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防御机制研究综述
防御机制研究综述
彭慧玲李霞年文国香王磊赵霖烜
摘要：现今，心理防御机制是心理学，特别是心理咨询和健康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文章从防御机制的概念和产生原因入手，简要回顾了防御机制的分级和类型，主要特征，然后概述了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成果，并结合目前的研究现状提出了一些思考和想法。
关键词：防御机制概念类型特征研究现状
一、关于防御机制概念的研究
1．1防御机制的提出
防御机制是由S.Freud提出来的，是他人格构成学说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他早期的观点中，压抑和防御是同义词，在1894年以前就开始用防御这个术语来描述自我痛苦的观念情绪的对抗。之后有段时间他搁置了关于自我防御机制的研究，直到1926年，弗洛伊德又重新关注防御机制问题[1]。在《自我和本我》一书中，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发展过程中，本我和外界现实之间，本我和超我之间，会经常出现矛盾冲突。这时人会感到焦虑，自我通过不断地协调、解决矛盾冲突降低焦虑，这中间应用的手法、技巧称为自我防御机制。通俗地说，即指个体处于挫折和冲突的紧张情境时，以某种心理方式或手段，把自己与现实的关系做出某些改变，以自己能接受的方式解脱烦恼、减轻内心不安，借以恢复情绪平静与稳定，而不至于引起心理上过度的紧张和痛苦的一种适应性倾向。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压抑、置换、合理化、反向形成、转化、退行等。
A.Freud在系统的基础上扩展了S.Freud关于防御机制的概念。她认为防御机制是个体摆脱不快和焦虑、控制内心的冲突和欲望，以调节内部与外界现实达到平衡的一种方式。在S.Freud提出的几种防御方法的基础上，她增加了其他几种防御方法——投射、内射、逆转和升华等。她还提出了一个防御机制的发展年表，其中有防御机制出现的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自我和防御机制》中，安娜·弗洛伊德强调：“每一个人，无论是正常人还是神经症患者的某种行为或言语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全部防御机制中的一个或几个特征性的组成成分。”[2]
1.2防御机制的产生
有研究指出，最早的心理防御机制起源于分离性焦虑[3]。研究指出从婴儿离开母体那一刻，就开始感觉、体验到了分离性焦虑。随着婴儿与抚育人或母亲关系的建立（简称母婴关系），好的或称理想的母婴关系会对分离性焦虑进行修复及抚平，差的或不理想的母婴关系会使母婴关系建立得不劳靠，婴儿因自我先天不足、欠稳定而经常感到担心、担忧、害怕。
婴儿在成长过程中，母亲或抚育人不定期、无规律地离开婴儿，不能提供婴儿理想的生存环境：水、食品，营养和情感需要。这会引发婴儿原始性、自恋性愤怒,会对母亲(抚育人) 产生愤怒不满和攻击的心理和行为。
不理想的母婴关系会使抚育者可能无意识中,在言语上、行为上和情感上对婴儿的躯体、情感及心灵进行一定程度的报复或称做无辜的伤害。婴儿感觉、体验到的是外界环境中抚育者的不友好、敌视及敌对态度。同时产生害怕、恐惧心理，没有了安全感。这会加重婴儿担心和焦虑，婴儿为了缓解这些恐惧和焦虑、担心，重新获得安全感，就会自动、自然的采用一些适应方式或称做防御措施，即心理学称之为心理防御机制来处理这些让自己感觉、体验恐惧、害怕等的情感体验。
精神分析也指出，人类婴儿对照料者的具有严重依赖性。但是，是否在婴儿期就已经产生了自我防御机制了呢？
婴儿表达自身不满的方式比较简单，多是以啼哭作为信号，此时内心很不成熟。防御机制虽是无意识过程，但大部分需要较高级思维，如在合理化方式中需要寻找理由，而这对于婴儿似乎难以做到。
有的母婴关系建立不牢固，母亲会对婴儿的啼哭加以斥责，虽然婴儿不理解斥责的内容，但是抚育者的愤怒情绪、严厉语气会让他们懂得抚育者正在生气，可能会对自己将有不利的事情发生，此时通常哭声加大，因为婴儿害怕、恐惧，而他们只有这种能力。
自我防御机制出现应该是于幼儿期，此时幼儿虽不能完全离开抚育者，但是他们已经有能力在一定空间内单独行动，而且抚育者不在身边的频率增加。幼儿期语言、思维等智力开始发育，遇到恐惧或害怕的事而
引起焦虑时，抚育者不在身边时，他们会懂得需要自己应对。但他们的认知和行为能力此时不足而无法解决恐惧的事件，于是开始有焦虑或害怕的情绪，久而久之，在无意识的支配下，他们开始运用各种方式避免挫折和冲突的紧张情境，以某种心理方式或手段，把自己与现实的关系做出某些改变，以自己能接受的方式解脱烦恼、减轻内心不安，借以恢复情绪平静与稳定，而不至于引起心理上过度的紧张和痛苦的一种适应性倾向。
二、关于防御机制的类型与分级的研究
2.1心理防御机制的类型
1984年，西蒙·弗洛伊德在《防御性神经精神病》中第一次提出心理防御机制的概念后，对自我防御机制的研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漫长的100多年里，许多心理学家对自我防御机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区分，其中有些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曾提到多种防御机制，在1937年，安娜·弗洛伊德将他的分类归纳为以下10种：退行（倒退）、压抑、反向形成（或反转机制、反向作用）、抵消、投射、内向投射、升华、认同（或自居作用）、合理化（文饰作用）、固着。并在此基础上新增了利他主义、对攻击者的认同、否认作用、自虐作用和禁欲作用5种。
1973年，3. Kernberg和Klein描述了分裂、伴无能的全能、简单的理智化、投射性认同和精神病性否认等5种防御机制[4]。
AbrahamTesser则概括出了三种典型的防卫机制：认知失调，社会比较和自我肯定。
1976年，Vaillant描述了幻想、被动攻击、疑病、潜意显现、压抑、幽默和期望等七种防御机制。后又有人增加了歪曲、阻滞、控制、分离、抑制)、理想化、分裂样幻想、躯体化、性化、利他和禁欲等十一种防御机制。
2.2心理防御机制的分级
随着对反应机制研究的逐渐深入，心理学家发现，御机制的应用是一个连续发展、逐渐成熟的过程，随之一个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这些形色的防御机制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它们是如何分级的。
目前对心理防御机制的分级最受认可的是Valliant和迈斯纳、麦克和塞马尔的观点.
1971年，Valliant通过对随访30年的30名成年男性自我适应过程研究后,将防御机制分为四个层次[5]：(1)自恋性防御机制（又称为精神病性的防御机制）,包括精神病性否认、妄想性投射、对现实的歪曲，多见于精神病患者、梦和儿童;(2)不成熟防御机制,包括幻想、投射、被动攻击、疑病和潜意显现，多见于严重抑郁、人格障碍和青春期。;(3)神经症性防御机制,包括理想化、潜抑、转移、反期望、利他和幽默等五种心理防御机制。(4)成熟防御机制:包括升华、压抑、期望、利他和幽默等五种防御机制，常见于12岁～90岁的正常人。
1986年，Valliant于对随访40年的307名男性作资料分析后,根据防御的普遍适应价值和防御可能被描述的生命阶段将心理防御划分为成熟的、中间型的和不成熟的[6]:(1)成熟的防御机制,包括升华、压抑、幽默、期望和利他;(2)中间型或神经症性防御机制,包括转移、潜抑、隔离、反向形成;(3)不成熟防御机制,包括投射、分裂性幻想、被动攻击、潜意显现、疑病和分离。
1975年，迈斯纳、麦克和塞马尔于对心理防御机制的分级是:(1)自恋防卫包括:投射;否认;歪曲。(2)对方不成熟的防卫包括:行动化;阻断;疑病;内射;被动攻击;退行;分裂样幻想;躯体化。(3)神经质防卫包括:控制;转移;解离;外化;抑制;理想化;合理化;反向;阻抑;性化;(4)成熟的防御机制包括:利他主义;预期;克制或禁欲;幽默;升华;压抑。(5)其他几种为精神分析所重视的固着;转换;自居或认同和激将行为
[7]。
三、关于防御机制的主要特征和功能的研究
弗洛伊德曾指出，虽然防御机制有多种方式（较为积极的如替代、幽默、升华等，比较消极的如压抑、逃避、退行、反向等），但它们具有下述两个共同特点：①它们都是潜意识的，即个人通常是不知不觉地加以运用；②它们都是伪造或曲解现实的，以防止本我的冲动（黄希庭，2002）。
而根据后来的各种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可以将心理防御机制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种：（1）心理防御机制不是蓄意使用的,它们是无意识的或至少是部分无意识的，但可继发地被意识到，(2)防御机制可通过生活方式、言语或行为表现出来;(3)防御机制各种类间可以出现种属关系、等位关系，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防御机制可同时起作用;(4)防御机制可分为不同的层次，如不成熟防御机制、神经症性或中间性防御机制、成熟防御机制。（5）心理防御机制有自我欺骗的性质，即通过掩饰或伪装我们真正的动机，或否认可能引起焦虑的冲动、动作或记忆的存在而起作用。（6）防御机制并不能靠有意识的学习获得,是周围人的反应(不仅仅是一些事件) 塑造了适应模式。是亲密的人际关系，而不是社会文化塑造形成的适应机制。
弗洛伊德将自我防御机制看作是病理性的东西，强调本我在其中的作用，而不太重视自我的力量，而后续心理学家的研究则将注意几种在了自我上，辩证地看待自我防御机制的功能。目前普遍认为防御机制是个体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它既是一种挫折反应，又是一种应激策略；既是一个潜意识的精神内在过程，又是一个可以进入意识层面，并能被主体继发认知的行为方式，它在维持正常心理健康状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心理防御机制的本质是欺骗，这种欺骗更多地指向自身，但是主要借助支持自尊或通过自我美化(价值提高)而保护了自己及防护自己免于受伤害.
四、防御机制的国内外一些重要研究成果的现状
4.1防御机制的研究工具
心理防御机制的研究工具的发展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弗洛伊德提出“心理防御机制”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阶段，人们对心理防御机制的研究都遵循弗洛伊德的模式，大多通过临床观察进行。采用的方法为面谈、自传分析、生活方式、行为分析等定性的方法。
1964 年，Levine 和Spivak使用“罗夏测验”来测量防御机制，并提出了“压抑方式的罗夏指数（RIRS）”。使得心理防御机制的研究工具从定性的研究迈向了定量研究，进入到第二阶段。1969 年，Gleses 和Ihilerical[8]编制“防御机制问卷（Defense Mechanism Inventory , DMI）”。该问卷包含十个假想的故事，针对不同年龄和性别的被试有相应的变式，最终测得五种不同的防御机制：（1）指向他人（Turning against others）；（2）投射（Projection）；（3）理智化（Principalization）；（4）反向（Reversal）；（5）指向自我（Turning against self）。1976 年，Vaillant 等编制“防御机制评定量表（DMRS）”，增加了所测防御机制的种类和条目。值得一提的是，DMI和DMRS两个量表都是他评量表，由研究者对被试进行询问、观察和分析来填写。
1983 年，Bond[9]等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编制了防御方式问卷（Defense Style Questionnaire, DSQ），把防御机制分为4 种类型：成熟型防御机制、中间型防御机制、不成熟防御机制和掩饰因子。该量表由88个项目组成，共测量了24种防御方式，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Bond对防御机制的研究方法方面的贡献不仅表现在该问卷的编制上，更重要的是，他在研究过程中将心理防御机制的定义进行了扩展，认为防御机制术语所描述的不仅是潜意识的精神内在的过程，也是行为，这种行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使内在的动机和外部要求相一致。他把这种行为定义为防御方式，认为防御方式既可以被他人观察到，也可以由自己来评价。所以，DSQ最大的特点就是使得对心理防御机制的研究从潜意识的内在的精神研究转变为了有意识的外在行为的研究，从他人评价转变为自我评价，进入到第三阶段。
1991年，Cramer[10]尝试着用实验法来研究心理防御机制。他用实验刺激来引起被试愤怒，发现被试运用投射与自居机制的倾向提高。1996年，Cramer利用从TAT故事文本中识别防御机制的原理，使用主题统计测验法和实验法两者相结合的方法，结合自己的一系列研究编制了防御机制评定量表（DMM），为防御机制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在国内，使用较多的测量心理防御机制的量表主要是防御方式问卷（DSQ）。该量表由路敦跃博士在1990年翻译并根据中西文化差异进行修订。这个问卷被国内很多学者所接受，经检验，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11]，使用范围也最广。另外，防御机制问卷（DMI）也有中文版本，目前使用的中文版本由北师大发展心理研究所于1989年修订。
4.2、心理防御机制影响因素
1）成熟因素。心理防御机制的成熟是与大脑皮质的逐渐成熟相一致的。精神分析学家罗伯特沃勒斯坦说:“随着个体的发育成熟,适应方式会一步步趋向于成熟和适合于现实,每一步都与相应的个体生理发育阶段有关。” 1971年，Vaillant [12]在研究中认为，防御机制是在人的发展早期自我调节内部需要和外界限制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随着大脑皮质发育的成熟，青少年的精神整合能力逐渐复杂化，表现为不成
熟机制应用的逐渐减少而成熟机制的应用逐渐增加。即反向形成和幻想的行为会逐渐减少，而反映利他的和压制的行为则日见增加。个体在遗传的基础上,经过与环境的互动而逐渐养成对外界刺激和内心冲动处理应对的方式。当这种应对方式固定下来后，一方面成为人格的一部分，一方面也会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反应。所以，16 -90岁的正常人常是心理防御机制的较好组合者。在国内，李宁，涂星光等[13]]人在1996年用防御方式问卷（DSQ）、症状自评量表和社会状况调查表调查了4309名大学生，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张敏，雷开春[14]]对中学生的研究也证实了随着年级的增长，中学生使用成熟型防御机制的频度增高。但同时，他们也在研究中发现，高中生比初中生更倾向于使用潜意识显现和幻想两种不成熟的防御方式，研究者推论这可能是与不同阶段所承受的压力有关。1998年，在我国学者王大华、申继亮与美国学者Alexandra Brady和Gisela Labouvie-Vief的跨文化研究[[15]中，也证实了老年期个体使用防御机制越来越成熟的观点。
但在一定时期内，防御机制的使用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赵虎等[16]人通过在入学和毕业前分别采用防御方式问卷及心身健康量表对541名大学生进行测试，对大学生在校学习的四年期间内所采用的心理防御机制的动态变化及其对心身健康水平的影响进行随访观察。结果发现，学生所采用的防御机制种类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但随着毕业等的压力，高年级大学生不成熟防御机制因子均分明显增多。
2）社会状况因素。国外研究认为，在冷漠、受惩罚以及长期的慢性刺激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儿童会过度动用破坏性的防御机制。这不仅造成心理障碍,还使不良的心理防御机制固定下来，形成缺陷的人格，产生偏社会甚至反社会倾向。至于那些上大学前就住校参加集体生活，较早学会与人交往者，则具有较好的独立生活能力，进而促进心理防御机制的成熟和理想化。国内，李宁，涂星光等[17]人的研究表明，童年常受训斥(或生病)及受过较大刺激者会更多的应用不成熟和中间型防御机制；在冷漠、受惩罚以及长期慢性刺激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儿童会过度动用破坏性的防御机制，这不仅造成心理障碍，还使不良的防御机制固定下来，形成缺陷的人格;参加集体生活并较早学会与人交往者，则具有较好的独立生活能力，进而促进防御机制的成熟；具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较高的理想追求和抱负者常使用成熟防御机制。
柯遵渝[18]和李力红，张晓磊[[19]的研究均表明，城市、农村大学生防御方式的差异。城市大学生更多地采用分裂和反向作用形式两种防御方式。杜志丽，贺思辉[20]在对贫困生的研究中发现，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较多，其心理健康状况与人格、防御机制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
3） Vaillant在研究中发现，心理防御机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所遭遇的刺激、人际关系、社会支持、性别、文化、受教育水平等各方面的差异[21]。在我国学者王大华、申继亮与美国学者Alexandra Brady和Gisela Labouvie-Vief的跨文化研究[22]中，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使用的防御机制有明显的差异。美国被试采取的防御机制一般是以自我为中心，从自身出发，将产生冲突的原因归结于外界。中国被试在遇到心理冲突时，更倾向于从整体或团体利益出发，将产生冲突的原因归结于自身。中国被试比美国被试更多地使用指向自我与理智化两种防御机制，更少使用指向他人与投射。
在性别上，女性更倾向于使用内化的防御方式,男性更倾向于外化的防御方式。
在性别差异方面，柯遵渝[23] ，李宁，涂星光等][24]，许健、张洪卫[25]，陈绍建等[26]，李力红，张晓磊[27]等众多研究者均得出相似的结论：及男女生在心理防御机制的运用方面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其中柯遵渝[28]研究发现男生更多地使用伴无能之全能和消耗，女生则更多地使用退缩、制止、回避；李宁，涂星光等[29]人的研究表明，女生较男生更多使用不成熟机制，女生主要在幻想、退缩、躯体化上得分较高。许健、张洪卫[30]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在成熟防御机制的应用程度上存在的性别差异主要缘于女生比男生更常采用期望、升华和压抑的防御方式。在李力红，张晓磊[31]的研究中，在被动攻击、隔离、同一化上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而回避、理想化和否认上女生比男生有着更大的倾向性。
4.）其他因素，如父母教养方式、重大生活事件、个性特征、生活经验等。
长期的慢性刺激（如父母重病，绳梯慢性疾病）可阻碍防御机制的成熟，使不良的防御机制固定下来，短暂的危机影响相对较小。许健、张洪卫[32]的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的防御机制和防御方式的形成与表现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者还区分了父母的同一种教养方式对男生和女生、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甚至对独生子女家庭中的男生和女生以及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的男生和女生防御机制的形成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并得出结论，1.父母的教养方式对独生子女的影响力大于非独生子女,对男生的影响力大于女
生。2.父亲的教养方式对男生的影响力大于女生,而母亲的教养方式对女生的影响力大于男生。3.父母教养方式在某些因子上对子女构成影响力的性质不同。
个性特征。王学臣、李义安[33]]的研究表明，防御方式与人格特征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性格外向、兴奋性强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采用比较成熟的心理防御方式应付环境刺激，而具有神经质倾向、怀疑性、忧虑性、紧张性高的大学生一般都采用不成熟或中间型的防御方式应付外部环境。有精神质倾向、敏感性高的大学生多用不成熟的防御方式应急，而有敢为性、实验性特征的大学生则常用成熟或中间型的防御方式应付环境刺激。陈绍建等[34]通过对160名随机抽样的在校大学生施测DSQ和PDR问卷，研究人格障碍与心理防御机制的关系，结果显示：不成熟的防御机制与人格障碍呈正相关，而成熟的防御机制与人格障碍无明显的相关；而投射、被动攻击、潜意显现和退缩则是与大学生的人格障碍相关最显著的四种防御机制。孔维民，张喜芳[35]在研究中发现：低自卑感者倾向于采用成熟的防御方式，而高自卑感的学生倾向于采用不成熟的防御方式。蔡若吟[3]等的研究表明精神病质个性倾向的学生更多采用不成熟防御机制，神经质个性倾向的学生更多采用不成熟和中间型防御机制，而外向个性倾向的学生更多混合采用成熟的和一些中间型防御机制。在此基础上，他们推论一定类型人格常具有相应的防御机制，二者间存在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
在对特殊人群的研究中，宋艳[36]在2005年的研究表明，互联网成瘾者与正常人所使用的心理防御机制是不一样的。与正常使用者相比，互联网成瘾者更多地使用被动攻击、抱怨、幻想、退缩、理想化、消耗倾向、掩饰等防御方式。在对男性少年暴力犯罪的研究中，徐莉萍等[37]得出结论，与一般同龄群体相比，少年暴力罪犯较多使用不成熟型、中间型防御机制。少年暴力罪犯应付挫折和应激的方式和能力达不到社会的要求。而在对被鉴定的犯罪嫌疑人的研究中，陈清刚[38]等发现被鉴定的犯罪嫌疑人大多采用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退缩，转移和投射。当他们面对生活困难,心理困境时常常表现为幼稚性、冲动性、过分推卸责任，认为自己的不幸都是别人造成的，是别人与自己作对，因此在生活上总与人发生矛盾，并出现不良情绪，如烦躁、焦虑等。
4.3、心理防御机制的运用
1）心理治疗:通过对神经症患者防御机制的了解，有助于了解患者症状的动力学特征，为心理治疗策略制定提供参考。如常动用假性利他机制者，常可有稳定的人际关系，但是内心冲突不能解决，也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倍感压抑。对这样的患者，首先考虑的是解释性心理治疗，其次是疏泄。了解了神经症的防御机制也就部分了解了患者症状的意义，为心理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法国纳什特认为:“要了解神经症患者的防御机制，然后使他们处于长期的“衰竭状态”，最后破坏它们，并用新的防御机制取代它们，以达到动力的、经济的、结构的变化，使整个个性重建。同时他也认为神经症的治疗不能单独以症状的消失为治愈的标准，还应对患者进行长期的心理治疗，以达到消除人格中不良的成份，其中包括不良的防御机制。
2）病情变化的指标:有人观察到，某些防御机制随病情的加重而出现，缓解期和治愈后消失或被新的防御机制所取代，可以把这样的防御机制看做病情变化的指标之一。如Beiser发现，在精神分裂症的恢复过程中防御机制的变化，首先是精神病性否认，经过幻想然后转为潜抑和隔离，最后是压抑和升华。由此可以看出，在精神分裂症的恢复过程中，防御机制的变化，是由不成熟向成熟转化的。同时;他也发现，当病人的病情复发而按一般的诊断标准又不能再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时，用防御机制丛来标明患者的病情程度更为有意义。所以防御机制的转变并非单纯是外显行为(症状)的改变，而是引起了观念上(动力学)的变化，比单纯的症标更能说明问题。
3）疾病的分类:临床研究发现某些特殊的症状群和某些特殊的防御机制丛有关，最典型的莫过于庶症的转换性障碍和分离性障碍。DSM一l11把疑病症归入躯体化障碍，取消了瘫症，代之以转换性障碍和分离性障碍。这种在病理心理机制基础上给疾病所下的诊断似乎比单纯的描述性定义更进一步。
4）精神卫生:防御机制是普遍存在于人的心理活动中，它的作用是缓解内心冲突，并调节着行为以适应环境的要求。只有既能减轻内心痛苦，又能适应环境才算是成熟的防御机制。否则，不论偏向任何一方，而不顾及另一方，都是不良的防御机制。因此，在人的成熟过程中，减少应激，给以适当的社会支持，避免不良的防御机制在人格当中固定下来，是精神卫生工作的任务之一。同时对于既己固定于人格中的不良防御机制应加以认识和矫正，或用新的成熟机制取代，以保证良好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充分发挥人的
潜能。
五、关于防御机制研究的几点思考
就研究方法而言，国内研究大多采用了路敦跃博士在1990年翻译并修订的防御方式问卷（DSQ），使用问卷法，将DSQ测得的结果与EPQ、SCL-90、心理健康量表等问卷测得的结果做相关，并探讨得分与被试的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龄、来源、家庭经济环境等）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研究的被试包括一般学生、理工科大学生、高校贫困生、女大学生、体育专业大学生、心理学与非心理学女大学生、高校教师、农村高中生、中职生等，但大多都是学生，被试的年龄跨度和职业跨度都非常有限。这可能与学生被试比较集中，配合度较高，数据容易得到有关。但近几年来，心理防御机制研究被试范围逐渐扩大，包括网络成瘾者、男性少年暴力罪犯、犯罪嫌疑人、吸毒者、服刑人员、强迫症患者、警察、肺癌患者、白领癌症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护士、焦虑与抑郁症患者、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中年基督徒等，形式逐渐多样化。
就研究类型而言，已有的研究大多是横断研究，很少有多年的追踪研究。可能不能很好地表明心理防御机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
绝大多数研究均停留在理论阶段，发现心理防御机制的相关因素，研究成果缺乏可应用性，不能很好地将之应用到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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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循环机理研究手段综述报告
地下水循环机理研究手段综述报告 地下水循环模式代表了区域内地下水总的补、径、排特征，可以为地下水资源的合理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如今，地下水循环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早期水循环研究主要应用于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转化关系。目前，地下水循环研究的方法有：水文地质分析法、水化学方法、同位素分析方法、数值模拟法等。 1.水文地质分析法水文地质分析法是地下水循环模式研究最传统的方法，也是最基础的方法。该方法以地质、水文地质条件为基础，从地下水补、径、排角度来分析和确定地下水循环模式。 2.数值模拟技术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数值模拟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受到参数的限制，影响到该方法的应用。 3.水化学方法地下水水化学组分是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记录着水体的赋存环境特征、补给来源、渗流途径等水循环方面的信息，可用用来阐明地下水的运动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地下水循环规律和更新能力。但是不同成因的地下水，其水化学组分可能相似，需要配合其它方法使用。 4.环境同位素方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外就将同位素技术应用到水文地质学的研究中。最初同位素只用作示踪剂，随后人们开始利用同位素技术探讨地下水的起源、形成、埋藏和演化等理论问题，判定地下水的补给来源，补给高程、补给强度、不同补给来源的比例、估算水文地质参数、地下水年龄，地下水更新能力，流速和流向，查明地表水与地下水以及不同含水层间的水力联系等实际问题，掌握区域地下水循环特征。 目前，常用的同位素有D、18O、3H、13C、14C。氢氧稳定同位素是研究区域地下水循环方式和补给来源最常用的示踪剂，在低温的情况下，水岩作用不会影响它们在地下水中的含量。地下水中稳定同位素在循环过程中受到混合以及雨水补给、蒸发等作用引起同位素分馏而产生规律性的变化。氚是一种放射性同位素，具有计时性，且地下水中的3H含量不与岩石介质发生交换，可以用来研究含水
国内社区网格化管理研究综述
国内社区网格化管理研究综述 2013年10月28日21: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康静宁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09 一、产生背景与概念释义 网格（Grid）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信息技术领域。网格化被引进管理领域后，由北京市东城区首创，于2004年开始在城市管理中进行实践。城市网格化管理，是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之上，以单元网格管理为特征的一整套城市管理思路、手段、组织、流程的总称。[1]后来，网格化被运用于社区治理，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和成都等多个城市（区）试点。 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实质是管理者将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作为具体的任务，建立统一的调度管理机制，借助跨部门的管理规则和业务流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构筑资源共享与工作协同的运作模式，使管理者突破传统方式和手段的局限，实现流程顺畅，提高综合管理和服务的效能。[2]推行网格化管理，其目的在于打破以往行政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推诿扯皮、责权利不明的种种弊端，而是将资源重新整合，进一步下放事权，构建一个新的社会管理体系。在这一意义上，网格化的核心并非仅仅是增加一级更小的基层管理单元，而是改写了基层社会管理的体制构造。[3]从网格化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实现社区自治是网格化管理的核心理念，“网格划分”是其外在表现形式，信息技术是其技术支持，行政权力下放是其内在要求，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是其目标。 二、现有理论研究 （一）政府职能定位的视角 有学者认为政府职能应该包括整合社区内各种资源，建立网格化管理的信息共享网络；完善社区网格内基本医疗服务设施；协调物业公司完善社区网格内基本的文化娱乐设施；引导网格内自发性群众组织等等，而不是直接告诉居民该怎么做、要怎么做。政府要给社区提供服务，尊重社区的行动选择，把社区自治作为网格化管理的目的。[4]新公共管理从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新公共服务则进一步提出以公民为导向，政府职能应该是“服务”而不是“掌舵”。 [5]由于网格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因而在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政府职能的定位应集中在引导上，给予社区自治更多的资源帮助，减少干预。 （二）多元行动体的视角 网格空间中存在着不同性质的“多元行动主体”，主要包括：以区街公务员为主体的“政府行政力量”、以社区工作者为主体的社区自治力量以及社区党员和一般志愿者。应该承认，上述各种力量交互作用于网格空间，对城市社会管理的总体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网格内虽然存在着多元行动主体，但其在网格内的地位和作用却不是均等的。其中，由于政府部门拥有较丰富的公共资源和较大的公共权力，在网格中居于主导地位，社区社会工作者则是网格中的主体力量，而其他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则扮演着辅助者的角色。 [3][4]
关于任务调度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关于任务调度相关研究文献综述随着多核处理器的出现，多核处理器任务调度已成为当前高性能处理器研究的热点之一。任务调度是指系统为确定一系列任务的执行顺序所采取的调度策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学术界对任务调度问题的讨论也逐渐深入，旨在通过减少通信开销、改变任务执行顺序，以缩短整个任务的调度长度。 近年来，由于多处理器的广泛应用，如何充分利用多处理器的计算性能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针对多处理器的任务调度问题突显出来。在多处理器任务调度算法研究的早期，P Dutot[24]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对于异构计算环境下的任务调度问题是NP 难问题，难以在多项式时间内寻求最优解。正是该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大量经典的算法。一、国外研究现状 计算机任务调度的研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1967年，芝加哥大学的Manacher G.K在ACM期刊上第一次提出了“任务”的概念，并利用列表法和甘特图进行了基本的多核多任务调度算法研究，提出了能够保证调度稳定性的算法。同时文章对软实时系统和硬实时系统也给出了定义和说明。但是由于文章发表年代较为久远，文中提出的是同构多核处理器的模型，并不适用于当今迅速发展的异构多核处理器之间的任务调度。随后，刘炯朗和Layland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提出了周期任务模型的概念，该模型对任务进行了较好的抽象，对周期性任务做出了一些假设，忽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应用程序的具体实现，可以借助各种数学方法对任务的可调度性进行分析。文中提出了可在单处理器上运行的三种调度算法：单调速率算法RM(rate monotonic algorithm)、最早结束优先 EDF(earliest deadline first)算法[1]以及两者的混合算法。在 RM 算法中， 1 根据任务的需求速度赋予其一定的优先级，即所谓的固定优先级。在 EDF 算法中，任务最终期限值较小的赋予更高的优先级，即动态调整任务的优先级。而综合算法将任务分开对待，分别使用上述的算法。文章分析了在上述几种任务调度算法下，CPU能够达到的最大利用率，并用数学方法给予了证明。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后续又提出了许多经典算法，包括时间片轮转(Round Robin，RR)算法、先到先服务(First Come First Served，FCFS)算法、截止期单调调度(Deadline Monotonic Scheduling, DMS) 算法等。在这些算法中，任务的优先
呼吸道疾病在流行病学上的研究概述
呼吸道疾病在流行病学上的研究概述 发表时间：2012-10-26T15:49:08.827Z 来源：《医药前沿》2012年第21期供稿作者：袁震 [导读] 呼吸道分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两个部分，上呼吸道由鼻、鼻窦、咽喉构成，气管以下为下呼吸道。 袁震（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青海西宁 810000） 【摘要】日常生活中，疾病一直困扰着人们幸福的生活，尤其是呼吸道的传染性疾病，由于其很强的病毒传染能力，导致每个人都深受其害，本文就针对最为普遍性的呼吸道疾病的预防及治疗进行简单概述，浅谈常见的引起呼吸道传染疾病的因素，疾病预防以及治疗等，笔者结合多年的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经验，本文能作一很好的理论基础，为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呼吸疾病的预防及治疗等。 【关键词】呼吸道疾病流行性感冒疾病预防治疗 【中图分类号】R18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752（2012）21-0049-02 1 前言 呼吸道分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两个部分，上呼吸道由鼻、鼻窦、咽喉构成，气管以下为下呼吸道。呼吸系统与体外环境沟通，在呼吸过程中，外界环境中的有机或无机粉尘，包括各种微生物、蛋白变应原、有害气体等，皆可进入呼吸道及肺引起各种疾病[1]。咽喉壁淋巴滤泡增生是慢性咽炎的一种表现，可由于细菌、病毒、物理或化学因素长期刺激引起，常见症状为咽喉部异物感和慢性咳嗽[2]。支气管粘膜的炭黑样色素沉着，则与粉尘烟尘沉积于呼吸道有关，将造成呼吸道的损伤而引起呼吸道疾病[3,4]。人类各种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中可产生大量的粉尘、烟尘，自然界的分化腐蚀随着气体的流动也会产生粉尘，粉尘漂浮于空气中，因此呼吸道是粉尘侵入机体的主要途径。粉尘作为一种异物进入呼吸道可引起一系列的清除机制，疾病的发生是粉尘吸入与机体清除防御机制斗争的结果。上呼吸道是呼吸系统中具有强大防御力量的窗口，对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起着积极的防御作用。由于呼吸系统疾病的盛行，在医疗或者住院患者中，流行性感冒以及肺炎为较多见，因此卫生部把呼吸疾病列为防治方案中的首位。 2 呼吸道疾病的分类及目前的鉴别方法 2.1 分类： 呼吸系统的解剖生理特点与易患呼吸道疾病密切相关，小儿更易患呼吸道疾病。呼吸系统以环状软骨下缘为界，分为上、下呼吸道。上呼吸道包括鼻、鼻窦、咽鼓管、咽、会厌及喉；下呼吸道包括气管、支气管、毛细支气管、呼吸性细支气管、肺泡管及肺泡。 2.2 鉴别方法： 王晓军[5]等采用血小板计数鉴别常见的呼吸道疾病。血细胞分析无需贵重仪器，在县级以下医院均能行此检查，观察患者血小板计数的特点及其变化，全面分析检查资料，找出特点，给肺结核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提出新的思路。 田淑梅[6]等采用先进的生物芯片技术就诊儿科患者128例患者的血清进行检测，呼吸道感染仍占绝大多数，感染主要是由病毒引起的。血清标本容易采集，血清用量少，而且可以提高诊断疾病的准确率，对指导临床医生病情监测及合理用药具有重要意义。临床医生在治疗过程中，不能盲目滥用抗生素，以免浪费药物，应该注意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减少抗生素耐药菌株的出现。 3 呼吸道流行病学 目前，流行的呼吸道疾病主要分病毒型细菌型。病毒类的有流行性感冒、风疹、流行性腮腺炎、麻疹和水痘等；细菌类的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日咳、肺结核等。 流行性感冒是一种最常见的呼吸道外感病，资料表明：感冒在一年四季均有发生，冬季为多发季节。普通感冒最高发病月份是2月-3月，9月病率最低(北半球)。流感在北半球最高发病月份是10月-2月，南半球6月-8月。在我国，感冒一般在2、3、11、12月为发病高峰季节，6、7月份为发病率最低。 肺结核（pulmonary tuberculosis PTB）也是病毒类较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PTB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发的肺部感染性疾病。结核分枝杆菌的传染源主要是排菌的肺结核患者，通过呼吸道传播，该疾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4 呼吸道疾病的主要影响因素 呼吸道疾病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六点：（1）自然环境，包括气候、地理和生态等对呼吸道疾病流行过程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2）生物节律，因为气象因素作用于人体，也取决于人体对生物节律所处的不同时期的反应。（3）人体的适应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在特定的物理环境中，自身机体增强了对外界环境的生理反应功能，从而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一变化中的适应能力强弱，就个体而言，人与人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吴德汉在《医理辑要.锦囊觉后篇》中提出:“要知易风为病者，表气虚；易热为病者，阴气素衰；易寒为病者，阳气素弱；易劳伤者，中气必损；易伤食者，脾胃必亏。须知发病之日，即正气不足之时。”明确指出发病情况与体质情况密切相关，在呼吸道疾病中，比如感冒等最常见的疾病，体质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决定个体对呼吸疾病致病因素的易感性。（4）营养，摄入营养与代谢及体温调节的效率有关，营养不仅与摄入蛋白质和热卡的量相关，并和营养的均衡也有很大的关系，比较明显的是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缺乏，容易导致呼吸道疾病的感染。（5）心理，个体健康的心理状态对环境中气温变化的体温调节功能及敏感度具有很大的影响。（6）个体流动性也是呼吸道疾病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5 呼吸道疾病预防 做好呼吸道疾病的预防，笔者结合治疗经验，主要系统归纳了以下九点： （1）主要靠加强体格锻炼以增强对疾病的抵抗力，这也是最关键和重要的一个预防因素，只有健康的体魄，才能防御各种疾病的入侵。 （2）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注意居室内的通风换气，不要长时间呆在空调环境中，另外开空调时应注意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以免温差较大出门容易感冒。 （3）保持所处环境及个人卫生：尽量不吸烟或所处环境无烟、不喝酒。 （4）合理科学膳食：多吃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和蔬菜。大量国内外的临床研究证实：维生素C作为人体健康必须的18种维生素之一，它可以帮助维持皮肤粘膜的完整性，构成抵御感染的屏障。少食辛辣厚味的食物，以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5）要注意保暖和多喝水。干燥的气候使人体鼻粘膜容易受损，多喝水，让粘膜保持湿润，能有效抵抗疾病。因为，鼻咽部是病毒
心理重点
《体育心理学》参考复习题 一、概念题（5×2分＝10分） 1. 体育活动动机：是促进一个人参与体育活动的内部动力。 2. 体育参与的诱因：指激起体育参与行为的外部原因。 3. 追求成功的动机：取向某种成就活动、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追求，已达到成功或完美的境地的动机。 4. 成就需要的公式：成就需要=追求成功的动机?害怕失败的动机。 5. 害怕失败的动机：害怕挑战、避免或迟疑加入一种成就情境的动机。 6. 习得性无能：个人经历了失败与挫折后面临任务时产生的无能为力的心理状态。 7. 目标定向：指一人能否积极参加活动时所依据的成就目标倾向。 8. 归因：是人们对于已经发生食物结果的原因解释。 9. 体育兴趣：是人们力求积极认识和优先从事体育活动的心理倾向。 10. 体育态度：是指个体对体育活动所持有的评价、体验和行为倾向的综合表现。 11. 体育价值：是人们认识到的体育活动对人的意义。 12. 体育习惯：是特定的情境刺激和个体体育参与活动之间经联系和重复而形成的稳固联系。 13. 运动表象：是指在运动感觉、运动知觉的基础上，在头脑中重现出来的动作形象。 14. 集中练习：让练习者在学习期间不休息而反复练习的方法。 15. 间时练习：在各次练习之间安排一定的间隔时间的练习方法。 16. 整体练习：是指完整地、集中统一学习某种技能。 17. 局部练习：是把运动技能分解为各个分动作，分别进行练习的方法。 18. 顺向迁移：先前学习的技能影响后来学习技能的现象。 19. 逆向迁移：后继的运动技能学习对先前运动技能学的发生的某种影响。 20. 正迁移：凡是起到促进作用的迁移。 21. 负迁移：凡是起干扰或抑制作用的迁移。 22. 运动技能的迁移：一种运动技能的学习对另一种运动技能学习的影响。 23. 两侧性迁移：指身体一侧器官向另一侧器官的迁移。 24. 运动向运动的迁移：就是从一个运动技术学习向另一个运动技术学习的迁移。 25. 心理技能训练：有目的、有计划地对训练者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施加影响的过程。 26. 具体的目标：明确、具体、可进行数量分析的目标。
晶体生长机理研究综述
晶体生长机理研究综述 摘要 晶体生长机理是研究金属材料的基础，它本质上就是理解晶体内部结构、缺陷、生长条件和晶体形态之间的关系。通过改变生长条件来控制晶体内部缺陷的形成从而改善和提高晶体的质量和性能使材料的强度大大增强开发材料的使用潜能。本文主要介绍了晶体生长的基本过程和生长机理，晶体生长理论研究的技术和手段，控制晶体生长的途径以及控制晶体生长的途径。 关键词：晶体结构晶界晶须扩散成核 一、晶体生长基本过程 从宏观角度看，晶体生长过程是晶体-环境相、蒸气、溶液、熔体、界面向环境相中不断推移的过程，也就是由包含组成晶体单元的母相从低秩序相向高度有序晶相的转变从微观角度来看，晶体生长过程可以看作一个基元过程，所谓基元是指结晶过程中最基本的结构单元，从广义上说，基元可以是原子、分子，也可以是具有一定几何构型的原子分子聚集体所谓的基元过程包括以下主要步骤：（1）基元的形成：在一定的生长条件下，环境相中物质相互作用，动态地形成不同结构形式的基元，这些基元不停地运动并相互转化，随时产生或消失（2）基元在生长界面的吸附：由于对流~热力学无规则的运动或原子间的吸引力，基元运动到界面上并被吸附 （3）基元在界面的运动：基元由于热力学的驱动，在界面上迁移运动 （4）基元在界面上结晶或脱附：在界面上依附的基元，经过一定的运动，可能在界面某一适当的位置结晶并长入固相，或者脱附而重新回到环境相中。 晶体内部结构、环境相状态及生长条件都将直接影响晶体生长的基元过程。环境相及生长条件的影响集中体现于基元的形成过程之中；而不同结构的生长基元在不同晶面族上的吸附、运动、结晶或脱附过程主要与晶体内部结构相关联。不同结构的晶体具有不同的生长形态。对于同一晶体，不同的生长条件可能产生不同结构的生长基元，最终形成不同形态的晶体。同种晶体可能有多种结构的物相，即同质异相体，这也是由于生长条件不同基元过程不同而导致的结果，生长机理如下: 1.1扩散控制机理从溶液相中生长出晶体，首要的问题是溶质必须从过饱和溶液中运送到晶体表面，并按照晶体结构重排。若这种运送受速率控制，则扩散和对流将会起重要作用。当晶体粒度不大于1Oum时，在正常重力场或搅拌速率很低的情况下，晶体的生长机理为扩散控制机理。 1.2 成核控制机理在晶体生长过程中，成核控制远不如扩散控制那么常见但对于很小的晶体，可能不存在位错或其它缺陷。生长是由分子或离子一层一层
焦虑及其应对方式的研究综述
焦虑及其应对方式的研究综述 2012010331 祁琪 一．焦虑 1、前言 焦虑是由D.Epstein和C.D.Spielberger提出的理论。罗洛．梅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剧烈变迁的时代，旧的生活观、伦理观、价值观逐渐崩溃，人们的独立性丧失了，对自我产生了一种陌生感，因而增加了人们的焦虑。他认为只要主观上认为某个价值受到威胁，人就足以产生焦虑的体验。爱普斯坦的理论建立在对伞兵的研究上，他发现焦虑是在知觉到极度危险后所产生的无方向的唤醒状态。他把这种状态描绘为极端有害的，并往往导致直接的动机（恐惧），以致造成行动的可能性。这是一种适应性的作用，当情境（威胁）恶化时，直接行动的可能性就会提高。斯皮尔伯格详细论证、完善了由卡特尔（Ｒ.BCattell）提出的状态和特征焦虑的概念，把焦虑分为特征性焦虑和状态性焦虑，其理论不仅可以对焦虑作定性研究，而且可作定量探讨，从而结束了仅在理论上定性研究焦虑的历史，开拓了焦虑研究的新领域。 历史上存在过很多种关于焦虑的分类[1]。根据弗洛伊德的研究，焦虑产生于过分的、使自我无法控制的刺激。并将其分为：现实性焦虑、神经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这是从焦虑产生的根源出发的。这其中现实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焦虑产生由客观上对自尊的威胁引起，无论这种威胁是外界的危险还是内部的道德与自我行为之间的冲突。我们将这种由现实存在的威胁而引起的焦虑成为正常焦虑。而神经性焦虑则是个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由于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而产生的异常焦虑。 因此，从焦虑的性质上看，我们也可以将其分成正常焦虑和过敏性焦虑[2]。但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正常焦虑的“正常”指的是焦虑的性质，并不是指焦虑的程度，即适当水平的焦虑，它同样可能出现过高或过低的不同水平，这取决于客观情境对自尊心的威胁程度。而过敏性焦虑则是遭到严重伤害的自尊心本身引起的。 2、焦虑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和现状 在心理学领域，各个学派从各自立场出发对焦虑做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3]。 2.1雅各布森的焦虑理论 雅各布森是自我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她将本我、自我、超我这一心理结构视为一个能量系统，所有的心理现象都可以用能量的变化来说明。而情绪就是一种能量的释放，这种释放会伴随特定的体验，焦虑也是其中一种能量释放现象。雅各布森认为：无论选择性释放途径可得与否，自我都必须使多余的能量得到释放，使紧张水平回落到适中状态。因此，如果多余的能量是通过选择性途径释放的，则个体产生愉快的情绪；反之，如果多余的能量是通过非选择性途径释放出去的，则个体会产生不愉快的情绪，焦虑便是其中之一。 由此可见，情绪的性质取决于选择性释放途径能否得到，而选择性途径又取决于自我的机能，因此自我是焦虑发展的根源。在雅各布森看来，焦虑是一种结构现象，它是由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张力所引起的，即当自我被迫通过非选择性的释放途径释放多余能量时产生的一种情绪。焦虑又起到信号的功能，它促进自我发展更多的释放途径，以
依恋关系与解离症状综述
依恋关系与解离症状综述 Nyt 引言 一直以来，学界一般认为解离症状是童年时期所受创伤引发的，但现在学界对创伤诱发解离症状的具体机制的研究还缺乏一定的深入性。部分研究者认为解离症状主要可能由童年期不安全型的依恋关系而造成的婴儿对创伤的易受伤性、不安全型依恋关系直接对婴儿造成的创伤所造成的。因此，本文主要通过讨论依恋关系（尤其是不安全型的依恋关系）与解离症状来探讨依恋关系是怎么通过影响婴儿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引发婴儿，甚至母亲自身的解离症状，从而讨论治疗解离症状的方法。 一、依恋关系诱发解离症状的理论与原因 1.依恋关系对青少年解离症状诱发的影响 在2004年的时候，GIOVANNI LIOTTI发表的综述整理了创伤、依恋关系与解离症状三者的关系(Liotti, 2004)，见图1。他认为，在童年时期遭受过创伤的，被AAI访谈被判定为与照养者有着unresolved型依恋关系的双亲容易与他们的孩子形成未组织型的依恋关系。当孩子向双亲发出依恋要求的时候，容易激发双亲的unresolved的记忆，这样双亲会因为当前他们回应婴儿依恋要求的照顾模式与unresolved记忆诱发的恐惧的情绪产生矛盾而出现一会儿回应婴儿要求的一会儿回避甚至惩罚婴儿依恋要求的行为，这样双亲在婴儿面前就会成为一个既是惩罚者又是拯救者的形象。如此下来，婴儿就会对双亲产生既依赖又愤怒的情绪，难以确定他的依恋要求与行为是否正确，也难以确定自己在双亲中的自我形象，从而难以将婴儿时期记忆整合到一个完整的自我中并形成一个相对正常的内在工作模式，从而为它们的解离症状埋下了诱发的因子。如此一来婴儿成长过程中就会形成一个既强大（因为不想依赖父母）又脆弱（因为需要依恋关系）的矛盾两极的自我，为了减轻这种自我的矛盾，婴儿会产生一些防御机制，这种机制就是把强大的自我与脆弱的自我解离开来，这样婴儿就容易产生有解离经验或者是情感异常，一旦这种婴儿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其他危险的因子，就非常容易遭
溅蚀力学机理研究综述
溅蚀力学机理研究 摘要：溅蚀是水蚀的初始阶段，是雨滴对地表击打直接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动能减少，地表土壤颗粒发生位移的过程。溅蚀主要发生在坡面产生径流之前和刚产生径流时，是水蚀的主要形式之一。国内外学者对溅蚀力学机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降雨侵蚀力指标计算上，分别提出了适用于不同地区的降雨侵蚀力计算公式。本文通过整理比较目前在国内外应用比较广泛的降雨侵蚀力指标，力求进一步明确各个降雨侵蚀力指标的计算方法和适用范围，为溅蚀力学机理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溅蚀，降雨侵蚀力 降雨雨滴动能作用于地表土壤而作功，导致土粒分散，溅起和增强地表薄层径流紊动等现象称为雨滴溅蚀作用。溅蚀是水土流失的初期阶段[1]，溅蚀会破坏土壤结构[2]，增加径流紊动性[3]，增强径流的分散和搬运能力[4-5]。同时雨滴的打击作用使得土壤颗粒堵塞土壤本身的孔隙，减少或者阻止了雨水的入渗，从而极大的增加了径流的侵蚀力[6-7]。 雨滴击溅本质上是由于水滴的动能做功或打击，使土壤结构遭受破坏的一种力学现象。雨滴的能量并非全部用于打击土壤表面，Mihara在1951年的研究表明，雨滴2/3的能量消耗在土壤表面形成小坑和移动土壤颗粒方面，而其余的1/3形成水雾。因而，只有用于土壤的那部分能量才是降雨的真正侵蚀力。这样，我们就把降雨侵蚀力定义为雨滴用于分散和击溅土壤颗粒的作用力或能量。 Wischmeier[8]根据美国8000多个小区-年降雨径流资料的分析，提出以降雨总动能E与最大30min雨强I30的乘积EI30作为降雨侵蚀力指标，定量表征次降雨可能引起土壤侵蚀的能力，它反映了雨滴溅蚀以及地表径流对土壤侵蚀的综合效应[9]。此后Hudson[10]、Foster[11]、Lal[12]、Williams[13]、Kinnell[14～16]等提出了许多其它形式的侵蚀力指标，但从综合资料的可得性及适用范围看，EI30仍是世界上应用最广的降雨侵蚀力指标。 我国降雨侵蚀力指标的研究从198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基于区域性观测资料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区域性研究结果：黄土高原的降雨侵蚀力指标是E60I10或EI10[7,17]，其中E60表示最大60min雨强对应的60min 降雨总动能，I10是最大10min 雨强；安徽大别山区及福建的侵蚀力指标是EI60[18～20]，其中I60是最大60min雨强；黑龙江及云南滇东北的侵蚀力指标为E60I30[21,22]；云南昭通盆地的侵蚀力指标为EI15[23] ，其中I15表示15min最大雨强；广东电白的侵蚀力指标为EI30或EI5[24]，其中I5表示5min最大雨强。王万忠[25]在对全国各地区的降雨、径流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我国降雨侵蚀力指标还是采用EI30相对比较适宜。
电力系统无功优化调度研究综述 陆梦龙
电力系统无功优化调度研究综述陆梦龙 发表时间：2017-09-19T12:02:15.953Z 来源：《电力设备》2017年第13期作者：陆梦龙 [导读] 摘要：无功优化是关系到电力系统能否安全经济运行的一个核心问题。电力系统无功优化直接关系到电力公司的经济效益和供电效率。 （国网徐州供电公司江苏徐州 221000） 摘要：无功优化是关系到电力系统能否安全经济运行的一个核心问题。电力系统无功优化直接关系到电力公司的经济效益和供电效率。利用无功优化调度，能够优化电网的无功潮流分布。大大的降低电网的有功损耗和电压的损耗。从根本上缓解电压质量问题，对于电力系统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受到国内外电力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充分重视。本文对无功优化调度的计算和控制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寻优质量，离散变量处理，求解效率动态优化调度及其协同优化方法等关键性问题。 关键词：电力系统；无功优化调度；研究 一、电力系统无功优化问题概述 电力系统无功优化调度问题是指在电力系统无功电源较为充足的情况下，通过调节发电机机端的电压，调整变压器抽头变比，改变无功补偿装置的出力等措施来调整无功潮流。从而使系统电压值能够达到合格值。同时把全网有功损耗降到最小。电力系统无功优化调度问题有时也被称为电力系统无功优化控制，或者电压无功优化控制，无功优化潮流问题等。 电压质量是衡量电力系统电能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各种电能质量问题中，电压波动过大产生的危害是最大的。它不止会影响电气设备的性能，它会影响到系统的稳定和运行安全。利用无功优化调度，能够优化电网的无功潮流分布。大大的降低电网的有功损耗和电压的损耗。从根本上缓解电压质量问题。保证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无功优化调度在保证现代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双面的作用不可小视。 从笔者的观点来看，电力系统无功优化调度，分为静态无功优化调度和动态无功优化调度。静态无功优化调度是指不考虑控制设备是否允许连续调整的情况下，只追求对于电压水平和网损的无功优化。而动态的无功优化调度是指在无功优化过程中，为了适应负荷的动态变化，而加上对控制变量的每日允许操作次数限制的考虑。还要考虑到电力系统各种不同的负荷水平和运行状态下所产生的各种调度结果的相关联系。所以动态优化比静态优化问题要复杂一些。静态优化一般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而动态优化往往是在实际生活中的。 电力系统无功优化调度问题从数学的角度来讲可以类似于一个目标函数和一组约束条件。这个问题具有多目标性，约束条件数量多，非线性不确定性，离散性，多极值性，解的空间缺少连通性等。随着我国电力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于无功优化算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快速得到最优解。解决不可行问题等都变得十分复杂和困难了。 二、无功优化的几种常用计算方法 无功优化的求解方法主要有非线性规划法，线性规划法，混合整数，动态规划法等常规方法。以及像神经网络法，专家系统方法遗传算法等非常规性方法。这些方法在无功优化的求解方面各有利弊，下面来一一进行分析。 1.非线性规划法。非线性规划法是最先被运用到电力系统无功优化中的一种算法。因为无功优化本身便是具有非线性的特点的。这种算法的优点是既能够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又能够实现他的经济性，还能提高电能质量。非线性规划法的运算操作形式是，首先设定一个目标函数。然后把节点功率平衡作为等式的约束条件。然后再通过引入松弛变量的方法发布董事的约束条件转换成等式的约束条件。那么这个复杂的无功优化问题就转换成了一个非线性代数方程组求解的问题。 2.线性规划法。无功优化虽然是一个非线性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线性化之后再进行研究。通过线性规划的方法对无功优化进行计算，具有加快计算速度，使各种约束条件处理简单化。线性规划法因其较为简单便捷，所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它具有速度快收敛性好算法稳定等优点。但是在进行无功规划优化时需要对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进行线性化处理。这便是一个非常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如果选取或处理的不合适，很有可能会引发震荡或收敛缓慢。在把无功优化的线性规划模型确定好之后，它的求解方法一般采用具有指数时间复杂性的单纯形法，或者是这一形法的各种变形。美国贝尔实验室于1984年提出内点法。内点法具有迭代次数变化少，鲁棒性和收敛特性较好的特点，很多专家学者在应用中证实它比单纯形法更具有优越性。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采用内点法来解决无功优化问题。 3.混合整数算法。非线性和线性规划法虽然各有各自的优点。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它们都难以反映出变压器分接头变化以及电容器组，电抗器投射的离散特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有学者发明了混合整数规划方法。在一般的线性规划问题中，最优解是分数和小数的情况很多，但是对于具体的问题来说，他一般要求某些变量的解必须要是一个整数。把规划中的变量限制为整数，称为整数规划。这个方法能够有效的解决优化计算中变量的离散性问题。它的原理是通过分支定界法，不断的定系缩小范围，使得结果越来越接近于最优解。但是这一算法也存在一些弊端。它的计算时间属于非多项式的类型。随着计算维度的不断增加，计算时间也会快速增长，这样在实际操作中便难以及时有效的反映问题，所以混合整数规划优化算法应当向着更好的适应系统规模，加强实用化这个方面不断发展。 4.人工智能方法。上面提到的三种算法的共同缺陷是他们都存在着无法找到全局最优解的可能性。而且传统的数学优化方法一般都需要依赖于非常精确的数学模型。这就造成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从而导致它难以被实时控制。基于这一原因和人们受自然界和人类本身的启发。人工智能方法开始逐渐被研究并应用到电力系统无功优化中。例如专家系统，神经网络等都是一些较为具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方法。专家系统方法是指在结合上其它方法的基础上，依据专家的经验设置出初始值，然后不断的调整控制参数的大小，选举出一个比较好的解，将专家系统应用于无功优化，有利于结合上运行人员的专业知识，从而增加功能性。人工神经网络又被人称为连接机制模型，它是一个由大量简单元件广泛连接而形成的，被用来模拟人脑行为的一个十分复杂的网络系统。 三、无功优化的领域的关键性问题及发展动态 1.存在的关键性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无功优化领域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有五点。一是选择哪种算法可以求出最优解，二是我们是否能够直接处理离散控制变量，不再采用连续化假设的方法，三是在电网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优化算法的巡游速度能否赶上实时计算的需求，四是如何解决好控制设备动作次数的限制问题，五是在大规模电网中无功优化调度如何更好的实现对于全局的协调优化控制。 2.国内外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现状。就目前国内外的发展情况来看，现在学者们研究的问题大多是针对选择何种优化算法可以求得最优解的，当然，这一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而对于不采用连续化假设直接处理离散控制变量来说，只有进化算法和内点算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就目前所存在的算法来看，随着电网规模的不断扩大，优化算法的速度是难以赶上实时计算的需求的，这一点还需要我们不断
积极人格研究概述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ＴＴＵＴ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第３卷第２期 ２００８年４月Ｖｏｌ．３Ｎｏ．２Ａｐｒ．２００８ １积极人格研究的起源 积极人格的研究得益于２０世纪末在美国心理学界兴起的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积极心理学家认为，心理学自从取得独立地位以后就面临有三项主要使命：治疗人的精神或心理疾病；帮助普通人生活得更充实幸福；发现并培养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这三项使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均得到了心理学工作者同等程度的关注［１］。但在“二战”以后，心理学工作者却逐渐放弃了后两项任务而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第一项任务上，即变成了专门致力于纠正人生命中所存在的问题的科学，即消极心理学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在消极心理学的研究取向下，人格心理学在一段时间内过分关注了问题人格或人格形成的问题，对代表压抑、侵犯、恐惧、生气、悲伤、悔恨、贪婪、自卑、怨恨、高傲、妄自尊大、自私和说谎等的消极人格特征研究过多；而对代表喜悦、快乐、福乐、和平、爱、希望、负责任、宁静、谦逊、仁慈、宽容、友谊、同情心、慷慨、真理、忠贞和幸福等积极人格特征研究过少。 进入新世纪后，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倡导心理学研究的积极取向，强调人的价值与人文关怀，为人格心理学研究的积极转型提供了契机。积极心理学认为，如果人格心理学仅仅只是以帮助人们消除问题人格或人格中所存在的消极方面为中心，那么，即使当人所有的问题都被消除后，人本身所具有的 积极力量也不可能得到自然的增长，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善的自我实现的人。 积极心理学主张人格心理学的积极取向，强调人格研究不仅要研究问题人格特质和影响人格形成的消极因素，更要致力于研究人的良好人格特质以及影响人格形成的积极因素，特别是研究人积极的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在个体良好人格特质形成或发展中的作用，即积极的人格特质研究。积极人格研究就是要通过培养拥有积极人格，能够创造幸福、拥有幸福的人，使人的生理与心理，人格与社会性相互融合、转化和提升。这样，积极心理学统一了早期分散在各心理学流派中有关人类的人格力量与美德的研究力量，并将其作为积极心理学得以建立的理论支柱，为心理学的人格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２积极人格力量及其跨文化性 积极人格研究概述＊ 陈浩彬＊＊苗元江 （南昌大学教育学院，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３１）摘要：积极人格是积极心理学得以建立的基础。文章探讨积极人格研究的起源、介绍积极人 格力量分类及其跨文化性以及积极人格的主要研究内容，并评价其积极意义，对其进一步 研究提出建议。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积极人格力量；美德；乐观 中图分类号：Ｂ８４８?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ＣＮ１１－５３４０／Ｎ（２００８）０２－００１４－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４－０２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十一五”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积极心理学与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０６ＡＩＳ０６７０１６５）、江西省卫生厅科技项目“社区心理卫生状况调查与对策研究”（２００６３２５２）、 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积极心理学应用研究》（ＹＣ０７Ａ００２）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浩彬（１９７９－），男，江西九江人，南昌大学教育学院２００６级硕士研究生。１４
三语习得机制国内外研究综述_刘韶华
“第三语言”（L3）并不具体指语言的数目，而是指除了学习者的母语（L1）和已经掌握的其他语言（L2）之外，目前正在学习的一种或多种语言（Jorda ，2005）。“近年来国外学者从心理语言学（词汇习得、语种的选择、跨语言影响）、社会语言学、语言教育、普遍语法等多个角度对三语习得进行了深入研究”（陶伟等，2012）。尽管国内三语习得研究才开始起步，但是在三语习得的理论、三语习得机制、三语习得教学、三语习得学习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多硕果。本文拟对国内外三语习得机制方面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学者加入到三语习得的研究队伍中。 一、国外研究 自Ringbom （1987）《第一语言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的发表标志着三语习得研究的正式开始，学者从各个角度探讨三语习得的理论背景、三语教学、三语使用现状（(Hoffman ，1985；Thomas ，1988)。上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内容开始涉及到三语学习者的语言特征和各种社会与心理因素等（Clyne ，1997；Cenoz ，et al ，2001；Jessener ，2006；Leung ，2009），其中有关语言习得机制的重要研究成果体现以下两大领域。 第一，元语言意识研究。元语言意识（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是个体反思与运用语言结构特征的能力，包括语言知识的分析和语言加工的控制（Baker ，2001）。元语言意识是提高多语学习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De Angelis ，2007）。国外研究者们从多个角度对多语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进行了探索，研究结果发现多语习得经历能促进多语学习者的语音、词汇、句法等元语言意识的发展。例如，多语习得者的多语言意识有利于语音和词汇学习（Thomas ，1988），其掌握的语言越多，句法能力就越强（Kemp ，2001），而且他们比单语习得者在语用意识和语用产出方面更具有语言学习和语言认知的优势，能灵活地运用多种策略发现语言规则（Nayak,et al,2005）。这些研究都显示出多语学习者在掌握L1和L2后再学习L3时，表现出了认知优势。 第二，语际迁移研究。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 ）是“语言之间的异同而产生的已习得的语言对目标习得语言的影响”（Odlin ，1989)。从迁移影响的效果看，分为有利学习的正迁移和阻碍学习的负迁移。对于三语习得者而言，学习者如果已经掌握两门语言，那么这两门语言就会对第三语言的学习产生迁移，包括语音迁移、词汇迁移、句法迁移等（De Angelis ，2001）。一般情况下，多语习得者的语音和词汇习得为母语正迁移。在句法上，第二语言迁移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多语习得者习得第二语言时间的长短及水平（Odlin ，2001）。 语际迁移的程度还取决于语言的心理类型（语言距离）。Cenoz 等（2001）在调查多种西方语言组合中语际迁移的基础上指出：在三语习得中，学习者的母语在语言类型上与L3越接近，越有可能发生语言迁移；L2在语言类型上越接近于L3，就越有可能被使用。 学习者在自然背景下与L2和L3的接触强弱对语际迁移也有影响。接触L2越多，L2越有可能既影响L3的词汇，也影响其句法（Ringbom ，1987）。接触三语越多，一语和二语对三语的语际影响越弱。例如，Dewaele （2001）在对一语荷兰语、二语英语的学生学习三语法语的研究中，发现接触目的语较多的学习者比接触较少的学习者更少的进行语码转换。这说明荷兰语和英语对接触法语多的学习者影响要弱。 二、国内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对三语教学的研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走向深入以及国际化潮流的势不可挡，民族地区逐渐从原来的“民语+汉语”的双语教育发展到“民语+汉语+英语（或它语）”的三语教育（黄健等，2012）。自1992年内蒙古自治区在所辖的各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小学开展“三语教学”实验以来，三语教学逐渐由零星的自发试验到初具规模，并逐步成为继“双语”教学后的一个重大的教育事件（刘全国等，2011）。三语习得的研究从对三语教学的课程设置、教材教法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吴布仁，1996），逐渐转向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学和教师发展、民族学生英语学习障碍及对策、学习者情感因素等内容（姜秋霞等，2008；原一川，2009；尹波，2012）。基于三语教育，我国学者对三语习得机制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例如，曾丽（2011）运用心理语言学家Pinto 等编制的元语言意识量表，对贵州苗族学生的元语言意识进行了跟踪观察，结果显示平衡双语者学习了L3（英语）后在语音意识、词汇意识和句法意识的任务中比单语者和不平衡双语者有优势。王江涛等（2013）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研究藏族英语学习者的L1（藏语）和L2（汉语）语音迁移影响。研究表明藏族大学生英语发音保留有藏语的音调，而汉语拼音对于英语单词的拼读产生了负迁移。许宁（2012）在对藏族高中生英语学习过程中L1和L2在L3（英语）句法迁移研究中发现：藏族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所受的L2（汉语）的影响要大于他们的L1（藏语）的影响，学生更多地依赖汉语学习英语。欧亚丽（2009）用访谈与语言产出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蒙古族大学生英语语音学习中的跨语言影响及其成因。研究表明，学习者所感知的心理语言距离的影响超过了客观的语言类型距离的影响；心理语言距离只在L2和L3的关联中才有显著作用；L2地位在L3习得的语音迁移过程中决定源语言的选择。蔡凤珍等（2010）以新疆伊宁市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中学生的高考成绩（哈萨克语/维吾尔语、汉语和英语）为样本进行调查发现：L2（汉语）水平对L3（英语）习得有显著影响；民族学生都通过L2（汉语）而不是其母语来习得L3（英语）；非均衡双语者对L3（英语）习得也发生了认知上的积极影响。夏木斯亚·尼亚孜（2009）在分析维吾尔族双语学生L3（英语）习得时认为：英语语音和词缀习得中发 刘韶华/新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三语习得机制国内外研究综述 刘韶华 摘要：随着近年来国际化的快速加深，第三语言习得成为国内外语言研究领域的新热点，研究范围从三语习得理论研究到三语习得机制，涉及习得过程中的方方面面。本文主要对国内外有关三语习得机制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三语习得研究者们提供一个资料来源。关键词：三语；习得机制；国内外中图分类号：G5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531(2013)24-0024-022013年12月 第29卷第24期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angchun Education Institute Dec.2013Vol.29No.24 24
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研究——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
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研究——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 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是在“数字城市”迅速建设与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新型城市管理模式，是城市管理工作的新突破。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代表的实践经验表明，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城市管理工作绩效。网格化城市不仅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领域的集中应用，而且为城市管理理念提供了新的范式。对这一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对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产生背景、概念特征、基本内容、成效与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对策，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以促进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 1 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产生的背景 1.1 传统城市管理模式暴露出的弊端迫切需要用新的方法加以解决 我国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经历了几十年的调整和变迁，但其弊端一直未能根除，主要体现在： 一是管理机构规模庞大、管理人员繁多、运营成本越来越高。 二是管理空间划分不明确。城市管理在总体上应统一，但具体工作应有明确分工。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缺乏统一调度，层次混乱，职责不清，面对不同的管理对象，或者是多龙治水，或者是无人问津互相扯皮的现象经常发生。 三是管理方式落后，过多地依赖突击管理和运动式管理，结果经常造成管了又乱，乱了再管的局面，浪费了行政资源，降低了管理效果。 四是管理粗放，城市管理信息的获取和处理均显得被动和滞后，不能做到精确、高效、处理及时。 五是对城市管理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成效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及合理的、可操作性强的强化机制，对各职能部门的制约和监督流于形式。 这些老大难问题依靠传统方法已无法解决，需要寻求新的方法模式，而网格化就成为一种较好的选择方式。 1.2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现代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从改革开放初到2004年，我国的城市化率由18%上升到42%，平均每年增加近1个百分点，内地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60个，其中人口50万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已达94个。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城市规模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