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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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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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有人不喜欢别人恭维自己，即便是被誉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也未能免俗。

某晚，曾国藩与几位幕僚闲聊，评论当今英雄。他感叹道：“彭玉麟、李鸿章都是盖世之才，为我所不及。我可自许者，只是生平不好谀耳。”

话音刚落，一位幕僚马上说：“大帅何出此言？您与彭、李二大人各有所长、各领风骚也。”另一位幕僚颔首附和：“彭公威猛，故人不敢欺。”第三位幕僚及时接上：“李公机敏，故人不能欺。”

第一位幕僚说三人各有所长，又有两人分别说了彭玉麟和李鸿章的长处，按理接下来该“表扬”曾国藩了。但曾大帅自许“不好谀”，要恰到好处地恭维，难度极大，稍不小心便会“马屁拍到马脚上”，幕僚们不由得面面相觑，气氛顿显尴尬。

曾国藩闭目沉吟：“但请知无不言。”众幕僚还是应对不上。这时，一直垂手而立的一名小吏，突然朗声道：“曾帅仁德，故人不忍欺。”

此语一出，惊动四座，曾国藩心里非常受用，表面上却连连摆手：“言过其实，断不敢当。”殊不知，曾国藩向来以“仁德”二字自诩，小吏的话，正是他想说又不便亲口说出的，只有从下属的嘴中说出来，才更有说服力。

第二天，曾国藩问下人：“昨日之小吏为何人？”答曰：“此人祖籍扬州，秀才出身，为人谨慎，多思少言。”曾国藩喟叹：“虽为小吏，将来必成大器也。”不久，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便派这位后生去扬州任盐运使了。

曾国藩每每都在怵惕着“谀”，却挡不住无形中“谀”的神奇力量。看来，他并不是“不好谀”，而是不容易谀。对他不能谀得太俗气、太露骨，而要谀得恰到好处，即如这位扬州后生。

真正“不好谀”的，史上另有其人，比如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

鲁迅活着的时候，刻意逃离偶像化。他名片上用的都是“周树人”或“周豫才”，社交从来不用“鲁迅”的名头。对于自己的作品被收入中学课本，他极不赞成。听说有人要

用当时风行的《呐喊》作教材，他说简直有让它绝版的必要。有人封他为“思想界的权威”，他说做梦也不会想当；有人独赞他的小说《不周山》，再版时他偏偏删去这一篇；他有着清醒的自我认识，“思想界先驱者”“艺术家”“战士”之类奉承，只能让他感到被人任意装扮涂抹的无奈；他不希望死后成为人们闲谈的材料，明确表示不愿意别人替他作传；他仿佛预见了自己死后的命运，希望“影一般死掉”，不让任何人知道……

胡适先生生前同样拒绝一切浮名虚誉。

1923年4月初，北洋政府公布一批勋位，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榜上有名。4月8日他在《努力周报》头版头条刊发了《胡适启事》：“4月5日的《益世报》登出新发表的一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禾章’一项，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李敖与胡适多有交往。出版于1962年元旦的《文星》杂志，刊发了李敖的《播种者胡适》一文，赞扬胡适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当时也在台湾的胡适，阅后特地给李敖写了一封信，信中云：“……我觉得你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应该有人给你指点出来，很可能在台湾就没有人给你指点出来，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担任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了。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够正确的事实。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叶蛋吃’，其实我就不会‘买菜做饭’。如说我‘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从来没有送我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家用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

胡适的信是1962年2月份写的，信中只谈了第一个问题，剩下的问题还来不及谈，便于当月逝世了。李敖也是多年之后才从胡适一本藏书中看到此信，虽是残稿，却不难看出胡适对来历不明、言过其实的虚名严加拒斥。

名誉乃身外之物，最容易虚胖。正因为这个缘故，对于本质上虚无的名誉，最好还是学会诚惶诚恐，不要窃喜，更不要贪婪。为了少给后代制造一些笑料，我们实在不妨学学“不好谀”的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

“不好谀”

■文亦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