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1-70
闲话“军统”(61)2009-08-31 09:19:09
随着四散奔逃的人群，陈恭澍迅速离开现场，同时，他看到兰子春、王文等人或骑车、或步行，很快消失在人群中。绕了几个路口，陈恭澍从西头进入煤渣胡同，安然的回到了北平站，见到了毛万里。毛很高兴的对陈恭澍说，听到枪声了，想必是“恭澍兄”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陈说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得赶快了解。毛说这你就别管了，休息一下，我去找人打探。这一下午陈恭澍如何睡得着！好不容易到了傍晚，毛万里回来了，带回来的消息令陈恭澍非常沮丧——王克敏仅左臂受伤，同车的日本浪人山本荣治则当场毙命。
第二天，报纸上刊出消息，除山本荣治以外，另有13人在战斗中受伤，但没说具体是哪一方面的人。陈恭澍不知道的是，就在出事的当天下午，为了“安定人心”，王克敏带伤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以表示自己“安然无恙”，“政权”仍处于稳定中。陈恭澍是职业特务，比毛万里要敏感得多，深知从今天开始，马上就是一场全城的大搜捕。因此，他从毛万里家出来，临走前告诉毛，自己要出去一趟，今晚不回来了，不要为他担心。多亏了王天木大哥当年的教诲，让陈恭澍结识了一大批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陈跑到他熟悉的八大胡同，以“大款”的身份，忍了两天两宿。
到了第三天，陈恭澍与毛万里通了一个电话，毛一听是他，马上说你快回来吧，有急事。一见面，毛万里就说幸亏
你那天走了，当天晚上日本鬼子就来了，你没有报临时户口，一旦查出来不得了。另外，天津站有一封电报给陈恭澍，陈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天参加行动的突击队员，只回去了5个——第一组组长兰子春和组员徐自富失踪！同时，戴笠从南京来电，除对陈恭澍等人的“忠勇除奸”表示嘉勉外，令陈速回天津，另有要事。
行前，陈恭澍再次约见了张作兴和齐庆斌二人，来的却只有齐庆斌一个人，带来了一个令陈恭澍万分焦急的消息——武老在大搜捕中被抓，现下落不明，为避免连累，张作兴已经连夜逃往天津。至于卞队长，由于武老的线索中断，已经无法兑现当时的承诺了。
1938年4月1日，陈恭澍返回天津，依然没有得到兰子春和徐自富的消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通过各种渠道，陈恭澍方才得知，兰子春和徐自富已经牺牲了。——当天的枪战中，兰子春受了轻伤，但他在高度精神紧张中并没有感到，一路骑着自行车回到客栈才发现受伤，于是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不虞有他。一会儿。同组的另外两人先后归来，其中一人说要去串个亲戚，因此逃过一场大难。当晚，日本宪兵循着血迹追踪而来，逮捕了兰子春和另一名组员徐自富。在审讯中，二人均坚贞不屈，未几，在北平英勇就义。至于武老，陈恭澍很多年以后才得知，其夫妇二人被逮捕以后，均受尽酷刑，但坚不吐实，几个月后被放了出来，武老已经被折磨
得“不复人形”，不久即含恨去世，其年轻的妻子则不知所终。“王克敏”案到此为止。虽然多有损失，但平心而论，在危机四伏的敌后，陈恭澍等不顾个人安危，以拼死一搏的勇气，狙击汉奸，不失为豪杰之举。
此战过后，陈恭澍“辣手书生”的名号不胫而走，好比逍遥津大战之后的张辽，华北群奸，“闻其大名，小儿不敢夜啼”。7年之后的1945年12月5日，时任军统局北平站督察的齐庆斌亲自拘押了王克敏，为自己的铁哥们陈恭澍出了一口恶气，同时被逮捕的还有殷汝耕等汉奸共14人。1945年12月 25日，王克敏因鸦片烟瘾发作死在狱中，这样一个恶名昭彰的人物，居然被他逃脱了“显戮”，实在是不公平。陈恭澍的故事，暂时只能写到这里，因为再往下已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而特务处也在1938年改建为军统局，但此前的许多事情还没有讲，如果顺着陈恭澍的事情一路讲下去，等再回头说其他事情的时候，读起来难免会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因此，为了叙事上的条理性，陈恭澍的故事暂且打住。
很佩服陈恭澍的抗日锄奸的勇气，但一直觉得他徒有虚名，勇猛有余，机智周全不足，由他主管的重大行动无一成功，（正如楼主所言张敬尧”案出自王天木，而上海站的一些行动多出自于下面的行动组，与当时并不熟悉上海的陈恭澍并无太大关系，他本人亦不否认），重大行动运气也很重
要，但那么多大行动无一成功显然说不过去。个人分析：一是陈的军事能力太差，虽出自黄埔，但显然没有好的军事素养，毕业后带兵剿匪都输得一塌糊涂，军事能力弱给他后来搞行动造成一些困难；二是过于年轻挑重担，他很早就得到戴笠的重视，但他的历事太少，显然不足欲应付大的行动，但戴笠拔苗助长。但我觉得他也有他的优点，就是比较虚心，善于团结人，从这点上看又有点少年老成的味道----谢军
闲话“军统”(62)2009-09-02 13:30:50
"郑苹如案"
郑苹如是牺牲在四十年代上海秘密战中许许多多烈士中的一位。郑苹如生于1918年，父亲郑钺曾留学日本，娶了一位日本太太，所以郑苹如是个混血儿。郑钺与中统特务陈宝骅（陈是陈果夫、陈立夫“二陈”兄弟的堂弟）是很好的朋友，由于这个关系，郑苹如与陈宝骅也走得很近，后来成为中统特工，并接受了刺杀丁默邨的任务。
按：以上是较为大众的说法，笔者认为，郑苹如究竟是不是中统特工，还有疑问。个人倾向于郑是基于民族义愤，主动请缨刺杀丁默邨的。
刺杀的经过，网上材料很多了，大体是抄来抄去，每抄一次，佐料就多一些，戏剧性就多一些,还着意加上了某些"香艳"色彩,什么某特务爱上她，到行刑时下不去手等等。把苏妲己的故事都安到郑苹如身上了。说这些话的人,我只能
说他们既无人心,也无脑子。所以这些不再赘述，大家只要知道郑苹如是抗日先烈就行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被捕后，汪伪当局曾找到郑的父母，说可以释放郑苹如，以此要挟郑铖出任伪职，其父母均严词拒绝。这叫精神！这叫气节！1940年2月，郑苹如烈士在上海从容就义，行刑的就是军统叛徒、刽子手林之江。次年，郑苹如的父亲郑铖因思念女儿，抱恨而终。1944年1月19日，郑苹如的弟弟、空军飞行员郑海澄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牺牲。1944年8月7日，郑苹如的未婚夫、郑海澄的战友王汉勋在执行任务时牺牲。郑苹如一家，可谓满门忠烈！1966年，郑苹如的母亲木村花子在台湾辞世，享年80岁。蒋介石亲题挽联“教忠有方”。郑苹如出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色戒》，其故事原型被认为取材于“郑苹如刺丁案”，这大家都知道了。郑苹如的妹妹郑天如曾公开抗议，并呼吁大家“切勿把片中沉溺情欲无法自拔的女主角，与历史上大义赴死的抗日烈士郑苹如画等号”。
张爱玲是否画了“等号”不重要，关键是我们不要去画这个等号就是了。另外，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色戒》的原著，如没看最好看一下，因为李安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进去。既然说到这了，就再说几句张爱玲。张爱玲是抗战期间躲在“孤岛”上海弄文学的一个，当时像她这样的作家有一批，出于这个原因，解放以后，张爱玲的作品也不太受人关注。张爱
玲“暴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连带着她那个汉奸情人胡兰成。要说谈世界观，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张，那显然是两股道，没法谈。但即便以当年而论，至少要说张爱玲这个人，起码是民族意识不够鲜明吧。国家都这样了，还有闲情逸志风花雪月，还讽刺某个女作家长得好不好看。不怎么样！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所以张爱玲多少有点贵族血统。弄得眼高于顶，一般的人是瞧不上的。
按：张佩纶属清末的“清流派”，这一派都是翰林，大都属于那种志大才疏的人，今天骂这个，明天损那个，就一样，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的能力（张之洞是个例外）。让他们去负实际的责任,一定锛事。张佩纶就是这么个人，整日里大言不惭，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他看得上眼。结果被人下了套，在中法战争中（1884年）被派到福建督战。这些人哪会这个，吹牛是可以的，打仗是不会的，结果打败不说，他自己还闹个临阵脱逃，丢人丢到了家！
笔者不太喜欢张的作品，应该说运用文字的能力还是挺纯熟的，但一味地哀婉绮靡，气象不高。既然说到张爱玲，就不能不说胡兰成，这个男人对张关系太大了。对此，许多人不免腹诽：你张爱玲爱谁不好，偏要爱一个汉奸；爱也就罢了，还爱得死去活来。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似乎天生就招女人喜爱。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朋友，或者认识这样的人，本人其貌不扬，也不一定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也不见得
多有钱、也没见啥大本事，就是找女人一门灵。今天找一个，明天换一个，女人跟了他好象还挺美，拣了个宝似的。这个，只能解释为——这种人的“性商”比较高、他身上从骨子里渗透着一种吸引女性的东西。没辙，这个不是生气的事。你有本事，但你找不着对象。胡兰成就是这么个人，而且他的“性商”可以说高到了极致，接近无与伦比的程度。更厉害的，胡兰成有才。
胡是个大才子，典型的江浙才子。关于胡的情事，大家去看《今生今世》就行了,没看过的网上有，这里就不多说了。胡兰成在海外名气很大，尤其是日本。他涉猎很广，不光会写散文，还是个学问家，其学说是成体系的。但我认真看了的只有《今生今世》，感觉也是那种腻腻歪歪、粘粘呼呼，不爱看。这里只就他当汉奸的经历，简单介绍一下。
胡兰成是浙江人，燕京大学肄业。1939年，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所谓“中央党部”，胡任其机关报《中华日报》总主笔。1940年—1941年，还曾兼任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即常务副部长）,后因卷入伪政权的派系斗争,不但给撤了职,还关了些日子。这就是胡兰成的汉奸经历，满打满算三年，时间不长，但足以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944年，胡在上海认识了张爱玲，1947年分手，也只有三年，但足以影响张的一生。凡跟了胡的女人，鲜有时间长的，唯一的例外是最后一任太
太佘爱珍。按，佘爱珍的前夫吴世宝，原来是上海滩的一个“小猪猡”，后来成势，并参加“76号”，成为汉奸，以后我们会提到他。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胡兰成潜逃到老家浙江，并辗转于上海、香港等地，1950年前往日本定居。1974年—1975年，胡兰成曾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到台湾任教，但终因观感太坏，被轰回日本。当时台文化界曾有人撰文《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1981年，胡在日本去世，终年75岁。这样一个于公理、于私德都有所亏欠的人，居然得享高龄善终，也算奇事一桩。
有太多的非中共方面的爱国志士，尤其是抗日志士被掩盖了，作者能够把这些英烈的事迹讲出来，实在是功德无量！小时候我就一直有困惑——历史书上总是说八路军装备特别差，而侵华日军有又常凶残且武器精良，这么厉害的鬼子怎么会被如此弱的八路军打败呢？
闲话“军统”(63)2009-09-03 13:49:11
“中央党部刺汪”案
汪精卫这个人一生经历极为丰富，撇开最后当汉奸不说，前半生，端的是丰富多彩。比如，汪精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曾经当过刺客、也曾经遇刺，而且遇刺一回还不够，还要来个两回。当刺客的那一下，就此奠定汪精卫一生的革命本钱。遇刺的两回，第一回有点冤，第二回可是咎由自取。然而，最终真正要了他的命的，却是第一次、即今次要说的
“中央党部刺汪”案。谈到汪精卫，真的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这么老资格的一位“革命家”，最后居然落水当了汉奸，想起来都替他惋惜。不过，这也是他长期亲日的必然结果，否则，不至于在中央党部替他“一生的政敌”蒋介石挨枪子儿，所以说冤也不冤。
按：在国民党内部，乃至往前回溯到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等，其高层人士中，相当多的人都有深厚的日本背景，首先就是中山先生。更有大批的留日学生，如黄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而下之的，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殷汝耕、王克敏，军统内部的王天木等等，就更多了。我们前面说了，之所以八年抗战中会出现那么多汉奸，与当时政界的中、上层有一大批亲日派，有直接的关系。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此后不久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会议。会议地点在南京中央党部大院。第一天会议的程序是：
8点：与会人员到中山陵“谒陵”，然后回到中央党部；
9点：准时进行大会开幕式，听汪精卫做报告；
开幕式结束后，大家在院里照合影；
10点半开始大会的预备会议。
当天，蒋介石于8点前到达“总理陵堂”，结果蒋发现
他居然是来的最早的。过了8点，“中委”们才陆续来到，而且许多人很不严肃，没有按事先的通知要求着礼服，穿中山装的、制服的都有，居然还有人穿着便装就来了。蒋介石非常生气，但碍于正置身中山先生陵园，不便发作。8时20分，谒陵仪式结束，蒋介石一怒之下，把他事先定好的讲演也取消了，坐上车就走。在返回中央党部的路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出租车从后面很快地追上来，在超车的过程中，还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往回看。蒋介石发现了，觉得不对头，于是叫慢点开，让出租先过去。开了一段，赫然发现那辆出租居然停在路边等着他们，蒋大怒，令人下去盘问，一问，对方说是记者。一个记者的车、还是辆出租，敢超蒋介石的车队，还窥视、守候，想干什么？但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总不能因为超了你的车就抓起来吧，只得作罢。
回到中央党部举行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由汪精卫致开幕词。原来拟订的开会程序，依照以往的惯例，有“默念总理遗瞩”一项，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主持人把这一项漏掉了，汪精卫在意外的情况下，提前上台致开幕词：“我们这几年，看见了各位同志的努力，其中如‘剿匪’之努力，已得到极大的成绩。其他建设，也得到若干成绩。但这种成绩，并不能使我们得到满意和安慰，就是因为国难并没解除，而且更加深重……，我们决心以无限的勇气，来负担这责任，以谋国难之解除”。
由于意外的变故，据陈公博后来回忆，著名的“演讲专家”汪精卫，当天的表现极为失常，“声音颤抖、脸色苍白”。汪精卫的开幕词很短，只有20分钟就结束了，大家下楼来到门前的台阶上，分成五排准备合影。正中，自然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第一排的还有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等。除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因患病行动不便,给他设了一张藤椅之外,其他人都是站着。大家都排好了，蒋介石却迟迟不露面，汪精卫让蒋的侍卫长王世和去请蒋“莅临”，等了半天还是没来。汪精卫只好亲自去请。蒋说，今天秩序太乱，我觉得要出事，我不去了，你也不要去。
蒋不愧是军人，第六感官很灵敏。汪精卫则不以为然，说这么重要的场合，咱俩都不去不太好。说了半天，蒋就是不动地方，汪精卫只好自己出来，站在中间。记者们对着第一排围成一个半圆形，嘁哩咔嚓一通闪光，9时35分，摄影完毕。汪精卫正准备转身，此时突然一个记者跳了出来，高呼“打倒卖国贼”，随即掏出手枪，冲着汪精卫就是三枪，汪应声倒地。以事出突然，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衮衮诸公，此时都露出了原型。据陈公博说，张静江“滚到地上”，孔祥熙居然“钻到汽车底下”。这个时候——挺身而出的，居然是文人张继。
闲话“军统”(64)2009-09-04 12:01:19
张继，与唐朝某著名诗人同名，1882年生，河北南皮人。
这个南皮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晚清名臣张之洞祖籍就是这里的人。张之洞是同治二年恩科的探花；他的堂兄张之万更了不起——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状元，这两科都很出名，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厉害，并不是因为张之万这个状元，而是因为这一科出了个李鸿章，不过当年他的名次比张之万可差远了——二甲第十三名进士！同治二年恩科的状元叫翁曾源。翁曾源是翁同龢的侄子，著名的“叔侄两状元”传为佳话。翁曾源患有“羊角风”，一发病就口吐白沫、人事不知。事有凑巧，正好殿试那天精神抖擞，把张卷子答得无懈可击，一举抡元。所以，和张之万那一科相同，同治二年恩科也不以状元闻名，出名的是探花张之洞。
从二张兄弟起，南皮文风大盛，张继就出生在南皮的一个世家。1899年，张继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遂“投身革命”。后来，因与邹容等强行剪去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张继被驱逐回国。回国以后，张继与黄兴创立华兴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作为国民党元老，张继成为与胡汉民、汪精卫、张璧齐名的“南胡汪、北二张”之一的人物。辛亥革命以后，张继任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就是由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张继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为故宫博物院的创立以及重要文物的保全起到过重要作用。但
他与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不大对付，时有龃龉，到最后居然出以政治手段，结果弄出了“故宫盗宝”的惊天大案，易培基竟至抱恨而终。其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隔了多年之后，依然是各执一词，政治家的政治手腕，原不是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可以置喙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看吴祖光先生的父亲吴瀛老先生的《故宫尘梦录》。
关于张继，有很多话题，比如他的“惧内”、比如他家公子闹出的那桩很出名的命案，奈何离题万里，不说也罢。但有一点必须要说，张继是一个极有胆识、有担当的人。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组织暴动失败后，张继作为一个书生，曾“手持双枪”，冒死护送黄兴突围。l947年，张继病逝于南京，葬于北京万安公墓。扯远了。却说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被刺，当时已经53岁的张继,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从背后死死抱住了年轻力壮的刺客,旁边的张学良上去一脚将刺客手中的左轮踢飞。这时，汪精卫的卫士才赶到，两枪将刺客打成重伤。枪法还真不错——这么近的距离，居然没伤着张继。最先赶到出事现场的，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此时汪精卫自忖必死，于是说：我为革命，死而无憾。
陈璧君是一个性格非常刚强的人，生死关头面前丝毫不露小女子态，只是说：“四哥（汪在家里行四），你放心吧，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结果我早
已料到。”这时蒋介石也赶来了，汪精卫对他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以后的责任，要你一个人来负了。”蒋介石一条腿半跪下来，握住汪精卫的手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陈璧君也是“老革命家”了，当年曾“毁家纾难”，在国民党内很有声望，论资格还老于“后起之秀”蒋介石。因此毫不客气地对蒋说：“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何必用这种手段!”
几句话说出来,抢白得“蒋先生”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搓火”又不便发作。据陈公博回忆，当时还是他亲自给中央医院打的电话，说了半天，对方才肯出诊。医生半天不来，汪精卫就那么躺在地上，蒋介石和陈璧君就那么站在旁边等着，另一边还躺着一个刺客。——要说这事也够新鲜的，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出了这么大的事，医院居然还敢推三阻四，今天的我们，真是不可理解。这时，大家忽然发现孔祥熙“失踪”了。找了半天才发现孔祥熙在汽车底下，出不来了——进去的时候出以慌乱，多小的“空”都能钻进去，出来可就不行了。找了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拽出来，把马褂的袖子都给拽撕了。
检查结果，汪精卫身中三枪——刺客一共就开了三枪，由于是抵近射击，三枪全部射中，而且还有“绝”的——刺客开枪的一瞬间，汪精卫正在转身，因此这三枪，有从后面打进去的，也有从前面打进去的、还有从侧面打进去的，你说这
三枪挨的，一点不糟践。后面的一枪最轻，打穿了左上臂，属于贯穿伤，处理一下伤口即可。前面的一枪就有些麻烦，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我博客里有照片），做了三次手术，才把把子弹取出来。问题最大的是侧面的一枪，从右背射进，可是子弹却怎么也找不到。没办法又送到上海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结果发现子弹正好卡在肋骨上，伤及脊椎。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生认为取出子弹难度很大，且有生命危险，建议保守治疗，用药物控制，并保证30年不会出问题。——殊不知，9年之后，正是这颗子弹，要了“汪逆精卫”的命。
闲话“军统”(65)2009-09-09 17:50:52
与汪精卫同时被送到医院的还有刺客，当时，卫兵们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姓名是孙凤鸣。另外，只搜出一颗用于自杀的鸦片烟泡和六角钱，可见刺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做这件事的。汪精卫被刺，日子难过的却是蒋介石。用陈公博的话说，大家都怀疑这件事是蒋先生的特务队干的。“蒋先生的特务队”是蔑称，指的就是戴笠的特务处。想想也正常，谁都知道“蒋先生”和“汪先生”不对付，汪先生遇刺，那不是蒋先生干的还有谁？别人谁有这么大胆子?再说了，照相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出席，显然是事先就知道有事要发生，再明显不过了。
其实，这件事真是冤枉了“蒋先生”。试问，蒋介石要
刺杀汪精卫，在哪儿不行，非得在中央党部？什么时候不行，非得在中央全会开会的现场？蒋介石怎么会干这种蠢事？无奈这种事无法辩白，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蒋介石“哑巴吃黄连”，背了个天字第一号的巨型黑锅。要想撇清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破案。据说当时蒋介石就把戴笠叫来痛骂了一顿：“人家都打到中央党部来啦！每月几十万元法币给你们，就为酿出这等祸事吗？”当天，一向冷静、讲究风度的蒋介石，居然用冷水冲头，可见“搓火”到了极点。确实，一个国民党的“中常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不要说还是国府的“行政院长”），居然在自己家里被人行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个笑话。既然是“笑话”，就有人在等着看结果。
有的记者去采访国府主席林森，林说：“外边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是替蒋先生掌印把子。”还有记者去问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吴“顾左右而言他”，说：“我是无锡人，无锡有108个烟囱，全国都像无锡，做到实业救国就好了。”当然了，也有一些人颇为关心——都是些吃特务饭的。宪兵司令谷正伦找到桂永清商议，怀疑是康泽他们干的。陈立夫也在自己的内部进行追查，他手下不是也有个特务机构么——叫“中央党部调查科”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召集相关人员开会——都是形形色色的特务——有陈立夫、有宪兵司令谷正伦、有教导总队长桂永清、有黄埔同学会刘健群，
还有复兴社的贺衷寒、康泽、邓文仪等等。
蒋介石大发脾气，又提起他今天从陵园到中央党部路上遇着记者出租车的事说了一遍，指责宪警工作失误，要求抽调得力人员参与侦破，经费由军政部拨用，限一星期查出头绪，一个月内破案，否则，今天到会的人全部撤职查办。总之，不惜人力物力，必须早日破案，“以正视听”。蒋介石还要求，每天要派人去中央医院探望汪精卫伤情，并向他汇报情况——其实，探病是一方面，关键是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往医院跑、谈些什么、是不是又在往我身上“泼污水”！
确实，汪精卫一出事，中央医院立马变成了“临时中央党部兼行政院”。汪精卫不是一般领导，出了事，大家都得拎着东西去看。不要说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士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往医院跑，有的是探病的、有的是看情况的，陈璧君安排人接待，忙得不亦乐乎。蒋介石特地请各派系首脑代表他前去看望汪精卫，同时侧面向陈璧君解释：“这事真不是蒋先生派人干的，保证限期破案。”云云，并请陈壁君派人参加侦破，以示坦白。
次日，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下设4个组：
第一组是戴笠的特务处；
第二组由教导总队桂永清负责，以教导总队中的复兴社基层骨干为主；
第三组由宪兵司令部谷正伦负责，由宪兵、中央军校中的复
兴社基层干部组成；
第四组由中央党部负责。
在特务处召开的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大会上，与会者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军校八期毕业生吴幼元，当时在教导总队任职，参与了侦破。据他回忆：大家分析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情况：
“国内方面：
共产党：经过长期作战，伤亡惨重，只求整补自安，不会寻找麻烦，也不会采用刺杀个人手段。
民主党派：没有这样大的魄力和胆识出此下策。
国民党内部：胡汉民的两广集团，目前政治、经济都很困难，不会向中央挑衅。
地方势力：如山东韩复榘，也只是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已派部队进行监视，不可能刺汪。如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贵州王家烈，以及西北地方实力派，虽对中央怀有二心，但与汪无宿怨。
国际方面：
意大利帮我建设空军，但又与日本互通情报，出于某种动机，刺汪或有可能。
德国情况和意大利一样，一面助我训练新军，一面又偏袒日本，曾卖军火给西北地方实力派，反说中国人不争气，有可能参预刺汪案。
俄国人(当时对苏联通称)是第三国际总部，企图中国赤化，经常在边界挑衅，阻碍中国统一，但不会采取暗杀手段。日本，侵占我东北四省后，网罗汉奸，进行颠覆活动，是最大的敌人，很可能收买亡命之徒，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但以上说的都是可能，没有任何证据，目前，唯一线索应从孙凤鸣和晨光通讯社入手。问题是——孙凤鸣已经死了。
闲话“军统”(66)2009-09-14 20:23:45
遇刺当天，汪精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然而，汪精卫的慈悲心肠已经无济于事。孙凤鸣所中的两枪都在胸部，送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为了掏出口供，特务命令医生尽全力抢救，即便如此，孙凤鸣始终处于昏迷状态，于11月2日凌晨3时许死亡。其间，孙曾在弥留之际说了“中央军校”、“姓张的”等几个词，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根据这唯一的线索，特务们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央军校”。所谓“中央军校”，其实就是当年的黄埔军校——1928年，蒋介石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将已经迁到南京的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按：从“黄埔军校”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实远
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热闹着呢，最极端的时候，在武汉、广州和南京同时出现了三个“黄埔军校”。这事，以后讲“黄埔军校”的时候再说。
中央军校的教职员工及学员有4000多人，特务们大海捞针一般地挨着个核对，最后列出十多个姓张的作为嫌疑人。其中，特务们发现有一个有少尉张某比较可疑。张某是安徽合肥人，二十五、六岁，由于其妻没有工作，生活比较拮据，但一个多月前，张家忽然雇了一个佣人，其妻还添置了不少新衣服，其消费水准与收入水平明显不相称。另外，其妻有时几天不归，行迹亦有可疑之处。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是张治中，特务们在未向校方通报问题的情况下，秘密拘捕了张某夫妇，并进行隔离审查。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夫妻双方同时被捕，因为分别询问，两下一凑，破绽立现。经过对张某两口子的讯问，发现双方供词彼此矛盾、互相出入之处颇多，如介绍人、结婚时间、地点，都对不上号，立即将张某夫妻关押起来。另外派了两个特务假扮夫妻住进了张家，守株待兔，等着有人来自投罗网。果不其然，11月3日夜，接到上海来的一封电报，内称“母病速归”四个字。特务们问张，张说母亲在合肥，上海没有亲戚。又问其妻，也说上海没有亲戚。——张某夫妻没有反侦察的经验，他俩是不知道上海有电报来，照实供认的。至此，特务们认定，此事必然与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