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卡西欧杯翻译竞赛中文译文

传送之道

约书亚·科恩

走私阿富汗的海洛因和贩卖来自敖德萨的妇女本应受到更多的谴责，但是也更合乎情理。当你的所作所为甚至让邮局看起来都有效率时，你应该知道自己是个傻瓜。所有我塞到这个笨重的，产自上个世纪80年代的老式行李箱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在网上买得到。我不是说，当我到达柏林时本该为了下一天的运送而订购更多的李维斯修身牛仔裤。我是说，我在打包书籍。

不是各式各样的书，这些都是同一本书，只是不同的版本。《无效的格式：三重华盖选集，第一卷》已经出版了。是的，就是“三重华盖”发行的。这个“三重华盖”是一个网络电子杂志，凭借散文、小说、诗歌、五花八门的声音和视觉文化独树一帜。尤其是当点击“关于”时，网页上会出现“让因特网慢下来”的字样。随着他们计划好的一系列书籍当中，这第一本的出版，编辑们无疑获取了成功。他们或多或少地也让我慢了下来。

《无效的格式》收录并付印了杂志的前4期并建议零售价——25美元。但是我即将邮递的这60本不同的版本，却是在克罗伊茨贝格用一个沙发和一台咖啡机换来的赠品。完全是免费的。

近来与其他传播媒介相比，纸质书籍变化地越发频繁，却越来越缺少创造性。如果你认为精装的《罗纳德·里根名言》太贵，那你大可以等一年或者更短的时间，相同的内容就会在网上出现。电子书在上个世纪90年代首次亮相，大幅度的削减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成本。然而随着网络的发展，电子书的角色却变得匪夷所思。“自行出版”书籍的收入在21世纪前五年，开始超过商业交易收入。而大型联合企业开始发行“自行出版”书籍的情形更加令人费解。去年，“企鹅”成为第一大出版社，极大地满足了其虚荣心。在它的图书王国只需不到100美元就能让你的“原始小说”拥有合法的出版社落款。这样的转变使那些像“三重华盖”一样喜欢 D.I.Y.的小企业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落后，如果这说法不仅仅是堂吉诃德式的——一个来自获得首批出版商许可的小说中的词语。

我托运的书籍在肯尼迪机场没有遇到问题，在戴高乐机场一切顺利。我的行李也一并托运，完好无损地到达了泰格尔。但是就在入境后，因为一个相对较小，带有小轮子装着衣服的包裹，我被注意了。当海关官员仔细在我的“恒适”中翻找时，我已经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做好了准备。就要轮到那个小脚轮坏掉，把手生了锈的相对较大的箱子了。因为我在酒吧的善行，这个箱子到我手里时，它已经被用过了，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就在官员将要打开扣环，开始向里面捅时，我向他出示了证明文件。这份证明是“三重华盖”的编辑，亚历山大·普罗文昨晚用邮箱发给我的。难道是前天晚上？这些天有一天晚上我通宵在纽约淘一部打印机。现在不再有人打印了。这份文件用英语和德语说明了这些书是名副其实的书。他们是用来推广宣传的，会赠送给各高校，画廊和位于艺术工厂的“读书小姐”艺术书展。

“所有的都一样吗？”官员问道。

“全都一样。”我用德语答道。

一个年龄较大的守卫走过来，用手指戳了戳了书脊，说了什么，不过我没听懂。那个年轻点的官员笑起来，为我翻译说：“他想知道你是否每一本都读了。”

第二天我和一位音乐家一起吃午饭。在纽约他一个月演奏两次，靠代金券填

饱肚子。在经济下滑的欧洲，他演奏15世纪的教堂礼拜仪式，一个晚上竟能赚2000欧元。

“你要把这些书送到哪里？”他问。

“一个艺术展览会。”

“为什么是艺术展会？为什么不是书展呢？”

“它是一个艺术书展。”

“和专门的书展不同吗？”

我告诉他，在专门的书展上，像在法兰克福那个著名的书展那样，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给出展出书籍的目录。

在柏林乘坐火车和有轨电车的时候，我注意到：人们在阅读。我说的是书籍，而不是口袋大小，发出哗哗声的电子设备，如果非要吹毛求疵的话，在那上面莎士比亚可以像计算机程序一样一览无遗。全世界售出的电子书，美国人购买了一半以上，除非欧洲人定期坐飞机去美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美国的IP地址下载阅读材料。从那晚开始，我不再上网而是出去真正的享受柏林。电子书在美国出版商的总销量中约占20%，然而去年在德国，电子书仅仅占据了1%。我开始询问身边掌握多种语言，了解多个民族的艺术家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凌晨两点在一个私人会所，叫苏荷馆。在之前的青年希特勒总部中，我的电脑死机了。一个程序安装人员说：“美国人热爱电子书因为更方便买到。”一个表演艺术家说：“电子书也更方便随时不读。”的确，电子书的存在不会提醒你错过了什么，它不会占据书架上的空间。第二天上午，亚历山大·普罗文和我拖着那些书给大家免费的派发。问题是，如果书籍仅仅变成艺术品，那么电子书是不是要成为观念艺术呢？

将内科医生兼小说家丽芙卡·戈臣的精神病学案例笔记和对于新奥尔良毁灭的惊人调查联系在一起，《无效的格式》是其中最狡猾的新尝试，它创造了原创书籍的网络，和网络中的原创书籍。它的文字能水平或垂直的滚动；标题能唤起与之联系的页面，重组的内容不是遵循一致性和流畅性，而是杂乱无章的纵列和字体。它最近的前辈可能是混合媒体达达（杜桑那拥有宽松页面，可移动的“绿色盒子”）；或者可能是“我能吃芝士汉堡”——一本畅销书，内容取自带搞笑标题的宠物图片的网站https://www.360docs.net/doc/d213809646.html,；又或者是相似的书册来自https://www.360docs.net/doc/d213809646.html, 和https://www.360docs.net/doc/d213809646.html, 网站。这之后的书不过是些庸俗的作品，是出版业在“后建筑时代”的一时冲动。这些是伪文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电影”被暂停成“定格画面”，变成公关照片和宿舍的海报；刻录的唱片也变成五线谱。这些商品书籍势必将经历相同的转变过程。

诚然我没有时间去考虑柏林“适应性文化”背后的意义。我忙着在“Ich Liebe Wie Du Lugst”中翩翩起舞，曲子又名“爱你说谎的样子”，是艾米纳姆创作的。忙着在“Bis zum Ende der Nacht”又叫“暮光之城：破晓”中进入梦乡，就在配音后的贝拉为她意料之外的怀孕而恸哭之后。的确，那是不可能的。

翻译媒体对于不相关的语言之间的翻译也可能是无计可施，将会遇到模糊不清，语意歪曲和技术的限制。网络和电子书只能在形式和主题上影响纸质书籍——没有相互联系，当然，仅仅是他们的比喻。“机器中的鬼魂”不能被驱散，只能倒过来说是：鬼魂体内的机器。

于我而言，我被自己的行李箱困扰着。那个多余的空箱子。我在克罗伊茨贝格的最后一天是忧虑着它的命运度过的。我那个带小轮子的包裹已经打包好了。我的笔记本电脑也已经整齐的收起。我想把这个人造革的产物扔在科特布斯的角

落，顺运河而下，但是我从不是一个浪费者。我又把箱子带了回来。它蹲坐在我公寓的正中间，即使修理也不能完好如初了。它失落地展开了盖子，中间空着，就像一本书的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