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论“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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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
内容摘要：在国外刑法理论中“不知法律不免责”是一条古老的规则，在社会发展节奏十分缓慢的历史时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这一规则面临着一些争论与问题。本文对国内外理论及实务界对这一规则的不同态度和理论依据进行了阐释，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对“不知法律不免责”规则提出了质疑。
一、历史沿革
“不知法律不免责”(Ignorantia juris non excusat )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一个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被普遍遵循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历来的通说把刑法上的错误分为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两类，并认为事实错误阻却故意，法律错误不阻却故意。
“不知法律也不能免责”原则，起源于一概不允许认识错误的诺曼底时期的绝对责任。关于事实认识错误，在13世纪的布莱克顿的教科书中，已承认其为抗辨理由;与此相对，关于法律认识错误，判例却一贯给予处罚。其最古老的判例是1613年的Vanx案。该案判旨认为，即使不知英国法律，但由于认识到被起诉的事实，不知法律也不成其为抗辨理由。
任何一个法律原则的产生都同一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不知法律不免责”这个原则在社会发展节奏十分缓慢的历史时代是完全正确的。中世纪的法律认为“行为人主观意图与惩罚无关，因为法律惩罚的是行为本身”，那时的法律尚未发现蓄意杀人与偶然杀人有不同之处。尽管今天的普通法比其源头安德鲁——德国氏族法来说已有许多进步，但“法律错误或不知不可辩护”这一规则仍然没有变化地流传到今天……然而，工业革命加快了历史前进的步伐，新的法律规范不断大量涌现，其中不少规范同千百年来依据共同习惯形成的道德观念联系不甚紧密。因此，在当今社会若不加区分地死守“不知法律不免责”这个原则，就可能导致与情理相悖离的现象。因而，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乃至于立法中出现了某些变通。在当代西方各国刑法之中，对法律错误可作辩护理由持最宽容政策的是德国刑法典第17条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缺乏实行不法的认识，那么，他就是无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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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行动的，如果他不能避免这种错误。如果行为人能够避免错误，那么，可以根据第49条第1款(该款为”特别的法律轻处根据”。——笔者注)轻处刑罚。”，在美国，一些例外的判例纷纷出现，特别是《模范刑法典》第204条第(3)项更是明文规定，“确信其行为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时，如有下列所规定的情形，可作为对基于其行为所生之罪的追溯的抗辩：(a)行为人不知规定犯罪之制定法或其他成文法规的存在，且在实行被追诉的行为时，其法令尚未公布或处于其他不能知悉法令存在的状态时……”。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界普遍认同“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而且，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一再被引用。然而，近年以来，开始有不少学者对这一原则提出了质疑。在立法上，关于刑法中错误问题，始终是我国刑事立法的空白点。据介绍，在刑法典制定过程中，曾于第22稿第17条规定：“对于不知法律而犯罪的，不能免除刑事责任;但是根据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在第33稿中却删掉了该条内容。1979年刑法典对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均未以法条的形式明文规定。一些学者在起草刑法修改理论案时，建议对事实错误加以规定，但未能被1997年刑法典所采纳。
二相关的理论论述
“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之所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许多理论在支持这个规则，该规则的存在维持着许多非常重要的社会利益。这些社会利益包括：协助司法活动、鼓励知识、遵守法律、保持司法规则的一致性。不得不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理论都太过于实际和功利。如果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考虑，一个人只有当有意地实施他明知是犯罪的行为时才构成犯罪。现在，许多人对“法律错误不可辩护”这一规则持批评态度，采用该规则的功利性原因已受广泛的质疑。下面本文将对有关的论点作一下简要的介绍：
(一)一般性的理论探讨
1、国外学者的观点。英美刑法理论一般从三方面说明上述原则的根据：第一，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即应当知道法律。布莱克斯顿说：“具有辨别能力的任何人，不仅应当知道法律，而且必须知道法律，并推定其知道法律，因此，法律认识错误在刑事法上不成立任何抗辩理由。这是罗马法的格言，也是我国法律的格言。”第二，如果法律认识是免责事由，则被告人常常主张法律认识错误，事实上又难以证明，因此根本不可能裁判。第三，法秩序具有客观含义，法律是具有客观含义的规范，刑法所表现的是通过长期历史经验和多数人社会舆论形成的客观伦理。当法律与个人的信念相对立时，法律处于优先地位，故法律认识错误不是免责理由。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也多从这几方面加以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对“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的主要反对理由是“惩罚一个遵守法律，认为自己行为合法的人是显然错误的”、“惩罚对象应当在主观上具有道德可责性”。由于在古代大多数犯罪行为本身就是罪恶的，所以以上对“法律错误不可辩护”的反对理由对古代意义不大，然而现代社会立法机关规定出许多“法定犯罪”，法律“预先假定人人都懂法律”就无论从事实上还是逻辑上都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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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学者的论述。我国有学者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来论证“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的合理性。实体法方面的理由是：首先，刑法规范是以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社会实践、习惯和常识为基础的，因而这些规范可以推定为人所共知，“杀伤无辜”、“奸淫”、“偷盗”等等，即使不知法的人，也都知道这是不能容许的错误行为。其次，作为犯罪要件的罪过，其内容并不要求包含认识行为的违法性，因此不知法完全不影响罪过的成立。诉讼法方面的理由是，如果实体规范被推定为人所共知，诉讼上就会遇到许多困难，甚至无法执行实体法。假定被告说：“我不知道法律上规定这种行为是犯罪”。这句话无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因为他本人就是证据;但控告一方要进行反驳是很困难的，有时简直是不可能的。为了诉讼顺利进行，确立“不知法律不免责”这个前提是必要的。有学者认为刑法规范具有两重性，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不知法律不免罪”原则：“……从概念上区分刑法的两重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能够藉此进一步明确刑法功能的两个重要侧面：第一，要求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刑法规范，通常只需反映规范的表层内容——具体的行为方式以及同行为相联系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刑法制裁犯罪的社会生活基础。因此，法律只要求社会成员从一般社会准则和道德要求的层次上了解刑法的基本精神，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犯罪的构成要件。‘不知法不为罪不得作为犯罪人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的刑法格言即源于此”。一种比较有中国特色的论据是认为我国目前有相当数量的法盲存在，在当前条件下，要求人们都明知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违法犯罪，从而将法盲排除在故意犯罪之处，是不现实的，是脱离我国实际的。并认为“这种做法会鼓励人们不学法，不懂法，因为不懂法的人不承担刑事责任，懂法的人则会承担刑事责任，这显然不公平。”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部分学者认为：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是个人决定其作为或不作为的依据。知法而犯法的，表明行为人“对法有敌意”，国家便拥有对其进行处罚的依据。因此“不知法不为罪”不仅有其深厚的观念基础，而且有其法理依据。针对上述学者提出的我国目前存在相当数量的法盲，将法盲排除在故意犯罪之外不合我国国情的理由，冯军博士认为“法盲中的大多数在良心的看守下成为守法者，就是那些犯了法的法盲也有种种情形……对于法盲中那些由于教育环境的恶劣、物质生活的穷困等没能知法，不幸误犯了法律者，有什么理由不把他们排除在故意犯罪之外?” 针对有学者提出的不惩罚法盲会鼓励人们不学法、不懂法，惩罚知法者而放纵法盲不公平的理由，冯军认为“至于说要求有违法性认识，就会鼓励人们不学法，甚至会产生不公平，也是片面的看法。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人们学法、知法、守法是为了保护自己……法本身的功能就是鼓励人们学法。为了保护自己，使自己不负刑事责任而不学法，只有那些卑劣的人才做得出来，倘若真有这样的人，不妨宽容他一次，待到下次再犯时，就完全有理由重重处罚他。知法犯法者应比不知而误犯者负担更重的责任，理所当然，有什么不公平的呢?要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许有行为人自身的原因)没能知法的人，都承担刑事责任甚至是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实是过于苛酷了”。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些学者已开始转变立场，由支持“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转变为对该原则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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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义责任论与功利责任论的争议
在刑法理论中，有关“不知法律不免责”的争论可以细化为：犯罪故意的内容是否包括行为人对行为的违法性认识，进而表现为违法性认识错误能否成为减轻刑事责任的依据。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是刑法理论上的两大主要学术流派，他们之间的争论几乎贯穿于刑法理论的始终。在责任领域，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成为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与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基本对立点。
道义责任论的基本观点是，犯罪是基于人的自由意志实施的行为，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均具有自由意志;故意、过失实际上是对基于自由的意识活动所实施的犯罪的认识要件，基于这种自由意志的活动而实施犯罪行为时，才能受到伦理上的非难，对行为人处以作为报应的刑罚才是正当的。社会责任论的基本观点是，所谓责任，是对社会有危险的人，被社会科处作为社会防卫手段的刑罚的法律地位;犯罪是人的素质与环境的产物，犯罪人并不具有选择犯罪行为与适法行为的自由，因此就犯罪行为对行为人加以非难是不可能的;刑法是对犯罪人将来再犯罪的可能性即性格的危险性，进行社会防卫的手段;正因为犯罪人在性格上具有危险性，所以处于承受社会的防卫处分的地位，这就是责任。由于基本立足点的不同，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的支持者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坚持社会责任论的学者认为，公民有知法的义务，只要法律上已经规定为犯罪行为，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误解，不影响故意的成立。如不知法能免除刑事责任，后果将是荒谬的。“把违法性意识做为故意的要件，就等于是公认无罪，国家自动放弃其生存权。为了维护国家的权威，应该肯定违法性意识对成立故意是不必要的。”而从道义责任论出发的刑法学者则认为，故意之成立，必须以认识违法为要件，一个人没有公然违反法律的意识，就没有处罚的理由。“在无违法性意识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承认故意责任，这是单方面强调国家权威而无视刑法的意识决定机能的。”针对社会责任论与道义责任论的争论，有学者提出了二者加以拆衷的法定犯与自然犯区别说。该说为日本著名刑法学家牧野英一所提倡。牧野认为自然犯的规定根植于大众所奉行的道德原则之中，因此犯此种罪的反社会性在行为本身中已经蕴含，无须再有违法性意识。而法定犯与社会成员咸知共守的道义观念并无实质联系，仅是出于某种政策的考虑才规定为犯罪的，因此构成此类犯罪应具有违法性意识。由于自然犯与法定犯并无明确的界限，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判定某种犯罪是自然犯还是法定犯，而且还存在着“法定犯的自然犯化”的现象。基于此，学者们对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说进行了批判。尽管如此，牧野在讨论违法性认识问题时，不一概而论，而是在对犯罪类型做一定区分后分别下结论的做法确有可取之处。就连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认为自然犯、刑事犯不需要违法性的意识但法定犯、行政犯需要的立场，在面向实际上具有合理性……”，这种观点也开始为我国的一些学者所接受。
三、另一种文本的考查：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
法律更多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是乡民社会，而非市民的社会(civil society)。乡下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也是最被人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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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的。这种状况到本世纪也没有多少改变。在当代中国，绝大多数人口仍然居住和劳作于乡村。“农村”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概念。“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而且是一种政策身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农村、农民问题。所以，研究理论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就不能不关注农村、农民问题。
前一段时间，《被告山杠爷》这部电影放映后曾在法学界引起了较为广泛的争论。山杠爷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山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在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但他的职责和品性使他与村里的一些人发生了冲突，有时他甚至采取了一些不合法律规定的手段强迫村民。后来村里有个媳妇，经常打骂婆婆。山杠爷看不过，在劝告无效的情况下，山杠爷命人把这个媳妇抓了起来，游了街。这个媳妇深感羞愧，跳河死了。很快，事发后，公安人员逮捕了山杠爷，指控他非法拘禁，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对此，山杠爷感到十分困惑，他无法弄清自己错在何处，同样，村里的人也认为山杠爷并没有做错什么。
对于这部电影，不少中国法学家评论说司法人员能够严格执法，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法律不能迁就某些人落后的观念。在法制发展的过程中，总需要有人做出牺牲。也只有如此，才能把知法、守法的观念钢筋铁骨般打进民众的灵魂中去。笔者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因为这种观点具有太强的威权主义的意味。如果不加限制，它必定会导致在其他领域剥夺人们进行选择的自由。正如苏力所言：“然而我的确对那种大写的普适真理持一种怀疑，因为这种大写的真理有可能变得暴虐，让其他语境化的定义、思想和做法都臣服于它。在近现代历史上，这种经验教训并不少见。”同时，这种观点即使动机是非常纯正的，有时结果也将与制度设计者的良好愿望背道而驰。它并不能使我们所主张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起来，“因为法制的建立，尽管需要强制，但最主要的是得到人民的自觉遵从。”在一个“被正式法律制度遗忘的山村中”，纠纷的解决更多地依赖于长期生活中所形成的规则、习惯和风俗。这些要素的结合即是所谓的“地方性法律”。尽管，在当代中国社会这些“地方性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制度的设计者所认可，然而，尽管执行“法律”的人可能违反了正式的国家制定法，他的行为一般也能为村民们所接受，具有某种合法性。在正式的法律未来之前，这些地方性的“法律”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在乡村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正式的法律来了，原已建立的平衡被打破，这些地方性的“法律”就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有人虐待婆婆需要管，可正式的法律又无法管，同时还不允许乡民管。这注定会破坏人们社会生活中已经习惯了的秩序。
以此为背景，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不知法不免责”这一原则。在我国还存在较大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的情况下，对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法律要求不应该是整齐划一的。那种“人人都应懂法”的预设很容易就打破乡村社会原有的平衡。即使退一步说，法治的建立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有什么理由由乡民们做出牺牲呢?又有什么权力强迫他们接受这种以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换来的法治呢?这种牺牲是否会证明是一种没有收益的代价呢?
多年以前，费孝通先生在谈到乡土中国的变迁时指出：“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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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到，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在当今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如果刑法去惩罚那些依当地习惯具有正当性而为刑法所禁止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过于严厉了。
这样的论述不免会引起法律普适论者的不满，然而，理论总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生活的实际不会因某个人，甚至是某些人的描述而改变。
法理学论述题及其答案
一、论法理学在法学中的地位 (一)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 1、一般法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一般法：（1）指法的整个领域，即包括宪法、民法等在内的整个法律领域，以及现行法从制定到实施的全部过程；2）指古今中外的一切法，法理学应是对古今中外一切类型的法律制度及其各个发展阶段情况的综合研究。 2、法理学与部门法学 法理学概括出各个部门法及其运行的共同规律、共同特征、共同范畴，从而为部门法学提供指南，为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服务。法理学可能回答的不是法律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比如案件如何审理，程序如何进行，引用何种法律，适用何种制裁等等，它所关心的是法律的原理性问题。而对这些原理性问题的分析说明，则必然是理论性的和思维性的。 （二）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础理论 法理学研究的是一般法中的普遍问题和根本问题。法理学的论题是法学和法律实践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法是什么？法是怎样产生发展的？法有什么作用和价值？同时，法理学还要概括和阐述法学的基本范畴如法、权利义务等，是各个部门法学共同适用的。 (三)法理学是法学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指关于方法的理论和学说。法理学特别注重对法学方法的研究，其所研究的一些方法也运用于各部门法学的研究。 二、论法学的研究方法亦可见教材P24-29 1、价值分析方法 法律是调整利益关系的标准，只有研究法律的价值问题，才能对法律的正当性、法律的目的、作用和社会意义等问题做出理论说明。包括价值认知和价值评价。 2、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 法律体系是一种有序的逻辑结构，并通过语言符号表达出来，如果排除对法律形式问题的研究，人们就无法理解、运用和执行法律。形式逻辑（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比较分类）和辩证逻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归纳与演绎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以及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 3、社会实证研究方法 法律是一种社会制度，它的运行是一种社会过程，只有把法律和相关的社会事实联系起来，对法律的研究才是全面的，法律也才是真正的法律。 三、论三大法学派的法律观念 在西方三大法学流派中，各学派各有自己不同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比较而言： （1）、自然法学派的主要内容是： 其一，关于法的本质。自然法学派认为，法从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规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须以客观规律为基础，?这种客观规律是宇宙、自然、事物以及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反映。 其二，法来源于永恒不变的本性、自然性、社会性、理性。真正的法律应当与之相符合，特别是与理性相符合，或以理性为基础，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其三，法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实现公意和正义。 其四，?法律及其观念应当与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相一致，自然法是人类寻求正义之绝对标准的结果。 归纳而言，自然法学派特别重视法律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价值目标，即人性、理性、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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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做出了比较，他认为原则与规则间存在着尖锐对立，它们都是对不同情况下做出不同法律后果决定的依据，区别就在于“它们所做的指示的特点”②。我赞同哈特的观点，区别于规则的适用，法律原则适用的特征如下： 第一，适用范围的广泛性。法律规则的适用只发生在将规则具体化的情景――司法和执法领域。而法律原则不仅存在于这一场合，还存在于立法领域，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指导着立法活动的进行。 第二，适用的不确定性。法律规则是一种确定性规范，一般都明确具体的规定了法律关系主体的权义和责任，而法律原则没有严密的逻辑机构，内容和效力都相对不明确，属于不确定性规范。因此法律规则可以直接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准则,而法律原则能否适用于个案,只有通过分析该个案的具体情况才能加以确定。 第三，价值取向性。法律原则的适用有个利益衡量的问题，当两个法律原则相冲突时，或者当原则与规则相冲突时，就需要衡平二者所代表的利益群体，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实现法律的价值。 法律原则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情况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的适用方式。其适用的关键点在于,个案中能否适
概论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一)
概论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一) 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因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所应承担的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是事后的追究，具有强制性、财产性和补偿性等特点。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指由特定机关（法院、仲裁机关）依法对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予以追究而进行的判断和确认，也即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虽然这一原则是民法上既成已久的观点，有很多专家学者著书立说，但因原则理论性太强，实践中很多司法人员对这一理论不重视或理解不深，虽然对于具体常见类型案件处理的结论一般也不会出现大的错误，但对于判裁、辩论的说理和法律引用、适用经常出现偏差，遇到复杂疑难案件往往无所适从。本人作为最低层法律工作者结合自己实践、体会，查找、参考了大量资料，在此对民事责任归责原则这一问题作比较全面深入的阐析、归纳，不妥之处欢迎指教。 最早的法律责任是野蛮原始的，“以复仇或报复为形式的惩罚是种最古老的保护利益和维护权利的方式——”，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是人们对法律责任的最通俗的解释，随着民事责任可替代性、文明性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也是变化着的。自罗马法以来，各国立法多规定“过错责任原则”为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但到上一世纪，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危险作业和契约关系的增多，为了更充分地保护弱者和诚信方的合法权益，平衡各方利益，又出现了“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我国的《民法通则》在确认“过错责任”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同时又规定了“无过错责任”及“公平责任”原则。 一、过错责任原则和侵权责任 因过错责任产生并主要适用于侵权领域，所以在此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 所谓民法上的过错，就是违法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的一种心理状态，它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的不良后果，而希望或放任其发生的心理，也即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不良后果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不会发生或自信可以避免的心理，也即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故意和过失的区分，在刑法上对于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如故意致人重伤的定故意伤害罪，而过失致人重伤的定过失致人重伤罪，具体刑罚的规定差别很大，但在民法中，确立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一般不因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而不同，不管是故意伤害还是过失致人伤害，其承担的民事责任除了刑事附带的民事赔偿案中无精神损害赔偿外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是被公认的确立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律规定。这一原则的确定，为民事主体的行为确立了标准，它要求行为人要尽到对他人的谨慎和注意，努力避免损害后果发生，即要做个“谨慎人”。在审判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有过错，要以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范围为基础，而预见能力和范围，一般根据三方面因素来确定，一是造成损害时的业务的性质；二是实施某种行为时的客观情况；三是行为人的个人才能。如一位老猎手打兔子，不远处有人，兔子未打中，却将人打伤，因其是位老猎手，具有多年打猎经验，枪法一直很好，据此分析其开枪时的心态为相信自己不会伤到人，主观过错应 为过失，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但如果是一位新猎手，自知枪法不是很准却开枪，放任致人受伤的可能，其主观过错应为故意，是间接故意。 适用过错责任贯彻的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即受害人在主张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时，要举证证明加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主观过错，即具有故意或过失，如不能举证证明，则其主张将不能成立。由于过错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随着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及人们知识水平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在许多情况下，由于现有科技水平和知识水平的限制，很难确定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且在一些特殊领域，要探究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几乎不可能，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应而生了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适用方法——过错推定责任。
民诉中处分原则的体现与限制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从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来看，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或者说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对启动一审程序、二审程序的完全决定权虽然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并没有以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当事人对启动一审程序、二审程序有完全决定权，但是从《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活动中的具体适用来看，当事人对一审程序、二审程序的启动有绝对性的决定权，这主要表现在：（1）我国民事诉讼奉行“不告不理”原则，即原告不主动起诉的，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提起一审程序。（2）《民事诉讼法》第14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当事人对是否维持已启动之审判程序的相对决定权《民事诉讼法》第131条第1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由以上规定观之，当事人对是否维持已启动之审判程序的决定权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因为权利行使能否达到目的是要受法院限制的。 （三）当事人对救济方式、范围以及程度有一定的决定权《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事实和理由”是当事人之诉讼主张得以成立并最终实现当事人之实体权益的基础，而诉讼主张作为当事人请求法院对自身之合法权益给予司法保护的根据，它必然要包含着明确的救济方式、范围以及程度，因为这些问题都与当事人参与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以及该目的的实现程度息息相关。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进行审查、认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基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法院既有可能只对当事人诉讼主张的一部分作出认定，也有可能在当事人诉讼主张范围之外作出认定，从而导致当事人诉讼主张并不必然得到法院认可并对法院之审判活动产生约束力情况的发生。由此可见，当事人对救济方式、范围以及程度只有一定的决定权，因为尽管法院之审判活动的进行必须以当事人之诉讼主张为根据，但当事人诉讼主张的内容也会因某些情况而被法院予以变更。 （四）当事人在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以及达成和解的权利《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第126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以上规定都表明当事人在诉讼中有变更其诉讼请求以及达成和解的权利。 （五）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方式包括以下三种：法院决定再审、提审或指令再审，检察院提起抗诉，诉讼当事人申请再审。其中，当事人申请再审并不必然引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发生，而前两者则必然会引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发生。由此可见，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问题上，当事人是毫无决定权可言的，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关键在于法定机关，即法院与检察院。综上所述，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还是有相当的处分权的。但是这些已由当事人实际享有的处分权与现代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应然处分权在各自所起的作用上，即能否通过行使这些权利达到制约法院审判权的目的，还是有差别的，这也就意味着处分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贯彻实施有着不彻底性，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 三、处分原则的具体内容处分原则既然是指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处分其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的自由，处分原则是公民之自由权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展现，个人拙见，处分原则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诉讼程序的启动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民事诉讼绝非通过职权开始，而只开始于当事人通过起诉促使诉讼程序发动之时。上诉以
法律原则
法律原则：法律原则是指在一定法律体系中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的、稳定的法律原理和准则。法律原则无论是对法的创制还是对法律的实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定义 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 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 法律原则的作用 从法律制定的角度看 在法制实践中，法律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法律制定的角度看，法律原则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1．法律原则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内容和价值取向。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体现，因而构成了整个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2．法律原则是法律制度内部和谐统一的重要保障。 3．法律原则对法制改革具有导向作用。 从法律实施上看 从法律实施上看，法律原则也具有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指导着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 2．补充法律漏洞，强化法律的调控能力。 3．法律原则是确定行使自由裁量权合理范围的依据。可以防止由于适用不合理的规则而带来的不良后果。 法律原则的分类 1.按照法律原则产生的基础不同，可以把法律原则分为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 公理性原则，即由法律原理(法理)构成的原则，是由法律上之事理推导出来的法律原则，是严格意义的法律原则，例如法律平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价有偿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等，它们在国际范围内具有较大的普适性。 政策性原则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出于一定的政策考量而制定的一些原则，如我国宪法中规定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婚姻法中“实行计划生育”的原则，等等。政策性原则具有针对性、民族性和时代性。 2.按照法律原则对人的行为及其条件之覆盖面的宽窄和适用范围大小，可以把法律原则分为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 基本法律原则是整个法律体系或某一法律部门所适用的、体现法的基本价值的原则，如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原则。 具体法律原则是在基本原则指导下适用于某一法律部门中特定情形的原则，如(英美)契约法中的要约原则和承诺原则、错误原则等。 3.按照法律原则设计的内容和问题不同，可以把法律原则分为实体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 实体性原则是直接指涉及实体法问题(实体性权利和义务等)的原则，例如，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中所规定的多数原则属于此类。 程序性原则是直接指涉及程序法(诉讼法)问题的原则，如诉讼法中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辩护原则、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等。 法律原则的适用条件 适用性 从表面看，法律原则所规定者似乎是大而无当的空洞内容，并因此不存在真正的实践效力。但事实并非想象的那样。我们知道，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盟军把德国和日本法西斯战犯分别送交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些被告人以执行国家法律或元首命令为军人的天职，从而不构成犯罪为理由为自己辩护。尽管这种辩护在当时德
论法律原则的适用
论法律原则的适用 一、引言法律原则的性质与地位为何一直是二十世纪法理学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作出突破性贡献的首先是美国学者罗纳德·德沃金，他指出，法律原则是法规范之一种，与法律规则同属法规范的下位规范，接着是罗伯特·阿列克西丰富了和发展了这一研究结论，创立了法律论证理论。目前，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同属法规范已成为法理学及法教义学学者所普遍接受的说法。然而虽同属法规范，但由于法律原则在逻辑结构上与法律规则迥然相异，因而二者在法律适用方式上亦有重大不同。对法律原则适用问题的认真而深入的研究不仅对法学理论的丰富，更对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这在目前的中国尤其如此。 二、正文在逻辑结构上，不似法律规则有具体的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及明确的法律后果，法律原则常常并不预设具体的假定条件和明确的法律后果，更不设定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模式，它只是对行为及裁判设定一些概括性的要求或标准，为判决指示一定的方向，从而授权法官在具体个案中依价值判断[s1] 进行法益衡量予以适用。因此，阿列克西正确地将原则称之为“尽力实现之诫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满足。”然而，如果不想让法官的价值判断、法益衡量坠入“法感情”，成为法官个人的恣意擅断，就必须为法律原则的适用提供一套符合事实的、他人可以理解的、便于事后审查的方法，以保证法律原则之适用仍为法律适用之品格，而不是法官操纵法律之工具。本文拟从法律原则适用的特点及其在法律适用中的功能两方面来探讨法律原则适用的方法问题。 （一）法律原则的适用特点1．依价值判断予以具体化。由规范逻辑结构特点所决定，法律原则无一例外地须依价值判断予以具体化才得以适用。为当今各法治国所共认之权力区分原则要求，立法机关享有优先的立法权，司法机关享有法律的补充权。这种补充权具备两个特征，即它是“候补的”与“针对个案的”。这对法律原则的具体化同样适用。亦即当立法机关已将法律原则之内容具体化为法律规则时，司法机关必须首先适用此种规则，而不得越过已具体化的规则直接诉求于法律原则，这在法律方法上被称作“禁止逃向一般条款”。是故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已予具体化的部分应予尊重，只有对未具体化之部分或未充分具体化之部分，方可本其所受之具体化的委托针对个案依价值判断予以具体化。具体化的价值判断应参酌社会上可探知、认识的客观伦理秩序及公平正义原则，期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及道德价值观念的变迁。法律原则的具体化，务必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法官于价值判断时，应依据客观标准。此一客观标准既非法官个人的法律感情，也非一般群众的舆论要求，而是社会上可探知之客观伦理秩序、价值、规范及公平正义原则。惟由于现代社会之多元，在诸多领域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客观伦理标准为何经常难以确定。因此法官又经常须求助于法秩序，依据“特定的法律评价标准及许多它自己发展出来的基准，来具体化‘社会伦理’。”[1] （二）法官于价值判断时，必须尽充分说理义务。法官将概括条款予以具体化，并非为同类案件确定一个具体的标准，而是应case by case，随各个具体案件，依照法律的精神、立法目的，针对社会的情形和需要予以具体化，以求实质的公平与妥当。[2]因此，法官必须将其具体化过程中所考虑的诸因素在判决理由中充分表明。在法律原则的具体化问题上，最大的问题显然是如何保证法官的价值判断符合某种客观秩序与公平正义原则，而不致流于法官个人的主观任意。使法官负充分说理义务无疑是重要的，但更关键的是将依法律原则而具体化的个别案例进行分析、整理，加以归类，建立类型，以期作为其他正待处理案例之比较基础。“法院裁判的事件愈多，提供比较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因此，作出确实可靠的裁判之机会也随之增加，而残留的——必须作不那么确定的裁判之——判断空间也将随之缩小。”[3]如此，方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原则适用的客观性和统一性。王泽鉴先生曾对诚信原则的适用案例进行归类，建立类型，并指出，就概括条款或不确定法律概念加以具体化、类型
校园伤害事故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
校园伤害事故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 学校伤害事故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归责原则是指“以何种根据确认和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在侵权民事责任的认定中，归责原则是决定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负担、免责条件、损害赔偿的原则的基本依据。在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民事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主要有四种：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公平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 首先，《办法》明确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学生伤害事故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基本依据。因为根据我国的民法通则，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人致人损害属特殊侵权行为，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行为要承担民事责任。既然学校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学校就只需要承担过错责任。 其次，依据《办法》“以公平责任原则为辅”也不能成立。《办法》第26条规定：“学校无责任的，如果有条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本着自愿或可能的原则，对受伤害学生给予适当的帮助。”这个规定和公平责任原则有一定区别。在我国民法中，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加害人和受害人对造成的损害事实均没有过错，而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支付能力等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责令加害人或者受益人对受害人所受损失给予补偿。这个原则实际包括三个要点：一是责任双方均无过错；二是考虑当事人的实际财产状况；三是通过法院的判决，责令加害人对受
害人给予赔偿。 但根据《办法》第26条，学生伤害事故不能完全适用公平原则。交强险保险条例。首先，对第一个要点，《办法》只是提到学校无责任的情况，没有具体说明受伤学生自身有过错的情况，因而第一要点不完全具备。其次，公平原则的第三个要点显然也没有具备。第26条只是规定学校可以本着自愿或可能的原则，对受伤害学生给予适当的帮助。那么，未成年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应主要适用什么原则呢？《办法》的第8条规定：“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应当根据相关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法确定。因学校、学生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相关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行为过错程度的比例及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非主要原因，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规定实际上将过错责任原则确定为学生伤害事故民事责任的主要归责原则。首先，过错是归责最根本性的要件，无过错即无责任，所以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当事人的过失行为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判断当事人是否承担责任的依据，当事人只有在其有过错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事故责任；其次，过错责任是依照过错程度确定责任范围的，在混合过错的情况下，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并加以比较，根据过错相抵规则确定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因此，该条款中提到了“过错程度的比例”的问题，当事人承担主要责任还是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的体系及适用
试论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上的归责原则体系及适用 法学0801 王哲 40882008 摘要：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体系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公平责任原则。但是公平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始终贯串整个侵权责任法。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要求有过错的人承担责任，体现了行为人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正义观。按照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要求加害人承担责任，体现维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它们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服务的。并且，在决定具体的责任时，都要以公平原则为依据，合理的认定责任范围。 关键词：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体系；公平原则 在讨论问题之前，一定要把相关的概念搞清楚。 所谓归责原则就是法律确认和追究侵权责任的依据。而我国目前关于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体系在学术界还有很大的争议，各种学说很多。 在理论上, 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体系到底是由几个归责原则构成的, 有不同的主张。归纳起来, 主要有五种: （ 1 ）一元论。认为我国侵权法只有一个归责原则, 就是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不是归责原则。（张佩霖: 《也论侵权损害的归责原则》, 《政法论坛》1990 年第2 期） （ 2 ）二元论。认为我国侵权法的归责原则有两个, 一个是过错责任原则, 另一个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米键: 《现代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探索》, 《法学研究》1985 年第5 期） （ 3 ）三元论A。认为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是我国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 这曾经是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的通说, 现在的司法实践大多还是坚持这个意见。（刘淑珍: 《试论侵权损害的归责原则》, 《法学研究》1984 年第4 期） （ 4 ）三元论B。认为我国的侵权法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王利明: 《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 中国政
论我国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第21卷 第3期 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Vol.21 No.3 2008年8月Journal of Shanxi Colle ge for Youth Administrators Aug.,2008 政治 法律! 收稿日期:2008-03-16 作者简介:黄修斌(1982?),男,湖北汉川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7级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论我国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黄修斌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严格责任原则是现阶段我国产品责任最合理的归责原则。通过对我国现行产品责任立法的法理分析,可以看出,除严格责任外,疏忽责任、担保责任客观上也为我国所适用。基于我国经济生活的日益频繁和国外严格责任学说的新发展,应将我国目前采用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视为一开放概念,并对其加以补充和完善,使其能更为科学地适用于经济领域。 关键词:产品责任;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997(2008)03-0066-03 19世纪中期,产品责任作为一个法律问题首次在英国司法判例中出现,它是指有缺陷的产品如果给他人造成财产、人身损害,该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进入20世纪,产品责任随着生产社会化的不断发展扩大而日益突出,各国产品责任的立法也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对于其法律性质,早期多数国家认为只是一种合同责任,没有合同就不存在产品责任。但是到了近期,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相应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是指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在其产品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应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确定其民事责任。 一、严格责任原则及其作为产品归责原则的意义 (一)对严格责任的界定 从理论上讲,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严格责任原则。严格责任不是绝对责任、无过失责任,三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 1.严格责任虽然严格(strict),但非绝对(absolute),严格责任并不是绝对不考虑过错因素。在严格责任中,虽不考虑加害人本身的过错,但对于其他人的过错仍予以考虑,第三人的过失和受害人的过失以及一些自然原因,仍可成为减轻或免除责任的免责事由。而无过失责任则不考虑任何过错因素,无论是加害人、受害人,还是第三人的过错,甚至自然原因,都不在考虑之列,对于这种责任形式似乎不存在任何可以免责的事由。 2.严格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保持法律责任应有的惩罚与教育功能,对于承担严格责任的异常危险活动仍具有可非难 性;无过失责任则没有这些功能,它已不再有法律责任的本来含义,只具有#恢复权利的性质?,仅仅是一种#损失分担?的方式,将实际发生的客观损害从受害人那里分散到社会或分散给其他人。承担无过失责任的加害行为本身则不具有应受到否定评价的可非难性。 3.无过失责任的存在前提是保险制度,它通常借助保险而实现,特别是通过责任保险来达到损失分担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定无过失责任就是#认定被保险人?,往往是谁保了险就由谁承担无过失责任。从这一特点来看,可以说,无过失责任的精神实质与法律的公平正义要求不相符合。确定严格责任则不考虑当事人之某一方是否有保险事实。 4.严格责任其实并未超出过错责任的范围,只是严格责任中对过错的确定采取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过错推定方法。这种归责法是从损害事实中推定被告有过错,即只要存在损害事实,且被告的行为与此事实之间有客观的因果联系,就可以断定被告有过错,要求其负责任。但是,如果被告能够证明损害事实是由受害人、第三人的过失或自然原因所造成,则可因此减轻或免除他的责任。 5.严格责任主要适用于产品质量责任领域。1963年,在美国加州因产品缺陷引起的格林曼诉尤巴电力公司一案,被公认为是标志严格责任制度得以确立的里程碑。在美国,有45个州对产品制造者、销售者采用严格责任;在欧洲,自1988年7月30日开始施行%欧洲经济共同体产品责任法令&之后,欧洲各国对由产品缺陷引起的损害赔偿,基本上采用了严格责任制度。
论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解与适用讲述讲解
论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一、引言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原则。它对于维护司法权威、促进司法公正高效有着重要的价值和积极的意义。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一事不再理”原则规定得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作出相关的司法解释，不同法官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往往理解不一，标准各异，而实践中当事人重新起诉的情况又较复杂，致使不同法院在案件处理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威信，也有损法律的尊严。因此，有必要就“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审判实践中正确把握“一事不再理”原则有所裨益。文中疏漏之处敬请法律界同仁批评指正。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内涵和法律价值 所谓的“一事不再理”，即禁止“一事再诉”，是指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对已提起诉讼的同一纠纷，法律不得再行审理，被告人亦不能请求对自己的同一纠纷要求再行审理。 “一事不再理”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诉讼系属效力，即当事人不得就已经向法院起诉或正在诉讼中的案件，再次重新提起起诉。其二是指既判力的消极效力。即本案诉讼已经作出了终局判决之后，就产生既判力，“既判的事实，应视为真实”，当事人不得就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向本法院和其他法院再行起诉。当事人再诉的，法院不得再受理，故称为“一事不再理”。 “一事不再理”是各国公认的一项民事诉讼原则，不仅是成文法系国家还是判例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中均禁止“一事再诉”。从历史渊源上看，“一事不再理”原则起源于罗马法，并通过“诉权消耗”理论及“裁判权消耗”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其理论架构。①所谓诉权消耗，是指所有诉权都会因诉讼系属而消耗，对同一诉权或请求权，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对同一案件一旦诉讼系属成立后，就不能再次对这一案件提出诉讼请求。即使允许当事人对同一案件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也可以提出既决案件的抗辩或诉讼系属的抗辩，使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依法无法成立。亦即针对同一纠纷，当事人的诉权已用尽，裁判机构的裁判权亦消耗完毕。这种“既判案件的抗辩”，接近于现代民事诉讼理论中的既判力问题。 “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一项古老的诉讼原则能够延续至今，并成为近现代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源在于它对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它反映了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目标：公正与效率。具体而言，“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立和执行，对维护民事诉讼法律体系和发挥民事诉讼功能具有三个方面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第一，“一事不再理”原则有利于维护法律尊严和法院权威。司法是享有司法权的国家机关依靠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国家的名义运用法律于案件的专门活动。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对案件所做出的裁决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这一评价和结果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任何个人、组织及其他社会力量，包括作出该评价的原法官亦不得擅自变更、撤销或违抗。如随意变更、撤销或违抗，势必损害法律尊严。同时如果败诉方相信他们可以再次提起诉讼，他们就永远不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并顽固地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判决，无休止的诉讼,同时也更刺激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不尊重，②从而严重影响法院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后果，这是现代法治国家所不容许的。 第二，一事不再理原则有利于保障诉讼效率，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目前我国在民事诉讼实践上积极推崇“案结事了”、“息诉止讼”的司法理念。这一司法理念的精髓实质是要求在确保司法公平正义的前提下，追求司法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如果允许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反复提起诉讼，不仅会导致程序上不必要的重复运作，加重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和诉讼
论法律原则的适用.
摘要 适用法律规则处理个案是法律适用的常态，法律原则只有在极其特殊 的情况下才直接适用于个案。相对于法律规则而言，法律原则作为法律规范的一种，与法律规则一样具有适用的必要性与价值，其在克服法律规则的僵硬性缺陷，补充法律规则的漏洞、解决法律规则的冲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意义还体现在指导法官审理案件、实现个案正义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缝隙，从而能够使法律更好地与社会相协调一致。但另一方面，法律原则也有其明显的缺陷：由于内涵高度抽象，外延宽泛，不像法律规则那样对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有具体明确的规定，所以当法律原则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标准发挥作用时，会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不能完全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同为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适用条件和方法却不同于法律规则。在法律实务中，为保证法律原则被援引的合法性不被质疑，援引必须遵循严格的条件和方法。此外，在发挥法律原则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要防止法律原则的滥用，只有在一定范围和界限内适用才能使法律原则的作用发挥得恰到好处，超过这个度只能适得其反。 关键词法律原则；必要性；条件；方法；限制；范围 Abstract Applicable law rule processing of legal application case is the norm, legal principle only in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s are directly applicable to case. Relative legal rule, legal principle as a kind of legal norms, and the rule of law are as the necessity and value, its in overcoming the rule of law stiff disfigurement, and added the rule of law loophole, solve the conflict rules of law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ts significance in guiding the judge which case, realize case etc. Justice。Relieves the gaps between the standard and the facts, which can make laws
论民法中的归责原则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b119059921.html, 论民法中的归责原则 作者：王迎迎 来源：《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6年第16期 归责原则在侵权行为法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决定着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损害赔偿范围及举证责任等问题。脱胎于加害原则的过错责任原则是当前民事法律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归责原则，涵盖了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归责原则，过错推定规则方式的产生使过错责任举证责任倒置因此受到修正。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变化，无过错责任规则方式产生并被广泛接受。公平责任原则是道德观念与法律意识结合的产物，是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有效平衡方式。 民法中的归责原则是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它决定着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损害赔偿范围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问题，对当事人的利益产生直接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司法机关在推动民事诉讼过程中，审判人员如何迅速有效的确定民事责任成为解决诉讼纠纷的关键。本文对民事归责原则进行探讨，从而实现对民法中的归责原则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 民法归责原则概述 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一共规定了三种归责原则和方式，我们通过对立法和归责原则发展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明确这三个原则的基本情况。 立法现状。我国立法中对民法归责原则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中，《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条确认的是过错原则；第三款规定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主要是对因高空坠物、饲养动物商人等问题进行的规定，采取的是客观归责方式而对主体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不予考虑，只要产生的损害结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容，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公平责任原则主要体现在第132条，即：“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责任” ，公平责任原则是特殊的归责原则，贯穿于民事法律制度体系中，起作用在于衡平和填补规则原则的空白。《侵权责任法》以上归责原则主要体现在第6条、第7条和第23 条。 过错责任原则。过错归责原则是在探讨责任追究过程中，以行为人的过错作为要件，行为人无过错的就无需承担责任，行为人只需对自己的故意或者过错造成损害的承担相应的责任。过错责任原则并非对加害原则的否定与抛弃而是通过对其修正和发展产生的。在承认“遭受不法侵害的权利应得到恢复”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可“原宥的行为可以免除责任”。这将过错的不同程度进行区分，行为人的主要责任依据其过错程度进行确定，并严格区分加害人过错与混合过错的情况，要求当事人依据自己过错程度承担责任。这对侵害人个圈的赔偿、恶意侵权行
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汇总
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相关知识汇总
其他情形①（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2）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例资料；（3）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例资料。 补充： 【一般过错归责原则】 1、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暂时无意识或者失去控制损害责任除丧失意识是因为醉酒、滥用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外，适用过错归责原则； 2、网络侵权责任适用过错归责原则； 3、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适用过错归责原则； 4、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损害适用过错归责原则。 【过错推定原则】 1、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醉酒、滥用麻醉药或者精神药品等； 2、用人单位、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责任； 3、个人劳务关系中的责任。
杨立明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草案建议稿》一文中对此做出了如下汇总： 第八条【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和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侵权责任类型，参照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适用法律，不适用第六条第二款和第七条规定。 第十条【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范围】 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法律规定”，是指侵权责任法第四章至第十一章规定应当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侵权责任类型，包括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其他法律规定应当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依照其规定。第十一条【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下列侵权责任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七条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确定侵权责任：（一）第五章规定的产品责任； （二）第八章规定的环境污染责任； （三）第九章规定的高度危险责任； （四）第十章规定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但第八十一条规定除外； （五）其他法律规定的工伤事故责任。
法律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法律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一、"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理论基础。 (一)审判权的地位变迁 由于我国司法审判权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历史，使得不论对社会而言，还是从法院自身来看，法院审判行政化的色彩特别浓厚。要求法院发挥主动性，为当事人排忧解难的愿望在社会中也广泛存在，并且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要求强调的是国家机关行为的被动性，这一点对法院审判权的行使来说尤为重要。"不告不理"的法制传统注定了司法审判权天生的被动性，而法制现代化也必然使民事诉讼的改革不单局限在当事人主义构架的建立方面，更是要发挥当事人的主动性，使当事人摆脱作为审判客体的尴尬地位，建立以诉权行使为主线并贯穿整个审判始末的司法审判新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审判权由主动转为被动的地位变化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司法观念上的准备。 (二)对"有错必究"的重新认识 "有错必究"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制原则，也是法院树立公正形象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上已经成为了司法权威的象征。随着社会的变革，以前那种竭力去找回逝去已久的客观事实，去实现事过境迁的司法公正的模式已经与现代社会对法制的要求不相符合。现代法制所推崇的价值观念要求法院在维护公正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自由、秩序、效率等价值观，并找准这几种价值的平衡点。在这种环境下，"有错必究"就不能脱离法所具有的多重价值属性而单从司法公正这一个角度去理解。对"有错必究"中的"错"的认定，除了考虑是否分配不公或机会不等外，还要看是否有违自由处分的原则，是否影响秩序的稳定，以及是否导致了诉讼资源的浪费等等。在纠正这些"错"时，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从各个方面综合评价，作出妥善处理。正由于纠错标准的多样化与复杂化，使"上诉不加重"原则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我国长期所遵循的法制原则之中。 (三)二审程序的性质探讨 从多审级设置的目的来看是要保证公平的结果，但是诉讼也不能遥遥无期的进行下去，因而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之间始终存在一个取舍的问题，这样的取舍就决定了诉讼程序的性质。对于民事诉讼二审程序的性质，目前理论上分为复审主义、事后审主义和续审主义三种。我国由于长期受前苏联诉讼制度的影响，一直采用的是复审主义的观点，目的是为了尽最大程度追求客观公正。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民事纠纷越来越多的起诉到了法院，一味追求公正的诉讼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呼声促使民事诉讼的价值观开始向司法效益倾斜。再加上我国加入WTO后对司法体制又提出了如何与国际接轨的新要求，二审程序的性质已经逐步由复审主义转向了国际普遍采用的续审主义观点。第二审不再对第一审全部的内容重新进行审理，而是以一审为前提对当事人不满意一审的部分继续进行审理。这种转变就使得"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确立成为了必然。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变化，法院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提出的上诉不再是对一审内容的重新审理，二审程序也不再以实现单纯的纠错功能为目的。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新的诉讼模式应当尊重当事人自由处分的权利，实现司法效益;应当权衡公平、自由、秩序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制度上扫除诉权行使的障碍，吸收当事人的不满情绪，使当事人更能够理解和接受二审裁判的结果，发挥法院终局裁判的效力。这样看来，通过不加重上诉人责任的方法来打消上诉的顾虑已经成为了现代法制条件下民事诉讼二审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 二、"上诉不加重"原则的法律依据 "上诉不加重"原则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法中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其实，作为一项原则，其在国外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也没有以具体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贯穿于处分权、上诉权以及二审审查范围等法律规定之中。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实际上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