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汉语大字典》和中国辞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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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汉语大字典》和中国辞书学会

作者：汪耀楠

来源：《辞书研究》2012年第05期

一、我与《汉语大字典》

1975年，“文化大革命”还在乱糟糟地进行，周总理批复了《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关于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的报告》，这个规划要求从1975年至1985年间完成160部中外语文词典的编写出版任务，改变“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状况。《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是最大的两项工程。《汉语大词典》由华东五省一市承担，《汉语大字典》由湖北、四川两省承担。当年10月，我参加了这项工作。

这是一项十分浩繁的任务，川鄂两省组成一支四百多人的编纂队伍。我是湖北大学编写组（含孝感师专，共有四十多人）的一员，任副组长，主管业务。从此我便被《汉语大字典》“套牢”了。韩愈在《进学解》中所说“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这种艰苦和精神，编大型字词典的人是最能体会的。从搜集资料、制作卡片，到编写审稿，每一个环节都要耗费巨大的精力。《汉语大字典》于1990年出齐，在人民大会堂开了庆功会，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一位日本学者撰文说：“无论什么人看，这一事业可以说是和修建长城一样艰巨和伟大。”《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是“文化的长城，汉语的双璧”。诚哉斯言。

《汉语大字典》是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字典，它的规模和编写难度远远超过了《康熙字典》。古文字字形的演变、古今声韵、字义训诂，涉及传统学术、现代语言学的方方面面。仅征引书目，就达两千种以上。重大的实践活动提出了繁多的学术课题，不在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编出一部高水平的字典。

我是《（汉语大字典）编写方案》的三个起草人之一，武汉大学陈世铙、华中师范大学陈克炯和我对《汉语大字典》做了全面的规划。《编写方案》完成以后，我又思考着若干学术课题，写出了一些论文和细则。六书原理问题、正体字和异体字问题、名物字问题、通假字问题、大型语文词典释义的特点和要求问题、义项的概括与区分及释义的历史性和科学性问题、注疏材料的运用问题、历代训诂成果的运用和吸收问题、字的释义和词的释义区别问题、举例问题、相关字释义的平衡和统一问题等等，凡传统语文学和现代辞书编纂需要沟通的问题，都在我的思考范围之内。那些年我在《辞书研究》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并于1990

年出版了论文集《词典学研究》（四川辞书出版社），同时又发表了《汉语大字典通论》和《（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对词典学理论的贡献》等十余万字的长篇论文，对《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实践和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总结。

1992年第4期《辞书研究》发表了魏世弟、李尔钢的《中国现代辞书学派的生长》一

文，该文把中国辞书学的研究分为实践派、理论派和传统派三个派别，其中以赵振铎、汪耀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