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研究综述_赵洪山

收稿日期：2011－07－15

基金简介：2010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博士生课题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及政府应对策略—基于浙江的数据研究”（10CGJJ11YBB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洪山（1969—），河南周口人，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收入分配研究。

第33卷第5期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33No.5

2011年9月

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Sep．2011

我国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研究综述

赵洪山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100091）

摘要：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近年来不断走低，对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研究集中于技术进步、全球化、结构转型等方面，并且着重于实证分析和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劳动收入份额的调整、全球化影响和劳动收入份额同收入差距的内在机理等课题是以后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关键词：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综述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11）05－0152－05

随着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逐渐增多，

特别是2007年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进行了一系列较为深入的探讨，系统梳理这方面的研究进展，能人们对此问题认识更清晰，研究更深入。

一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

决定

（一）要素投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研究主要集中于劳动和资本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者在资本和劳动是互补或替代的关系上持有不同观点。

一些研究认为资本和劳动是互补关系。罗长远等利用我国各省、市、自治区1987—2004年的数据，发现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收入份额是显著正相关。他们认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情况下，资本积累会促使劳均资本拥有量和劳动的边际产出提高，如果按边际产出获得报酬，劳动者的收入将随着资本的积累得到提高，资本与劳动之间替代弹性的绝对值等于

0．94，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型［1］

。其他的

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得出了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弹性小于1的结果，但在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方向上存在不同观点。白重恩等利用1997—2003年省际面板数据，以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劳动收入份额具有反周期性）为基础，假设要素替代弹性小

于1的情况下，劳动收入份额具有反周期性，回归分

析证实了这一假设，从而也论证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在近十年来的下降

［2］

。

另一些研究认为，资本和劳动是替代关系，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同发达国家的一些研究结论相符。白重恩等利用我国工业企业1998—2005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工业部门要素的替代弹性为1，

强制性增加工资和其他劳动力成本将导致资本对劳动形成替代，劳动力的需求减少，总劳动收入不会增加。从长期来说，

会导致企业选择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

反而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并认为，过去十年中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度干预很可

能造成对劳动总收入不利的影响［3］

。而李稻葵等利用2000—2004年的我国企业调查数据，

研究发现资本对劳动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呈负相关，这意味着资本与劳动存在较强的替代关系

［4］

。

应当明确的是，这些实证分析都是基于新古典

经济模型，

由于利用的数据和研究的对象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一些学者甚至对新古典经济模型解

释我国经济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

（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在西方学者利用全要素生产率（TFP ）、单位劳动时间GDP 或信息通信产业资本存量份额表示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我国学者从多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较多有见地的成果。尽管总体上

认为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负向效应，但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黄先海等利用1989—2006年的数据，用工资收入代替劳动收入，通过引入希克斯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当资本—劳动比为任一不变值时，导致YK/ YL增大，每一个工人生产函数的向上移动所表示的技术进步为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分解为乘数效应、资本深化效应及劳动（或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效应。研究认为，除个别年份外，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本密集型部门各年均发生了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增长起反向作用，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大于资本积累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并提出要稳定劳动收入比重必须更加关注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技术进步在要素收入比重的变动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作用尤为直接［5］。

宋冬林等利用1978—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一步细分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中性、非中性和资本体现式），发现不同类型技术进步都呈现技能偏向特征，其中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技能需求和技能溢价（由于不同人力资本所有者技能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形成劳动报酬非均等化）的互补关系更强，伴随着蕴含前沿技术的设备投资高增长，同期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我国现阶段技术进步具有物化型和技能偏向型的双重特性［6］。

此外，一些学者进一步从劳动异质性研究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王永进等运用1993—2004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了一个包含技能劳动、非技能劳动和物质资本的三要素模型，认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增加技能劳动需求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但物质资本收益的提高和对非技能劳动需求的减少，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如果资本与技能劳动之间是互补关系，技能劳动供给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呈“U型”关系，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就可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7］。

然而，罗长远等使用单位从业人员的产出水平表示技术进步，认为由于工资增速远落后于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或者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并没有显著提升劳动收入占比，就整个经济而言，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工资的较快增长是一个普遍事实［8］。白重恩等利用我国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也发现技术因素（代表技术变化的资本—产出比和代表行业技术差异的行业因素）对工业要素分配份额影响很小［9］。在白重恩等所考察的解释变量中，影响最大的是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度干预。

二经济全球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

衡量经济全球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主要有：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等。

（一）对外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

自加入WTO以来，我国融入全球化的速度逐渐增快。根据经典的贸易理论（Stolper－Samuelson 定理），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会使劳动者收入增加，但现实却是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姜磊等利用我国省级1996—2006年数据，考察了对外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由于对外出口的就业效应大于劳动生产率效应，对外出口对劳动分配比例产生了正面影响，对外进口的就业效应小于劳动生产率效应，对外进口则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对外贸易对劳动分配比例的总效应为正［10］。罗长远等认为，出口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并从外资在我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升到50%以上和我国出口结构向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转移方面进行了解释，说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符合Stolper—Samuelson定理［11］。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出口贸易的增加将使国内高生产率的企业迅速扩张，因而出口贸易将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周明海等发现我国出口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效应为负，出口产品复杂度的上升和出口企业效率的提高可能是其重要原因，并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贸易理论对此加以解释［12］。

就实证来看，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国际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总体上并不明确。

（二）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

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比较明确，总体为负。研究集中于FDI的我国特性和FDI通过影响工资和劳动生产率来决定劳动收入份额。

罗长远等认为，FDI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而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反过来也不利于吸引外资。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强化了资本的谈判地位。主要来源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外资，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政策，也使得劳动收入占比降低［13］。

邵敏等利用1998—2003年工业部门的省级面板数据，认为外资进入程度的提高对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降幅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外资影响我

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途径为：通过影响工资增长（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工资水平的直接效应与“工资溢出”效应：直接效应为外资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高于内资企业；对于不同的东道国，外资企业的这种“工资溢出”效应是不同的），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长（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企业能够压低工人工资，进而使工业部门的劳动所得低于劳动边际生产率）来影响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而外资对劳动者报酬份额的这种负向作用主要来源于其负向的“工资溢出”效应。并认为，负向的“工资溢出”效应产生的可能原因是：在东道国技能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由于外资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高于内资企业，技能劳动力或其他人才会向外资企业流动，使内资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下降［14］。

三劳动力流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

研究以我国的二元经济特征为基础，特别是考虑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从总体上能够解释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李稻葵等以刘易斯二元经济为背景，提出一个二元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理论解释。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摩擦工资”（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剩余劳动力使得企业能够压低工人工资，进而使工业部门的劳动所得低于劳动边际生产率）带来了劳动份额的“U型”变化，但我国目前基本仍处于“U型”发展的左半边，劳动份额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逐步下降，而未来几年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当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2000年固定美元的购买力平价）之后，劳动份额也会在到达拐点之后逐步回升［15］。从依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服务业发展，完善劳动经济制度，健全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劳动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龚刚等建立了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均衡动态模型，认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导致劳动收入（这里指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市场的无限供给不仅使得工资不随劳动力需求增长而增长，同时也使劳动生产率和物价的变化对工资的影响不够敏感。这意味着，当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物价上涨时，工资的提高不够显著，从而由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大部分转化为利润而非工资，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由劳动者分享［16］。

李稻葵等的模型假设劳动力只在工业和农业部门间转移，忽略了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龚刚等建立了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均衡动态模型，基于需求的视角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给出了与李稻葵等不同的机理解释，更符合我国的现实。二者的共同点是：都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需求不断上升使剩余劳动力供给逐渐消失，工资将逐渐恢复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反映。这意味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资的增长率会随经济的增长而更快地上升，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得到逆转。

四经济发展对劳动份额变动的决定

（一）经济发展和劳动收入份额间的“U型”关系

源于Kuznets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间的“倒U”假说，成为了许多学者信奉和研究的对象，由于劳动收入份额是收入分配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其主要围绕经济发展和劳动收入份额间是否存在“U型”关系。

罗长远等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人均实际GDP （1987年价格）每提高1%，劳动收入份额将下降0．13%。同时，在加入人均实际GDP的平方项后，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确存在“U 型”关系［17］。白重恩等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收入份额随人均GDP的增长而增长，从另一侧面验证了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间存在反向关系，同时人均GDP对模型的解释贡献最大。他们认为，在收入水平不断增加的过程中，经济结构转型导致的资本收入份额的变化可能并不是单调的，后者的变化方向取决于各部门资本收入份额的差异［18］。当然，这一实证并没有验证罗长远等一文中的“U型”关系。应该注意的是，这一结论是在保证各产业部门资本收入份额的高低关系在所有地区相同的情况下得出的。

事实上，Kuznets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间的“倒U”假说一直在受到置疑，Kuznets本人也没有直接认可。他敏锐地意识到研究所使用的可信资料的贫乏，认为得出的结论是“5%的经验材料和95%的推测，此中还可能有如意算盘之嫌疑”［19］，并分析了影响收入分配的其他因素。所以，我们以此为基础研究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应全面考虑所涉及的因素。

（二）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

研究主要借助（Solow，1958）的行业分解方法来

实证劳动收入份额的内部变动情况。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显著特征是农业部门比重的持续下降和工业部门比重的迅速上升。

白重恩等通过对三大产业进行分解，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总体收入份额变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部分是由产业结构转化引致的，即农业向非农产业转换所产生负的结构影响，使总体劳动收入份额降低，部分是由工业部门自身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所引起的［20］。罗长远等发现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以正相关性同时波动，加剧了整个经济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由于整个经济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性大于产业层面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性，产业结构变化和劳动收入占比的产业差异（即“Kuznets事实”），并未在加总的层面上促使劳动收入占比趋于稳定（即“Kaldor事实”）。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性更符合“库兹涅茨事实”，而不支持“卡尔多事实”。在1996年之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与三次产业内部的劳动收入份额均有增加，以及第一、三产业比重提高有关，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第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在1996年之后，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但第三产业比重却未有更大幅度的上升，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萎缩。除此之外，三次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出现下降也是促使整个经济劳动收入份额下滑的重要因素［21］。

在此基础上，李稻葵等认为，我国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特征的经济发展将使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大量转移，经济转型中的非农化产业结构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释目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22］。肖文等将产业结构细分到行业，对工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进行了行业分解，发现各细分行业内部同时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情况，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向下的影响。通过比较固定权重和加权平均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解释能力比较有限，起决定作用的是各行业内部决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23］。

五制度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

（一）国企改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

李稻葵等将国有企业比重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劳动收入份额与国有股比重存在负相关，认为可能的原因是机械行业的国有企业比重比纺织行业高，国有企业更多地代表了资本密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水平较低［24］。

白重恩等利用国有、集体、法人、外商和港澳台经济在全部实收资本中的比例代理企业目标差异，发现由于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4．7个百分点，认为这是由于国有企业平均劳动收入份额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要素市场扭曲减少所致，国有企业改制是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其解释力度占模型总预测值的51%［25］。这一解释同李稻葵等的解释完全相反。

二者的主要差别是在研究该问题时所选择的解释变量不同，并且分析问题的视点不同：一个是利用国有企业比重和资本密集度来解释，另一个是利用各经济在实收资本中的比重和平均劳动收入份额来解释。

（二）民营化等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

罗长远等利用非国有部门的就业比重表示民营化，认为民营化后的企业报酬支付更能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工资侵蚀利润”的状况得到扭转，而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富余劳动力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供给冲击，对工资产生向下的压力，民营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显著为负［26］。周明海等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表示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异和以国企改制、民营化和外资进入为特征的所有制变化），认为国企改制、民营化和外资进入为特点的所有制结构将通过提高经济的效率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27］。

（三）劳动力市场制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双方的议价能力是决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而议价能力又受制度，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影响。任太增认为，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取决于一系列制度因素。工资的历史传统和有关最低工资的规定为劳资双方提供了谈判的起点，劳动力市场结构决定了劳资双方基本的谈判能力，工人的选择权和第三方力量会强化或弱化某一方的谈判能力。在我国，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工人选择权的丧失，资方偏向的第三方力量等，表明我国的制度环境具有资方偏向，劳动收入份额过低［28］。

六测度方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

我国没有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直接统计数据。不同学者运用不同的数据所进行的研究，带来了数据的可信度和数据的可比较性问题。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运用国际上通用的方法对我国的劳动报酬数据进行调整。

白重恩等认识到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所带来的

2003—2004年劳动收入份额的跳跃性变化，为同以前数据可比，按照以前的统计口径对2004年的数据进行了调整。研究表明，1995—2004年间，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了10．73个百分点，其中2003—2004年统计核算方法的改变使劳动收入份额被低估了6．29个百分点［29］。

有些学者通过剔除生产税净额这一“楔子”，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研究。白重恩、罗长远、周明海等对此进行了研究。周明海等的研究更加深入，不但估算劳动收入份额时剔除了生产税净额的影响，而且对此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生产税净额比重的增加，将高估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30］。

张车伟等使用1978年以来的有关数据，按照国际通用的方法，对我国劳动报酬数据（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和个体工商户经营收入）进行了调整，发现调整后劳动报酬份额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保持了相对稳定，仅仅在最近几年开始出现明显下降。我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问题不是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下降，而是这一比例水平长期过低，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似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稳定状态，这种状态不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31］。

七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我国学者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方法，结合我国实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和政策建议，这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总体来看，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一些问题仍需深入。

一是对劳动收入份额数据的调整。各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研究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有的差异还很大，这就需要逐步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对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调整。部分研究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我国学者在劳动收入份额计量的规范性研究方面还需深化，特别是在间接税的剔除、农村家庭经营和个体工商户经营收入的调整、劳动收入份额的重新定义和度量等方面。

二是全球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决定的机理。全球化作为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相伴的一重要现象，被普遍认为是西方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决定因素。我国近十几年来出现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Stolper－Samuelson定理相悖。如何进一步结合我国的现实，探讨现代贸易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解释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要素份额决定的机理也应成为以后研究的方向。

三是对劳动收入份额和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仍需拓展。目前对收入差距和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并没有统一起来，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影响机理？如果存在，内在的机理究竟怎样？如何将二者有效贯穿起来？等等，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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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169页）

精神、团队文化的品味、格调与UTT的愿景目标、人文精神、教学教改水平、保障机制、管理机制息息相关，并由此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对UTT成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构建和谐的UTT的文化机制，将个人的愿景与团队的愿景相融合，将个人的发展核心价值融入UTT的愿景理念之中，既要确认UTT成员在团队中的位置，更要强调其对团队的强烈归属感；既要确认UTT成员个人在教学教改中取得成果的自豪感，更要强调团队对质量工程整体推进的集体荣誉感；既要尊重UTT成员个人在教学中的能力与作用，更要强调UTT成员之间的沟通信任、协同合作、凝心聚力、优势互补、共同承诺、彼此促进，追求UTT的整体和谐与绩效，从而实现UTT 的愿景及其质量工程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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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周永军】

（上接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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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周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