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赞奇的_权力文化网络_概念述略

摘要：“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乡村研究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分析工具，它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他的成名作《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提出，后逐渐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它指的是由乡村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的一个网络，是权力形成与施展的基础。

关键词：权力文化网络杜赞奇乡村研究

1“权力文化网络”概念的提出

杜赞奇是美籍印度裔学者，1980年代初期就读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投入费正清高足和接班人孔飞力门下，专修东亚史。其时，美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在杜赞奇眼里，印度与中国也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他非常想知道国民党在乡村政权建设失败和中国共产党在乡村获得农民支持的原因所在。于是，他把1900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政权建设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于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1988年把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名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此书曾荣获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这是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为重要的两项大奖。

我们先来了解杜赞奇的“权力”一词是什么意思。杜氏所指的“权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来源于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与《性史》。福柯的著作让杜意识到，权力关系的来源是多元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与经济、性别等因素密不可分。更为重要的，福柯让杜氏意识到历史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现权力的方式；权力并不只是压迫性的，还具有创造性与启发性[1]。

此外，杜氏还深受克利福德·吉尔茨和维克多·特纳等政治人类学家的影响。杜氏将特纳的“领域”和“舞台”的思想引入他的术语之中。特纳在《戏剧、田野与比喻》一书中写到：

“概括政治领域特征时，阶级、类别、同样作用和结构地位等类同关系相当重要”。特纳概述“舞台”时说：“社会关系中的体系之间相互依赖，从人口到居住分布、宗教关系、宗教和阶级结构等都极为重要。”这启发了杜在研究宗教、宗族、保护体系以及其中权力关系之时，注意考察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及个人如何从习惯法、象征符号及物质因素中吸取政治资本[2]。

具体到华北乡村的研究，“权力”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这些关系普遍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好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3]。

“文化”是指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且被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各种象征价值赋予文化网络以权威，使其成为权力的合法表达场所。乡村领袖上任的主要动机不是追求物质利益，而是象征价值的社会地位、声望、荣耀等[4]。

文化之所以与权力有关联，是因为象征符号、思想意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概念述略

程郁华（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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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常常回响起车间的轰鸣声。在完成了手动机器人和自动机器人的结构制作后，需要与自动化电器组联机调试。由于外制的电路板存在质量问题，电器调试达不到要求，影响了机器人的正常工作，为了让电器组的同学及教师能全心进行联调，我每天往来于江南和学校之间，购买急需的电器原件。

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终于赶在比赛前完成了手动和自动机器人作品。6月18、19日，十名同学及其他指导教师带着亲手设计制作的机器人来到北京首钢体育馆，参加在这里举办的“2007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国内选拔赛”。在这次大赛上，来自全国各地37所高校的参赛机器人纷纷亮相。看着兄弟院校的作品，再看自己亲手设计制作的作品，他们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与紧张感。自信的是，这个经过本年个人集体智慧设计制作的作品，同学们对它的特点和性能了如指掌，一定会征服评委的心；紧张的是，其他参赛队伍作品的设计也别具匠心，各具特色，能否从众多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他们并不十分把握。

机会送给有准备的人。6月17日上午，当黑龙江科技学院的手动机器人出现在大赛备馆时，引起全场一阵轰动。该机器人共设有4只机械手，能同时拾取12块积木，并可灵活升降、旋转积木，效率颇高。于是，各参赛队队员争先恐后前来参观、拍照。

大赛组委会主任北航机器人研究所宗光华教授看后，组织专家组到我院场地参观了手动机器人并进行了点评。在我队机器人走场表演和比赛时，我队手动机器人以独特的设计，载装量大，一次定位，多次装夹等优点而表现突出，得到了在场所有评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获得了“十佳特色机器人”的荣誉称号，并且受大赛组委会和中央电视台之邀做第一个出场作专场表演。

6月20日下午，在北京结束的“神舟电脑”杯暨CCTV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中，黑龙江科技学院代表队入围32强，荣获“最佳组织奖”，同时手动机器人被组委会评为十佳特色机器人并且被央视邀请专场第一个出场表演。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当我们获得奖杯的时候，我和老师及队员热情拥抱在一起，数月的艰辛和努力在这一刻融为喜悦的泪水。回想数月来，我们每天从睁开眼睛一直忙到宿舍熄灯，从方案确定、结构设计、参数试验、自己动手锯、锉、磨、钻到泡在校外加工车间里和工人讨论制作，从顶着太阳和大雨穿梭在江南的五金和工具市场到五一期间我们从江南购入木板自己刷漆铺设场地。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终有回报。

课题项目：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资助项目:JXQC20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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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价值观念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它们或者是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们的工具，或者二者兼具。人们为控制这些象征符号以获取权威而不断地相互争斗。

基于以上视角，杜赞奇对华北的乡村政权建设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并有了新的发现。他提出，晚清国家政权成功地将自己的权威和利益融入乡村的文化网络之中，利用在文化网络中获得权威且出任公职主要是为了追求道德声望的人物来治理乡村，所以乡村秩序得以稳定。而南京国民政府则以现代性政权自居，对乡村的宗族、宗教等文化传统进行打压，甚至摧毁，加上国家财政资源汲取过度，导致原来乡村当中有声望的人物逃避公职，于是那些纯粹为了谋取个人私利的人占据了乡村的政治舞台，他们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由此瓦解了国家在乡民心中的合法性地位，从而导致了国民政府乡村政权建设的失败，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乡村取得民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2“权力文化网络”概念的重要贡献

“权力文化网络”概念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范式与方向，至今还有旺盛的生命力。与之前的乡村研究方法来比，它具有多方面的突破：

2.1超越了士绅理论。长期以来，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主导着有关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他们将帝国政权看得过于强大，将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看成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物，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似乎完全处于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后来，帝国政权模式被“乡绅社会”模式所取代。“乡绅社会”模式认为：士绅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政权的后备军，又是乡村社会的富豪，在封建王权强盛之时，士绅平衡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利益，但在动乱与王朝衰落之时，士绅则倾向代表地方与自身的利益。“乡绅社会”模式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士绅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分化的阶层，对很多问题无法有效解释[5]。

而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将帝国政权、士绅文化与乡民社会纳入一个共同框架，并将权力、统治等抽象概念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体系连接起来，是对以往研究模式的修正与突破。

2.2凸现了文化的作用。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是对现代社会科学影响最大的两位思想家，同为德国人，生活的时代前后仅隔半个世纪。在“二战”东、西方阵营的对峙中，他们被迫扮演了两个敌对阵营中理论旗手的角色。一位被认为开创了唯物主义；一位则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者。前者坚持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后者则非常重视精神与文化的作用，马克斯·韦伯在其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假如没有像加尔文主义的伦理观念这样的精神方面的东西，资本主义是不会发生的[6]。杜赞奇本人承认深受韦伯的这一影响，看到了文化对于权力的塑造作用。其权力文化网络框架，对于深受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影响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无疑是平地一声惊雷，同时也为中国学术界开启了另外一个学术方向。

2.3突破了村庄范式。以往中国乡村研究，一般是以村庄为单位与边界进行研究，存在着很多的弊端。杜赞奇引入“权力文化网络”这个概念，认为水利组织、宗族、宗教等等文化价值符号不是以村庄为单位的，而是跨越村庄的，所以研究单位应该以文化价值符号的影响边界为单位，从而超越了以往的村庄研究模式。

3对“权力文化网络”的批评声音

尽管权力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有非常多的贡献，但是还是有不少中国的研究者对其提出了一些批评。

葛佳渊认为杜赞奇对于历史时间变化的敏感度不够，没有描述出清朝、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及日伪时期社会的变化；此外，其书资料仅仅取自河北、山东六村，却企图反映出华北广大空间社会变迁的全貌，不免令人觉得太立不住脚了[7]。葛氏的这一评断点出了杜书最大的问题，也是切中肯綮的。

吴毅基于川东双村的实证研究对杜赞奇的“赢利型经纪”取代“保护型经纪”模式提出了质疑，认为不论是“赢利型经纪”还是“保护型经纪”在当时的年代都被瓦解了，根本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不过，吴的研究地点在四川，自己也承认与华北有很大的不同，其发现只是提供了另一种农村权威变迁的类型，并不对杜的研究构成张力[8]。

兰林友尖锐地指出杜赞奇对于宗族的认识不准确，把同姓的人都视为一个宗族，且没有注意到宗族内部的认同差异，夸大了宗族在华北村落政治生活当中的重要性[9]。因为宗族在杜氏的权力文化网络中占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兰林友的批评对杜氏的研究的冲击力不小，同时也显示了外国研究者对于中国传统的隔膜。

张静则指出，杜赞奇把国家乡村社会政治变化的主导力量，乡村社会只能作出相应的反应，忽视了乡村社会化外来力量为我所用甚至与之进行“管辖权”竞争的方面[10]。言外之意，乡村社会对于外来国家力量的进入，不是百依百顺，杜氏没有注意到乡村社会的反应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上述批评，对于杜赞奇的研究来说有非常大的冲击力，为后来人的研究推进指出了新的方向。但是，这还不足以彻底否定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对于中国乡村研究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杜氏的研究至今仍是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不可跳过的一个槛。

参考文献：

[1][2][3][4][5][美]杜赞奇，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M].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9.9.3.4.23-24.

[6]洪涛.韦伯与马克思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J].2002，(00).

[7]葛佳渊.社会与国家的文化阐释.读书[J].1992，(3).

[8]吴毅.宗族权威的变异与经纪模式的消解.文史哲[J].2003，(4).

[9]兰林友.宗族组织与村落政治：同姓不同宗的本土解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第33卷第6期.

[10]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25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0YJC770012）作者简介：程郁华（1977-），男，江西永丰人，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讲师，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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