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方法 课程论文

南京农业大学课程考核情况表

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课程名称：社会研究方法学分： 3 学号： 2012110007 姓名：郭振

考核方式：课程论文、课堂讨论、课堂考核及报告

评分标准：

考核评分标准分值得分

能够针对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的不同

20

对其研究设计展开恰当分析

能够掌握问卷设计、抽样方法的要

20

点，发现资料分析中的错误及不足

能够掌握定性研究方法的技巧，围绕

60

研究问题进行资料收集、资料分析，

以及论文撰写

考核最终成绩

教师签名：

时间：

团体中个人角色的塑造和断裂：对《死亡实验》的内容分析

社会学专业郭振2012110007

摘要：角色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互动论经常论及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人对于自己或者他人的位置的确定，同时它也附带着社会对个人的期望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

电影《死亡实验》的内容分析，进一步深刻理解作为社会化的个人在一个新的情境中是怎样

通过互动适应自己的角色的，并进一步探析影响个人角色塑造和断裂的诸多因素。

关键词：角色《死亡实验》内容分析

一、剧情梗概

为了研究在一个封闭的制度环境下人类行为的攻击模式，瑞恩教授决定开展一个时长两周的行为实验，他用一千美金的高额报酬雇佣来一群普通的平民百姓，将他们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扮演“狱警”，其他人则扮演“囚犯”，用“狱警”来管理“囚犯”，以此来模拟两周的监狱生活。在模拟的监狱中，其生活条件与真实的监狱无异，而且还有配套的规章制度，瑞恩教授宣称如果有人违反了规则，指示灯会亮起，宣告实验结束，实验者将会失去报酬。在刚开始的几天时间，“狱警”和“囚犯”处于和平相处的状态，但随后，“狱警”和“囚犯”分别进入自己扮演的角色状态，“狱警”开始对“囚犯”进行不断升级的羞辱和迫害，“囚犯”们的人身安全也没有如同实验前科学家承诺的一样得到保障，“囚犯”们也和“狱警”发生冲突，最后当这种冲突无法调和后，“囚犯”们不堪重压，发动了暴动，以暴力手段冲出了监狱，而实验也以失败而告终。

二、团体中个人扮演角色的过程

（一）角色预知

在踏进监狱的那一步起，科学家就会告诉实验者，谁该扮演什么角色，规章制度是什么，哪些做法是合适的或者非法的，如果违反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以及何时会终止实验等等，通过这些讲解“狱警”和“囚犯”就会对自己的角色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会形成对进入这一角色的期待，引起实验者的兴奋和好奇。

上述过程就是一个角色预知的过程，角色预知可以是自己通过某种途径预想到的，也可以是他人告知的。我们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之后，即将进入某个团体，首先会对自己的角色有一个预期，而这个预期实际上是会受到社会或他人对于这一角色期望的限制，在一些公司或者工厂招聘人员之后，一般都会对人员进行一到两天或者更长时间的培训，这个培训也就是让团体内部的成员明白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适的员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是团体所需要的，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符合团体预期的。通过这个过程，就会使成员形成一个角色概念，并在情绪上形成一种兴奋或紧张的冲动感。

（二）角色模仿

在初步对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进行定位以后，“狱警”们开始向他们在电视电影中或真正遇到的狱警学习，向他们一样昂首阔步地清点“囚犯”们的人数，也一起聚众开会喝啤酒，或者大声的呵斥那些行为过火的“囚犯”，他们可能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管理经验，有的时候会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自嘲一下，但是这种模仿让他们体验到了一种真实的存在感。而“囚犯”，也向一个真正的犯人一样，无精打采地盯着铁窗发呆，有时候也会打下篮球消遣一下时光，总之，他们要表现得如同真正的囚犯一样无二。

米德曾经在他的角色理论中认为，社会化的实质是“角色扮演”，即学会理解他人对于角色的期待，并按照这种期待从事角色行为的能力，而儿童进行社会化的首要阶段就是“模仿阶段”，也就模仿父母的动作，但尚未形成真正的“客我” [1]。本文中所提到的角色模仿则是在角色转换和新角色建立过程中一个个体对于同类群体或成员行为的模仿。在一个群体中，一个成员要融入这个集体，除了接受必要的教育以外，最好的做法是模仿业已存在的同质成员的举止言行，因为这会让他们感到安全，获得社会对他们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会给予他们以自信和自尊，同时会减弱先前角色预知的兴奋和紧张感。然而，这种角色模仿并不是单纯“主我”的体现，而是在“客我”的指导下进行的，因为它其中内化了社会的期待和要求。

（三）角色博弈

然而“狱警”们渐渐并不满足于把这个实验当做一个游戏。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和“囚犯”们嘻嘻哈哈，打成一片，也和“囚犯”们做朋友，他们在这时还处于一种理性状态，因为这种角色实在不过是一种“拟象”，当他们在两个星期后，又会回归到他们原来的普通生活。可是他们对现状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尊严和权威在“监狱”里面受到了挑战和质疑，特别在博什（“狱警”）在无意间被“囚犯”的球击中以后，他们召开了紧急会议。尽管有的“狱警”并不赞成实施惩罚措施，但通过利弊的权衡，他们还是认为有必要对“囚犯”实施相应的惩罚，而这也符合“监狱”内部的管理条例，尽管它是不人性的。

在“狱警”下达了惩罚的命令后，很多“囚犯”是存在着异议的，把它看做一件小题大做的事情，但是当有的“囚犯”认为这并不会带给他们太多坏处并照做时，“囚犯”们这是便达成了一致，接受了这种微不足道的惩罚。

上述是一个角色博弈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可以说是“理性”战胜了“人性”，这种理性同科尔曼提出的“理性人”概念大致相当，这种“理性”不仅包括经济利益上面的计算，也包括情感、尊严和地位的考虑[2]。而这里所说的“角色博弈”，实质上是一个取舍的过程，它包括角色的替换、价值标准的选择，而且这个博弈是必要的，经过这个博弈之后，事实上就表明了我们对于这个群体的认同和群体价值观的认可，个体才能够真正地融入群体之内。如果不能认同这一点，通常他会被认为是群体的“异内”而加以排除。但是，并不是每个个体都能够做到“舍小我，取大我”，就像“囚犯”中的77号特拉维斯由于并不认同自身的角色身份，因而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对这个群体产生归属感，并不能将他看做这个群体的一部分，因此，最后他也成为被惩罚的主要对象而成为冲突的发起者。

（四）角色维持

在对自身的角色有一个深刻的顿悟以后，“狱警”便开始想办法充当一个出色的狱警，一个好的方法是主导冲突然后重新“洗牌”以加强权力。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对监狱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极度维护上，也体现在重新创造新的规则上。伯瑞斯(“狱警”)由于能够创造出许多整治“犯人”的小点子而成为“狱警”们的

领导者和崇拜对象，他先要求“囚犯”做俯卧撑，在经历“豆子风波”之后，他进一步剥夺了“囚犯”们的人身自由，将他们单独隔离，最后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又对“囚犯”们进行了人身迫害，致使冲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他们自己也会因为。而“囚犯”们因为处于一个被管理的阶层，在经过与“狱警”的一番斗争后，也都成为了“顺民”，大多按照要求吃完食物，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并竭力遵守“狱警”所提出的要求，并从心理上接受了“囚犯”的定位，甚至在后来见到亲人时，都因为“囚犯”的身份而感到羞怯，表明这种团体内的归属感事实上已经形成。

在这个阶段，个体对于角色的意识已经明显的表现了出来，而且在行为上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初始的模仿了，而进入了一个凭借“手头库存知识”进行行动的阶段，这种“手头库存知识”的形成，按照舒茨的解释就是，“狱警”们经过与“囚犯”们的互动，获得基本的经验和常识，当这种经验逐渐积累，“狱警”就会从若干经验当中挑选出对管理“囚犯”行之有效的若干经验流，当这种经验流不断增加就形成一种意义结构，这种结构通过有序的安排和整理之后，就会形成经验图式，在需要进行行动的时候，“狱警”会从经验图式中找寻若干的经验赋予行动以意义[3]。这种“手头库存知识”会帮助“狱警”维持目前的角色，因为“狱警”总会从其中找到能使“囚犯”学会服从的方法，而“囚犯”也从和“狱警”打交道的经验图式中意识到和“狱警”进行持续性地对抗并不是上上之策，所以他们倾向于采用保守、消极的方式来维持目前的现状。

但是这一点不够，仅仅靠过去的做法并不一定能够维持目前的状态，因为有越轨者的存在，像特拉维斯那样的越轨者对于一个团体和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带来的后果，不仅仅在于打破常规，还在于带动其他成员可能的越轨行为，从而引发局势的失控。由于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结构环境，结构通过制度关系和规则限制和规定着人们的角色，然而“狱警”通过对于研究者的意图的揣摩和底线的观察，认为建立这种规则是可能的，他根据“监狱”的实际情况和“狱警”在同“囚犯”互动中产生的控制的需求来建立规则，并最终力图实现“狱警”和“囚犯”两个角色新的平衡。

三、影响团体内个人角色建立和稳定的因素

（一）数字代码：标签系统

在《死亡实验》中，“囚犯”们没有自己的名字，有的只是有以数字号码来代替名字的符码。为什么要以数字来代替姓名呢？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简明易记也易于管理的问题，还因为它能够让“狱警”彻底的理性化。在监狱中，犯人一般用数字来称呼，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它通常能够泯灭“狱警”对于“囚犯”的同情心和残存的好感。一般而言，如果称呼一个人的名字，我们通常会联想起来关于他的一切事情，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它会唤醒一个人的内心情感，从而会使得“狱警”不能足够地客观，他可能会动恻隐之心而给予某个“囚犯”以特殊的待遇。但是数字则不会，它会让你足够地理性，抹杀掉除去数字以外的信息。直接以数字来称呼“囚犯”，似乎是犯人们的“专利”，事实上它更加强调的是一种归属感，它强化的是某个个人属于“囚犯”这个群体，而与其他群体划清界限，以此来确定自身的角色位置。事实上，并不只是数字才表现了这一点，所有与这种区隔密切相关的事务和行为都可以明确的指向个人的角色性。在“监狱”中，“狱警”有单独的休息室，闲暇时可以抽雪茄烟，打桥牌，穿专有的警服，而“囚犯”则居住有专门的牢房，穿专门的囚服，特定的活动区域都可以体

现这种角色的区别，而这种打上烙印的标签系统起到的作用就是强化人们对于自身角色的认识。

在其他团体中，这种标签系统也同样存在，每一个团体都以不同于其他团体的标签来区别“自己”和“他人”这两个圈子，而团体中的成员也因为这些附加于自身的这些符码来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成员，不管这种符码是强加的还是自愿的。在生活中，公司职员的工号，工人们特有的制服，交通警察的指挥棒，还有企业高喊的口号都能成为特定角色所包含的标签。这些标签是群体间得以区分开来的基本标志，也是个体角色得以彰显的必要手段，为此，团体为了强化集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经常会有意识或无意的创造出一些标签以使个体更好的为集体的目标奋斗。

（二）警棍：暴力系统

在“监狱”里，警棍的作用在于它不仅表明“狱警”和“囚徒”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身份，而且还附带有警戒意义，即意味着，“狱警”在这里是秩序的维护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可能的违抗都会受到它的制裁。但是，它并非总是在被“狱警”使用时才体现它的优越感，因为它被使用的情况总是极少数，它是象征意义在于，“狱警”是有权威的，他有潜在的使用这种权力的控制力，如果谁意图挑战他们的权威，警棍就会起到震慑的威力。我们从反面来思考，如果没有警棍，那么“狱警”相对于“囚犯”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因为“囚犯”毕竟在数量上占上风，那么情况将会失控，“囚犯”对“狱警”的要求不予理睬或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而“狱警”则毫无办法，而暴力装置的佩戴则至少维持了这种相对的平衡。

在一个团体中，暴力系统可能并非是一些血腥暴力的控制手段，但至少是由权威和规则两个子系统构成。权威指的是对权力的一种自愿的服从和支持，它包含着人们对于一种正当合法权力的认同，一个团体中必须要有权威的存在，否则团体内部就会缺少约束力，不管这种形式的权威是传统权威、感召权威还是合法权威。权威的存在对于个体的角色而言，起着价值观的规范和导引的作用，权威的言行和表现对团体内成员角色的定位有重要的影响作用[4]。与权威同样重要的还有规则，规则构成了体系内对团体成员的监控，它使得成员按照社会所期望的角色行事而各司其职，但是规则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的有效性上，它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合乎规章制度的奖惩体系来维护规则的有效性，如果有人违反就必须施以适当的警告，伯瑞斯在判定博什违反了监狱规则之后，就毫不留情地将他由“狱警”变成了“囚犯”的一员，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规则就会成为“纸老虎”而得不到成员的认可和遵从，整个控制体系就会有崩溃的危险。在当代的公司企业中，通过有效的激励和相应的惩罚是促使人们按照既有的规则来行动的必要手段，物质性的奖励或惩罚、职位的升迁都表现了这种控制力。

（三）指示灯：互动系统

在影片中指示灯是贯穿始终的一个线索，但是它在最后才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科学家设立指示灯的用意是在发生特殊情况而面临失控局面或者有人违背规则时，它会发出警报而宣告整个实验的终结。如果单从灯的使用功能来看的话，我们可能更容易把它判定为上述所提到的监控系统中一种事物，但是事实上则不然。“狱警”和“囚犯”都对这展指示灯抱有希望，但二者的初衷不同。“狱警”通过指示灯来判定控制指示灯的科学家的态度并希望它不要发动警报，当指示灯一直处于熄灭状态时，“狱警”可能会认为，科学家事实上也赞同我们的做法，所以我们这样做并没有错，这样“狱警”就和科学家形成了互动。“囚犯”开始

没有看到指示灯亮起，是因为他们认为科学家肯定了“狱警”的做法是有道理的，他们相信科学家能够看到监狱的一切行动，并能够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所以他们采取了消极遵从的态度。但是随后当他们受到人身上的伤害时，他们所抱有唯一希望的指示灯却仍然没有警报，“囚犯”认为科学家欺骗或抛弃了他们，所以他们他们与科学家的互动中断了，并且不再对他们报以希望，而选择了越狱。所以，指示灯所起到的应该是一种互动的功能，因为监狱的条款规定并限制“狱警”与“囚犯”的互动，而当以指示灯为媒介与科学家的互动结束时，“囚犯”就选择了与“狱警”发生了面对面的直接的互动。

这里的指示灯起到的是互动的功能，团体内的互动功能发生在团体之内的成员之间，而他们通过信息和感情的交流和传递来达到对双方角色地位的理解。团体内的互动是必要的，因为这种互动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个人别人的这面“镜子”中来重新审视自我，来对自己的角色进行定位，如果不符合他人或社会的角色期望，就会对自己的角色进行重新调整。但这种互动有积极互动和消极互动之分，良性的沟通和交流能够促进信息流的畅通无阻，增加对于团体概念的认同，能够积极参与团体的建构中来，而消极的对立和冲突则会引发组织的不稳定因素，也会促使价值观的崩坏，自己对自身角色的怀疑，甚至会导致组织的解体[5]。

四、角色的断裂

角色并非是永久固定的，它也有终结的时候，在本电影中，“狱警”和“囚犯”之间的冲突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最后也以“囚犯”暴动而告终。在二者有共同目标的前提下，两个团体可以进行协商，也可以妥协退让，因为这些经济上的利益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替代方式予以解决的，并非是根本上的冲突，但是演化到后来，“狱警”在对“囚犯”进行极端的迫害之后，这种冲突的性质就被根本改变了，因为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诱惑可以弥补这种人身上的伤害，这种二者可以调和的利益底线已经被打破，“囚犯”对“狱警”的憎恨已不仅仅是经济目标可以替代的，而是直接施加于当事人。

在一个团体中，角色的断裂大都直接来源于冲突，科塞对冲突进行了定义和分类，在他的分析中，笔者认为有两个层面的冲突对于个人角色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第一个层面是现实冲突和非现实冲突，第二个层面是内冲突和外冲突，从电影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群体之间的冲突能够促进群体内部的团结，因为基本上由于外部环境的入侵会导致群体内部“角色的绑定”，因此也会形成“狱警”和“囚犯”两大阵营的对抗，最终两个小团体最终是由于非现实的冲突不可以调和而导致双方角色的中断，这种冲突是出于直接释放敌对情绪的需要而引起的，它无法转移也无可回避，当个人身处其中时，他自身是没有选择的。在伯瑞斯处理群体间的冲突时，他采用的矛盾不断升级和扩大化的方法，这种消极的互动无休止地增加了对“囚犯”的迫害，而且没有疏通的方式能够是社会中的敌对情绪得以排解，来维护整个监狱结构，当这个“冲突减压阀”的容忍量到达顶点，暴动或革命就不可能避免了，而个人的角色也随着团体的解体而不复存在[6]。

参考文献：

[1]米德. 心灵、自我和社会.[M].霍桂桓，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刘少杰. 社会理性选择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吴中宇，胡仕勇. 戈夫曼与舒茨的社会情景中个人及个人行动理论分析——现代社会学

思想流派中的主观主义倾向.[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1，（4），67-70.

[4]张乐，童星.群体性事件中的角色与互动：一个微观的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1，（4），133-138.

[5]科塞. 社会思想名家.[M].石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