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赃物之善意取得

论赃物之善意取得

吕天雯 郑州大学法学院

摘 要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对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对受让人善意取得赃物的处理,却始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本文就这此特殊物的善意取得问题作研究和探讨,以求进一步完善善意取得制度,同时也希望能对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实践要求的善意取得制度有所裨益。

关键词 赃物 善意取得 公示公信原则

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让与人不法将他人财产让与买受人后,若买受人在取得该财产时系出于善意,则取得该财产所有权,原财产所有人不得要求买受人返还,而只能要求让与人赔偿损失。

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源于古日耳曼法的 以手护手 原则。即使前手交易有瑕疵,但是在物上利益转移第三人时,第三人的交易视为后手,其权利的取得如无瑕疵,便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任何人不得剥夺。该制度的设计,限制了所有权人请求权的行使,客观上保护了善意取得人的利益,为日后善意取得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形式上的便利,以至后世大陆法系各国乃至英美法系各国法律上规定的并不完全相同的善意取得规则,均被认为是日耳曼法上 以手护手 原则的继承或者是受其影响的结果。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般都承认善意取得制度,而其在理论界中也已成为保护交易安全、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理论。然而赃物作为有 瑕疵 的物,是应当拒之法律的保护之外呢,还是也与委托物一般受善意取得制度的庇护?为了平衡交易安全之保护与人们的法感情的冲突,所有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究竟如何权衡?

一、赃物的的含义及各国规定

赃物在立法中并没有统一的内涵和外延。 新华词典 注释是: 因犯罪而取得的财物。包括犯罪分子通过贪污、盗窃、诈骗等手段所获得的财物,国家工作人员所得的贿赂,以及将赃物变卖所得的赃款等 。这个解释不是从法律角度来定义的。在司法实践中,对赃物的判断都是通过其取得方式来决定的,例如被走私、盗窃、抢夺、抢劫、侵占的物都属于赃物的范畴。笔者认为,赃物即由违法犯罪行为所得的一切财物。对于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目前各国所持态度大体分为三类:

1.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许多国家法例上,赃物一般都不能适用善意取得。罗马法中有法谚 物在召唤主人 ,即没有人可以转让不属于他所有的商品,不管物经过几次转手,其所有权依然无条件的归属为所有权人。 前苏俄民法典 也有相关的内容,第152条规定: 对于国家财产、集体农庄等公有财产,无论以何种方式转让,均不得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其立法意图是保护公有财产。 北欧地区的挪威和丹麦等国立法也采取这一立场。

2.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意大利民法典 对善意取得制度采取了较为宽泛的做法,按照该民法典第1153条至1157条规定: 无论受让人有偿取得动产或者无偿取得动产,也不问取得的动产是占有委托物还是占有脱离物,均可通过发生善意占有而取得所有权。 另外,第1153条还规定: 从非所有权人处取得物品转让的人可以通过占有取得所有权,但是以实行占有之时具有善意并且持有适当的所有权转移证书为限。

3.原则上适用善意取得,但是存在例外。近现代大多数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民法立法,都有对善意取得制度的例外规定,这实际上是一种持中间法的态度。即标的物若为占有委托物的,原则上认为发生善意取得;标的物若为占有脱离物的,原则上不认为发生善意取得。换言之,即根据标的物的不同而分别确定是否发生善意取得,而不是一概肯定或者否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948条和949条也有类似规定: 善意取得之动产如为盗赃或遗失物时,丧失动产之被害人或遗失人,自被盗或遗失之时起二年内,得向占有人请求恢复其物。

二、善意取得制度下利益之博弈

善意取得所涉及的问题,实际是真权利人与善意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通常来说,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中,民法会选择二者中的正当利益进行保护,而当正当利益遭遇社会整体利益时,则民法的选择,通常都是牺牲个别正当利益而保护整体利益。

对善意取得制度设有例外的国家,取得所有权的情形无非两种:一是设定一定的除斥期间;二是要求在法定公开场合买卖。可见,不同于委托物当然的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赃物作为有 瑕疵 的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当无权处分发生时,所有人与善意受让人之间发生冲突,所有人利益的正当性源于其权利的享有,而善意受让人源于其 无辜 ,即善意。但是,对之予以整体的观察,则所有人利益的伤害被认为仅仅是其个别利益的伤害,如果此时法律保护了真实所有人的利益,由此便损害了不止是一个善意第三人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对交易安全即交易整体秩序的伤害,鉴于整体利益的保护重要于个别利益的保护,法律保护的天平自然地倒向了善意受让人一边。

事实上,原所有权人与善意受让人之间的冲突中,唯一有过错的是无权处分人,因此,无论被转让的是否是赃物,原所有权人与善意受让人所持有的道德力量并无强弱之分:就善意受让人而言,我们不能期待其对具有 权利外观 的出卖人全部都产生怀疑,善意受让人因其 无辜 而获得的道德支持而不应该由于购买物是否为赃物而有任何差别;就所有人而言,其丧失委托物的占有,或由于 轻信 ,或由于 不慎 ,但也不至于由此而遭受法律的非难,以致丧失物之所有权。似乎此时,对于赃物的处理,法律在公开市场原则和时效限制的特定条件下,又将情感趋向于对原权利人的保护。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出发,赃物的所有人的遭遇,通常会博得更多的社会同情。因为盗赃物直接伤害人们的正义情感,且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盗窃、抢劫等不法行为的受害者,而 销赃 行为更加使得 交易 本身带有邪恶的特征,不为大众做接收。在赃物购买人与受害人之间,法律选择了保护受害人,即不论该物几经转手,所有权人均有权请求最后占有人返还。此时,法律似乎又抛弃了牺牲个别正当利益而保护整体利益的理性思路,对赃物的处理又开始引进道德因素。然而,即便是占有委托物,所有人的轻信也是同样值得同情的。当罗马法上 物在呼唤主人 的道德倡明被抛弃之时,道德因素便早已不为善意取得制度所着重考虑。当今工业化社会中,除少数具有特殊意义的收藏品、纪念品、信物等,动产几乎都具有可替代性,在支付价款取回原物与重新购买同一物品之间,选择前者的应当极少,因此,物之所有权很多时候还是归属于受让人,法律制度的设计也依然是倾向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可见,所有权依然要为维护公共利益和秩序的交易安全所让步,此时,再以所有权保护为由阐述赃物的原所有人获得保护之必要性,实在有点感情用事,强词夺理。

本人认为,法律理应坚持逻辑起点和进路的一致性。在坚持交易安全保护胜于个别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确定动产善意取得原则上适用于一切得交易之动产的同时,应当将赃物与其他物区分开来对待,但区分的目的不在于使其产生善意受让人权利取得上的不同效果,而在于确定受让人之善意应具有的不同标准。也就是说严格赃物受让人之善意的构成条件,尽可能使其不能主张善意取得,以使交易安全的保护不致因走向绝对化而严重背离人们的正义感情。(上转第242页)

为,打破 低限速,高罚款 的状况,能够成为规范交通管制的有效手段。

其次,分车型限速能更有效地保障安全。根据不同车型合理地设计限速标准,更容易得到广大交通参与者的认同和遵守,从而保障每辆车都在最大的安全幅度内行驶,同时司机不必再分散精力去注意监控,也减少了在监控处紧急刹车带来的隐患。

再次,新限速法能充分利用资源,合理提高效率。新的限速标准结合考虑了各车型的经济时速,有助于节省油耗,减少污染,同时可以减少交通拥堵,让广大交通参与者更充分高效地享受道路资源。

最后,分车型限速更具人性化色彩。司机可以根据自己的车型进行选择,合理的设定标准能够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量满足驾驶的舒适度和高效率,体现以人为本,以车为本的新理念。

综合分析,分车型限速使限速更有针对性,既允许小型车在安全前提下快速行驶,减少不必要的违章超速,又能保证大型车以安全适中的速度行驶,有效地把安全隐患降到最小。安全是道路管理的前提,效率是交通运输的目标,分车型限速实现了安全与效益的有机结合,比团结限速方式更为科学、合理,也更加人性化。

四、可行性分析 用事实说话

分车型限速在一些地方的高速或国省道已经得到试行并成效显著。江西省高速公路从2010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全程分车型限速管理措施,温岭石松一级公路、海南高速路也纷纷开启先河,浙江金义东快速通道和黑龙江哈同公路也有望尾随。

分车型限速的先进性在施行中得到体现,好评连连,大部分驾乘人员认为路面情况更加有序,道路更畅通便利。局某报纸报道,有司机反映,统一限速的情况下,大部分高速公路公布了每小时80至120公里的限速标准。而实际上,高速公路上驾驶者稍不留神,车速便达到每小时120公里,等待他们的是大量的 罚单 。交了高速通行费却不能 高速 ,好路、好车却不让快开,是对道路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实行分车型限速后,来自金华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接受新民网记者采访时说,原来各国省道团结限速,和那些载货慢行的货车一个标准,让他们开车一点都不过瘾,有种 吃不饱 的感觉,稍微开快一点,就会让 电子眼 抓拍到,而行驶到石松公路上时,因为分车型限速,允许行驶90公里/时,开起来畅快多了,每天买卖也好了些。

如果把分车型限速和GPS监控系统结合起来全面投用,将会是道路交通的一大福音。GPS系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成熟的地步,每辆车购买时都装配上GPS导航,国家在每个管制路段都全面布下检测系统,一旦车辆超速就自动记录车牌号,不仅方便管理,也能实现汽车价值的充分发挥和道路资源的充分利用。能让侥幸超速成为过去,杜绝事故隐患。这种设想带来的安全价值远高于初期投入的成本,有待长期形成一个完善成熟的系统

五、未来前瞻

以科学发展观来看,现在人员素质、车辆性能和路况都在提高,限速的标准就该同步完善,运行时速应有更为规范和针对性的参考标准,这关系到广大道路使用者的切身利益,影响着道路运输的安全和效率,改变简单化统一限速的做法已刻不容缓,分车型限速亟待得到全面推广。笔者建议相关重新调研、设定标准,综合考虑安全和效率,实现以人为本、以车为本的理念,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高效。

参考文献:

[1]关于速度及速度限制的交通安全分析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 2007年3期

[2]浅谈高速公路限速问题 交通标准化 2006年12期

(下接第250页)

三、赃物善意取得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主要部门法中,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善意取得制度做出了肯定性倾向的规定,而整体立法对赃物的善意取得规定则是很零散的,而且具有局限性。例如,现行立法中所指赃物范围仅仅包括了机动车、票据、盗赃等。显然,这些只涉及了赃物的几个具体类别。此外,对赃物适用善意取得的条件局限于在市场、商店或是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而且没有对市场、商店或是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的性质做出明确的规定,赃物的最终归属也不明确。

我国应当积极完善善意取得与公示公信原则相结合的制度。公示公信的制度可以对善意取得制度的风险予以克减。从根本上说,赃物的善意取得制度必须与公示公信原则结合才能够具有合法性,虽然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标准与公示公信制度中的善意标准大相径庭,然而与善意取得制度相比,公示公信原则中的善意更为缜密完善,善意取得制度的善意标准为主观善意标准,公示公信原则的善意标准为客观善意标准。公示公信原则所确立的客观善意标准克服了善意取得制度主观善意标准模糊不清和难以举证的局限,就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法律功能而言,显然以公示公信原则为优,这正是公示公信原则更能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重要原因。另外,从法律的价值目标而言,公示公信原则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以换取市场交易秩序的效率与安全,而善意取得制度是保护第三人,减少交易成本,以利于交易安全。因此可以说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原则是两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而正由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冲突,才能出现更好补充。

至于细化善意认定的各个客观要素,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1)交易场所的合法性。买受人和出卖人交易的地方应是国家管理的交易市场,如拍卖会、二手货交易市场、商场等。如买受人和出卖人在正规的交易市场中进行交易,即使出现赃物,其责任在于国家的管理松弛,对买受人来说没有过错;(2)交易价格的合理性。受让人受让物品的价格与同类物品的当地市场价格、习惯交易价格相比应当一致;(3)交易手续的完备性。买受人与出卖人交易时,买受人有要求出卖人出示物所有权所属的相关证明权利和义务,如发票、凭证、认证书等,如有必要,双方还需经过有关机构进行交易证明。既使买受人获取物时物的价格低于市场一般价格,买受人也是出于对相关证明文件的信任;

(4)考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如果关系密切,则完全有恶意串通可能。

总之,善意取得制度本身不是对真实权利人利益的否定,而是在原权利和善意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情况下,法律所做出的一种痛苦抉择。对赃物之善意取得做出特殊的规定,严格赃物受让人之善意的构成条件,尽可能限制其受让人善意的成立,从而使交易安全保护与社会道德心理之间获得平衡,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国 物权法 贯彻了物权公示原则,但是制度的设计依然不够成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让善意取得这支域外之花,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增添绚烂。

参考文献:

[1]王轶.物权变动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3]陈华彬.物权法原理[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4]高富平.物权法原论(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5]韩松,姜战军,张翔,物权法所有权编[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孙鹏,吴丹,直言公安机关 追赃 问题[J],中国刑事警察, 2007(6)

[7](美)波斯纳.蒋兆康,林毅夫译.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8]刘元璋,宋钧.善意取得制度及其在追赃中的适用[J].律师世界,2002,(11).

[9]何尧德.诚信原则与物权行为关系之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 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