即要“让坏人不干坏事”。极端的讲，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完全一致，则信用问题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因此机制设计（mechanical design）理论、产权（property right）理论的大量研究就是着力于解决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问题。执行问题就是要建立各种制度安排解决契约的不可核实性问题，以保证契约的如实履行。

试图全面覆盖这些文献并不是本文的工作，我们更为关注的是这些理论如何结合具体的市场交易关系，以分析或解决这些市场交易关系中的信用问题。这些具体的市场交易关系中的信用分析的应用主要

涉及到了诸如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借贷问题、保险市场以及团队合作等各个领域中的信用问题。

3.1消费品市场的信用

消费品市场的信用问题实际上就是厂商如何提供货真价实的商品，或者更一般的，劣等品与优质产品应该是区分出来在市场上销售，而不至于让消费者高价购买低质产品。自从Akerlof（1970）著名的文章发表之后，对于消费品市场尤其是经验品市场的信息问题的讨论成为一个热门。Akerlof讨论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在旧车市场上，买主由于无法（或者至少是低成本的）鉴别每辆旧车的质量而只能以旧车的平均质量出价，而比买主更加了解旧车质量的卖主就会做出反应，对于那些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旧车便会退出市场。而买主对之的反应则是调低平均质量预期从而进一步降低出价，由此再一次导致卖主将高于平均质量的旧车退出市场。依次反复，最终导致整个市场成为劣等品充斥的“柠檬市场（lemon market）”。这便是后来被总结为逆向选择的机制，给定的一个契约（这里是一种定价），事前会将一部分优质的潜在交易者排除在市场之外（即“劣币驱逐良币”）。Akerlof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是什么原因支持了一些市场仍然没有被劣等品所充斥。转换为信用问题就是，卖主凭什么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买主是凭什么相信物有所值的，或者说产品质量的差异是否能被买主低成本的识别。

如果考虑Akerof所阐述的这一逆向选择机制的前提条件，实际上暗含着，（1）在产品交易的时刻，一方比另一方更能识别产品的质量，（2）质量对买卖双方而言都是有价值的，（3）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不具有定价权，以及（4）外在的制度如担保（warranty）和信誉并不能消除质量的不确定性（Genesove,1993）。实际上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上述的假定。一是定价过程中的信号发送和信息甄别。例如，信息优势方在具有定价权的情况下，卖主喊价实际上等于向买方发送了关于产品质量的信号，甚至接近于一个可分离的均衡，从而缓解逆向选择问题（Wilson,1980; Wolinsky,1983）。市场对高质量产品的价格贴水使得厂商提供高质量产品可以获取一系列的租金收入，并且一旦欺骗性的生产低质量产出将失去这一收入时，从而保证了厂商在信息优势条件下会阻止欺骗，提供高质量产品（Klein and Leffler,1981; Shapiro,1982,1983）。在价格与质量都不确定的买卖双方博弈中，出现的问题是高质量的产品并不一定是严格受市场偏好的，信用的市场均衡显然是如何让价格与质量互相对应，即高质高价，低质低价。例如在垄断市场上，厂商会区分需求的质量偏好而实行分离的质量定价策略（Leland,1977; Mussa and Rosen,1978; Coop and Ross,1984; Schwartz and Wilde,1985）。进一步的研究主要从动态信息调整的角度分析厂商质量保证机制的形成，如Mailath和Samuelson（1998,2001），Taylor（1999），Janssen和Roy（1999a, 1999b）以及Janssen 和Karamychev（2000)。

二是卖主的信誉机制。Heal（1976）认为具有前述三个条件的市场将产生信誉，且卖主从自身的长期利益出发也不会减少对买主无知的利用，尤其是在竞争（以及可竞争）的市场上。例如Darby（1975）较早对垄断竞争市场的质量信息和名声展开了研究。他指出，在垄断竞争市场上，消费者的充分信息互通和流动性会迫使厂商进行产品品质的投入，以维护自身良好的名声。竞争性市场上厂商的信誉投入主要通过品牌商标的树立和维护进行，品牌和名声实际上类似于一种专用性资产投资和对自身产品质量承诺的一种担保和抵押。一旦产品质量有问题，意味着大量的用于品牌的投资将成为沉没成本而无法收回（Williamson, 1983），因此企业在品牌和名声上的投资实际上向消费者发送了产品质量的信号。同时，品牌的可交易性有

助于更多的企业投入产品质量的改进和信用的保障（Tadelis,1997）。在信誉机制的形成中，通过广告来发送产品质量的信号，形成良好的市场信誉已成为产业竞争的主要途径。在Nelson（1974）对经验品（experience goods）和搜索品（search goods）区分的基础上，Grossman和Shapiro（1984），Kihlstrom和Riordan（1984），Milgrom和Roberts（1986）以及Hertzendorf（1993）等进一步研究了广告投入对于产品质量信息的显示作用。

三是外在制度的保障约束主观的质量选择。即当产品质量可选择条件下，外在约束条件的变化将改变企业的利润函数，从而改变市场均衡的产品质量。如企业为其承诺的产品质量提供担保，如果一旦事后发现质量问题将赔偿所担保的数量，则将大大激励厂商如实事前承诺其产品质量（Allen,1984）。以及法律强制最低质量限制也会保证市场不至于成为一个柠檬市场（Leland,1979）。

3.2保险市场的信用

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类似于产品市场，又不完全相同于产品市场。以古典概率为计算标准的平均保费存在一个致命的道德风险问题（投保者即使在投保之后会改变其行为，减少对所保财产的看管保护所投入的成本，从而影响风险发生的概率）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保费无法反映风险高低的情况下，高风险的投保者会驱逐低风险投保者）。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表明了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于社会福利的损失。

Arrow（1963）较早的就意识到道德风险将导致市场失灵，从而使得许多保险市场根本就不能出现。Rothschild和Stiglitz对保险市场的那篇开创性文献中指出的，因为不同主体的风险是不同的，而保险公司不可能逐个进行识别，建立在平均概率基础上的保费导致的结果是，高风险的投保者导致了一个负的外部性，即低风险的投保者会因高风险投保者的存在而变得更坏，而高风险的投保者会因低风险投保者的存在而改善状况。结果是所有风险概率低于平均概率的人会退出市场，而导致保险市场的风险不断上升，形成一个典型的“柠檬市场”（Rothschild and Stiglitz,1976）。

如何让投保人诚实显示自身的风险状况，以及投保后投保人如何正当保护标的财产，显然是维持保险市场的信用的核心问题。Rothschild和Stiglitz（1976）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出了利用信息甄别机制来克服逆向选择的途径，即保险公司提供系列的保险合同，每一保险合同具有不同的保费和保险范围，由投保人自主选择保险合同。这一菜单合同形成了一个不同风险的分离均衡，从而提供了一个甄别机制。Wilson（1977）和Riley (1979)进一步讨论了这一机制存在的条件和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

Dionne和Laserre（1985）以及Cooper和Hayes（1987）研究了保险中关于未来保险范围依赖于以前的损失（如汽车保险）等的条款，即条件动态契约（conditional dynamic contracts）在维持保险市场信用中的作用。Janssen和Karamychev（2001）则进一步讨论了这种动态条件契约与静态契约相比，对于投保者行为以及社会福利的变化。另一种途径是通过建立试用期（probationary period）制度来区分不同风险状况的投保人，从而制定不同的保险费用和培率（Eeckhoudt et al.,1988; Fluet,1992）。其考虑的是投保人在某一时期那仅发生一次损失，其发生的事件因不同类型的投保人而不同，在试用期之前发生的损失，保险公

司不支付任何赔偿金，例如人寿保险市场。另外通过对投保人声明损失的审核并施以一定的处罚，也会保证保险市场的信用（Picard,1996）。另外，风险共担的保险机制也有助于

3.3劳动力市场的信用

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对于人员能力的识别比起一般的商品而言更加困难。因此，一个声称自己能干的人如何会让雇主相信他是值得为之支付一个高的薪水的，或者说雇主支付一定的薪水所雇佣的员工是否具有其与所支付薪水对等的能力，这些问题构成了整个劳动力市场信用的核心问题。

Spence（1973）开创性的研究了劳动力市场中的信号发送问题。按劳动平均生产率支付工资会导致高于平均生产率的雇员降低生产率（“偷懒”），从而降低整体的平均产出。但是，雇主可以利用其他的信号如员工受教育程度来识别产出高的劳动和产出低的劳动。因为不同能力的雇员获取教育的成本是不同的。因此，只要制定一个合理的按照受教育程度的薪水差，就自动会使得高产出的人会去获得一个教育水平以显示自身的能力，从而获得一个高的薪水，而低能力的人则只能接受一个低教育而获得一个低薪水。实际上，信息优势一方向信息劣势一方发送关于自身能力的信号，这一信号必须足以让信息劣势一方低成本的识别出对方的差别。而且对应的，信息劣势一方对于这种差别识别后的回报（薪水）必须足以对信息优势方发送信号产生足够的激励，否则信息优势一方宁愿选择隐藏自身能力，或者退出市场。Sitiglitz（1975）在Spence信号发送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员工能力的信息甄别模型，即能力较强的员工可以在一个固定成本下接受更为严格的测试。

除了大量关于实证研究之外，劳动力市场的信用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主要关注于雇主在与雇员的交互过程中如何不断识别出雇员的能力。如雇主通过其他企业的雇佣决策和雇员的雇佣记录等来判断雇员能力（Stern,1990; Lockwood,1991），以及Gibbons和Murphy（1992），Küblery和Weizsäcker（2001）分析了工资调节在长期雇佣中对员工能力的显示功能。Altonji和Pierret（1996）以及Farber和Gibbons (1996) 通过在竞争性市场上信号发送来显示劳动者能力。

劳动力市场的另一问题在于如何防止雇主的非信用行为。正如Azarriadis（1983），Green和Kahn （1983）所研究的，企业的雇佣关系中事实上还存在另一层道德风险问题，即企业家比工人更了解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它证明，工人出于风险规避考虑会减少最优的劳动供给（即偷懒）。一种合理的逻辑是，由于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垄断市场，企业为了长期利益考虑会在劳动力市场建立声誉机制，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外在的法律和强制对于企业机会主义（不按合同支付工资或提高劳动强度）的约束要远远强于对员工机会主义（偷懒）的约束。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雇主）的机会主义行为要比工人小得多。但是，Bull的研究发现，美国劳动力市场大量是通过非正式的合约来维系的，这些合约条款缺乏法庭的强制执行力，而企业的声誉也不见得是这种非契约性协议的强力支撑。对此Bull 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实际上企业和工人被锁定于有限次重复博弈中，这种企业内的信息流动导致了强大的企业内声誉效应，正式这些企业内声誉支持了非契约性协议（Bull,1987）。换句话说，如果雇主不能恪守承诺（薪水和工作强度等事前承诺），尽管工人无法通过法庭的诉讼途径解决，却可以通过企业内的非合作

来提高企业运作成本。雇主会因此而恪守事前的承诺以“安抚”雇员。

3.4借贷市场的信用

借贷市场上，借款人（borrower）和贷款人（lender）对于贷款项目的风险是信息不对称的，借款人比贷款人更加清楚自身的风险状况。而贷款人只能根据市场的平均风险确定贷款利率。从而导致借款人过渡借款和高风险者更倾向借款的逆向选择行为。因此，借款人如何控制贷款风险成为研究金融借贷市场信用问题的关键。最为简单的途径是借款人直接监督贷款人的投资行为，但是除非这种监督的成本足够低，否则借款人是无法有效控制贷款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Diamond,1991）。一种途径也是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关注的途径是借贷市场的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自从Jaffee和Russell（1976）对借贷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开创性研究之后，信贷配给成为研究借贷市场风险控制的核心问题。Jaffee和Russell证明在信息不对称的借贷市场上，必然存在信贷配给点（即著名的J-R模型）。在这个信贷配给点是在单一的借贷契约条件下发生的，它的存在使得借款人规避了高风险贷款人的恶意贷款，保证了贷款市场的可控风险。Stiglitz 和Weiss（1981，1987），Riley（1987）以及Williamson（1987）证明，在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借贷市场上，信贷配给是贷款人降低风险的有效途径。因此即使是在不受管制的竞争性金融市场也必然存在信贷配给。V andell（1984）扩展了J-R模型，即假定贷款的风险不仅取决于贷款人的项目风险（即贷款项目成功的可能性），还取决于贷款人诚实与否（贷款项目成功之后是否如实还贷）。因此存在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性并存的情况下的不履约行为，只要贷款是合理定价的，就不必然需要，信贷配给。只有在对违约预期和风险规避程度差异、以及不同课税条件和制度约束条件下才会发生信贷配给。

另一种途径是通过信息甄别来区分不同类型的贷款人（及其项目）。Milde和Riley（1988）认为，在具有各种私人信息的借贷市场上，如果是竞争性的（不管是贷方和借方），则肯定具有可甄别的特征。换句话说，会存在各种发送借贷风险信息的信号来选择不同的借贷主体。作为借款人，通过设计不同借款规模和利率的贷款合同，可以由借款人在选择这些合同的过程中自动显示不同的风险类型。（他们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事实上是风险更小的主体获得了更多的贷款。）

维持借贷市场信用还有一条途径是通过重复借贷和声誉机制来抑制贷款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因为重复借贷的未来收益预期会抑制贷款人即期的机会主义行为。如一旦借款人发现贷款人的不还贷行为就结束再贷款，这种威胁会促使借款人努力控制风险和如实归还贷款（Stiglitz and Weiss,1983）。Diamond,1989）则研究了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存的借贷市场上，重复借贷过程中，贷款人的贷款记录对于获得再贷款的规模和利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大多数贷款历史短的和新贷款人获得贷款将接受更为苛刻的条件，这种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制度来促使贷款人诚实守信，以形成良好的名声。Gorton（1996）对美国早期自由银行时期的银行债券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Azariadis和Smith（1993）则考虑了存在代际转换的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信贷配给，可以通过设计合理的契约（信贷规模和利率以及保险）来保证这一市场的贷款人诚实履行还贷并且保持社会的福利。另外，在对国家债务的分析中发现，即使一个国家在债务上的不良历史，但是其他国家（银行）依然给予贷款，是因为多重的声誉机制（包括政府在外债以外的领域）的约束使得他们相信其依然会偿债（Bulow and Rogoff,1989; Cole and Kehoe 1996）。

3.5团队生产与企业理论中的信用

非信用的市场导致交易成本低上升会造成企业用一体化来替代市场关系已被广泛的讨论（Coase,1937; 张五常, 1983; Williamson,1988; Klein, Crawford and Alchian, 1978;La-Porta et al.,1997）。但是，由企业科层中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样导致信用问题，即雇员为何会从雇主的利益出发行事。在这些多重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形成了复杂的契约关系和治理结构来克服企业内部的信用问题。例如青木对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企业治理结构研究发现，日本的年工序列制有助于形成长期稳定的劳资信用关系，而美国的高度流动性则保证了竞争中的自律，而德国的强大监督则保证了企业治理中信用机制的实施（Aoki, 1988, 2001; Aoki and Okuno-Fujiwara, 1996）。

同时团队生产（team work）在带来合作利益的同时，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是外部性（externality）问题（Alchian and Demsetz,1972）。由于无法精确度量个体在整个产出中的贡献，因此个人的报酬往往不是与其付出的努力严格正相关的，从而必然导致个体偷懒、怠工等“搭便车（free-rider）”问题。例如Harding （1967）研究的著名的“公共地悲剧（tragedy of commons）”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个体会不断攫取公共租金。因此，受益受损的内部化是团队生产中信用机制成立的关键条件。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雇佣一个监督者成为剩余权所有者来监督团队生产（Jenson and Meckling,1976）。

4.重复博弈、演化与信用

上述经济学对于信用问题的讨论的前提暗含着完善市场条件的假定，进一步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完全还原的交易关系中如何形成个体间的信用机制以及这些完善的市场外部机制又是如何从这种还原了的个体信用机制中内生演化的。我们将是接下去的两个部分讨论这些问题。在完全还原的个体交易关系中信用机制演进分析的起点是对于一次性博弈中的非合作博弈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的典型例子“囚徒困境（prisons’dilemma）”的研究。在囚徒博弈中，参与人从自身利益考虑选择的战略必然是不管对方选择什么行为，都选择背叛，结果导致的均衡却是“两败俱伤”。这一博弈困境被部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用来批评经济学关于人的个体理性和自利的假定的不合理性，因为这种假定必然导致整个群体的非理性。信用被认为是缓解囚徒困境的重要途径。但是，经济学家进一步证明，在重复博弈过程中，会自发的形成博弈主体间的信用机制。比如说声誉机制，互惠机制等合作机制。从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以来，大量的经济学家和数学家以及致力于研究重复博弈过程中的合作均衡的形成机制，这些研究极大的拓展了我们对信用机制的市场基础的认识。这些研究包括数理的推导证明，也包括经济学的实验方法特别是计算机模拟实验的方法。与信用有关的主要研究包括导致博弈合作均衡的无名氏定理的证明和扩展（Friedman, 1971; Rubinstein, 1979; Fudenberg and Maskin,1986），声誉机制的形成（Kreps, Milgrom, Robert and Wilson,1982; Kreps and Wilson,1982; Milgrom and Robert,1982），合作机制的演进（Axelrod, 1981）三个方面。

4.1重复博弈与合作均衡

较早对重复博弈的合作均衡的形成的研究来自于Luce和Raiffa（1957），Shubik（1959）以及Friedman （1971）总结出的无名氏定理（folk theorem），以及Rubinstein（1979），Fudenberg和Maskin（1986）的扩

展和完善。该定理说明，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如果参与人有足够的耐心，对双方均有利的合作均衡则可以作为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出现。换句话说，只要参与人交易的结束概率足够小，即交易具有长期性，且交易双方对未来收益的贴现足够高，则双方将从长期利益出发来维持相互的合作。因为在单个阶段的囚徒博弈中，自利的个体沉迷于机会主义行为而无法形成信用与合作，对他们来讲，不管对方采取何种行动，选择背叛永远是占优的策略。信用在单阶段的交易中是无法实现的，除非有其他的保障机制。而具有长期利益的参与者之间则容易建立信用关系，因为未来合作的收入流足以支撑交易主体放弃采取欺骗行为获取短期利益的企图，这种短视行为被认为是不符合理性的经济人假定的。

简捷而经典的例子来自于Kreps（1990）的“信任博弈（trust game）”，即在假定两个阶段的博弈情况下，第一阶段，先行动者A可以选择信任对方B，也可以选择不信任B，如果选择不信任则博弈结束，双方收益为0。如果A选择信任，则B可以选择诚实，也可以选择欺骗。如果B选择诚实，双方各得到一个合作的收益。如果B选择欺骗，则B得到一个更大的收益而A将亏损。对于B而言，在A选择信任之后其最优的战略就是选择欺骗，而A在预示到B的占优策略之后就会剔除选择信任的劣战略，因此A会选择一开始就不信任，从而双方都获得0收益。在此情况下，B为了获得利益会采取可置信的承诺，比如进行抵押，与A签订一个强制合约，使得违约的惩罚金超过B欺骗的租等（Mahoney,1998）。另一个解决途径就是增加交易次数。只要未来的合作交易的贴现不低于即期违约的租，则交易双方的信用关系就会产生。Rander （1985）对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具有贴现率的重复博弈的研究也证明，在重复博弈中，只要每一参与人以其长期平均期望收益帕雷托优于单阶段的纳什均衡，则有效率的合作均衡就可以在纳什均衡中得以维持。大量的文献都证明（如Rander，1985）在长期博弈中采取“触发战略（trigger strategy）”是占优的均衡战略，该战略是说参与人起初选择合作，知道观察到一次对方的不合作行为之后，选择永远不合作。很显然，对于背叛后长期合作收入流的丧失的考虑会迫使参与人放弃背叛的念头。

但是，如果交易次数是有限的，那么合作均衡是否可以得到？早期的研究（Luce and Raifa, 1957）一直认为，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合作均衡是无法获得的。因为，一旦参与人预期到博弈即将结束，则会在最后一次选择背叛，但是对方会预期到其在最后一次选择背叛而选择在倒数第二期提前背叛，由此利用的所谓“逆向归纳（backward induction）”可以证明，参与人最优的策略是选择一开始就背叛，并在接下来的每一期都选择背叛。由此结论是，在可预期的有限次重复博弈中合作均衡将无法形成。但是，Friedman(1985)证明，即使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下，满足一定的条件也可以得到合作均衡。他认为，逆向归纳的方法只在存在唯一非合作纳什均衡的博弈中成立，而如果是多重均衡则不一定成立。如果某一均衡严格占优，则触发战略仍然是可能的。同样的，Neyman（1985）和Zemel（1989）在扩展了参与人的规模之后证明，当参予人是有限理性的情况下，给定参与人规模的有限次机器博弈（automata）的囚徒困境中会形成合作博弈。Fudenberg和Maskin（1986）也证明，只要重复博弈的次数足够长，参与人有足够的耐心，无限次重复博弈的“无名氏定理”在不完全信息有限次重复博弈中也成立。这意味着，即使在短期交易中，满足一定的条件下交易者的相互信任的合作机制是可以成立的。

对囚徒博弈中合作均衡形成的动态考察来自Huberman 和Glance（1994），他们指出，从自利的个体出发，参与人将根据他们行为对他人的影响的预期来作出选择。他们通过计算机模拟证明，即使在一个起初非合作的群体之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互作用之后会逐渐出现合作特征的行为。近期的研究主要关

于在双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情况下的合作均衡存在性问题的探讨。如，Bhaskar和van Damme（1997）建立了一个存在道德风险的双边的重复交易模型，Hörner（1999）厂商与消费者的重复博弈，双方都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条件下，双方合作信用机制的形成。

4.2声誉模型

在所有关于重复博弈的论述中，声誉机制无疑是最为普遍的被讨论的，也是与我们讨论的信用问题最为密切的。由于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即参与人“知己知彼”），任何未来的结果都被考虑到决策的公共知识中，因而合作均衡难以得到。四位家经济学家（Kreps, Milgrom, Robert and Wilson,1982; Kreps and Wilson,1982; Milgrom and Robert,1982）通过将不完全信息引入重复博弈，建立了一个声誉模型（reputation model或KMRW定理），大大扩展了对重复博弈的合作行为的形成机制的解释。

KMRW定理是说明，在囚徒博弈中，每个参与人并不知道对方的类型，即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每个参与人自己的类型是属于私人信息，而只是有一个先验的非0概率（在博弈中是可以更具对手的行为结果进行贝叶斯调整的）假定对手是何种类型。在此条件下，对于一个重复T阶段的博弈，只要T足够大，必然存在一个T0,使得在所有不到达T0时刻的所有阶段的博弈中，参与人都选择合作。KMRW 定理的一个直观解释是（张维迎，1996），每一个参与人尽管在选择合作时可能会面临被对手出卖的风险，但是如果不合作则暴露了自己的类型，从而失去长期合作收益的可能（如果对方是合作类型的话）。因此，如果博弈重复次数足够多的话，出于对未来收益的考虑，每一个参与人都会尽量树立自己合作的良好声誉（即使本质上是非合作类型的），以获得对手同样的回报。KMRW定理的出色解释力在于，大量的事实表明，将参与人外生的假定具有合作倾向并非合理，但是大多数的合作发生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于一些长期的交易关系中，交易各方都会致力于建立形象与声誉的建立和维护，这些声誉在短期看来是无论如何也不经济的，但是长期的合作收入流的补偿说明，这种声誉的建立是最优的选择。

与此同时，政治社会学家Axelrod（1980a, 1980b, 1984）采用计算机竞赛的实验方法对长期囚徒博弈导致合作均衡进行了出色的实证研究。Axelrod的研究起源于对人类个体的自利性与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基础的合作现象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的思考。换句话说，在每个人都有自私动机的前提下，如何才能产生合作呢。他以著名的囚徒博弈作为研究模版，利用计算机竞赛模拟的方法，规定一个随机相遇博弈过程，每个程序都可以选择合作或者背叛。如果两个程序都合作则各得3分，如果都背叛则各得1分，如果一方背叛而另一方选择合作，则背叛方得5分而合作方得0分。每轮进行200次博弈，在总共提交的14个程序中，最后发现，一个名为“针锋相对”（tit-for-tat，也称“一报还一报”）的程序获得的分数最高（Axelrod, 1980a）。在此后的第二轮比赛中，62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程序的角逐中，“针锋相对”依然稳获胜利（Axelrod, 1980b）。

Fudenberg和Maskin（1986）证明，只要一方相信另一方具有正概率的“非理性”的可能，且博弈期限足够长和参与人有足够的耐心，则任何结果都有可能作为不完全信息博弈的纳什均衡出现。多重均衡的存在性及其选择问题成为后来大多数博弈论专家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这种研究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是关于在实践中可能出现“非理性”类型的合理假设（Fudenberg and Levin, 1987）；二是利用新古典的利润最大化假定来对手，但是无法知晓对手的一些确切参数，如边际成本等（Tirole, 1988）

4.3合作机制的演进

重复博弈的合作均衡形成为我们理解市场交易中信用机制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石，但是，上述的合作均衡主要是针对特定个体间的交互关系所达成的合作，对于整个社会中普遍信用机制和信用文化甚至信用偏好的形成或建立则必须将这一合作机制置于社会演进的框架内予以讨论。合作机制形成和演化的研究主要归功于演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的成果，社会演化理论主要来源与生物演化论的思想，这一思想的精髓是，在所有面临竞争的环境下，只有那些能更多的获得资源的生物才能存活下来。生物为了能获取更多的资源会演发出一系列的机制，比如对自身功能的变异以求生存等。生物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类似于信用的机制有助于解释和理解人类社会信用与合作的形成与演化。

关于信用与合作机制演化具有启发性的研究主要来自于Alchian（1950）, Hayek（1988），Axelrod （1980a, 1980b, 1984），Axelrod和Hamilton（1981），Nelson和Winter（1982），Nelson（1995），以及一些生物学领域的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如Smith（1974，1978）和Dawkins（1989）等。

Axelrod（1980a, 1980b,）对于合作机制演化的研究为连接博弈论关于个体间的合作机制向群体合作机制的过渡奠定了基石。在他的计算机程序模拟比赛中，合作者的胜利不仅证明了合作与信用在个体博弈中作为占优均衡出现的可能，而且还为这种均衡的演化过程提供了新的研究起点。Axelrod在比赛中还发现，凡是具有善良性（即从来不首先背叛）和宽容性（即在对方背叛以后仍具有合作的倾向）的程序都得分较高。而“针锋相对”的则集中了善良和宽容的特征，而且思路非常清晰，从不首先背叛，然后采取与对方的上一次行为相同的行动。对此，Axelrod的解释是，针锋相对的善良性防止他陷入非合作的麻烦中，对对方背叛的报复则保证了对方背叛行为的谨慎性，宽容性则有助于在对方背叛后重新开始合作，而简单清晰的规则则易于被人理解，从而导出长期的合作（Axelrod，1984）。套用信用机制的语言，则Axelrod研究的意味着，信任别人，不首先欺骗别人，对别人的欺骗进行必要的处罚之后在宽容的原谅对方，并继续施信任于起身，这种信用关系对于主体的在长期的社会交互中的收益是最大的。

例如，最近的一项实验研究也显示，大部分主体在开始都选择信任和互惠的行为，且在与新的主体博弈中，信任和和互惠都会重置于一个较高的水平（Engle-Warnick and Slonim, 2002）。该项研究并且发现，一些背叛的行为在短期内对于参与人的关系产生冲击，但长期来看，这种影响几乎可以忽略。这再一次证明，人类在与他人关系的行动选择重也显示出对信任与合作的偏好和对背叛的容忍。而Fehr和Schmidt （1999）则从重复博弈的稳定性角度研究了进化的合作与竞争过程中公平规则和观念的形成。

为什么没有理由采取其他的策略和获得成功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涉及到生物演化的理论。Smith（1974, 1978）提出了一个集体稳定策略（CSS, collective stable strategy），这个理论是说，假设存在一个全部采取某一个特定策略的群体和一个采用不同策略的变异个体。如果这个变异个体能得到比群个体中的个体更多的收益，则这个变异策略就能入侵这个群体。而如果一个群体的策略是不能被入侵的，则就是一个集体稳定的策略。信任与合作的战略只有在长期的交互关系中才成为集体稳定策略。如果一个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信用机制，则任何对信用的背叛的变异策略都时无法入侵，也就是说不可能扩散的。（Axelrod,

1984）。Axelrod在他的计算机竞赛中也发现，那些“自私”的程序起初表现都相当不错，而且他们相遇时也表现良好，但是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从而摧毁了他赖以成功的基础。因此，在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信任与合作作为集体稳定的策略必然要灌输于整个群体内的某种载体和机制上，文化，组织，制度以及宗教，伦理道德等便是这种维护集体合作用的载体（Wilson,E.,1998）。例如Wilson 认为，两个囚徒实际上往往并不会招供，“因为他们事先已经约定好，一旦被捕就保持沉默。通过这样做，两人都希望获得较轻的惩罚或者一同逃脱惩罚。犯罪分子于是把这种计算原则演变为伦理约定：永远不能背叛对方；要做个好样的。这些盗贼之间并不存在荣誉。暴徒也是某种社会；它的准则就如同战争时期被捕的士兵那样，只能交待姓名、军衔和编号。”（Wilson,E.,1998）

但是，集体稳定策略的一个假定前提是已经存在一个采取某一特定策略的前提，它忽视了纳什均衡的多重性问题。对此的一个改进是Smith后来（1982）提出了“进化稳定策略（ESS,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进化稳定策略的重要之处在于为描述不同群体间的共生关系提供了解释。因为社会并不是都受到一种策略的支配（生物界更加如此），而关键是在生存斗争中哪些生存下来，不断繁衍后代，而哪些会消失掉。例如，可以证明在Axelrod的计算机程序竞赛中，“总是不信任他人”在博弈中永远都是集体稳定策略。但是问题是在一个群体演化过程中，我们更关心的是这种类型个体的后代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Axelrod 在随后的另一个关于合作群体扩展演化的计算机生态模拟中也发现，“针锋相对”程序将在物种的演化中迅速扩展，换句话说，如果起初只有少数的个体采取这种策略，经过几代进化之后，持有这种策略的个体开始迅速繁殖和扩散。ESS意味着最后均衡是这些策略的后代在演进中的种群规模比例保持稳定了。一个最为简单的例子是鹰和鸽子策略的进化稳定均衡是最后两种类型的策略以7∶5的比例稳定于生物的基因中（Dawkins,1988）。商业社会的一个广泛被接受的事实是，如果一个社会全部是诚实可靠的人，则一个骗子将获得最高的收益。而一个骗子遍布的社会，诚实可靠的人可以获得商业的成功。因此最后的ESS是诚实可靠和行骗者各自在商业社会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合作机制的演化问题另一个流行的理论是解释个体理性（或个人秩序）如何向群体理性（扩展秩序）的演进（Weirich, 1998）。这是被成为演化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之一。关于演进中的个体理性和群体理性的关系曾是演化理论的重要分歧点（Nelson and Winter, 1982）。自由主义的观点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坚持个体的行为导致群体的有序性（著名的“看不见的手”便是这其中的机制）。但是也有构建主义的理论认为，个体的理性是在微观是可能正确，但生物和社会的演化更多的是服从与群体的理性，如果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是相冲突的，这样的群体必然要消亡（Nelson,1995）。Alchian（1950）认为，个体分散那决策是克服不确定性问题的有效手段，因为群体决策的系统偏差在个体分散决策中将不复存在。因此，个体理性基础上表现出来的群体行为不能被认为是群体理性对个体理性的控制。而Hayek晚年也对个人合作秩序的扩展进行了集中的探讨（Hayek，1988）。他认为，扩展秩序完全是自然的产物，就像类似的生物现象一样。他是在自然选择过程中，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自身的。人类知识的分散性只有通过个体的决策才能得到资源更为经济的利用。市场便是这样一种分散决策的主要的途径，因此远在国家诞生之前就有贸易和市场，贸易和市场的发展形成了初期是人类合作信任的商业文明，从而伦理道德，习惯法，自发组织，国家法律等框架组成的人类秩序也在人们个体分散的行动中形成和演进的。因此，Nelson和Winter（1982）相信，习惯，文化是人类长年的对资源利用的经济选择中形成的（Nelson and Winter, 1982）。所谓文化演进理性便是指这种促成个体理性和群体理性的载体。这就导出了我们下面进一步考察的关于信用的制度和组

织的生成。

5.制度、组织与信用

人类合作机制以及附着于合作机制的信用机制的演进以及扩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组织和制度，这些组织和制度的最初原形（自然法）可能是在生物界是相通的，我们可以根据生物演化的思路区分三个层次的信用。

5.1基于亲缘（kinship）的信用关系及家族组织。

基于亲缘的信用关系是最为基本的信用，它是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信赖和互不欺骗。这类信用的起因实际上可以还原到Dawkins（1988）所谓的基因的层次，因为基因的相关程度导致了亲缘间的信任是随着血缘的逐步疏远而逐步淡化的。在最为密切的直系亲属中，基因的重叠率最高，实际上利益的关联度也最高。对方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利益的一部分，而且坚信对方也是如此（因此，大部分利他主义行为发生在亲缘关系的个体中是不足为怪的）。这种利益同盟甚至以及脱离了个体所能主观选择的范畴，就像自己不可能不信任自己一样。因此，家庭组织作为人类最古老和最稳定的组织其基础正是基于亲缘的信用关系。家庭组织作为基本信用载体的扩展是家族、氏族以及传统社会对姓氏的尊重与认可。

费孝通早年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就体现了这种基于亲缘的信用关系（费孝通，1947）。他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的人际信用关系如同一个同心圆一样逐层扩散，圆心是自己，最里层是最为紧密的直系亲属，如父母和子女。向外扩散依次为兄弟姐妹，表亲，堂亲等等。这种信用关系的“差序格局”构成了整个传统社会（主要是华人社会）的其他组织结构和制度的基础。如家族制企业和世袭等。Putnam（1993,1995），福山（Fukuyama,1995）等社会学家的研究也表明，亲缘基础的信用关系的稳定性决定了现代社会的工业组织。那些亲缘信任文化浓厚的文明和区域，如华人企业和意大利南部的企业都具有深刻的家族痕迹。

5.2互惠（reciprocity）信用的组织与制度

互惠基础上的信用也是人类最为基本的信用关系之一。例如，在原始社会，个体抗争自然和生存的能力显然要远远低于群体。因此和个体共同狩猎和生活是对各方都有好处的。原始公社制度便成为为这种互惠信用凝结的一个载体。一方面，抵御自然威胁迫使个体必须合作，另一方面，原始公社的存在有助于降低个体生存资料获取的不确定性。个体可能在几天内一无所获，也可能在一天内获得足够多日之用的猎物。但是，原始公社制度保证了个体偶尔单独狩猎成功会主动将猎物上交公社，这种对公社和他人的就是源于一种互惠中的信任。正如Wilson写到，“……想象一下旧石器时代的五位猎人。一个人想离开其他人独自寻找一头羚羊。如果成功的话，他将获得很多的肉，并把它藏起来——五倍于他留在团体中获得的数量。但是，他从经验中得知，他成功的机会很小，远远少于五位猎人合作获得成功的几率。除此之外，无论他能够成功与否，他都将因减少他人成功的希望而遭受其他人的敌意。出于习惯，团队成员继续合作来平等地分享他们狩猎得来的猎物。于是，猎人留在了集体中。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也遵守了良好的习惯，尤其是在他射杀了猎物的时候。夸口的行为受到谴责，因为这破坏了微妙的相互利益网络。”（Wilson, 1998）

市场与贸易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建立在互惠信用基础上的一种组织形式。由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好处是互惠的，即每个人都能提高劳动产出。但是分工的结果必然是商品初始分配的不均，而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却不因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交换的市场与贸易便成为维持各方专业化分工带来好处的基本保障（Hayek, 1988）。事实上，市场与贸易本身就蕴涵严格的信用体制，因为专业化分工和所谓迂回生产程度的加深本身就意味着对直接消费生产资料生产的放弃，这种放弃必须是以信任（并且事实上可行）通过自己的产出可以交换到别人生产但又是自己所需的。市场的分散性和竞争性也表明了可以相信这种交换不会以别人的漫天要价为特征的。据可靠的考证，“远距离贸易以及交换那些不知其来源的那些物品的交易，肯定比相距遥远的群体之间现在能够发现的任何其他交往行为更为古老（Hayek, 1988）。”在我国古老的《易经》中就有“日中为市，聚天下客，互通有无，交易而归”的记载。因此，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市场与贸易是一直没有中断过的制度，这是不争的事实。市场与贸易（特别是远程贸易）的生成必须依赖于一定的信用机制，人类社会围绕市场与贸易的互惠好处发展了一系列信用机制，以保证交换能以更加低的交易成本进行。这些信用机制简单的可以区分为三个类型，即长期交易中的双边信用范式，第三方保障的俱乐部范式和匿名社会的法治保障范式。

5.2.1双边信用保障机制——长期交易范式

双边信用机制是最为基本的信用机制，它是要保证两个个体在交易过程中互不欺骗，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上述的博弈论的大量研究都证明，长期博弈过程中，对于未来收益的贴现超过现期背叛的收益，则信用机制就可以形成。因此，交易的可否持续性被认为是双边信用保障机制的主要基础。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Shapiro和Stiglize（1984）以及Akerlof和Yellen（1986）提出的有效工资模型。这一理论的主要思路是，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是否诚实在时候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如果代理人选择诚实履行代理任务，则获得除获得佣金之外还可以继续获得委托人的代理，若选择欺骗，则代理人可以获得佣金和即期的一个收益（比如说占优委托人的委托财产），但是委托代理关系就此结束。他们证明，存在一个有效的工资（佣金）低限，使得委托人支付给代理人的工资达到这个低限之后，代理人将选择诚实执行委托任务。对此的一个应用是Greif（1994）在对中世纪热那亚商人远程贸易代理的研究。他发现，在个体商人交易为主的热那亚商业社会，商人一般支付一个比较高的价格（高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地区的商业代理）给代理人代理其地中海沿岸的远程贸易。对此，Greif利用有效工资模型作出解释，他认为，商人付给代理商一个工资，若代理商诚实履行贸易代理，则获得合作剩余，且商人继续雇佣该代理商。而若代理选择欺骗，则商人损失了代理的货物，但终止代理关系。但是，商人普遍支付的一个较高的佣金（工资）使得代理人对未来继续合作的预期收入的体现超过了及其背叛的所得，因此远程贸易代理制度在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往来中得到普遍的推广。

同时长期交易关系的确立有助于建立“双边声誉机制（bilateral reputation mechanism）”（Greif, 1994），即合作文化的确立。Greif认为，中世纪热那亚的拉丁式个人社会中，在接近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下，商业贸易合作和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的是建立在长期双边声誉机制上的“文化结构（culture structure）”。在这种结构下，商人与代理人的默契配合和商人给予代理人的优厚待遇造就了整个社会成员的共同繁荣。据

Greif考证，热那亚的商业代理人一般是贫穷和低收入阶层，优厚的代理佣金使得他们可以经过若干时间的诚实代理而上升到中收入阶层。这种社会阶层的流动构成了社会纵向的紧密结合和“文化信任（culture belief）”的形成。

事实上，除了上述的长期交易利益中形成的双边信用保障机制外，在大量的短期交易中，其信用机制主要依靠担保和抵押来支撑。我们已经无法具体考证担保也抵押制度产生于何时，但是它确实是人类社会用来保障短期交易的最为古老和持久的信用机制。比如中国古代诸侯国同盟普遍采取的人质制度，商业交易中的抵押担保及其各种变异的表现形式就更加普遍了。例如预付金制度几乎是所有大宗交易必采用的担保机制。但是，在担保中，如何防止另一方的道德风险呢？Emons（1988）的研究表明，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柠檬市场上，只要存在充足的竞争，有效的担保会克服双方的道德风险行为。

将品牌的作为一种信用抵押机制在近期的研究不断出现，实际上，品牌投入（如广告）不仅具有产品质量信号的发送功能和甄别功能，同时具有信用抵押的功能。因为品牌的投入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品牌投资具有典型的沉没成本的特性，即一旦退出生产之后品牌投入是无法收回的；二是积累和损耗的非对称性，即品牌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而品牌的损耗却是迅速的，如果一旦出现品牌企业的非信用行为，将导致品牌价值的迅速缩水，尤其是在信息高度流通的社会。

双边信用机制度是依靠一种称为双边惩罚机制（bilateral punishment system）的制度来救济的。也就是说当背叛的行为发生之时，交易双方将启用这种机制来惩罚背叛者。如Grief在研究中指出，一旦发现代理人背叛，委托人将结束与代理人的合作，转而与他人合作。而代理人将因此失去未来的与委托人合作的所有收入贴现（Grief，1994）。按照Akerxlrod的研究，合作博弈的形成一个必要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对背叛行为作出惩罚，即所谓的“可激怒的（infuriatable）”，否则信用合作就无法成为集体稳定战略。又如，古代社会“复仇群体（vengeance groups）”的大量存在就是针对背叛行为的惩罚机制。Bates（1983）对非洲尼罗河上游的奴尔人（Nuer）的研究佐证了这种惩罚机制对于维持社会信用和秩序的作用。奴尔人的大量复仇群体使得所有背叛合作交易的行为都受到惩罚，从而维持整个部落的有序的合作秩序。

5.2.2第三方信用保障机制——俱乐部范式

对于复杂的交易与合作行为的信用问题，单单依靠双边机制来维持信用成本很高，有时候甚至根本无法形成信用机制，从而导致交易瓦解。此时，信用的保障往往依赖于第三方。典型的研究是Williamson 对交易契约关系规制的研究。他认为，混合型和高度特质的交易需要进行三方规制，而古典契约对于这类交易规制失灵，因为断绝交易关系的威胁对于弱势方的损失要大于强势方，因此，对于信息劣势方而言，更有强烈的激励促使契约进行到底直到完成。因此，他们会借助第三方的力量来促进契约的执行（Williamson, 1979）。

第三方规制的信用结构简单的讲就是一种俱乐部制度，或者说是一个多边互惠体系，并具有排他性。尽管俱乐部体制对于成员没有强制的约束，但是一旦发现成员的背叛行为，将使得俱乐部所有成员迅速知晓而将其排除在整个俱乐部之外。例如，原始部落就是原始社会的一个信用保障的第三方机制。一旦

发现成员如果狩猎所得不交公，则马上将其逐出部落。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个体抗争自然和生存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因此选择诚实守信而留在群体（原始公社）里对个体而言更为有利可图。

与此相仿，中世纪地中海沿岸大量存在的商业团体和行会实际上也是一种信用保障的第三方机构。按照Milgrom，North和Weingast（1990）、Greif（1993）、Greif, Milgrom和Weingast（1994）以及神取道宏（Kandori,1992）等关于自治商业社会的中组织和规则的研究发现，自治商业社会中的“多边声誉机制（multilateral reputation mechanism）”和“多边惩罚机制（multilateral punishment mechanism）”（Greif, 1989;Greif, Milgrom and Weingast, 1994）是维持其在无政府强制社会中交易契约执行的基本保障。在犹太人中东的犹太人与地中海各国贸易往来中，交易团体（Greif称之为“商业同盟（coalition）”）充分传达了各个商人过去的相关信息，如是否有过欺骗委托人的历史。在这个商人团体中，一旦发现有人欺骗委托人，则团体那的所有商人都知道这个信息，并且停止与这个代理人的交易。神取道宏（1992）的正式模型证明了这种多边可转移的声誉机制对于整个团体中筛选和维持信用与合作的纳什均衡解的作用。

Greif, Milgrom和Weingast（1994）同时研究了这些商业团体那的仲裁机制。尽管贸易发展中仲裁的形成一直是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协调机制。但是通过商团内部的“放逐（ostracism）”保证仲裁结果的实施则是十分有效的。同样的，12和13世纪流行于欧洲的的“香槟交易会（champagne fair）”，它类似于现代的展销会，交易者只带来各自的交易商品的样品，根据样品协商价格和交货时间地点和付款方式。如果交易中出现欺骗，受欺骗一方可以向交易会的私人司法系统（仲裁机构）起诉，被起诉者将收到交易会其他成员的排斥（Verlinden, 1979）。

这些俱乐部组织形式的第三方信用保障机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成员间的经常交往保持信息的高度流通，从而大幅度降低交易的信息不对称（历史的和现实的）。因此，福山在论及社会信用时，极大的强调这种俱乐部形式的交流沟通对于保证社会成员的彼此信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分析美国当今社会信用下降的时候，甚至认为美国各种乡村俱乐部和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消失是其重要的原因（Fukuyama,1995）。

5.2.3匿名社会的信用保障——非人格治理范式

现代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于打破了传统社会组织构架，人口的高度流动和商业关系的全球化开展以及越来越复杂的交易方式的发明，使得传统社会的人际信用保障机制面临许多困境。例如，在乡村社会中，人际的信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间的“闲言碎语（gossip）”和乡里的长期往来（Merry, 1984）。因此，地缘关系在传统社会成为继亲缘关系之后的另一个重要信用保障机制，尤其是在人口流动相对较少的中国古代社会，同乡会（馆）更是成为商业信用的自我服务和仲裁机构。但是，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杀熟”现象开始上升。很显然，作为匿名社会的现代社会中，信用关系的构架更多程度上应该依赖于非人格的制度和法律框架。

法律与制度作为第三方治理与上述俱乐部范式下的信用保障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强制性。俱乐部式的信用保障的根本点在于长期稳定的交易（双边的和多边）的，因此，交易秩序必须现对封闭于一个特定的群体之内。例如Greif（1994）对马格里布商团的研究就表明，这种具有集体主义特性的团体很

难推动贸易范围的扩展。原因就在于缺乏强制的力量下，交易的扩展会导致内部的信息充分流动性迅速下降和信用信息披露机制的瓦解。

专家系统，正式制度，司法系统构成了匿名社会非人格化的信用保障机制。专家系统的关键作用是披露关于交易者及其交易物品的相关信息。中立与公正的专家系统对于维持匿名社会的信用体系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专家系统赖以维持的基础就是期自身的信用。如果一个社会的专家系统本身的信用出错，那么整个社会的交易关系将不得不倒退。正式制度（包括法律）的强制性的根本作用在于改变博弈的预期收益，从而形成稳定的纳什合作均衡解（）。例如，对欺骗行为的强制处罚而不是简单的取消未来合作，将增加欺骗的成本。而对于类似交通规则的强制性制度则有助于筛选多重纳什均衡，形成更加明确可信的预期。司法系统的救济显然要比不具强制力的仲裁更加有力的规制欺骗行为。但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强制权利的介入有时会带来系统的不稳定性。例如，政府信用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社会信用度的高低（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and Vishny, 1997）。专家系统的公证性如何保证？以及法律制度如何有效的保障信用机制将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6.结语及对转轨时期信用问题研究的启示

信用问题在经济学里并不是一个核心命题，而是一个应用问题，围绕信用问题的相关研究涉及到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法经济学，经济社会理论，演化理论等各个理论流派的研究。但是这些对于信用问题的研究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坚持了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一是自利的个体理性选择假设，二是进化选择假设。第一个假设是说，人们选择信用（诚实和信任）仅在这样的范围之内，即信用或表现为信用比不信用得到更多（Sen,1977; Telser,1980）。经济学家认为只有这种可计算的信用才是稳健的（robustness），而社会学家所描述的信用则是一种脆弱的（fragility）信用，或者说可以容易遭到破坏的。在这个基础上，经济学家讨论了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会形成个体理性选择基础上的各种信用关系，信用工具和信用制度。而进化选择的假设无非是一种达尔文式的生存检验，这种检验包含个体生存和群体生存。个体的生存实际上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的个体利益最大化所假定了的。而群体生存的检验实际上涉及到群体的演化过程，即具有竞争力（生存能力）的群体，必须是可以不断低成本的获取资源，如果不行则将会淘汰。而个体理性选择的长期博弈过程会形成一系列的合作关系（和博弈战略）——即个体选择到群体选择的扩展，这些战略已经作为个体的偏好，习俗，文化甚至基因等的内化形式表现出来，当时这丝毫不影响其个体选择理性的初始逻辑。而正式制度，法律和国家则是在社会演进到更高层次的博弈均衡罢了（North,1990）。

目前，我国转轨时期的信用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不仅在于目前我国改革进程中信用缺失导致的一系列严重负面影响，更是因为缺乏信用支撑的市场制度很难健康的运作，特别是加入WTO 之后，与发达市场经济体系接轨中，市场信用规范更是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国内对于信用问题的研究就文献而言数量在急剧增加，但是大量的研究都缺乏相应的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理论的支撑，针对的问题比较单一，所做的分析比较浅层，给出的结论比较片面。笔者认为，我国转轨时期的信用问题研究应该着力于在三条思路上展开：（一）稳定的制度预期与信用机制。在缺乏稳定预期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个体的决策的短期化。因此建立在长期关系上的信用机制就无法确立。例如产权不明晰和缺乏对私有产权的明

确保护，导致企业家对未来收益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企业间的信用关系难以确立（张维迎，2001）。政府政策的易变性，法律不完善以及法律难以准确执行导致交易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急剧上升，而破坏了企业长期交易中的信任。（二）信息失真和信用危机。特别是专家系统出错导致的虚假认证、虚假审计、虚假文凭等等极大的增加了社会的交易成本，导致整个社会普遍的信用危机。（三）合作文化形成的制度基础。更为一般，制度如何保护长期演进中合作文化的形成。例如，家族制企业发展的瓶颈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合作文化，更为本质的是缺乏信用。这种匿名社会的信用机制建立是一个长期的文化演进过程，但是这一过程的稳定制度保护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