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力量与成长的烦恼——论“百花文学”中的成长叙事(一)

摘要：“百花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舞台上只作了短暂的表演，却为我们提供了窥视～代青年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窗口。从成长叙事的角度解读“百花文学”中的代表作品，可以归纳出“青春的力量”和“成长的烦恼”两大主题，从而能够在文学史有关“百花文学”干预生活和写人情人性的定义之外去探求作家们的创作心理，去追寻那个特殊年代属于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记忆。

关键词：百花文学；成长叙事；重放的鲜花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是建国后文学界为数不多的政策宽松期，“双百”方针所开启的知识界的早春天气给文坛带来了清新自由的空气，也为青年作家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催生了一批干预现实、张扬个性的文学作品。半个世纪以来，这些作品经历了从“香花”到“毒草”再到“重放的鲜花”的变迁，已逐渐沉淀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独特的文学形态。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阅读“百花小说”时，除了感慨几十年间中国文坛的沧桑巨变外，也依然能从那些充满理想与激情的作品中感悟出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心理。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了多人作品合集《重放的鲜花》1]，收入了“百花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作品。在入选的l7位作家的20篇作品(小说l9篇，诗歌1首)中不难发现，绝大部分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青年知识分子，而创作这些小说的作家也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些在文学史教科书中被认为是大胆干预生活和反映人情人性的作品，作为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体问题的揭露以及对建国后文学创作日趋公式化、概念化的反动，具有社会学和文学史的特殊意义。但这些带有鲜明主体倾向和情感体验的作品，却不单单是一个时代与社会环境使然的创作，也同样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的一面镜子和成长的一道掠影。因此，我们就有可能也有必要从成长叙事的角度去孵读“百花文学”，去追寻那个特殊年代属于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记忆。“青春的力量”和“成长的烦恼”构成了“百花文学”成长叙事的两大主题。前者代表了一种积极进取、探求真理的力量的激荡，一种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思辨和批判理性的觉醒，一种敢于冲决一切阻挠、战胜一切困难去实现理想的主体意识的复苏；后者则表现了一种青年成长历程中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困惑，一种在成长道路上认识自我、反思自我的痛苦，一种灌注了创作主体自身成长生命

体验的青春情绪。

一、“百花文学”成长叙事代表作品解读

青年的成长既是一个与外部世界不断碰撞融合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一个在内部世界充满矛盾冲突、性格逐渐成熟的过程。“百花文学”的成长叙事正是在这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上真实地展示了一代青年成长的心路历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西苑草》(刘绍棠)、《入党》(耿龙祥)、《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等小说着重从青年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中反映了青春的力量与成长的困惑；而《在悬崖上》(邓友梅)、《红豆》(宗璞)、《美丽》(丰村)等小说则敞开了心扉讲述人物隐秘的情感和心理，从男女爱情的生命体验中传达出成长的烦恼与喜悦。

作为“百花文学”成长叙事的一个范本，《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截取了主人公林震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再现了一个有理想、有勇气的青年人在他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确立阶段的思想和情感历程。小说中，敏感细心的年轻人林震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听出了组织部工作中不和谐的声音并为此感到忧虑、困惑；然而他的想法却不为这个环境中大多数的人所认同和理解，形成了他成长道路中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问题的关键在于林震并不希望放弃自己的理想以换得廉价的认同，他要努力改变一切他认为不合理、不正确的东西。由于支撑其价值观念的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忠诚和知识分子觉醒了的批判理性，他对理想信念的固守就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合法性和自身成长逻辑的合理性，从而使他能在“娜斯嘉”式生活灯塔的指引下走过焦虑的青春季节。事实上，小说并不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人格预设来

完成成长叙事。新来者的身份和青年人的短浅资历是困扰林震的主要问题，也为他的成长故事提供了可信的现实前提。能否在同外部世界的冲突中将原则坚持到底，对于尚未成熟且孤军奋战的林震而言显然无法轻易完成，其成长必然遭受挫折与考验。对此，小说将成长叙事的焦点汇聚在处理“麻袋厂问题”过程中林震与上级领导的意见分歧上。

在这一事件中，林震身上那种年轻人处理复杂社会关系时策略上的简单化与理想化，使他陷入了无法回避的人际冲突和短暂的苦闷与惶惑。面对横亘在成长道路上强大的对抗力量，林震不得不一次次进行自我反思与调整。他曾一度感到孤独、无助与茫然，但结局中“我要更积极，更热情，但是一定要更坚强……”的自我表白无疑为这漫长而痛苦的思考过程给出了最令人欣慰的答案。这个答案标示着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批判姿态的坚守，也预示了林震的成长之路正一步步向理想的彼岸延伸。

《西苑草》选择了大学校园作为成长叙事的平台，并赋予了主人公蒲塞风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姿态：在日常生活中不跟风、不畏权，在学术研究上不唯书、不唯上，在个人情感上有原则、有分寸。首先，在对待校园“集体化”潮流的问题上，蒲塞风保持了一种理性的冷静心态，他那种莫让年华付水流的人生态度和只争朝夕的钻研精神正是盲目躁动的青年人身上所缺少的清醒的人生智慧。其次，在对待学术问题上，蒲塞风表现出了一股可贵的青年学者的锐气。他承认萧渔眠教授强调学术研究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合理性，却坚决反对以此为由压制和剥夺新人参与学术争鸣的话语权利。最后，在情感生活上，他敢于走出单调沉闷的情感世界，也能够以理性的克制态度避免越轨行为的发生。蒲塞风在成长中抵挡住了学术、情感、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压力，但他并不是一个没有烦恼的“超人”。当他的论文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他几乎丧失了一切力量；当他举起凝聚着心血的手稿准备对准湖心一抛的时候，他是那样的痛苦和无助。然而，对党的信仰力量(理性力量)和来自黄家萍的情感力量(感性力量)最终支撑着他走出了成长道路上的低谷，收获了成长中的喜悦。《在悬崖上》以第一人称追忆的方式，围绕“我”如何在人生的旅途中“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记了路标的指示”而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这一主题展开叙事。尽管在情节上沿用了“红颜祸水”模式，思想倾向方面也有明显的说教痕迹，但是如果滤除那些政治意识形态性过强的阶级分析话语，文本所传达的男性青年选择生活伴侣的微妙心理的确是真实可感的。这部小说的成长叙事实质上试图回答一个关于人生道路选择的问题。

在伦理层面，正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和“出轨”青年的思想情感构成了一对尖锐的冲突，而这对冲突的解决并无悬念——“出轨”者必然遭到失败。但是，文本所提供的间隙在于男青年爱情观念和择偶心理的演变过程本身所暗含的个体成长情感逻辑的合理性。主人公“我”的情感取向因生活情境中新因素的加入而发生偏移，对这种偏移心理的把握和传达本身则已构成了对正统观念的挑战。青年从恋爱到婚姻再到家庭生活，面临着考验个体心智成熟与否的一道道难以回答的人生问题，而这些问题绝不是凭第一感觉就能够说清楚的，也不是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能够一下子思考到位的，只有在人生道路上经历过情感的摔打，才能给出真正有说服力的答案。因此，小说中表现的恋爱心理模式正是现实生活与文学作品中反复演绎的情感困境。此外，小说叙事中对“我”妻子的美化和对加丽亚的妖魔化处理构成了二元对立的人生成长道路的隐喻，男青年情感历程中两个对象与其成长方向和人格追求之间的同构性也暗含了小说的价值判断。但我们必须注意文本中叙事人作为一个道德评判者的缺席状态——小说里的道德批评多由小说人物来承担，叙事人往往只作静观描述。作家的这种叙事策略使小说获得了比道德伦理统摄下的理念叙事更大的真实性，体现了叙事人独立的主体意识，也使小说容纳了更为深刻的人性内蕴。2]111

《红豆》的深层主题被文学史家阐述为“知识分子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灵魂搏斗”3]85，而几乎在每位读者的原初阅读体验中，这篇小说的魅力首先存在于男女主人公那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里。小说叙事的开端，女主人公江玫在“粉红色夹竹桃”般的生活中静静成长。齐虹的出

现打破了她心湖的平静，爱情的力量由此融入了她的生命世界，而舍友萧素作为影响江玫人生的另一股力量也几乎同时进入了她的生活，一起搅乱了她原本安稳的生活秩序。从此，在这两股难以相容的力量的撕扯中，江玫那幸福与痛苦相交织的成长之路拉开了序幕。小说中，江玫与齐虹的爱情被设置为消极落后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象征；而反对江、齐爱情的萧素则因其革命先行者的身份和自身品格的高洁自然而然地成为引领江玫走好人生道路的火把。可贵的是，小说的成长叙事虽然从人物的预设中可以推想到女主人公的最终选择，但她成长过程中面对两股力量扰动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痛苦和犹疑的心理，特别是她与齐虹恋爱中那种甘苦并存、爱恨交织的动人情愫却处处透射出了年轻知识女性特有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