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论语_看孔子的孝道观及其当代价值

从《论语》看孔子的孝道观及其当代价值

刘强锁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论语》以“孝”为人的道德情感的出发点，使之层次化、系统化、普遍化。孝不但要养亲，还要敬亲安亲，愉色而养，真正成为人的道德情感需要；其次，还把“孝”、“悌”相连，由家庭推向社会，把家庭内部之爱普遍化；最后，还赋予孝以政治内涵，由“孝”而“忠”。深入理解领悟《论语》中的孝道观，对于我们今天更好重倡新时期的孝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深远。

[关键词]《论语》；孝道观；当代价值

孝道是中华文化的根本，也是孔子思想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黑格尔虽对中国文化的概括不无偏颇，但对孝道却有着中肯的评价：“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1]在孔子的思想学说中，“孝”的重要性毋庸质疑，他认为“孝”是“为仁之本”（《论语·学而》)。[2]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倡新时期的孝文化的今天，结合新时代的语境，全面地审视一下《论语》中所涉及的有关“孝”道思想的内涵与价值，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的深入理解发掘这座思想宝库，而且对于如何更好地扬弃它，从而形成新时代的孝道观，也是不无裨益的。

一、《论语》中“孝”道观的思想内涵

综观《论语》全书，孔子所谓“孝”，是有层次之分的。《礼记·祭义》篇根据孔子的思想，明确指出：“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3]从而把子女对于父母的“孝道”分为“养亲”、“敬亲”、“安亲”、“终身孝”四个层次，这只是家庭内部之“孝道”。在此基础上，孔子又把针对家庭内部的“孝”扩而大之到社会意义的“孝悌”和“尊老”上，并最终扩大推及到从政以忠，为国为民上。人只有在长期人生实践中，逐步地由较低层次的孝达到最高层次的孝，这才是最完满的孝道。下面就对《论语》中“孝”道观予以详细的解读和概括。

1.赡养父母，是子女对父母的最低层次的孝。在“养亲”上，孔子在《论语》里论述不多，只是说“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即要求子女对于父母，能尽自己的能力满足父母的生活要求，使父母得以饱暖，“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何况人呢？

2.孔子强调不能仅仅停留在“养亲”上，更重要的是要“敬亲”。这是儒家孝行的较高层次要求。当子游问孝时，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这是说，对于父母，仅是养还是不够的，因为对狗马的饲养也是养，如果对父母不能发自内心真诚地尊敬，那么赡养父母与饲养狗马有何区别呢？子女对于父母不只是赡养，更要“敬爱而致恭”。所谓“敬亲”，即要求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使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快。所以，当子夏问孝时，孔子回答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意谓只是有事情子女去做，有酒饭父母先吃，而态度却生硬的话，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孝。真正的孝，是要求子女在侍奉父母时要做到和颜悦色，这才是最难的。

3.“安亲”即孝。在孔子及儒家看来，孝顺父母，不只是“养亲”、“敬亲”，更要提倡“安亲”。所谓“安亲”，就是说子女在父母在世时立身行事，不处危险之所，不为不义之行，更不能惹是生非、作奸犯科，以免父母为自己担惊受怕，心境得不到安宁。“安亲”还有一个内容，即“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即要求子女外出时，要让父母知道自己的去向，以免父母挂念担忧。《论语·为政》载：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也是说的同样道理，即父母只为孝子的疾病发愁，不会为其他方面忧虑。

4.谏诤即孝。子女虽应尊敬父母，但当父母的言行不符合道义，犯有错误时，孔子指出:“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所谓“几谏”，就是说子女在父母有错时，应柔声以谏，轻微婉转地规劝父母。当规劝而父母不听从的时候，为人子者仍要顺从父母，孝敬父母，耐心地慢慢开导父母，而不能粗暴的忤逆、对抗。可以看出，孔子虽然强调孝敬父母，但主张子女有谏铮的义务。不过在谏铮时，要不失其敬、注意方式方法，不要伤害父母的感情。孔子的这种思想，在两千多年前即已提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5.“继志”。孔子认为子女孝敬父母，更重要的是要继承父辈遗志，使之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所以孟庄子因不改动父亲的臣下和政策得到了孔子“是难能也”的盛赞。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论语·子张》)。子女应重视老一辈的人生经验，从中吸收合理的成分，尤其是子女年少时，人生经验阅历尚浅，多向父辈学习，才能少走弯路，所谓：“不听老人眼，吃亏在眼前。”所以孔子重视“三年无改于父道”，真是语重心长呀！

6.“孝”、“悌”并举，推及“尊老”。儒家之孝不仅仅局限于父子关系，还将它扩大到家族亲戚之间，提出“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礼记·坊记》)。[4]又“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论语·子路》)，主张以“孝”、“悌”并举来营造家庭上下及邻里左右之间的和睦。根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梁惠王上》) [5]的思想，儒家由尊养家庭老者再扩大到尊养社会上所有长者，要求人们不但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去敬爱别人的父母。《孝经·天子章》指出：“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6]这和《论语·学而篇》所云“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是一脉相通的。《论语·述而》载：“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感同身受，令人心有戚戚焉，多么美好的道德情感呀！又“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儒家能从父母兄弟出发，把“孝”、“悌”并举，推及“尊老”，从关爱自己身边的人到关爱社会上的其他人的思想，的确能起到使社会更加和谐的作用，这无疑对我们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有很大的启发性。

7.移“孝”于忠，是孔子最高层次的孝。孔子的孝道走出了家庭的圈子，迈向国家和社会。视野扩大了，孝具有了普遍意义，更升华到政治的高度。“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乎?”(《论语·为政》)意思是只要把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就是参与政治了，即尽孝道就是从政了。《论语·为政》又载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孔子认为治国和治家的道理是相通的，因而天子行孝的话，也就有助于其施政。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为政》)，重视孝道，还能移风易俗，使百姓品德良善。即为政以德，而“孝”则是德的起点。

二、当前社会孝文化的缺失现象之一瞥

随着中国逐渐迈入市场经济的时代，以孝敬父母、尊敬长辈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孝文化受到了明显冲击，孝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日渐淡薄，具体表现如下：

1.虐待长辈现象时有发生。家庭是老年人生活的大本营、终身的依靠和归宿，但在今天，尤其是广大农村，老年人在家庭里受冷遇、歧视、虐待、甚至被遗弃的现象屡见不鲜。

2.老年人的家庭地位较低，生活质量较差。有的年轻人只顾自己享乐，把家务劳动丢给父母。有的只顾自己的小家庭，而把老人置之脑后，不闻不问。或者在有能力赡养、照顾的条件下，将老人强行送往敬老院。另一方面，成年子女“啃老”现象日趋严重。

3.物质孝敬代替精神孝敬。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子女往往较重视对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金钱资助，但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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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谈魏晋风度的魅力所在

王凯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魏晋风度的魅力在于它执著于对个体人格独立的追求和生命的张扬。落实到现实中，则表现为魏晋士人对于生命的真挚热爱和对于人生的深情关怀；体现在文学中，则形成了“诗缘情”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魏晋；情；风度；诗缘情

魏晋这个年代颇有“大乱之中的大治”的味道。在走马灯似的政权更替中，每一天每个有点才气的人都面临着被用与被弃的命运。时政险恶，思想混乱，文化转型，佛教盛行，玄学出现，魏晋人并没有在现实中找到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故其情感世界是动荡不已的。因此，在表面上，魏晋士人给人以俗气很重的印象，但在其内心深处，却时常流露出某种浓郁的深情。这种深情更多地表现为魏晋人对于生命的真挚热爱和对于人生的深情关怀。

热情地关注人生是中国人文精神史上悠久的传统，但是特定的时代氛围使魏晋之人生关怀变得尤为一往情深。正像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人生境地窄而宇徒广大，人生年命促而宙空悠久。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的这两句话，蕴涵了深刻的宇宙与人生之哲理。人生无常，节序如流，生命短促而时空永恒。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个体生命面对这种“永恒”既珍贵又渺小。“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古诗十九首》），既然，在外在的时空中找不到个体的位置，那么就将寻觅转向内心，对老庄的重新发现，不仅启迪了魏晋文人的玄思，也使他们力求超越旧有的价值观念，对个体的生存价值作出新的选择。魏晋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他们从两汉以来个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曲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李泽厚《美的历程》）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发现自我的存在与价值，这便是“觉醒”的含义。

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使魏晋名士从整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执著于对个体人格独立的追求和生命的张扬。魏晋玄学把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落实到人生感怀的情感中了，从而使得魏晋整个意识形态具有“智慧兼深情”的根本特征。深情的感伤结合智慧的哲学，也即所谓的“魏晋风流”。冯友兰论“魏晋风流”提出了四点，即“必有玄心”、“须有洞见”、“须有妙赏”、“必有深情”，（《三松堂学术文集·论风流》）也是这个意思。即必须是智慧（如“洞见”、“玄心”等）和深情。

魏晋人有情，打开《世说新语》一书，我们会沐浴在“钟情我辈”的“一往而又深情”之中：朋友之情，骨肉亲情，男女爱情，对大自然的眷爱之情，对艺术鉴赏与创造的痴情……魏晋人，有挚爱真情，有对真情的任性而发，更有“终当为情死”人生理想。

王子猷，王子敬兄弟，情深谊厚，特相和睦，泰元中，二人俱病，有法师飘然而至。子猷泣求法师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请以余年代弟”（《世说新语·伤逝》）。

请求以自己的“死”换取弟弟的“生”，此情何其深切真诚！可惜法师无回天之术，子敬终于先于兄而亡。弟亡时，兄并不知，王子猷、子敬俱病笃 ，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兴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世说新语·伤逝》）。

魏晋名士每多音乐之胜赏，所以当时知识分子常常喜欢弹琴。子敬素好琴，顾彦先平生好琴，对他们来说，人与琴，琴与人，是不可分开的。无论是兄弟的悲悼，还是朋友的追怀，都与琴密切相关。然而，兄弟之间，手足深情，一旦阴阳异路，怎能不悲伤呢？王徵之的不哭不悲，正是极度悲伤的表现。他的感情已经悲痛到极点了，几滴清泪根本无法表达他对兄弟的思念。而当看到献之的遗物时，他终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于是声声悲叹，交崩而出，感情的洪涛冲决心灵的长堤，巨声訇然。王子猷的哀之极而无泪，是郁郁而发的表现，其悲喜横决，反而远远超出了世俗的常情。换言之，悲之极与喜之极，都可能表现为不悲不喜，而这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大悲和大喜，正是人类情感最深刻的辩证法。

冯友兰所谓“深情”，首先就是这种生死之情，这是最大的“情”。在《世说新语》中，充满了伤逝情怀的记载，这正是魏晋风度的显露，即所谓“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世说新语·伤逝》）。这完全不是鼓盆而歌，强颜欢笑，以理忘情。

《晋书·王衍传》说：“衍尝丧幼子，山简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 何至於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所谓圣人忘情，然王衍独取“钟情”，他并不掩饰丧子之情，大为悲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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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藉、体贴、关心和经常问候方面存在不足。缺少“常回家看看”的行动，很多子女只在逢年过节给老人寄些钱财。其实老年人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孝顺，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和关怀。

4.“顺”父母的心态逐渐淡化。一些年轻人往往要按自己的主观标准和要求对待长辈，甚至要干涉他们的需要。只是给老人两口饭吃而已，根本不顾及老人的主张和建议，认为老人是老糊涂，只要吃饱穿暖就行，少干涉子女的事。

5.生前不孝死后“孝”。生前弃之一边，死后大操大办；生前之孝是真心，死后之孝是假意；生前之孝是为老人，死后之孝是为自己。全然不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古训。

三、传统孝道的现代价值

基于以上当前社会孝文化的缺失现象之表现，也结合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针，笔者认为重新发掘《论语》中的孝文化遗产，提倡新时期的孝文化，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具体来讲，传统孝道的现代价值有如下几点：

第一，孝文化有助于家庭和谐。由于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老有所养问题、医疗保障问题仍然需要各个家庭来承担。传统孝文化所提倡的“养父母”，是家庭伦理道德的底线，对遗弃老人、虐待老人等行为施加了强有力的道德约束。

第二，孝文化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传统的孝文化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尊老爱幼从家庭范畴推及到社会，形成了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的处世哲学。这是我们团结协作、实现双赢的前提和基础。

第三，孝文化利于培养人们的爱国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如前所述，传统的孝文化强调“忠君”，这是家庭“尊亲”观念向社会的延伸。在废除了君主专制的现代中国，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家庭“尊亲”观念延伸至社会，那就是热爱中华民族，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这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一片热土。

总之，一个“孝”字，在延绵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备受青睐，儒家的文化传统也赋予了它以中华传统道德之根的重要地位。正如魏英敏先生所说：“孝不止适用于一个社会、一个阶级或一个时代，它是超阶级的或跨越时代的，在几个时代都适用。”[7]传统孝道观只要经过了自身的转换与创新，它就一定能够适应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崭新孝道观。它那独具魅力的价值内涵和在当今家庭伦理建设、社会公德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发重要。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P232.

[2]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P2.

[3][4]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M].岳麓书社，1991，P607、608、627.

[5]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P15.

[6]胡平生.孝经译注[M].中华书局，1996，P4.

[7]魏英敏.“孝”与家庭文明[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1）.

作者简介：刘强锁（1972-），陕西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伦理学专业在读硕士。 收稿日期：2007-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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