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四部丛刊》制作工艺及影响

简评《四部丛刊》制作工艺及影响

《四部丛刊》（以下简称《丛刊》）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影印古籍，其功绩和不足学界多有论述。但以往人们评价《丛刊》时，大多聚焦于其收书的内容与版本方面，对其技术方面的特点则很少顾及。我以为，从技术的角度审视《丛刊》，可以发现许多新的问题，有助于总结百年来古籍影印的经验教训，对提高我们的古籍整理出版，乃至古籍保护工作，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对《四部丛刊》制作工艺的剖析

《丛刊》的制作工艺和流程，按照张元济先生所述大致如下：拍照古籍底本，“原书摄影成，先印底样，畀校者校版心卷第叶号。有原书，以原书，不可得则以别本。对校毕，有阙或颠倒，咸正之。卷叶既定，畀初修者以粉笔洁其版，不许侵及文字。既洁，复校。粉笔侵入文字者，记之，畀精修者纠正。底样文字有双影、有黑眼、有搭痕、有溢墨，梳剔之。梳剔以粉笔。有断笔、有缺笔、有花淡笔，弥补之。弥补以朱笔。……其原阙或近磨灭之字，原版有痕迹可推证者，补之，否则宁阙。阙字较多，审系原版断烂，则据他本写配，于阑外记‘某行若干字据某某本补’，复畀精修者摹写。校者以原书校之，一一如式。总校复校之。于是描润之事毕。更取以摄影，摄既修片，

修既制版。……送工厂付印（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润始末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12月排印本）”。

简而言之，《丛刊》的工艺流程是先将底本摄影，底片校对后晒出纸样去修版；修版的过程是用白粉涂抹掉“双影”“黑眼”“搭痕”“溢墨”，以清洁版面；用朱笔描补缺笔、断笔，摹写缺失的文字；修好校对完毕的纸样再次摄影，然后晒版付印。以上所引仅为描润修版的总则，其下还有三个附录《修润古书程序》十四条、《修润要则》七条、《填粉程序》十二条，更加详细规定了描修每一步骤的细节和注意事项。例如描修缺失的笔画时，不但要补齐笔画，还“须与各该字原有未修之笔画姿势相仿；粗细、疏密、润涩，凡此笔与彼笔（如连横连直之类），此旁与彼旁，此字与彼字，宜求相称”（《修润古书程序》）；“忌露出笔锋，致失古义”（《修润要则》）。可以看出，张元济先生对影印古籍进行了“字斟句酌”的认真梳理，试图完美复制出该书原貌，投入的精力丝毫不亚于校勘排印古籍。经实际比较后发现，《丛刊》等书所做描修工作，甚至超过了前述规定。例如《描润始末记》说，“其原阙或近磨灭之字，原版有痕迹可推证者，补之，否则宁阙”，并未发现有缺；《修润古书程序》第六条“边栏行线不必描”，实际描修者居多，这一点从《描润始末记》所附“《宋书》底样清样各一叶”即可证明：底样右下角边栏明显缺失，清样则予补齐。

张元济先生对付印之前的各道工序描述的非常详尽，但缺失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对底本摄影时采取的“去底灰”措施。为什么要去底灰，如何去底灰？原来，标准的黑白摄影拍照出来的底片，是层次丰富的灰度图，虽是黑白单色片，却如同早期的黑白照片和黑白电视，能够生动的反映出所摄对象的图像信息。古籍初刻时纸白字黑，拍照后的底片依然如此，直接去制版印刷即可获得与原书相同的效果。问题是，古籍经过长期的岁月洗礼，纸张酸化变黄，拍照后的图像字黑纸灰，这一结果会衍生出两个问题。

首先，印出的书整页铺满了灰色，不符合常人“白纸黑字”版面清朗的阅读习惯，读者能否接受？这将直接影响出版者的经营状况。其次，灰度图虽然有违常人的阅读习惯，却能够更加真实的反映古籍原貌，从保存文献信息的角度看，效果更好。但印制灰度模式的书，工艺十分复杂，成本也很高，即使不考虑读者的感受，出版者也不会轻易采用。整个民国时期，只有珂罗版印刷可以印制出层次丰富细腻，非常接近原书面貌的灰度图书，但珂罗版印刷效率低，成本高昂，更适合影印售价不菲的碑帖、字画。石印、胶印虽然也可以印制灰度模式的书，但需要在拍照时“加网”，否则印出的书便会模糊一片，难以辨认。加网对设备和技术的要求很高，并提高了书的成本。还有，民国时期的石印或胶印加网技术并不成熟，网点较大，会降低图书文字的分辨率，影响阅读效果。

权衡下来，去除古籍书叶底灰，变有层次的灰度图为无层次位图，是最经济适用的方法。实际上《丛刊》之前的影印古籍便采用的那种方式，印出的书不仅版面清朗漂亮，而且制作成本也是最低的。那么，照相胶片上的底灰是如何去除掉的呢？是采用高反差特性的制版胶

片过滤掉的。高反差胶片感光度极低，只能拍摄出书叶上墨色较深的笔划，颜色较浅的底灰自然就消失了。拍摄书叶变黄的古籍，使用反差系数5以上的胶片，便可使图像变得黑白分明。我们随意翻阅一下《丛刊》即可发现，所有书叶都是纸白字黑，整洁清朗，犹如新刻古籍一般。

二、去除书叶底灰后带来的问题

高反差胶片在去除掉书叶底灰的同时，也会对文字、板框等墨迹造成损伤，使原先墨色较浅的笔画变得更浅，甚至消失。因此，采用去底灰工艺影印古籍时，对底本品相的要求很高，质量稍差的书就不适合影印。对此，张元济先生曾有一段经典的叙述，道出了《丛刊》选用底本的严格标准：“宋、元旧刻，固尽善尽美；但阅世既久，非印本模糊，即短卷残稿，在收藏家固不以为病，而以之景印，则多遗憾。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远，所刻古书，尽多善本，即顾亭林亦不菲薄之。况今又阅三四百年，宜求书家珍如拱璧矣。兹之所采，多取明人覆影本，取其字迹清朗，首尾完全，庶学者引用，有所依据，

非有宋、元本而不贵，贵此虎贲中郎也”（《四部丛刊例言》）。《丛刊》舍弃不少珍贵的宋元善本，就是因为品相差，不堪使用。

《丛刊》制作过程中便发生过已选中的底本，摄影后发现质量差而临时更换的事情。如“《丁卯诗集》拟用元大德刊有注本，《石湖居士文集》拟用明金兰馆活字本，《皇元风雅》拟用元梅溪书院三十卷本，而此三种印本漫漶，摄影之后，竟同没字”（《四部丛刊刊成记》）。“摄影之后，竟同没字”，说明原先是有字的，而且可读，采用高反差胶片摄影后，文字才近乎没有了。去除底灰对古籍文字伤害之深，可见一斑。再有，仅靠高反差胶片，底灰未必能够去除干净，如原书叶面局部颜色较重或者有污渍的地方、笔画较多的文字周围和笔画之间，都容易出现残余的底灰痕迹，需要花费大量工时修版。对照一下去除底灰前后的图像，我们就会发现，张元济先生前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润始末记》中提到的“底样文字有双影、有黑眼、有搭痕、有溢墨……；有断笔、有缺笔、有花淡笔”等问题，多半是去除底灰时造成的。

以上是去除底灰可能造成的直接问题。去除古籍叶面的底灰后还会带来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改变了古籍的原貌。

影印古籍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具有“化身千百、传本扬学”的作用，可以替代古籍原书对公众开放阅览，间接的保护了古籍。所谓古籍的再生性保护，指得就是此类影印古籍。然而，影印古籍上述功能的实现有一个前提条件，影印之书必须最大限度的保存古籍原

貌。但古籍的原貌究竟为何物，许多人并没有搞清楚，以致在实际工作中事与愿违，不但没有保存好古籍的原貌，反而破坏了古籍原貌。

从影像学的角度看，古籍的原貌有两个概念，一是古籍初始状态的原貌，二是古籍现存状态的原貌。所谓初始状态，指的是古籍刊印之初的状态：纸白字黑，版面整洁无瑕。现存状态，是指历经千百年之后，古籍的纸张泛黄，墨色变浅不匀，书叶出现污渍，甚至破损，其叶面不再是黑白分明的单色图像，而是层次丰富的彩色画面。现存状态下的古籍书叶，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资讯，是千百年来岁月积累的结晶，从中可以反映出不同的纸张、油墨，不同的保存环境下，古籍图书的不同状态，是我们今天鉴别古书、从事古籍保护研究工作的珍贵史料。再有，中国古籍善本的流传、收藏，讲究“传承有绪”。一些珍贵的宋元刻本，书叶残破，历经后人修补，修补的痕迹，是鉴别该刻本的重要依据，也是传承有绪的具体体现。例如国家图书馆藏宋端平刻本《楚辞集注》，鐫刻精善，装帧古雅，系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旧藏，其首叶及次叶的上半叶残缺，下半叶右上角的“风”字仅存一半，后人将残叶托裱完整后据影宋本抄补配齐。由于抄补者技艺高超，抄补之字与原书字迹珠联璧合，难以分辨。上述情况，原书因新旧纸色的差别，一目了然。去除底色后，书叶装修抄补的痕迹基本消失，导致版本鉴别无证，传承失序。因此，对于那些以传本扬学为宗旨的影印古籍，绝对不可将古籍书叶的底色删除，应该按照古籍现存状态的原貌，用彩色印刷方式影印出版。《丛刊》等去除底灰的做法，只适合以阅读文献内容为目的的影印古籍。

三、《四部丛刊》工艺对后世古籍影印的影响

我从事古籍影印工作30多年，发现去除底灰在学界、古籍出版界和印制加工环节，都具有广泛的基础。不少人甚至将去除底灰称之为“去脏”，足见人们对此工艺的高度认可，以及认知的偏差。那么《丛刊》与上述问题的产生有无关系？当然有，但责任不在《丛刊》。我以为，《丛刊》由于其书及编辑者、出版者声名、影响之大，又制订了相应的工艺流程和规范，很容易被后世同行作为典范，不分青红皂白的去模仿，致使去除底灰的工艺长盛不衰，造成大量影印古籍质量低下，理念混乱。

我从1986年开始做古籍影印工作，亲身感受了《丛刊》去底灰工艺在业界的影响。1986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当时称书目文献出版社）成立古籍影印编辑室，我们从中华书局影印部聘请了刚退休的技师X先生。先生在中华书局从事古籍影印稿件整理描修工作近40年。他的拿手好戏是用小号毛笔，蘸上红广告色，描修古籍原稿中残缺的笔划；蘸上白广告色，涂抹残留的底灰痕迹，清洁版面。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随中华书局从上海迁京的。据他回忆，早年间上海地区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影印古籍的机构，都要对原书去底灰，对影印底版做描润，而且方法和流程基本相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华书局及其他古籍社，古籍影印的主流产品，依然秉承了《丛刊》的做法。

30多年来，我所接触到的许多学者，要求我们所有的影印古籍都以《丛刊》为榜样，做到版面清朗字迹清晰。尤其令我不解的是，某些资深的古籍版本学家，一边在论著中大谈古籍纸张随时间流逝而改变颜色，在古籍鉴定中的作用；一边又要求影印古籍时参照《丛刊》去除底色，并认定那就是仿真印制和保留了古籍原貌，可以起到传本扬学的作用。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点是，现在的多数学者和古籍版本研究者，不懂与古籍影印相关的技术，因此他们不了解《丛刊》之所以要去除古籍书叶的底灰，是受当时大众阅读习惯和制作技术所限（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述）。近几十年来，影印古籍早已成为极小众的专业书籍，需要阅读影印古籍的学者，更关心的是影印书是否保留了原书更多的信息，而不大在乎书页上是否存在底灰。上述学者和版本学家也不了解，近30年来印刷业发生了巨大变化，灰度模式印刷的质量有了大幅提高（甚至超过了民国时期珂罗版印刷的质量），成本低到与普通黑白印刷相同，保存古籍文献信息的功能却比去除底灰后的黑白印刷强大得多，许多品相较差不适宜去除底色的古籍，应该采用灰度模式影印；近20年来高质量的彩色印刷技术已经普及，成本大幅降低，用其印制的影印古籍，可以达到“下真迹一等”的完美境界。一些学者和版本学家的思维还停留在半个多世纪前《丛刊》诞生的年代，依然固守旧观念，抵触新理念新技术，这对古籍整理出版和古籍保护工作是极为不利的。

其次，现在的一些古籍出版者不了解《丛刊》选择底本时，对品相有着十分严苛的标准，加之编辑制作过程中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才取得了如此成就；一些出版社影印古籍时，不管底本品相是否符合要求而统统去除底灰，制作中又疏于管理，质量如何能够保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20年来计算机担负起去底灰和描润的工作，给影印古籍的质量带来了更多的隐忧。计算机去除底灰，是利用修图软件中的“色阶”和“曲线”等工具，删除文字以外的颜色，直至底色消失为止。《丛刊》的年代，乃至90年代之前的中华书局和国图社，修图者均为专业的技术人员，并有一套完备的工作流程。计算机操作员，多数不具备古籍专业知识，且流动性大，修图质量很难保证。计算机去除底灰时，原书叶面如果过于陈旧，污渍较多，反差太小的话，去污后字里行间还会残留污渍的痕迹，需要人工修版剔除。在这一过程中，操作员极有可能在剔除污渍的同时，误删或伤及原书的笔划，甚至有人会自作主张的对笔划过浅或中断的文字进行描润，因此造成错误。我和身边的同事，都见识过计算机修图员随意描修文字的现象。总之，计算机去除底灰和描修，由于操作的便捷性、随意性大大的超过传统工艺，所产生的问题更多。

四、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四部丛刊》

我以为，影印古籍因使用者需求的不同，有着多种不同的形式，对每一种影印古籍的评价不可一概而论。具体到《丛刊》，张元济先生在《四部丛刊启》中写道：“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上海涵芬楼留意收藏，多蓄善本，同人怂恿景印，以资津逮。间有未备，复各出公私所储，恣其摉擥，得于风流闃寂之会，成此四部丛刊之刻。提挈宏纲，网罗巨帙，诚可云学海之钜观，书林之创举矣。……此其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丛刊》之宗旨是于购书难，读书难之际，为读书人提供应读之书。据此来看，《丛刊》的目的达到了，并且做得很好。

首先，《丛刊》完好保存了500余部古籍善本（不算《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文献信息，基本上满足了“四民不可一日缺者”的读书需求。其次，经过张元济等人的不懈努力，《丛刊》的版面更加整洁清朗；因描修而产生的错字大幅降低，总体质量比前几十年的影印古籍有了极大的提升。再次，《丛刊》据它本补齐了原书所有缺失，或者辨认不清的文字，保证了资料的完整性，使读者免除了多次查阅的烦恼。最后，《丛刊》由于较完整的保存了古籍文献信息和原书的版式信息，可信度高，因此被学界公认为可以“引用”的古籍文献资料。

据我多年考察，《丛刊》的上述优点，不但之前的影印古籍不具备，此后类似规模的影印古籍也同样没有。最近30多年，出版了不少大型综合性影印古籍，基本上都是去底色，以文献价值见长的项目，

质量根本无法与《丛刊》相比。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不可辨识的文字甚多，大大降低了影印古籍的使用价值。我将此类影印古籍与原书对比后发现，不可识读的文字大都是去底灰时造成的，然而出版者对此却熟视无睹。另有一些去除底灰的大型影印项目，书中不但文字缺笔断道的现象屡屡皆是、版本特征丧失殆尽，还声言仿真制作，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丛刊》能够取得以上成就，还有一个原因：《丛刊》出版的年代，现代古籍影印的理念尚未成形，影印与雕版印刷和铅印的区别，仅仅是制作工艺不同而已，面对的读者群，以及读者对书的要求基本相同。张元济影印古籍，实际上是以校勘排印的理念制作的，这从其书中决不允许有缺字、不可识读之字，甚至对问题较多的黄善夫本《史记》，不惜借他本校勘，更改增补2000多处（参见杜泽逊《论南宋黄善夫本<史记>及其涵芬楼影印本））即可看出。当然，黄善夫本《史记》为特例，《丛刊》中并无此类问题。张元济在影印古籍的制作中，比此前与此后的古籍影印出版者付出了更多的心血。据此，我认为影印书“一依其旧”的做法应灵活掌握。对于一些实用性影印古籍，当底本有较多的文字缺失，又有可靠的它本可以配补的情况下，标明增补来源后予以补足，是十分可取的。这方面，《丛刊》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值得后人学习。

当然，正如前面曾经提到的，影印古籍因使用者需求的不同，有着多种不同的形式，故对每一种影印古籍的评价不可一概而论。《丛

刊》的优点和特色是建立在“实用性”影印古籍基础上的，是有前提的，因此片面的肯定或者否定《丛刊》，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