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论》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

《词论》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

《词论》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

内容提要：李清照《词论》在词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至少有三点：1.《词论》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使词第一次有可能自立门户，脱离诗而单独成为一大类别，这无异于词的独立宣言。2.《词论》系统地回顾了词的产生、发展、繁荣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自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作家作品，提出了“声诗并著”的创作原则。3.《词论》还就词的创作方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具体意见。

李清照是我国古代最为杰出的女作家，是公认的宋词婉约派的正宗。她的词还反映了时代的动乱，人民的苦难，具有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李清照不仅于填词下手不凡，蔚为一代高手，而且对词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写出了我国词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批评文章——《词论》。这篇文章虽短，仅561字，但它在词学领域和词曲发展史上的理论建树，却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

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提法，使词这种新兴文体在中国文

学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自立门户，脱离诗而单独成为一大类别。这对于进一步促进词曲创作的繁荣起了保证作用，使词在中国文学史上逐渐地得以占有一席它应有的重要地位。当然，这个被社会认可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词的创作在11

世纪的北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实践上早已与诗严格划分蹊径，但人们的认识却落后于实践，迟迟不承认它，还只认为它是诗的变体，只叫做“诗客曲子词”、“诗余”、“乐府”、“琴趣”、“长短句”。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一种新文体从产生到确立要经过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词”这种文体在选材和表现形式方面有其特殊性。叶嘉莹先生说：“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之中，词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本来，不在中国过去的文以载道的教化的、伦理道德、政治的衡量之内的。在中国的文学里边，词是一个跟中国过去的载道的传统脱离，而并不被它限制的一种文学形式，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它突破了伦理道德、政治观点的限制，完全是唯美的艺术的歌词。”⑴这就是说，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视作“小道”、“艳科”，不登诗、文等正统文学的大雅之堂。基于这种观念，词虽然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市井小民口口相传，无不喜爱，但这种新兴的文学形式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却很低微。当时许多封建文人，虽心有所好，情不自禁，填了许多绮词艳曲，却又讳莫如深，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作品。据《北梦琐言》载：“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

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和凝做高官后，让人焚毁自己年轻时的词曲旧稿，便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反映。而“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这话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一般人对词这种文学形式的看法。

晚唐和北宋初期，一些以毕生主要精力填词的大作家亦即词坛的大功臣，如温庭筠、柳永，或因“能逐ｘｕáｎ＠⑴吹之音，为侧艳之词”⑵，或因“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⑶，而招致非议，一生落寞。另一些有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大作家，虽然在各自的创作实践中已突破了花间派倚红偎翠的狭窄内容，大大开拓了词这一文学形式的题材范围和艺术境界，如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但在认识领域并没有同步进行。士大夫们习惯地认为，填词是饮酒赏花、流连光景的小品之作。早在公元940年（后蜀广政三年），欧阳炯为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作序言时就指出，词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创作的：“则有绮筵公子，ｘｉù＠⑵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北宋嘉ｙｕò＠⑶三年（1058），陈士修辑南唐冯延巳词119

首，名《阳春集》，序言说：“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ｘｕáｎ＠⑴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不光编者是如此看法，词人自己也持这种观点。如，欧阳修晚年居颖州西湖，有《采桑子》10首写颖州西湖春、夏、秋、冬四时美景和晴、雨、晨、昏瞬间气象。他捕捉自然景观是如此精细入微，用笔是如此细腻优美，写得活泼生动。明明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但作者却在词作前面加了一段短序，只以为：“况西湖之胜概，擅东颖之佳名。……因翻旧阙之词，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北宋初年编选的唐、五代词人选集，名曰《尊前集》。词人自己编订的词集则名之《山谷琴趣外篇》（黄庭坚）、《闲斋琴趣》（晁端礼）、《酒边词》（向子＠⑷）等。顾名思义，多是春秋佳日，对酒浩歌之作。

我们读宋人魏泰《东轩笔记》卷五所记载的王安石与弟王安国、吕惠卿在一起闲议晏殊词作的一段话，便知当时社会一般人的正统观念对词这种文体表现的内容存有偏见，基本上是持排斥和否定态度的：

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曰：“为

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

这种态度就是以词为淫词艳语而加以鄙弃。士大夫们把自己的词集称作“诗余”、“琴趣”、“长短句”、“乐府”、“渔笛谱”等，而不敢编入自己的文集，或单另结集附于文集之后，以表示词的地位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⑷的文章大相径庭，只是闲暇自适的消遣之作。俗情毁誉，雷同一响，宋代社会这种偏见若不改变，显然大大不利于词的发展，至少不利于词的健康发展。

北宋朝词曲大盛。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情况，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这所谓“新声”、“按管调弦”就是指演奏新谱的词曲。时至今日，唐圭璋先生辑《全宋词》犹录得词人1330余家，词曲19900余首，残篇530余首，气象恢宏，卷帙浩繁，足证宋代词曲之盛。

北宋朝领袖文苑的有那么多堂堂须眉，但是，首先敏感到对于文坛这一非比寻常的现象有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而提出别树一帜的口号以拨正视听的，却是北宋末年一位年轻闺秀作家李清照。李清照认为，不应再把词看作诗的王国的附属产品。词与诗不一样，是诗以外的另一种文学体裁。

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这一口号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开拓了词这种文体继续壮大发展的渠道，并保证了词在中国文学史上逐渐取得它应有的独立地位。词从此不再是诗国的附庸，而在文学史上擅一代胜场。我认为，李清照严格划分诗与词、文章与词的畛域的巨大历史意义正在于此。

词的创作至北宋末期，已硕果累累，至善尽美。但在理论上，大家却还没有重视，没有正式承认它并加以研究。这种理论与实践大大脱节的矛盾太突出了，直接影响词的健康发展。李清照呼吁大家给予重视，承认其别是一家并探讨其创作规律，这无异于词的“独立宣言”，使词首次从诗的大家庭中自我解脱出来而另立门庭。如果我们对李清照的词论，对她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崭新的提法，只从狭义去理解，认为她只不过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反对改革词风，抵制苏轼的“以诗入词”，那未免有点舍本逐末，是对李文的片面理解。附带赘言，“诗词合流”这提法，苏轼当年并没有提出过，当然，李清照也不可能反对过。事实上，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表现生活的独特形式或曰艺术境界，如果只有共性，手法都一样了，那么，这种文体也就无存在的意义了。所以，“诗词合流”的提法，我以为还可以再商榷。

词的被确认，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长期的逐渐完成的而且是颇为艰辛的历史过程。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65岁时，自为《长短句序》：“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余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其子陆ｙù＠⑸作《渭南文集·跋》，记载陆游曾嘱咐：“‘剑南’乃诗家事，不可施于文。故别名‘渭南’。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这两段记述，充分表现了陆游自相矛盾的心理：他既表示了不可抑止的对词这种流行文体的爱好和对自己词

作舍不得废弃的感情，又违心地自贬说，我的这些“渔歌菱唱”（词）不过是些郑、卫之音的变体，不是正声雅乐，所以，不能和我的诗、文并列，只能附于集后。再有，南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所编定的词人合集名为《草堂诗余》，这证明到那个时候文坛仍以为词是诗余。“诗余”这个别名，如果阐明词与诗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诗词同源，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在当时，更多地意味着以词为“小道”、“艳科”，不能算正统文学，所以集为小品。近代，蒋兆兰在《词说》中曾予批判：“‘诗余’一名，以《草堂诗余》为最著，而误人为最深。所以然者，诗家既已成名，而于是

残鳞剩爪余之于词……。今宜亟正其名曰‘词’，万不可以‘诗余’两字自文浅陋。”清代词学勃兴，尊崇词体。词学家沈祥龙《论词随笔》高度评价了某些含讽谏意义的渗透着爱国精神的词章，并且阐明了词这一文学形式的特点：

词不显言直言，而隐然能感动人心……。南唐李后主宴游，潘佑进词云：“楼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须夸烂漫，已失了春风一半”。盖谓外多敌国，地日侵削也。后主为之罢宴。词能如此，何减谏章。

……

以词为小技，此非深知词者。词至南宋，如稼轩、同甫之慷慨悲凉；碧山、玉田之微婉顿挫，皆伤时感事，上与《风》、《骚》同旨，可薄为小技乎？

历史已映证，词终于成为宋代文学的光辉代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称：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由此可见，对于词这种新兴文体，李清照的提法和见解基本是正确的。词起源于乐府，它在唐代（初期阶段）确实是歌诗的一种变体。但到宋代，尤其是到李清照著文的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发展成熟了。只有在人们的观念更新和词脱离诗歌母体而独立的情况下，词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健康发展，而李清照为此喊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声。她的先见之明，使她在词学理论方面作出了这一极其重要的值得纪念的建树。她这篇《词论》，理所当然地应被视为是词的“独立宣言”。

二

李清照以极其精练的笔墨，系统地回顾了词曲产生、发展、繁荣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自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作家与作品，强调词的音乐性，提出了“声、诗并著”的创作原则。她这篇文章，对北宋词坛情况的综述，不但掌握的材料丰富，理解得深刻，观点鲜明，而且含有总结性质，继往开来。她叙述了词曲的由来：“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中，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一般说法以为，词起源于隋代。唐代燕乐乐曲盛行，公元8世纪中期，在民间曲子词和教坊乐曲繁衍的基础上，少数文人也开始染指。流传至今

的唐玄宗的《好时光》、张志和的《渔歌子》、白居易的《忆江南》、刘禹锡的《竹枝词》等，就是早期的作品。他们填词虽然为数很少，而且仅仅限于小令，但这是文人词的起始，因而是词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开端。李清照的论文也正是从开元年间起笔的。李文开宗明义，提出词作为音乐文学“声、诗并著”的特征，即必须以乐曲和文字内容并重作为词的创作原则。“词”在初起阶段称作“曲子词”，是倚声填字的歌词，是王国维所谓的“伶工之词”。当时是以曲调为主，以歌辞为辅，音乐（歌唱）的功能是第一位的，文学（词）的功能是第二位的，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根据唐朝崔令钦《教坊记》等资料，唐圭璋、潘君昭先生认为：“可以确认为隋曲者有七，其调名‘泛龙舟’、‘穆护子’、‘安公子’、‘斗百草’、‘水调’、‘杨柳枝’、‘河传’。”⑸又据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

开元、天宝间的教坊曲，共三百二十四曲……曲名备载于崔令钦《教坊记》。

教坊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有用于歌唱的，有用于说唱音乐的，有用于歌舞音乐的，还有用于扮演戏弄的。用于歌唱的教坊曲，其歌词形式有齐言声诗和长短句两种。演变为唐五代词调的，有下列七十九曲：《抛球乐》、《清平乐》……以

五七言声诗为曲辞的，有下列三十曲：《破阵乐》、《还京乐》……另外有四十余曲，入宋后转为词调。柳永《乐章集》中《留客住》、《曲玉管》……诸调，其名皆始见于教坊曲。

这就是说，唐玄宗设教坊，由官方教习歌舞、制谱作曲，这些曲调（即后来的词牌）已经具备了。但这些“声”（曲调）还只是音乐，而不是文学，它究竟是怎样转变成侧重于“诗”（这里是“词”的代称）的呢？

晚唐温庭筠是第一个以主要精力填词的大作家，“他打开了词的一大支派，一意以绮靡侧艳为主格，以‘有余不尽’、‘若可知若不可知’为作风。所谓‘花间’派，实以他为宗教主”

⑹。温庭筠、韦庄及花间派词人以众多的创作成果展示了词这一处于萌芽状态的文学体裁无限旺盛的生命力。虽然，花间派词人“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风格软腻香艳，即李清照所批评的“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但他们炼字炼句，锻冶技巧，为丰富词的表现手法，促使文人词创作第一个繁荣期的到来以及为开发“词”这种新型文体所作的种种努力却功不可湮没。公元940年，后蜀赵崇祚所编的我国最早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的结集，乃应视为词发展史上第一个里程碑。但那时，“词”这种文学形态还未定型。欧阳炯的序言中称作“诗客曲子词”，谓是“诗客”

（诗人）来为当时流行的“曲子”（乐曲）填写“词”（歌辞）。

如果说，温庭筠、韦庄还是以诗人身分花费一部分精力来填词的，那么，南唐君主却是倾全力来填词的，使文人词的专门化程度又大大跨进了一步。李清照接下去写道：“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其时天下汹汹，北方战乱频仍，偏安一隅的南方小朝廷西蜀、南唐遂成为当时文学（主要是词）发展的两个中心。就创作成就而言，南唐更高过西蜀。这一点，李清照文中说得最明白。她用“独”字，便是带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点醒读者在五代众多词人中，她最心仪南唐的风格。李煜词，特别是后期词作，即亡国被囚之后的作品，纯用白描手法，不加掩饰地倾诉心中深沉的哀痛，冲破词原来狭窄的表现范围，思想性、艺术性都有空前的提高，升华至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是李后主对词曲发展所作的卓越的独特的贡献。王国维所谓：“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已之词，骨秀也。李后主之词，神秀也。词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宋初晏、欧诸公，皆自此出，而花间一派微矣。”⑺这里，形象地描绘了词发展初期三大家各自的特色及他们间的继承、创新关系。王国维指出李煜词对词风转变和词曲发展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词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李煜后期词，纯化了词的思

想内容和提高了词的艺术境界。（二）“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他使文人词更加成熟、雅驯，至此而可谓文人词在词坛定型，成为主导力量。李煜词，可以认为是词发展史上第二个里程碑。

“词”从在民间歌曲中产生，到逐渐发展到文学领域，经过晚唐、五代漫长时间的流传繁衍，至北宋建国时，已趋于成熟、定型了。“花间派”与南唐君臣词，是词发展初期阶段两大杰作，它是宋词的准备阶段，为宋词登峰造极架设了云梯。李文从开元盛世、中晚唐、五代顺时序而论述，起点定得准，内容连贯，体现了词曲本身发展的规律性。

宋代词坛的盛况空前是李文论述的重点。李清照写道：“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这里，需先简单介绍一下宋词兴盛的客观环境。北宋王朝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是个软弱的朝代，对辽国、西夏以及后起的金国，一味纳银纳绢，以此换取苟安局面。统治集团不缉边备，醉心于歌舞ｓｈēｎｇ＠⑹平。这种表面的太平盛世潜伏着日益深重的危机。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个统一的王朝毕竟不同于五代十国割据分裂的乱世。中原长期息兵，国家相对稳定，封建经济特别是城市商业的迅速发展，使封建文化亦日趋繁荣。宋太祖立国之初，便告诉功臣宿将：“多积金、市田宅

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北宋王朝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给予地主阶级文人以优渥的生活待遇。词人柳永所谓：“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⑻李清照所谓：“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⑼都是通过对汴京元霄灯节的描绘赞颂太平盛世、朝野多欢的景象。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北宋诛杀大臣、文人的现象比起历朝历代相对地少），物质条件十分优越，使地主阶级官僚和封建文人有良好的创作环境和创作情绪，得以充分施展文学才华。所以，北宋在政治上虽然软弱无能，在文学艺术方面，却彬彬之盛，大备于时。诗、词、散文、书法、绘画、曲艺、音乐各部门都成绩斐然。尤其是词，这种起源于隋唐民间的新颖文体，得到如江河一泻千里般的发展，名家辈出，风神各异，群芳争妍，绚丽多姿。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雅好文学艺术。宋太宗赵光义、宋仁宗赵祯、宋徽宗赵佶等都娴于词曲；宰辅大臣如寇准、范仲淹、晏殊、宋祁、欧阳修、韩琦、王安石以及安定郡王赵令ｚｈì＠⑺均文采风流，为当时词坛名家。统治阶级的提倡、民间的广泛流传、北宋都市经济的繁荣为词曲演唱提供了客观可能。词是能按谱歌唱的，都会的勾栏瓦肆正是歌伎们献艺的场所。相传“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⑽，可见柳永的词在当时是何等脍炙人口，受到市民的欢迎。李清照肯定了柳永对于宋词发展作出的重要

贡献：“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是否可以这样说，《乐章集》乃是词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因为，柳永对于宋词，曾作出特殊贡献，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极大的创新。宋初，晏、欧诸公的词上承五代余绪，沿其流而扬其波。到柳永才真正面向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小令受字数限制，结构、音乐都比较简单，无法充分体现宋代统一国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盛况，而慢词恰适应这种需要，铺叙展衍，淋漓尽致。柳永大量创作慢词，对北宋词坛的影响巨大，宋翔凤《乐府余论》指出：“东坡、少游辈继起，慢词遂盛。”

公元11世纪中叶，是宋词最为壮观的鼎盛期。这一时期，晏叔原、秦少游、黄鲁直、周邦彦……名家荟萃，群星丽天。特别是出现了苏轼这位足以代表他那个时代文学创作最高

成就的集大成者。他锐意改革词风，为宋词发展拓宽了通路。苏词是词史上第四块重要的里程碑。

李清照这样评述苏词：“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李清照不否认苏轼有渊博的学识和杰出的文学天才，但是，李清照特别强调词的音乐性，认为“声、诗并著”是词曲创作必须严格遵循的原则。她说

苏轼的词，有的不合乎音律，这也是当时社会上颇为流行的一种看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诗话》：“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陈师道《后山诗话》说道：“退之以文为诗，予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但这种看法，也有人持异议。胡仔曾指出：“若谓以诗为词，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⑾陆游亦以为苏词：“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⑿据上述，关于苏轼是否以诗为词，苏词是否协音律，众说纷纭。陈师道之评语，显系站在传统的保守的立场而言，不足取也。李清照的评语，对于苏轼改革词风，锐意创新的伟大功绩，估计不足。她对苏词的评价，有以偏概全的片面性。

从整篇文章来看，她对当时词坛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各家作品都作过相当深邃的研究。李清照锋芒毕露，坦率地说出了自己对他们的批评意见，语出惊人，在当时就引起巨大反响。胡仔表示：“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此论未公，吾不凭也。”⒀但是，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部分实在亦是李清照的文章写得特别精采，极富于个性特色，因之格外引人注目的地方。李清照涉足词坛这个在当时几乎为男性垄断的文艺王国，丝毫没有身为女子的自卑感，精神豪迈，充

满着对自己才干的高度自信。她著此文，站的角度可谓高矣，俯视古今，不迷信权威，敢评议名家。我常想，这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强烈的好胜心，这执著的对事业的热爱与追求，乃是李清照之所以成为李清照的内因。

三

作为词史上第一篇完整的文学批评理论专著，李清照除提出自己的见解外，还致力于创作方法的研究。她考察了以往许多作家的作品，从积累的丰富经验中，就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法提出了一系列的宝贵意见。诸如，填词必须要“协音律”；写作上要有“铺叙”；用词吐语要“尚文雅”；思想感情上要有内涵，有意境，“主情致”；内容上要典雅庄重（“典重”），引用故事、史实（“故实”）等等。这些具体写作方法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提高词的艺术表现手法。当然，李清照在这里只是阐述她个人的观点，很大程度带有主观感情色彩，对于某些作家的评议也不无偏颇之处，这是无需乎求全责备于她的。

《词论》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比如，议论风发，有犀利的锋芒。语言简洁，概括力强。作者的个性鲜明，跃然纸上。作者在大量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对宋词作精辟分析，观点新，

有创见。论证充分，有高屋建瓴的气势。词到北宋末年已发展到极致，而且就其本身发展规律而言正面临新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作一次总结和理论性的探讨极为必要。李清照此文，基本上是光荣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的。它是词史上第一篇压卷之作，不但观点提得好，而且文章写得好，堪称“燕许大手笔”⒁。

李清照的词写得清新秀雅、委婉多姿、音韵流畅，总体上是合乎她本人提出的创作原则的。但在融化浅俗口语入词这一点上，在早期作品中她就对自己在论文中所立的严格规矩有所突破。她后期的创作，思想内容更加深沉，艺术手法也比论文中所示的创作要求更为完美。这原不足奇。女作家坎坷一生，艺术上不知疲倦、不断追求，才能创造出传诵千秋的“易安体”。概言之，我以为她的创作道路和她的词学理论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的。她严守“词别是一家”的原则，认为词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与诗有所不同。所谓“诗庄词媚”⒂，诗是慷慨咏志的，而词是婉转陈情的。她以毕生精力来填写词曲，以表达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有的对外界事物敏锐而细腻的感受。她的词学理论指导着她的创作实践，而创作实践又不自觉地冲破了她早期所定的理论框框而大踏步地前进。既重视创作实践又钻研创作理论，两者并重，李清照在北宋诸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她第一次使宋词创作理论化

了。

文中注释：

⑴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岳麓书社1989年2月版，第6页。

⑵《旧唐书·温庭筠传》。

⑶柳永《鹤冲天》。

⑷曹丕《典论·论文》。

⑸《论词的起源》，见《唐宋词学论集》，齐鲁书社1985年2月版。

⑹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420页。

⑺《人间词话》。

⑻柳永《迎新春》。

⑼李清照《永遇乐》。

⑽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

⑾《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六。

⑿《历代诗余》卷一百一十五。

⒀《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

⒁唐人苏ｔǐｎｇ＠⑻，封许国公；张说，封燕国公。二人并工文章，时人誉为“燕许大手笔”。

⒂明人李东琪语。

【责任编辑】寇养厚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红的左半部右加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