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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哲学与企业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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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中国管理哲学与企业管理实践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哲学界曾掀起了一股管理哲学研究热潮，人们从哲学的视角研究

管理，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时至今日，这股热潮方兴未艾，不断有新成果问世。更为可喜的是管理学界的加入，改善了管理哲学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这意味着我国管理哲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

其实，管理哲学问题一直是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许多重要的管理哲学思想散见于有关著作中，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直到目前，作为一个新兴的专门学科，管理哲学研究仍处于初创阶段，许多基本理论范畴仍在讨论与形成之中，甚至其学科地位和价值也不时面临着挑战，因此，只有在管理哲学层次上的创新才能为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第一章研读管理哲学理论体系，诠释中国管理哲学

真谛

1.1 管理哲学的涵义1

对于这个问题，中外学者是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回答的。山西财经大学刘兆峰副教授认为：国外学者注重管理哲学的实践意义，多从实用的角度定义“管理哲学是什么”。国内学者看重管理哲学的理论价值，多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定义“管理哲学研究什么”。

1.1.1 国内学者的观点

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把管理哲学看作是一种“应用哲学”或“实践哲学”，其任务在于探讨管理中的哲学问题，揭示管理的本质。这种观点认为，管理哲学是与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教育哲学等学科并列的，介于哲学与管理学之间的，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管理主客体矛盾运动规律的“学科”（张尚仁，1987：成一丰，1990；崔绪治等，1990；张正霖等，1993）、“理论”（官鸣，1993）或“科学”（刘云柏，1987；尹毅夫，1999）。

这个定义强调了管理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和定位，对这门学科的建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它没有明确回答“什么是管理哲学”的问题，人们难以据此准确把握管理哲学的概念内涵。

1此部分参考山西财经大学刘兆峰副教授，“管理哲学：理论和实践的呼唤”一文编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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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学者把管理哲学等同于系统哲学在管理中的应用。（周吉、陈文，1985；赵秀臣、刘立新，1990）系统理论是20世纪出现的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强调系统观点和方法的价值不为过，但如果把管理哲学等同于系统哲学的应用，那它至多只能与西方的“系统管理学派”相媲美，从而失去了单独的学科研究价值。同时，这意味着管理哲学排斥系统哲学以外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因而会削弱管理哲学研究的思想基础。

1.1.2 国外学者的观点

早期西方学者把管理哲学等同于管理学原理。他们认为，管理哲学就是管理理论和管理中的普遍原则，（O ·谢尔登，1923；F ·泰勒，1911）有的则连同形成这些理论的思想基础一块归入管理哲学。（C ·小乔治，1979）这种观点抓住了管理哲学的基础性、普遍性和价值层面的特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模糊了管理哲学与管理学的界限，降低了管理哲学的学科地位。

还有的西方学者把管理哲学看作是指导管理行为，特别是指导高层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哲学，即企业最高主管为人处世的基本信念、观念及价值偏好。（C ·霍金森，1978）这种观点从概念本身而不是从研究对象上揭示了管理哲学的内涵，容易理解和把握，但把管理哲学的主体局限于“企业最高主管”，缩小了管理哲学的概念外延和研究范围。

表1 对管理哲学涵义的解释

总之，这些概念各有得失，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研究阶段的特点。哲学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深处，是指导人们思维和行动的思想基础，或者说是人们的基础思想，即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这一概念出发理解管理哲学，可以把它看作是处于一定管理关系中的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用以指导其管理思维的世界观（包括对人、组织、管理等基本范畴及其由此派生出的基本关系——人与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组织与环境等——的理解）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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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个概念有以下两个要点或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管理哲学是对管理研究者或管理实践者的思维起指导作用的管理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任何管理关系中，管理者是执行管理职能的主体，是管理关系的主要方面。管理者的管理活动（无论是管理分析、管理决策还是管理评价）实质上是包含一系列权衡、判断和选择的思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管理的价值观和思维方法倾向。管理者通过学习过程不断积累管理经验和知识，提炼并内化为自己的管理哲学。管理哲学对管理者起着潜移默化的支配作用，并外在化为特定的管理风格（包括标准和习惯）。管理哲学决定着管理行为和管理关系的性质，因而从根本上决定着管理的效果。例如，如果企业管理者只把企业当作赚钱的机器而不是一个生命体，就已经决定了企业的不祥命运。因为在这种假设下，利润是管理的唯一目标，而人力成本是对利润的冲减，所以劳资关系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管理研究者也都处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他们的理论或研究成果都是以一定的理论假设为前提的（虽然他们可以在较大研究样本下进行归纳和提炼）。稍加分析便可发现，各种管理学派之间的差别就是从管理哲学层次上开始形成的。管理哲学概念的这个要点给我们的提示是，管理哲学研究不仅要从管理实践者中选取样本，还要从管理思想史中吸取营养。

第二，管理哲学是一门学科，代表了管理思想发展的最高理论形式。管理思想是各种管理意识形态的总称，它可以表现为个别的、零星的管理经验，也可以是被整理过的、系统化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的发展总是始于管理实践者的经验，然后经过抽象、总结和系统化，上升为管理理论或管理学。管理学有许多分支，分别研究特殊领域或组织的管理问题，如公共事业管理学、宗教管理学、军事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家政管理学等。管理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运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对管理学的抽象研究，是介于哲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所研究的是作为各种管理学建立之前提的基本理论假设，旨在揭示管理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关系及其运动规律，为管理实践者提供正确的管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1.2 管理哲学与管理学的区别2

自然，像其他许多新兴学科一样，当今人们对管理哲学的认识，也是一个充满意见纷争的领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彭新武教授认为：人们在这一点上的认识倒是较为一致的，那就是管理哲学处于管理学和哲学的交叉领域，属于一种部门哲学或者说专业哲学，就像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法哲学、科技哲学一样。然而，问题在于，对于管理哲学的认2此部分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彭新武教授，“管理哲学的问题及其当代性”一文编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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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ttps://www.360docs.net/doc/ed11445339.html,

识，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告诉人们管理哲学的定位问题，却没有告诉管理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现实功能。这正是目前学界在对管理哲学进行定义的过程中被普遍忽视了的一个问题。从国内研究的现状来看，相当一部分学者一般都侧重于回答“管理哲学是什么”（定位），而疏于对“管理哲学应该做什么”（功能）的探究；并且由于缺乏对当今管理实践和前沿管理理论的关注和反思，因而在研究上相对滞后于当代管理学的发展，等等。

所谓管理哲学，就其本质特征和功能而言，乃是“对管理问题的哲学反思”，尤其是对管理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假设、文化与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等的反思。有人说得好：“一个特定企业的管理人员，不管他们是否研究过他们所继承的哲学遗产，都会按照某种哲学观念来经营自己的企业”，因此，哲学对于管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而人们惯常的那种将管理学定位于“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做法，正好忽略了作为其理论基石的哲学层面的问题。其实，管理不仅仅是一门科学，也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更应是一种哲学。具体而言，管理是一门科学，其应用又是一种艺术，而管理思维、管理文化等正是贯通其间的主线。因此，从更全面的意义上讲，管理应是科学、哲学和艺术的“三位一体”。

既然管理哲学是“对管理问题的哲学反思”，那么，管理学所研究的问题，自然也就是管理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只不过，在这二者之间，它们所研究的层次有所不同而已：管理学一般是从“科学”层次对管理问题进行研究；管理哲学则是从“哲学”层面对管理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等等。从哲学层次探讨管理问题，一般包括这样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管理的“世界观”层面的问题，即管理学研究的“范式”问题，其二是方法论问题——这正是下面两个部分中所要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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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管理哲学的特性3

管理哲学概念实际上是其实践性与理论性双重特性及其发展的反应和要求。因此，深入研究这两重属性有利于加深对管理哲学概念的理解。山西财经大学刘兆峰副教授认为：管理哲学的实践性与理论性是通过下面几对对立统一的概念表现出来的。

1.3.1 个别性与社会性

一方面，组织系统中的每个管理者都有自己的管理哲学，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管理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个人是环境的产物，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一定文化圈内的个人具有相似的管理哲学。管理哲学的个别性可从管理行为的多样性中得到印证。在不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管理者，虽然接受过相同的管理教育，面对相似的管理环境会表现出不同的决策倾向，选择不同的管理方式。

这说明他们的管理哲学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来源于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教育和管理经验。管理哲学在文化交流中实现着自身的社会化过程。在开放的文化环境中，人们通过学习过程感悟真理，修正偏差，不断提升自己的管理哲学，从而达到一定程度的同化（社会化）。所谓“同化”并不是说人们具有完全相同的管理哲学，不是对个性的完全否定，而是说他们的管理哲学具有了其民族或时代的特征和广泛的可接受性。社会化的程度取决于组织间文化交流的范围和手段，古代社会的管理哲学（也包括其他知识）传播范围小、速度慢，因此个别性非常明显。在现代社会，一种进步的管理哲学一旦为人们所认同，便能很快形成一种潮流，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

1.3.2 进步性与落后性

与管理哲学个性化相伴随的是其水平（质的标准）上的参差不齐，我们用“进步性”和“落后性”的定性标准来反映不同管理哲学之间质的差异。一种管理哲学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无法用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只能从它的作用结果中表现出来并得以评价。进步的管理哲学能够适应时代潮流，维系组织关系的和谐与平衡，使组织获得长久的生命力。落后的管理哲学往往不能在组织中得到广泛认同，阻碍组织关系的维持与发展，因此管理经常面临来自不同方面的威胁，组织难以协调乃至陷入危机。所以，当组织决策一再出现失误或决策执行结果一再出现不可接受的偏差时，管理者就应当审视自己的管理哲学，看它是否已经落3此部分参考山西财经大学刘兆峰副教授，“管理哲学：理论和实践的呼唤”一文编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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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ttps://www.360docs.net/doc/ed11445339.html,

伍，需要立即进行调整，这本身就包含一种“变”与“不变”的哲学。一方面，组织环境在发展 ，管理的主要矛盾也在变化，因而管理哲学也需与时俱进，不断提升，向理想和应然的方向靠近；另一方面，正确的管理哲学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艺术法宝，变化太频便失去了意义。所以，管理者也需要对自己的管理哲学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缺乏主见。

1.3.3 历史性与地域性

管理哲学的历史性是指不同历史时期的组织性质和组织环境不同，维持组织生存所需要的管理哲学也不同。在某个时期表现出其进步性的管理哲学，如不能适应历史潮流而调整，就会变得落后。在管理思想史上，不同时期的管理哲学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同时，由于历史和技术的原因，地域之间的文化开放与交流程度有限，形成了地域间的文化差异。管理哲学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这种文化的组成部分，必然带有这种文化的烙印。东西方国家的文化不同，因而管理哲学之间就有明显的差异，但无论是东方国家或西方国家，文化交往较多的国家的管理哲学都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管理哲学的历史性和地域性特征反映了管理哲学在纵横两个维度上的多样性，它们都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发挥作用，我们无需对它们说三道四。但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东西方文化大融合的今天，“前车之鉴”和“他山之石”无疑能给人们带来启迪，成为提升自己管理哲学的思想源泉。

1.3.4 表面性与真实性

作为最基本的管理指导思想 ，管理哲学往往是隐含于管理者头脑深处的一种潜意识 ，是通过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自然地表现出来的。但是，随着人们对管理哲学的日益重视，为了扩大管理哲学对组织成员的影响，发挥其对组织行为的指导和统领作用，管理者往往有意使其管理哲学显现化，即通过明示其有利于组织成员或社会的管理主张，获得有关方面的认同、合作与支持。然而，一个管理者的真实的管理哲学，仍然是通过其行为而不是语言表达出来的。例如，一个管理者在会议上大讲民主管理，而实践中却舍不得放权；或者在会议上征求下属的意见和建议，会后就丢进废纸篓里。这种言行不一，就是管理哲学表面性和真实性之间矛盾的写照。如果显现化的管理哲学与真实的管理哲学不相符合，它只是一种表演性的、虚假的管理哲学，具有欺骗性。因此，即使其在短期内能产生一些正面作用，那也是偶然的，其长期的负面作用则是必然的。管理哲学在表面性和真实性之间的矛盾，表明了管理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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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化管理哲学作用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有些人对这种作用机制的一知半解。

1.3.5 具体性与抽象性

作为管理思想的最高理论形式，管理哲学要在一般意义上对管理学建立的基本前提、基本范畴以及基本关系中的许多“必然”和“应然”问题进行理论探讨，以此对管理研究和管理实践提供指导。这种指导不是技术性的直接对行为的指导，而是观念性的通过管理者的思维起作用的、间接的指导，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从另一方面来看，管理哲学是被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以管理艺术的形式“表演”出来的，因而是生动的、具体的概念。可以从个体管理学者和管理实践者那里看到一个个具体的“管理哲学家”，他们的观点、决策和行为倾向中包含着他们的管理理念、价值观和方法论。

1.4 从管理基础看中、西方对管理哲学的落脚点4

由于中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背景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中国人对管理的界定不同于西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荣晋教授认为：从本质上来看，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是一种注重自我价值和追求法治的“智性”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克己复礼”的“德性”文化。东西方传统文化的这一差异性，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东西方人对管理本质的不同理解。中西方对管理的本质的不同理解，为中国管理哲学提供了研究的目标与对象。

1.4.1 西方管理哲学的理论基础

在西方管理学界，管理的本质的最具权威的定义要数法约尔了。他在1916年出版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指出：“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由于这一定义的不完全性，他之后的管理学家在其基础上，采取管理职能叠加的方法，根据时代的需要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它。如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穆尼认为“管理就是领导”；孔茨认为“协调是管理的本质”；韦里克肯定“管理就是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而小詹姆斯·H·唐纳利则肯定“管理就是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进行的4此部分参考人民大学哲学院葛荣晋教授“简论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编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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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ttps://www.360docs.net/doc/ed11445339.html,

过程。”西方理论界对管理虽有各种解说，但是“管理是通过对组织的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技术、时间等）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而快速地达到组织目标过程”的说法，则为多数人所赞同。

从上述界定中可以看出，西方管理强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偏重于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

在西方管理哲学的基础认为，管理学只是如何管理别人，而忽视如何有效地管好自己，这就势必会在管理场中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

1.4.2 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把管理的本质规定是一门大写的“人学”。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虽不尽相同，但对管理的本质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这是中国人对中国管理学对象的科学解读。中国管理哲学的原则、模式和手段都是建立在“人学”基础之上的。中国管理哲学所谓的“人”，不只是指被物化了的“机器人”或“经纪人”，还是指有道德、有智慧、有理想的“全面人”。强调管理是始于“正己”（或“修己”）而终于“正人”（或“治人”）的过程。“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落脚点。

老子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意谓能战胜别人者是有力量的人，而只有能首先战胜自己的缺点、管理好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企业家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自己能否战胜自己，能否管好自己，只有先管好自己，才有资格去管理好他人。要战胜自己的错误、缺点和不足，就要通过修养使自己具备高尚品格，要求管理主体在人格上要具有“无为”的内在品质。

“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这一命题，不同于西方管理科学，它是从体用相结合的高度来立论的。孔子曰：“政者，正也。” “正”即“正人”，既“正己”又“正人。”所谓“正己”（或“修己”），就是强调管理者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内在道德素质，树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实施成功的“形象管理”。在管理场中，管理者是主体。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正己”（或“修己”）是“正人”（或“治人”）的前提和基础。所谓“正人”（或“治人”）是指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如何提高管理水平与管理艺术，实施有效的管理。“正己”（或“修己”）是“体”，“正人”（或“治人”）是“用”，这是中国管理哲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管理学既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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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讲“艺（技艺）”，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哲学。

由上可知，中国管理哲学强调管理主体首先要管好自己，这是东西方管理学的一个本质性的差别。如果不从中国管理哲学的这一特定的本质出发，而是按照西方的管理观来剪裁中国管理哲学，就势必会忽视中国历来提倡和重视的“正己”的“自我管理”，造成管理主体在管理场中的“缺位”，从而将中国管理哲学变成西方管理学的一种附庸。

1.5 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围5

中国人对管理哲学对象的特殊理解，在中国管理哲学研究的范围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荣晋教授认为：主要包括有两方面：一是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二是主要的研究资料是什么。

1.5.1 中国管理哲学的关注点

中国管理哲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三点：管理主体、管理模式和手段、管理境界。

管理主体，主要是指通过“自我管理”来塑造管理主体的理想人格。

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的君子人格，道家的“上善若水”的真人人格，兵家的“为将五德（智、信、仁、勇、严）”的崇高人格等，皆属于这一范围。

管理模式和手段，从管理哲学上看，诸子百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家，即道家（包括黄老学派）、儒家、兵家和法家。中国管理哲学虽然强调“正己”（或“修己”）的“自我管理”，但是从来也不忽视对“正人”（或“治人”）管理模式和手段的探讨。在管理模式和手段上，西方人偏重于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刚性管理。而中国人则除了法家的“法、术、势”三结合的刚性管理外，还有比西方更加丰富多彩的管理内涵。

1.5.2 中国管理哲学有两种基本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

一是“有为而治”的模式；

5此部分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荣晋教授“简论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编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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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无为而治”的模式。

在“有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有为”内涵的不同解读，又可分为三种主要管理手段： 一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二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三是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学派，主张“以智治军”的智慧性管理。

在“无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无为”的不同诠释，又可分为四种不同管理手段：一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式的“道法自然”的无为而治；二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式的“尚贤推德”的无为而治；三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式的“君人南面之术”的无为而治；四是以《淮南子》作者为代表的黄老式的“因循为用”的无为而治。

管理境界，主要是指管理主体通过不同的管理手段所追求的最高理想状态。如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同‘拱'，环绕）之”。这是说，管理者只要实施以德治国，他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就会环绕着它，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儒家所追求的管理境界。《老子》十七章云：“太上，下知有之”，即以道治国，从不干涉、迫害民众，使他们过着愉快、幸福的生活，而民众只是感到君主的存在而无爱恶恩怨于君主。这是道家追求的最高管理境界。孙子通过“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的仁德，做到“上下同欲者胜”，这是兵家所追求的理想的管理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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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管理哲学的范围层次6

中国管理哲学研究的范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荣晋教授认为：主要分为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外延极为广泛。

从理论层面看，不仅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治国之道和管理思想，诸如先秦的“九流十家”及历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的管理著作（特别是先秦道家、儒家、墨家、兵家和法家等），而且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也蕴涵有丰富的管理思想，诸如唐代韩愈的《杂说》、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宋代范祖禹的《帝学》、明代张居正的《帝鉴》、洪应明的《菜根谭》等。不但在中国历代史书（如二十四史，特别前四史）和兵书（特别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有精湛的管理思想，而且在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和明清笔记中，也有不少管理智慧和用人之道，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等。

从实践层面看，不仅中国历代的儒商（如先秦的范蠡、子贡和白圭）、明清的十大商帮（特别是徽商和晋商）、近百年成功的老字号（如北京的同仁堂）和20世纪杰出的华人企业家（如王永庆、李嘉诚、霍英东等），都有其成功的管理之道，而且从1949年以来中国内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北京的“联想”、山东的“海尔”、内蒙的“蒙牛”、大连的“万达”、四川的“恩威”等），也有其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从理论上加以认真总结。

在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的过程中，中国人必须在管理实践的基础上，把东方与西方、“有为”与“无为”、“柔性”与“刚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思想体系。如果只是简单地按照西方管理模式来构建中国管理哲学，那就势必会将中国丰富多彩的管理模式和手段加以“窄化”，将它变成苍白乏味的教条，这也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1.7 中外企业家对中国管理哲学真谛的理解与诠释7

在现代中国企业家中，根据“正己正人之学”的理念，“联想”柳传志提出的“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蒙牛”牛根生提出的“小胜凭智，大胜靠德”；李嘉诚自称“自己是一个人，再而是一个商人”；河南红旗渠集团提出的“胜己者，胜天下”；“宛西”制药公司提出的“售药先‘售’人品”和“应先学做人之道，再学经营之道”等等。这些至理名言，说明做人是做事的根本的道理，都是中国管理哲学根本精神的集中体现与现代解读。

日本深受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思想影响。日本株式会社爱华路多集团董事长五十岚由人

6此部分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荣晋教授“简论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编写完成。

7此部分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荣晋教授“关于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思考”一文编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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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一本管理学著作，叫做《商道即人道》（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在长达42万字的著作中，反复论证的就是“商道即人道”。该集团的经营哲学是：人间是爱的体现，人生是奉献，商道即人道。书中所载的爱华路多社歌，集中地体现了它的“商道即人道”的思想。歌词是：一、爱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让我们在爱的道路上前进，分享喜悦，赞美真理。啊，因为有我们的爱而欣欣向荣，爱华路多；二、我们信奉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这光辉的思想，让我们满怀感激，和睦相处，用一颗明朗的真心，啊，驰骋在奉献之路，爱华路多；三、经营之路是我们的人生大道，我们通晓人生意义的真谛，让我们分享幸福，繁荣之花在此时盛开，啊，我们的事业光辉璀璨，爱华路多。这首歌词是从人生观、价值观、经营观三方面阐述爱华路多集团的管理哲学。五十岚由人提出的“商道即人道”的命题，正是对中国的“修己治人之学”思想的现代转换，是对中国管理哲学真谛的现代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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