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中武人群像的民族特征

第24卷第5期(2006年第5期)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HubeiInstituteforNationalities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

No.5V01.24

NO.52006

论《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中武人群像的民族特征

李芳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摘要:《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在中日两国文学史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都成功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武人形象。这些形象虽各有一番情貌,却都是以厚重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为底蕴。通过考察两书武人群像所体现的道德和才能标准,昭示鲜明的民族特征。

关键词i《三国演义》;《平家物语》;武将;武士

中图分类号:1207.4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1004—941(2006)05—0068—05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它问世于元末明初,以120回的宏篇巨笔描绘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魏、蜀、吴三大军事集团逐鹿中原、问鼎江山的历史画卷。《三国演义》成书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它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小说的成熟,为中国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平家物语》是日本“军记物语”这一文学样式的巅峰之作,大约成书于镰仓时代中期(约1223~1242),比《三国演义》约早100多年。其作者据说是“信浓前司行长”(《徒然草》、《尊卑分脉》)。全书共12卷192节,以铿锵有力的语言艺术地再现了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在王朝贵族没落、地方武士阶级崛起的背景下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集团争夺中央权力的兴衰始末。它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其风格和意义相当于中国的《三国演义》。

两书描绘的都是各自民族历史上最富于风云变幻的时期,三国鼎立、源平争霸,在那剑戟相向、杀声震天的年代里,武将们就自然而然地被推向历史的前台,成为作者们着力刻画的对象。就个体而言,两书塑造的英雄人物无论主次均各有一番情貌,或急躁鲁莽、或稳重谨慎、或粗中有细、或刚中带柔,而这鲜明的个性却是以厚重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为底蕴的,正是这民族文化、民族性格孕育出截然不同的武人群像。

在《三国演义》中,优秀的武将首先要具有令人称道的道德品质,即事亲尽孝、事君尽忠、待友尽义。全书开篇第一回,刘备出场,除介绍他性格、籍贯、血统、奇言异貌外,作者还不忘交代“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太史慈挺枪跃马杀奔出场,来救孔融被困之急。“原来孔融与太史慈虽未识面,却晓得他是个英雄。因他远出,有老母住在离城二十里之外,融常使人遗以粟帛;母感融德,故特使慈来救。”姜维出场,识破卧龙玄机、一鸣惊人,他不仅“自幼博览群书,兵法武艺,无所不通”而且“奉母至孝,郡人敬之”……关于英雄人物的具体孝行,书中着墨不多,但几乎都要在他们出场时点到,俨然成了这些英雄人物的人格底色。即便奸狠,如曹操在得知父亲被张闽劫杀后,也是痛怒交加“哭倒于地”。三国武将敬上,却似乎不怜下,洋洋洒洒百万字的行文,竟几乎没有只言片语摹写父亲慈爱儿女之情。甚至于儿女的生死存亡,父亲好像也置之度外。曹操攻打关中张绣,张绣望风而靡率众投降。曹操不费一兵一卒尽得张绣之地,因此志得意满恃胜而骄,居然霸占张绣的婶母邹氏。张绣恼羞成怒,依贾诩之计夜间火袭曹操。曹操的贴身卫士典韦,被胡车儿偷去双

收稿日期:2006—06—23

作者简介:李芳(1983一),女,山东菏泽人,现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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戟,失去称手兵器,又因寡不敌众,阵亡于寨门。曹操猝不及防,又失去典韦护持,只得丢兵弃甲领着侄儿曹安民匹马逃命。“刚刚走到漓水河边,贼兵追至,安民被砍为肉泥。操急骤马冲波过河,才上得岸,贼兵一箭射来,正中马眼,那马扑地倒了。操长子曹昂,即以己所乘之马奉操。操上马急奔。曹昂却被乱箭射死。操乃走脱。”事后,“设祭祭典韦,操亲自哭而奠之,顾谓诸将日:‘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如果说曹操这个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极端自私,不足为凭,那么刘备则应是仁人君子的楷模,“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他丢失新野,携领万民逃往江陵,几度濒临险境却不肯弃民先走,可谓“义”矣;看到百姓为之流离失所,遭受军火荼毒,心中愧疚难当,几欲投江自尽,可谓“仁”矣。但甘、糜二夫人及儿子阿斗与他在途中失散,困于敌军中生死未卜,书上只字未提刘备对他们的挂念。甚至当赵子龙出生入死杀人长坂坡突破重围救出阿斗递与刘备时,“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日:‘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对待亲生儿子的态度竟与曹操如出一辙!在三国武将的心目中,父子之情尚且如此,夫妻之情则更登不上大雅之堂。张飞失落了徐州,甘、糜二夫人陷入吕布之手,受到关羽的责备,张飞欲自刎谢罪,“玄德向前抱住,夺剑掷地日:‘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夫妻之情淡薄如是。父子之情、夫妻之情,一概被视为“妇人之仁”,是优秀武将的大忌。吕布留恋妻妾,不依陈宫之谋,不忍外出屯军,致使属下萌生反心;刘表偏爱后妻,废长立幼重用妻族,致使幼子刘琮在他身后不久就将荆州拱手让与曹操;袁绍只因幼子患小病,便心思恍惚,贻误吞并曹操的先机,废长立幼更使其子兄弟反目。凡此种种,“情”都是作为他们因小失大、败家亡身的祸根出现的,“情”对三国武将而言简直形如洪水猛兽。

与《三国演义》武将相比,《平家物语》中的武士则显得儿女情长的多。全书花了大量的篇幅正面抒发“夫妻之情”和“父子之情”。在“维盛出奔”这一节里,木曾义仲即刻就要攻入京师,作为平家的嫡孙,平维盛不得不抛妻弃子,随家族一起逃往关西。他“平素就已料到会有和妻子儿女诀别的一天,可是事到临头,心里还是不免悲伤”,对如花似玉的娇妻忍痛辞别:“正如我平时对你说的,我要同大家出奔到西国去。不管到哪里,都是大家一路同行,但因路上有敌人埋伏着,很难平安通过。万一听到我遇害的消息,你千万不要出家,可以另外找人婚配,这样既可使你免于遭难,也可把孩子们抚养成人。世上总还会有钟情的人。”面对妻子的埋怨和依恋,平维盛百般安慰:“当时你十三我十五,少年结发,伉俪情深,烈火我们可一同跳人,龙潭我们可携手沉沦,生不同时,但愿死无先后。可是,现在这样悲伤的奔赴战场,倘若带了你们同去,那正是前途渺茫,境遇可悲,实在不堪设想呀。而且这次毫无准备,将来在什么地方能够安心住下,再来迎接吧。”幼小的儿女更是舍不得父亲走,“那男女公子都跑了过来,拉住父亲的铠甲的袖子和护腰软甲说到:‘父亲到哪里?我也去。我也去。’各自依恋地哭泣着。”正在难分难舍之际,兄弟们过来催他,但看到这样的情景,“院子里的兄弟们也都湿了铠衣的袖子”。悲莫悲兮生别离,尤其相会之期渺茫不可知时,更觉得怆恻。在《平家物语》中的武士心目中,子女是他们的牵挂和生的希望。在“濑尾之死”一节里,平家方面的武士濑尾太郎兼康被木曾义仲俘虏,木曾很欣赏他的武勇待他很宽厚。而他一心想着伺机杀敌,重归旧主,便假意提出为木曾去备中国置办马草。在途中,与迎接他的嫡子小太郎宗康相遇。于是父子俩杀了与他同来的源家武士,并召集老弱残兵与木曾对抗。但寡不敌众,终于被木曾杀败,父子俩只好落荒而逃。小太郎宗康“没有骑马,和从卒们一起徒步赶路,虽说是个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但长得太胖,连一町也跑不动,把随身的装备全扔了,还是不行。作为父亲的兼康,撇下儿子一口气跑了十余町,蓦地转向从卒说:‘我平常和成千上万的敌人作战,觉得四处都是光明,现在撇下小太郎,觉得眼前漆黑,看不清前途”’。于是,他放弃逃生的机会又踅了回来。后来,在自知无救的情况下,“先砍下小太郎的头,便冲人敌阵,乱杀乱砍,消灭了不少敌人,最后终于阵亡了”。这种舐犊之情盛人至深,“敦盛之死”一节是《平家物语》中最打动人心的一章。一之谷一战,源氏出奇制胜,平氏节节败退。逃命的军卒纷纷奔向海边备好的船只。源氏军中的骁将熊谷次郎直实追到须磨海滩,发现一骑武士正朝着海湾的船只奔去,熊谷就举起扇子将那人招了回来。“当他正要上到岸上的时候,熊谷次郎跃马上前与之交锋,立即将他击落马下,按住要割取他的首级。”不想揭开头盔一看,却原来是一位用淡妆稍加修饰并涂了牙齿的美少年,年纪也就是十六七岁。熊谷直实这时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小次郎,不由得对刀下的少年产生了怜惜之心,迟迟不忍下手。他想:“杀了他一个人,该打败的仗也胜不了;不杀他,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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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的仗也败不了。自家的小次郎受了轻伤,我就心里难受;倘若杀了他,他父母该多么悲伤呀!算了,放了他吧。”可是源氏军中的其他将领已经从后面赶来了,熊谷只好含泪割下了少年的首级。事后才知道这位泰然而死的少年就是平忠盛之孙、经盛之子,官任大夫的平敦盛。在此之前,熊谷次郎直实踌躇满志汲汲于功名,为打头阵的事还要与平山季重争个高下。但割下平敦盛首级后,内心极度痛苦“身为武士是最可憾的了,假如不是生于武勇之家,何至落得如此下场!我也只好狠一狠心动手杀戮了。”功名之念顿消,佛心越来越盛,日后熊谷次郎出家人道为平敦盛祈求冥福。父爱之情取代武士那炽热的功名心,它超越了敌我的界限、胜败的羁绊,已然是人性意义上的父性。

三国武将不仅恪守“孝道”,更要坚守“忠义”,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则应以“忠义”为重,而“忠”的极致是“忠不顾死”。第五回曹操发矫诏讨伐董卓,云集十八路诸侯,推选袁绍做盟主。袁绍派遣孙坚为前锋,攻打汜水关华雄。无奈袁绍弟袁术为一己私利,拒不发孙坚粮草,致使孙坚军心动摇。华雄趁机偷袭孙坚,孙坚措手不及只好纵马逃命,手下将领皆被杀散,唯有祖茂紧紧跟定他。“祖茂日:‘主公头上赤帻射目,为贼所识认。可脱帻与某戴之。’坚就脱帻换茂盔,分两路而走。雄军只望赤帻者追赶,坚乃从小路得脱。”后来,祖茂被华雄一刀砍于马下。第六回董卓劫持少主迁都长安,曹操率军独自追赶,不料中了埋伏。曹操几被生擒,赖手下骁将曹洪救起。曹洪又把自己的马让与曹操,并声言:“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公”。祖茂、曹洪都倾心相随,拼却性命保护主公安危,把生还机会留给主公。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赵云在公孙瓒门下,却念念不忘刘玄德;吕布命丧黄泉,张辽没有殉主,反而投降了曹操。他们的“三心二意”非但没有影响自身的名誉,反而促成他们建立名垂千古的功业!这一切无非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价值观在起作用。若要良将以死相许,主公就应有并吞天下、包举宇内的气魄和心胸,并且礼贤下士,识英雄、重英雄。甘宁抛弃黄祖投降孙权,不是不忠而是弃暗投明,因为黄祖不能成事而且鄙视甘宁的出身不重用他。因此,武将与主公之间是双向选择的关系。明主渴求良将,良将思得明主,君臣一旦遇合,就要有始有终,中道离析便是“不义”。关羽被曹操包围,于万般无奈的绝境中只好投降,却宣称“只降汉帝,不降曹操”,并事先声明“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关羽70投降后,曹操给他的待遇非常优厚,先后送给他美女、锦袍、赤兔马等,但是关羽不为所动,一得知刘备的消息,他就毅然辞别曹操,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迢迢地去投奔刘备,终于兄弟团聚。刘备出身寒微,所恃者惟汉室宗亲的虚名,无尺寸之地可立,无擐甲铁盾可依。庙堂无亲,诸侯无旧。赤壁之战前,匹马奔走天下惶惶如丧家之犬。当此天下鼎沸,民无定主之时,关羽若倒戈曹操,本也无可厚非,但关羽一如既往追随刘备,至死靡他,真可谓义薄云天。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称关羽为“古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认为“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奠如云长。”在《三国演义》中,关羽除了有点刚强自恃外,按作者时代的衡量标准,几乎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缺陷。

在个人才能方面,《三国演义》武将崇尚“武勇”和“智谋”,《乎家物语》武士赞许“武勇”和“风雅”。在冷兵器时代,骁勇善战、万夫莫当的武将对战争的胜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武勇”也是两书所共同矜夸的,像关羽温酒斩华雄、赵云两入长坂坡、截江夺阿斗、熊谷次郎直实与平山季重的冠亚之争等等。但一个优秀的军人不仅要有“武略”,还要“文韬”济之。《三国演义》的文韬是“智谋”,《平家物语》的“文韬”就是“风雅”,即艺术品位和生活情趣。

刘邦一统天下后,宴集群臣。席间询问大家项羽所以失天下的原因,韩信答道,项羽之仁乃妇人之仁,项羽之勇乃匹夫之勇。可见,匹夫之勇历来是兵家大忌。吕布虎牢关下战三英、濮阳城大破曹操,“天下英雄谁敌手”,是何其的英勇,当真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但他有勇无谋,目光短浅,自以为“匹马纵横天下”有恃无恐,却接连中陈登之计,失了徐州、小沛,又不纳陈公之谏,终落得个被曹操生擒命陨白门楼的下场。孙坚在曹操发矫诏讨伐董卓时,也是一镇诸侯。孙策年纪轻轻,创下江东基业,三分天下,据有其一。但他们父子俩“轻而无备,性急少谋,乃匹夫之勇耳”,最后竞死于宵小之手,且都恰值英年,实在令英雄扼腕。与此相反,周瑜身为东吴大都督j总管八十一郡钱粮,深谋远虑、计划周全。赤壁之战中,使用反问计、苦肉计、连环计,妙计迭出环环相扣,终将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建立了不世的功勋。因此,以武定之,还要以智胜之。“武勇”与“智谋”相辅相成,他们共同作用于军事、政治斗争,并保证其成功。

《平家物语》武士们的“风雅”,正如《三国》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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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的“智谋”,是优秀军人一种必不可少的修养。源赖政因为其子受到平宗盛的侮辱,气愤不过,便怂恿高仓宫起兵讨伐平氏。兵败后在战场上请求随从割下他的首级,随从下不了手,源赖政只得自杀。在自杀前,他作了一首绝命和歌:“叹我如草木,永年土中埋;今生长已矣,花苞终未开。”书上写到:“这种情况哪是作歌的时候,因他自幼酷好此道,所以到了最后关头仍不忘作歌。”平忠盛的庶子平忠度在木曾义仲眼看就要杀人京都之际却不急于逃命,而是奔向歌人藤原俊成的家,将自己的一本和歌集交付与他,并请求他将来撰集敕选和歌集时能收录自己的作品。“即使收录一首,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高兴。”藤原俊成则为平忠度的风雅之情“禁不住感动得流泪了”。后来平忠度在战场上被取了首级。作者赞叹道:“真可怜啊,这位精通武艺又擅长诗歌的大将军”。如果缺乏这种即风雅之情”,即使有勇冠三军、以一当千的本领,也会遭到无情的讥讽。源平争霸中,木曾义仲一马当先,挥师将平氏赶到关西,率先抵入京城。但他自小在信浓国的山村长大,不曾见识过京都的浮华与礼节,书上嘲笑道:“认为兵卫佐(源赖朝)到底气度不凡,不象木曾那样当上左马头,担任京都的守备,而举止言谈还是那么粗俗”“木曾自从晋封为朝廷高官,便认为不宜穿直裰入朝,开始换上布制的狩衣,头戴立乌帽子,下穿带纽结的长统裤,从上到下实在难看。但是,他倒是很喜欢坐车,可还穿着铠甲,插着箭,挽着弓,完全没有骑马时那种威风了。及至来到法皇的宫里,把牛从车上卸下来,他就从后面下车。在京里长大的仆从告诉他‘这车子要从后边上,从前边下。“管它什么车,哪头不能上下!’他仍然坚持从后面下车。类似这样可笑的事还有不少”作者并没有因为他的赫赫战功而宽宥他。源义经是源氏家族的“白眉”,其武勇与木曾义仲不相上下,在智谋、文雅上较之更胜一筹。志度浦、坛浦之战中,源义经以少胜多,最终歼灭平氏有生力量,为镰仓幕府的开创立下汗马功劳。而当他主持宫中禊祓大典时,书上却写道:“且说宫中准备举行大尝会,所以天皇先进行禊祓行幸,德大寺的左大将实定公当时是内大臣,故由他主持典礼。前年先帝举行禊祓行幸时,由平家的内大臣宗盛公在节旗之下主持典礼,当时他就席于节旗下的帷幄之中,前面树着龙旗,风采焕发,那峨冠、袖筒,以至裙裤的下摆,都显得仪范超群。同时,--I'-i之中还有三位中将知盛、头中将重衡,以及近卫司的人们,共挽天皇所乘凤辇,那潇洒的风度是无与伦比的。今天,九郎判官义经主持典礼,他虽与木曾义仲不同,熟悉宫廷规矩,但那仪表连平家最末流的人犹且不如。”平家把持中央朝政二十余年,深深习得王朝贵族的艺术文化,并培养出超凡脱俗的气质,但“武勇”方面已经大不如前,“富士川一战”被几只水鸟吓得落荒而逃。源氏发迹于关东偏远地区,均是惯予征战的勇士,但文化修养不高。在这场争斗中,源氏是胜利者,作者褒扬他们的“武勇”,却讥笑他们的无知。平氏是失败者,作者欣赏他们的“风雅”,却慨叹他们的懦弱。在这里,“武勇”和“风雅”是并列的、互不相关的两方面,一位真正的武士是这两者的统一。

人类一旦意识到生命便焦灼地渴望着永恒。基督教认为永恒在幸福的天堂,佛教认为永恒在西方极乐净土。中国人重实际黜玄想,天堂既遥不可期,净土又渺茫无信。因此,儒教认为永恒在现世,是肉体灰飞烟灭后不朽的功名。“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功名之无穷。《三国演义》秉承儒家这一价值理念,塑造的英雄人物均怀有功标青史、名垂竹帛的抱负。例如,“群英会”本为蒙骗蒋干而设,但宴会上,周瑜即兴舞剑作歌:“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却发自肺腑颇抒他壮怀胸襟。甘宁之所以弃黄祖投孙权,就是因为在黄祖手下不被重用徒迁延岁月,而“Et月逾迈,人生几何”,终生碌碌无为不能显身扬名,空负生平所学。

《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即流芳千古有三种途径:上为寄身于万世垂范的道德修养;中为托名于气吞山河的丰功伟业;下为见意于粲然馥郁的翰林墨府。德以孝为先,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这也正是《三国演义》以孝作为英雄人物人格底色的原因。“孝”是英雄为人处世的基本品质,不是道德修养的全部内容,其中还要包括“忠”和“义”。子夏日:“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0”(《论语?学而》)祖茂、曹洪“忠不顾死”,关羽“义不负心”,作品对他们的赞扬之情溢于言表。在天下分崩离析、九州幅裂的乱世,安邦定国建功立业的人更受后人瞩目钦敬。“智勇双全”的英雄便成为《三国演义》着力刻画的对象,在“智勇”两者中,《三国》更推崇“智”,也是受儒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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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颜渊日:‘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而有是夫!’子路日:‘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日:‘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以成者也。”’(《论语.述而》)若作为三军统帅不仅智勇双全,还要有招贤纳士的心胸,才能完成霸业。正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曹操哭典韦,刘备摔孩子,都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而意在于笼络人心。

由此看来,《三国演义》的武将们的一言一行,都紧紧围绕着儒学建立“不朽的功名”这一价值观,在道德上强调善恶对立,在功业上关注成败得失,充满强烈的理性色彩。儒学大约于公元405年由百济传人日本,但“儒学并没有直接对日本的文学产生作用,也没有渗人到日本文化内部。儒学更多是被运用于政治方面。如此说来儒学的传人与日本文学的产生似乎毫不相干。”【11与儒学的境遇不同,佛教自传人日本后就受到历代天皇的崇护和公卿的皈依,并深入到日本民众的内心,影响了日本文学的素材选择和思维方式。尤其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净土教广为盛行,它宣扬“念佛往生”,认为天地不过为万物之逆旅,人类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而真正的归宿却在西方净土。人类若要得到永恒的幸福,就不应被现世的繁华所迷惑,而应虔诚修行,以摆脱六道轮回之苦。但人的“七情六欲”却成为人类通往永恒之路上最大的障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紧紧缠绕着人类那敏感的神经,如影随形,让人欲罢不能,这种种苦楚就使得日本文学分外关注“情感”。这就决定了日本文学不像中国文学那样,弥漫着积极有为的“理性精神”,而是以“情”与“真”为基础。

“‘真’的精神成为日本文学发生根源的精神,也成为上代日本文学的精神”。【21夫妻情、父子情无涉于善恶对立,与建功立业更扯不上关系,却是人之常情,真实而感人,故《平家物语》反复渲染津津乐道,重视亲情是成为优秀武士的基本条件之一。《平家物语》成书的时代是武士阶级确立统治权的时代,人们看到新兴武士的虎虎生气和横扫一切的行为力量,因而书中赞美武士的武勇。同时,这个时代也是武士的宗教——禅宗开始兴盛的时期,禅宗推崇无所执著,在生死一念之间,还要有“电光影里斩春风”的豁达。王朝贵族那欣赏艺术时心理上的从容与平静,超越了世俗功利、生死畏惧,恰恰契合禅宗的要求,因而也受到武士的青睐。“武勇”、“人情”、“风雅”,这三者在《平家物语》武士泾渭分明地统一在一起,它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作用,不是紧紧围绕一个目的,只是满足武士们不同方面的需要。因此,“《平家物语》中,文与武、柔与刚,残暴的屠杀和同情的眼泪往往奇怪地并列在一起,一边是举刀砍头,一边是唏嘘感叹;一边是英勇无畏,一边是凄凄惨惨。”¨1

参考文献:

[1]张哲俊.东亚比较文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2]自邱鸣.中日古典小说虚构的异同——中13军记小说中的应验描写比[J].13语研究与学习,2005,(2).

[3]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杨光宗

OnNationalCharacteristicsofWarriorsinRomanceofThreeKingdomsandtheCommentsofPingWarriorCommunity

LIFang

(CollegeofChineseLiteratureinQufuNormalUniversity,Qufu273165,China)

Abstract:TheRomanceofThreeKingdomsandtheCommentsofPingWarriorCommunityplayanimportantroleinChina7SandJapan7sliteratureandhistory.bothofwhomhavesuccessfullymoldedagroupofvividwarriorimages.Alltheseimageshavetheprofoundnationalcultureandcharacteristicsasexactdetails,thougheachof

themhasdifferent

styles.Thisarticlediscussestheclearnationalcharacteristicsaccordingtothestudyofmoralandtalentlevelfromthesewarriorsinsuchtwobooks.

KeyWords:theRomanceofThreeKingdoms;theCommentsofPingWarriorCommunity;leadingwarrior;war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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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中武人群像的民族特征

作者:李芳, LI Fang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刊名: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06,24(5)

引用次数:1次

参考文献(3条)

1.张哲俊东亚比较文学导论 2004

2.邱鸣中日古典小说虚构的异同--中日军记小说中的应验描写比 2005(2)

3.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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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李芳《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武人群像之比较2007

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与日本古典小说《平家物语》在风格和意义上极为相似:两书均取材于各自民族最富于风云变幻的历史:两书都既遵循史实而又不拘泥于史实,采取虚实结合的创作手法;两书均为世代累积型作品;两书在本国文学史上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书文本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主题思想、情节设置、结构框架、人物形象都大相异趣。本论文以两书中的武人群像为切入点,探究其后的深刻的民族文化根源。

《三国演义》中的优秀武将首先是道德典范,事亲尽孝、事君尽忠、待友尽义。却将“舐犊之情”、“夫妻之情”视为因小失大、败家亡身的祸根。与《三国演义》武将相比,《平家物语》中的武士则显得儿女情长得多。全书花了大量的篇幅正面抒发“夫妻之情”和“父子之情”。《三国演义》武将们依据的是“名分”,《平家物语》武士们看重的是“情分”。在个人才能方面,《三国演义》武将崇尚“武勇”和“智谋”,《平家物语》武士赞许“武勇”和“风雅”。

中国人重实际、黜玄想,虽也有过原始巫术宗教意识,但很快就被逐渐淡化甚至忽视了。代之而起的是先秦各家张扬的理性主义精神,其中儒家的“实践理性”对中国民族性格塑造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最具深远意义。它的基本特征是:远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儒家的实践理性哲学首先以道德、伦理为本位。在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影响下,作家描写人物时只注意人的伦理道德表现,读者评判人物时也是如此,这就将复杂的人性大大简化了。儒家持有积极进取的人生观,追求不朽的功名。三国的有志之士无不以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为最终奋斗目标。在攻城掠地的三国时代,作为一个武将就是要有威震华夏的武艺和勇气,但意气用事、恃勇蛮干,并不符合儒家理性主义原则。因此《三国演义》更崇尚“智谋”,用它来统摄“武勇”。

而在日本,不管是佛教还是儒学曾在其历史上掀起怎样的风潮,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神道教。日本文明是同心圆式的合金文明,其核心本质就是那原本简陋的神道教。神道教虽然统纳吸收了佛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但归根到底是一种原始宗教巫术意识。“万物有灵论”是其思想核心,“以己观物”、“以己感物”为其思维方式。因此,神道教的许多神话传说充满人性、人情。中国儒学的理性精神与日本非理性的神道心理格格不入,儒家的用世精神并不深入人心,贵族公卿们只注重举止容仪的藻饰、艺术才学的修养,以便在社交场合崭露头角。“风雅”作为贵族身份的特征受到朝野上下的推崇。武士阶级取代摄政关白掌握中央政权后,迅速向王朝贵族靠拢。“风雅”便逐渐成为武士阶级的一种修养。

2.期刊论文毛成坤.李芳简论《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中武将的民族特征-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6(3)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它问世于十四世纪的元末明初,以宏伟的篇章描写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魏、蜀、吴逐鹿中原的近一个世纪的军事、政治斗争.《三国演义》刊印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它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小说的成熟,为中国小说的进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3.学位论文黄健平《平家物语》与《三国演义》儒家文化之比较2006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泽被,特别是对儒家文化传统的吸收和改造,更是造就了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和魂汉才”接受方式的巨大成功。《三国演义》和《平家物语》是中日两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作品。二者对后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笔者将《三国演义》和《平家物语》放在儒家文化的背景共识下进行比较,通过对文化的考察和文本的细读,来分析其中的忠义观、天命观和女性观的异同。文章分三个部分来加以阐释:第一部分:神道和魂与剑胆琴心。笔者分析了中国儒家文化在东传日本后,日本民族对儒家文化接受利用的发展脉络。在不同的选择下,日本民族选择了“和”作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核心,而中华民族则保持了“仁”作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核心。在这两种不同的核心中,又产生了不同的对忠义等其它儒家礼仪规范的态度,即和魂之忠与仁道之义。并从文本分析中加以辨析。这种“和”与“仁”的取舍,在文化上溯源,则是因为日本民族将儒家文化和日本民族的原始神道相结合产生的“和魂”意识,有了宗教信仰的成分;而中国则把儒家文化作为争得政治权力的工具,既是现实功利的追求,也是内圣外王与天人合一的儒家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第二部分:盛者必衰与成王败寇。笔者从中日民族不同的天命观入手,分析了作品中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以及对英雄末路时的感受。并通过《平家物语》和《三国演义》在征兆与应验的描写上的差异,剖析中日民族对待成败的不同之处:日本民族总是充满盛者必衰的物哀情绪;中华民族多是成王败寇的乐天知命的乐观精神。第三部分:女性——政治的符码与人情的寄托。笔者考察了传统中中日两国对女性的不同态度。由于儒家文化的凝滞化,《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多是政治的存在,是男人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和筹码,是男性忠义形象的陪衬同时也作为张扬忠义的标签,有时甚至是毫无感情的物化的存在。在日本则不同,由于神道文化的女性崇拜,《平家物语》中的女性是一种情感的存在。虽然也有儒家文化中三纲五常的影响,男性对女性表现轻视的态度,但总体上还是具人情的描写。这与中日文化中两性关系的文化的不同有极大的渊源。日本民族对两性、爱情的态度相对开放,而中国则相对保守。

通过这三部分的论述,笔者认为,同一文化在不同民族国家中的传承,在不同时期会发生不同的断裂和选择,从而对文化传统的积淀产生不同的导向。文化主导着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文学也对文化的积淀和选择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4.期刊论文邱鸣中日古典小说虚构的异同-中日军记小说中应验描写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2)

应验描写是中日古典小说中常用的叙事结构,如在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及日本古典小说<太平记>、<平家物语>中都有大量的应验描写,然而同是应验描写,中日古典小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表现为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应验描写几乎都遵循着固定的模式,即预言或预感终将得到验证.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应验描写却是多样化的,其中也有大量的与征兆或预言相佐的结果出现.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中国古典小说中存在着的"圆形框架"及日本古典小说所体现的基于"真"与"情"的悲剧意识,同时从更深的层次来看这种差异也从某一侧面体现了中日古典文学的不同特质.

5.学位论文姜玲《平家物语》中的情感美——以女性形象为中心2002

《平家物语》是日本平安朝到镰仓时期社会大变迁中诞生的战记文学,作品描述了十二世纪末惊心动魄的时代风云,以及激变时代人们的生活和心理

历程.遗憾的是,尽管作品中的女性承受的痛苦远远超过男性,但因其处于人数较少的配角地位,人们往往忽视了她们的存在.的确,《平家物语》的主角是平家武士们,将女性仅仅视为男性的附属物也不无道理.但通过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的考察发现:与《源氏物语》中的女性相比,《平家物语》中的女性生活状态更加复杂,她们被卷入新旧势力更迭的旋涡中,饱受战火的煎熬.因此作者试图以这些女性为中心,从文学"美"的角度,探索女性群像的价值所在.该论文首先概述《平家物语》的众多版本、研究状况,在概观有关女性形象评价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并阐明关注极易被人忽视的配角——女性形象的必要性.阐明该文旨在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女性存在于作品中的价值,进而剖析蕴藏于作品深处的内涵.为了更好地解读《平家物语》中女性配角这一文学符号的特征,第二章主要挖掘隐藏在女性形象背后的作者意图.通过对作品中主要的女性形象的考察和分析,得出作者的目的在于抒发人物内心情感的结论

:有对不幸的哀叹,也有自我意识觉醒后的悲凉.同时,透过女性与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武士间的感情瓜葛证实:正是这些后来增补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男主人公复杂的情愫才得以鲜明体现.第三章,从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三国演义》的比较进一步展开论述,由历史、文化风情探寻《平家物语》独特的情感美.作为一部军记物语,本应多叙述征战场景,但受当时人们强烈的抒情需求影响,它较多注重抒情;更何况有上代的文学传统融入"无常"的主题中,升华为浓厚的抒情性色彩之源.最后,回归文艺本质论,重新审视《平家物语》的文学美,得出《平家物语》的魅力在于抒发人类情感的人性化特点的结论.《平家物语》中的女性大多在上演浪漫的人情戏时登场,战场友情,夫妇恩爱,骨肉至亲这些自然的人类情感交织在一起,如果缺少女性形象这片绿叶,势必削弱《平家物语》这朵文学奇葩的魅力.

引证文献(1条)

1.金文京军记物语和中国文学[期刊论文]-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9(2)

本文链接:https://www.360docs.net/doc/c114892773.html,/Periodical_hbmzxyxb-zxsh20060501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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