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德马尔森号”到“南海一号”(修改)

从“哥德马尔森号”到“南海Ⅰ号”

——中国水下考古二十年

本报记者孙波

12月28日上午10时，经过20多海里水上移动和360米陆地平移后，装载“南海Ⅰ号”古沉船的沉箱缓缓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沉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Ⅰ号”正式入住“新居”。至此，历时近一年的“南海Ⅰ号”古沉船整体打捞工作画上圆满句号。“南海Ι号”发现二十年，调查探摸、方案论证六年，正式打捞近一年，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起步、发展、成型的历史。值此特殊而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们回首中国水下考古不平凡的过去二十年，对未来更加充满期待……

一次国际拍卖引发国人对水下文物安全的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物考古事业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二个发展春天，为应对改革开放的基本建设大潮，几乎所有的考古工作者都奋战在各地考古一线。谁都未注意到，此时在南中国海上，一个海盗行径的打捞活动正在悄悄进行。1984年5月，英国“职业捞宝人”迈克尔?哈彻用了十周时间探测到一艘沉船，并最终打捞出15万件中国瓷器，125块金锭和两门青铜铸炮。这艘沉船后来被证实是由中国广州港出发的东印度公司“歌德马尔森”号。一年后,从该沉船打捞起的15万件中国瓷器被摆到了荷兰的嘉士德拍卖行，拍卖会前后进行了九个月，并最终实现了两千万美元的成交金额。一次性拍卖数量如此巨大的中国文物震惊了全世界，更震惊和刺痛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的心。加强水下文物安全保护工作和组建中国水下考古队成为当时迫在眉睫的紧急任务。

在国家文物局的积极努力下，1987年底，中国第一家水下考古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成立了。起步中的中国水下考古完全是“一穷二白”，不仅极度缺乏资金，更无专业知识和人才。我们唯一可依赖的基础就是20世纪50～80年代，我国在沿海的26次沉船及其构件的发掘记录，但所有这些发现都是在淤泥中，因而还都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陆地考古。

为解决专业技术知识和人才的短缺问题，在水下考古研究室成立的当年，国家文物局派出了杨林和张威到荷兰考察、学习北海沉船调查与发掘工作；次年，又派王军到日本学习水下考古；1989年，已从荷兰学成归国的杨林、张威再被派到乔治.巴斯领导的美国德克萨斯

A&M大学学习水下考古理论与专业技术。

然而，尚未等我们做好准备，“南海Ⅰ号”就以一种偶然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

链接一：

海外水下考古学发展简史：

早在15世纪，欧洲就有人试图使用简易的潜水设备进行水下探测和打捞，但成功的案例寥寥无几。1900年，希腊潜水者在克里特岛与希腊大陆之间的安迪基提腊岛附近水深60米的海域，发现大批石质和青铜雕像，希腊政府出动海军舰船进行了打捞。1907年，伦敦文物协会组织专业潜水员对肯特郡赫尔纳湾的一艘沉船进行调查。1908年，苏格兰牧师布兰德尔潜入内斯湖底，调查人工岛及水上建筑的遗迹，并绘制了人工岛的草图。1934年，耶稣教会教士A.普瓦德巴在海军和潜水爱好者帮助下对巴勒斯坦港口遗址的大面积遗存物进行了鉴别和绘图工作。1942年，法国海军军官雅克斯.库斯托带领一个水下工作小组成功制造出一种可供普通人使用的“水肺”，并由此带来了水下考古的一场革命。借助这一装置，该小组的成员先后“发掘”了马赛附近的大康格卢岛海域的古希腊贸易沉船，以及法国德坦暗礁德一艘古沉船。1959年，瑞典国王动用1200名潜水员打捞出了“瓦萨”号战舰，这项工作曾一度被看成是最为宏伟壮观的沉船打捞。196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教授乔治.巴斯带领学生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的沉船进行了调查、发掘。这是第一次真正有考古学家亲自下水进行的考古工作，因而被有些人认为是水下考古学诞生的标志。随后，巴斯率领他的考古队先后发掘了土耳其海域的拜占庭时期沉船亚细.阿达第一遗址、第二遗址以及塞浦路斯的卡伦尼亚沉船遗址。在此期间，英国1964年成立了“航海考古学会”，并在次年对德兰群岛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雷夫德”号进行了调查。1967——1971年间，英国先后组织发掘了著名战舰“玛丽.露丝”号、黑斯廷司海域的“阿姆斯特丹”号，以及布拉斯基特海域和拉卡达海域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圣玛利亚.罗莎”号、“希罗娜”号等。法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德拉蒙D号遗址、大里博A号遗址以及拉德利尔遗址等等。荷兰学者在北欧违海低地进行的发掘工作为了解公元初几个世纪内河船提供了丰富知识。

1970年以后，西方海洋考古学逐步“东渐”，英国考古学者吉米.格林在澳洲、泰国和菲律宾海域进行了一系列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所探测和发掘的对象也主要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古贸易沉船。

与此同时，有关考古学理论与教学传播的工作也开始发展。1973年，巴斯在德克萨斯A&M大学成立航海考古研究所，并招收海洋考古的研究生。1966年，巴斯出版了权威的《水下考古学》一书，随后威尔克斯出版了《船舶考古学》，1978年，年轻的海洋考古学家基思.麦克尔瑞出版了优秀的《海洋考古学》一书，可惜的是，两年后这位年轻的海洋考古学家就罹难于一次潜水事故。1990年，吉米.格林编著了《海洋考古学——技术手册》。

“南海Ⅰ号”“引航”下的中国水下考古二十年1987年，就在中国水下考古研究机构成立的前夕，英国一家从事专门商业打捞的海洋探测公司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请求与中方合作打捞一艘沉没于中国南海海域的东印度公司“YHRHYNSBURG”号。打捞最终也没能找到那艘计划中的东印度公司沉船，却意外找到了一艘中国古沉船，并用抓斗机抓起了240多件瓷器、铜器、铁器等文物和一条银质腰带。这艘沉船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南海Ⅰ号”。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中英合作就此终止。中方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南海Ⅰ号”上来。

1989年11月，“中日联合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在广州成立，其工作目标直指“南海Ⅰ号”古沉船。但调查队成立后仅进行了一次出海探摸就由于种种原因停止了合作工作。而这一停顿，竟使“南海Ⅰ号”古沉船淡出了人们视野的时间超过了十年。

“南海Ⅰ号”水下考古工作虽暂时陷于停顿，但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的前进步伐却在加快。从1989年起，中国开始了系统化、专业化的人才培训工作。1989～1990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在青岛举办“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培训班在青岛完成了一个学期德海洋考古理论学习、轻潜水技术培训后，又在福建连江定海进行了一个学期的沉船遗址水下调查、发掘实习。所有学员都获得“国际水下联合会（CMAS）”二星级潜水员证书。大部分学员都成为我国此后二十年水下考古的骨干力量，有的还去了大学培养、传播水下考古知识。参加此次培训班的学员、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首任主任张威后来对培训做出这样的评价：“这个培训计划的完成标志着当代水下考古技术、方法传人我国，为十多年来我国一系列水下考古工作的开展和水下考古专业队伍的不断壮大奠定了重要基础。”1999、2004和2007年，国家文物局又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在福建连江定海、广东阳江海陵岛举办了第二、第三和第四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与第一届不同的是，这三届培训班完全是依靠我国自身的水下考古力量进行的，这表明我国已形成水下考古队伍自我更新、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

得益于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和水下考古专业人才贮备的壮大，近二十年中国水下考古工作成绩斐然：

198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实验室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广东吴川吴羊镇沙角漩清代沉船进行水下调查，发现沉船遗骸并采集到部分构件。

1990年、1995年，中澳水下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对福建连江定海进行水下调查，找到了一批宋元、明清时期的沉船资料，并先后对属于北宋时期的“白礁一号”和属于明清时期的“白礁二号”进行水下勘测与发掘。

199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组织对海南岛文昌县宝陵港海域的明清沉船展开调查，并采集数量可观的凝结物。

1991～1992年、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等单位对广东新会银洲湖海域的元初崖山海战沉船进行了水下调查，并核定了其年代。

1991～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的水下考古人员联合组队，对辽宁省绥中县的三道岗海域的元代沉

船遗址进行了五次正式调查和发掘，水下发掘面积148平方米，获得各类器物600余件。更为珍贵的是该遗址的发掘报告《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已于2001年正式出版。“辽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元代沉船的勘查与发掘，是我国首次全凭自己力量来实现的一项正规的水下考古工作，历时六年，本书全面记录了此项工作，并详细介绍了发现物，是我国第一本水下考古的正式报告”。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教授在该报告序言中这样评价。

199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对广东汕头市达豪区广澳港清初沉船开展了水下探摸和遥感物探调查，并推测出其年代与性质。

1996、1998、1999、2007年，海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开展了西沙水下文物的调查和试掘，发现13处分属于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沉船遗址和遗物点，并对“华光礁一号”沉船进行发掘，出水大量瓷器。

2000～200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考古队等先后调查、试掘了福建东山岛海域的东门湾、南门湾、古雷头、东古湾等地点的沉船遗址和遗物点，发现大量青花瓷器和军事武器遗存。

2005年，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组织调查、发掘了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船。出水瓷器17000余件。

此外，1998、1999年，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学者也对澎湖大瑥海域发现的沉船“将军一号”进行了水下试掘，发现一批生活用瓷器和建筑材料以及铜钱等。

当然，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这些水下考古工作没有“南海Ⅰ号”打捞那么大的社会轰动性与影响力。

扬帆启航，“南海Ⅰ号”的成功打捞

2000年，“南海Ⅰ号”水下考古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重新被纳入议程。这一年，香港迪斯尼乐园筹建工程涉及到了126公顷的填海工程，中国水下考古队员张威、张松等被邀请进行基建前的海底考古调查和探测。在港期间，张松认识了香港的几位业余潜水爱好者，他们对“南海Ⅰ号”表现出很大兴趣，并筹集了150万港元支持“南海Ⅰ号”沉船探测，这一探测活动最终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和支持。接下来的工作，虽然异常艰辛但却进展顺利。2001年5月，水下考古队利用旁测声纳和浅地层剖面仪以及GPS卫星定位系统成功定位了“南海Ι号”的精确坐标。2002年8月，水下考古队采用物理探测的方法通过差分定位对沉船的长、宽、深等数据进行了科学换算，基本获得了比较准确的型深数据。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围绕如何打捞参与者们对“原地发掘、逐件打捞”、“围堰式打捞”

和“整体打捞”三种比选方案进行了激烈争论。三种方案中“原地发掘、逐件打捞”方案最为传统，我们也积累了最为丰富的经验；“围堰式打捞”要把沉船围起来,然后把水抽干,将海底考古变成陆地考古，这在意大利曾有过一次成功先例。但那是在内陆湖，这种方法在距离陆地二十多海里的海中实行显然不太现实。最终大家将思维向从未有过先例的“整体打捞”方案倾斜。

链接二：

“围堰式打捞”先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墨索里尼下令将意大利东南内米湖（Lake Nemi）中的水排干，以寻找传说中的两艘罗马时代沉船。打捞非常成功，为博物馆获得了大量展品，但究竟是否为船却至今存在疑义，因为出土遗迹上有大理石柱和蒸气浴室，“甲板”上还镶嵌有铺地砖，因而也有人认为是水上别墅。当时，即使是具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陆地考古也刚刚起步，因此这次以满足好奇心为目的的水下考古项目，在操作过程中很难说有多少科学性，因而至今未搞清遗址性质并不为怪，此次水下考古发掘也算不上成功。

2005年至2006年，国家文物局先后四次组织文物考古、水下工程、岩土力学、海洋打捞、海洋水文气象、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专家召开论证会对打捞方案进行了科学论证。根据论证会意见，方案制订者对打捞方案进行了反复优化和完善，并补充了大量模拟试验和科学计算。2006年6月，国家文物局批准《“南海Ι号”整体打捞及保护方案》并由广东省文化厅具体组织实施。2007年1月，在进行最后一次海底勘查后，“南海Ι号”沉船进入整体打捞阶段，打捞工作在历经沉井安放、底梁穿架、沉箱起吊三个重要阶段后，终于在2007年12月22日成功浮出水面，并在六天后安全运抵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至此打捞工作圆满成功。

作为一项先例无任何可供借鉴的水下考古打捞工作，“南海Ι号”古沉船的成功打捞意义非凡。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所说，“对‘南海Ι号’实施发掘保护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水下考古项目，所采用的整体打捞，迁移至博物馆，然后进行考古发掘、保护、展示的方法，是我国乃至世界水下考古的一次创举。‘南海Ι号’整体打捞及保护成功，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成果，必将以水下考古方法的创新而载入史册”。“南海Ι号”整体打捞工程总指挥、广东省副省长雷于蓝评价说“‘南海Ι号’发现二十年，调查探摸、方案论证六年，正式打捞近一年，它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起步、发展、成型的历史”。从二十年前“歌德马尔森号”被盗掘时的一无所有到“南海Ι号”打捞的世界首创，中国水下考古再次演绎了传奇的“中国速度”。这也难怪香港《文汇报》在2007年5月10日就刊发评论文章将“南海Ι号”与当时新公布的冀东堡油田并论说，“‘南海Ι号’以实物展示了在郑和下

西洋之前中国对外贸易与海上运输的能力，说明了全球化时代之前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现在的中国，不仅仅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崛起，更是整个民族与国家的复兴，遍布世界的中国产品和‘南海Ι号’一样证明了中国正在重现辉煌，这一进程不可阻挡”。

“南海Ι号”打捞成功后带来的新考验

12月27日晚，就在“南海Ι号”进驻水晶宫博物馆的前一天，在广东阳江海陵岛的一家宾馆会议室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召集了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以及广东省文化厅、阳江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负责人召开了一个重要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究竟如何做好“南海Ι号”古沉船的永续保护和利用工作。的确，打捞的成功对社会和媒体来说是欢欣雀跃的，但对考古工作者却是肩上压上了更加沉重的担子。

首先，是当今技术究竟能否保证出水文物的安全问题。早在“南海Ι号”整体打捞前的一次座谈会上，出于对文物安全的负责，就有专家对沉船出水后船体等文物的保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忧虑。现在整体打捞已经圆满成功，专家们的部分“忧虑”已经被证明为“多虑”，但还有很多的忧虑仍待相关考古发掘开展之后才能找到答案。所幸的是，一线的水下考古工作者已经为相关永续保护工作做了很多基础研究。据广东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助理、水下考古队员魏竣博士介绍，从2006年起，广东省有关方面已开始联合中山大学、中科院海洋所等相关科研单位就“南海Ι号”古沉船所处海水环境、泥样等进行分析，并通过模拟试验基本得出保护古沉船文物保护所需的温度与光照条件。下一步将继续联合相关科研单位就如何在水环境条件下如何保护木质文物、金属与陶瓷器等进行科研公攻关。只要这些相关的基础工作持续开展，相信能把我们更多的“忧虑”变成“多虑”。

其次，是“南海Ι号”的合理展示与利用问题。以往，文物考古工作者往往仅注重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忽略了文化遗产的作为公共财产的展示利用，甚至害怕到不敢使用“利用”这样的字眼，错误的认为那是旅游部门的事。由于文物考古部门不介入，而规划、旅游、商业等部门又不懂其文化基础，致使很多历史文化景观和考古遗址陷入无序规划开发的状况，甚至造成了文物本体的严重损坏。现在很多商家、旅行社等已经关注到了“南海Ι号”带来的无限商机。在“南海Ι号”出水日子正值旅游淡季，但阳江海陵岛各家旅馆全部客满，是往年同期的四倍。而在阳江市区到海陵岛的路上，单“南海一号”酒家记者就看到了不下三家。商机的出现会很快带来商家的涌现，但如何既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好奇心又保证考古的科学性和历史的真实性，既实现古文化所带来的商业价值又保证其历史内涵，对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说是个全新而又必须面对的课题。幸运的是，相关领导在对待“南海Ι号”的保护和利

用平衡问题有着非常明智的认识，阳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芝岳在“南海Ι号”古沉船永续保护工作会议上曾代表阳江市政府明确表示，阳江市政府对什么时候打开古沉船进行发掘和水下考古演示没有时间上的期待和要求，对“南海Ι号”古沉船的展示和利用将完全服从于文物保护工作的要求。然而，究竟如何展示和利用、如何使周围地域的规划开发具有特定历史气息、如何使环境相协调，文物考古工作者必须主动拿出我们自己的意见。

第三，如何更好的利用舆论导向。考古工作和媒体报道既有和谐互利的一面也有互为矛盾的一面。互利在于考古通过新闻宣传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新闻媒体通过报道考古可以获取更大的发行量、收视率；矛盾在于考古讲究科学性从而要求慢工出细活，而媒体报道讲究快捷和视听冲击力。站在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角度，我们既要加强宣传报道又要把握尺度避免刻意炒作。站在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我们既要保证宣传的及时跟进又要保证真实性不要断章取义、信口开河。总的来说“南海Ι号”古沉船打捞阶段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比较到位的，在沉船上岸的临时码头，记者甚至碰到了很多来自河北、山东等北方省份的都市类报业同行。他们对整个打捞过程、进展等向当地群众做了及时、客观介绍。然而，也有个别传媒登出的消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比如，在打捞准备阶段就有媒体刊出了“南海Ι号”打捞出的瓷器拿到欧洲市场拍卖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并由此估算出“南海Ι号”古沉船价值3000亿美元的报道。这篇报道的记者究竟是不是了解相关法律我们已无从得知，但该报道违背真相刻意编造却是不争的事实。还有一段时间几家媒体围绕究竟“南海Ι号”和兵马俑哪个价值更大发出了若干篇文章，这类关公战秦琼的报道现在完全可以当成笑话来听了。另外，在“南海Ι号”古沉船打捞、发掘的进展，相关报批手续的履行上也都出过报道纰漏。这类报道的“面世”既有媒体记者自身的素质问题，也有相关官员甚至专家的自律问题。

下一步，“南海Ι号”水下考古发掘和展示工作即将开展，也必将吸引更多民众和媒体的关注，究竟如何既要满足民众的知情权，又要引导媒体和民众将关注的中心着重于“南海Ι号”古沉船的文化内上，对文物考古工作者和相关宣传部门都是必须要面对和克服的问题。

水下打捞风潮，不能推倒的多米诺骨牌

尽管“南海Ι号”考古工作尚未正式开展，但其所体认出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已然浮现。在“南海Ι号”打捞期间，就不断的有媒体在追问中国水下还有多少沉船？何时打捞“南海二号”等话题。据悉，目前已有个别发达城市也组建了水下考古队，对辖区的水下文物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场水下打捞风暴的刮起似乎近在咫尺。对这种可能的倾向我们不得不绷紧神经，因为虽然我们同二十年前相比我们各项条件已进步很多，但水下考古受制的因素并未有根本改观。

首当其冲的就是资金的短缺问题。水下考古所需的费用非常昂贵，一套普通的声纳装置就要两百多万人民币，一套新型潜水服要几千元到几万元人民币，就连一支深海灯也要1万元，再加上出海船只、设备维护等等支出，每次出海打捞、探摸的费用非常惊人。被称为“水下考古之父”的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甚至曾建议中国不要搞水下考古，因为太费钱了。其实即使在欧美这样的发达国家，水下考古工作也经常会因为经费问题被迫中断，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是仅靠学科内部就能解决的问题。在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商业打捞一般是合法的，发现沉船后只需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即可得到政府预支的一定费用，沉船打捞之后获利的30％回报政府。在中国商业打捞是违法行为，因此有人试图用社会融资商业赞助的方式开展水下考古与打捞，由于这种打捞的动机并非着眼于沉船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而是更多的着眼于其所承载的商业价值，因此这种做法无论如何也难以回避其固有的弊端。正如英国考古学家基思?马克尔瑞所说“有一点十分清楚，如果资金的获得仅仅取决于所发现器物的商业价值，那么发掘的首要宗旨绝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更不用说要取得研究工作的实质进展了。”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皮特?里弗斯将军也曾在其考古报告书《Excavations in Cranborne Chase》中说：“被视为研究材料的遗物价值，可以说与他们本身的商业价值成反比。”虽然打捞活动也可能提供一星半点的资料，但只要资金的提供取决于商业利用的需要，就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连贯而完整的研究。

文物保护技术的发展水平的制约是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目前，我们虽然对于水中文物积累了一些保护经验，但都是针对浸泡在淡水中的文物的。海水中文物需要脱盐、还要考虑到光照、压力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现在的做法究竟是不是可行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如果没有充分的文保技术准备，盲目的大规模打捞与水下考古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控制盲目打捞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依靠法律手段。1989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该条例的第七条明确规定“水下文物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活动应当以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为目的。”“未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私自勘探或发掘。”该条例为有效保护中国海域水下文物提供了完备的法律支撑。然而，如何贯彻法律的实施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智慧。2005年6月，“碗礁一号”古沉船竟吸引来了广东、浙江、安徽、上海、山东等各地打捞者的洗劫。由于人手和资金的短缺，仅依靠文物部门在茫茫大海上展开巡逻稽查明显是不现实的。现在很多省份成立了文物执法队，建议沿海省份的执法队增加力量，扩大执法范围，协调相关部门将海上文物执法工作纳入其中，这样才能保证我国海域的丰富水下文物有更安全的栖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