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诸侯王墓的发现和研究
公元前202年，高祖刘邦建汉以后，因循秦制，确立了"百官之职"和"分天下为郡县"的制度。在此后的二百余年里，西汉王朝又在此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不仅完成了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转变[1]，而且为中华汉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这一变革的一个重要物化表现，"制同京师"的汉诸侯王墓的研究无疑对认识这一历史变革极具重要意义。正因如此，自1968年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发现起，不断有学者将发掘与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2]。并且，随着材料的不断增加，许多问题在大家阐释与争鸣中渐趋解决。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汉分封的历史整理和对汉代诸侯王墓的发现与研究作以回顾，以期对其有更为明晰的认识。
一 西汉王朝的诸侯王分封制度
在楚汉战争期间，高祖刘邦出于军事需要，建立两等爵位制度，以赏赐功臣名将，功大者封王，功小者封侯。至公元前202年汉王朝正式建立时，刘邦先后分封了异姓功臣七人为王，即赵王张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和韩王信。这些手握重兵的异姓诸侯王的封国跨州连郡，占据了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大部分的疆域，对于只掌握关中周围十几个郡县的中央权力形成极大威胁。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1年）七月，张耳、吴芮死。不久，燕王臧荼谋反，刘邦亲自领兵讨平。在吕后的协助下，高祖又将其余四王一一翦除。但剪除异姓诸侯王威胁后的刘邦并未广推郡县制，而是以为秦祚短促的原因在于无同姓王国的屏藩，于是在清除异姓诸侯王以后， 刘邦与群臣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誓约，开始大肆分封同姓王国。公元前201年，刘邦分封其异母弟刘交为楚王、弟刘喜为代王、子刘肥为齐王、堂兄刘贾为荆王；公元前198年，封子刘如意为赵王；两年后，又封子刘恒为代王、子刘恢为梁王、子刘友为淮阳王、子刘长为淮南王；公元前195年，封刘喜子刘濞为吴王、子刘建为燕王。到他在位的最后一年(公元前195年)为止，共存在十个同姓王国和长沙一个异姓王国。这时汉朝版图的大部分也都为十一个诸侯王国所有，皇帝直接管辖的郡只有十五个。这样，虽然汉初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本质上是郡县制，但是由于诸侯王国的存在，形成了两套并行系统:一是皇帝直属的汉郡及其辖县，一是王国所属支郡及其辖县。诸侯王国虽受中央节制，但又相对独立。可以"自置吏"，即可以自行任命二千石以下官员；也有权"得赋敛"，即可以向本王国臣民收取赋税。实际上成为能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为叛乱和分裂埋下祸根。
吕后执政以后，对刘氏诸王进行了打击，废梁、赵，割齐、楚，分封诸吕、外孙张偃及诈惠帝子为诸侯王。到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共有诸侯王国十四个，其中吕氏三国:燕、赵、吕（梁国更名）；张氏一国：鲁（夺楚薛郡置）；诈惠帝子三国：常山（割赵）、淮阳、济川（本齐济南郡，置为吕国，后更封）；刘氏六国：淮南、代、吴、齐、楚、琅邪（割齐）；吴氏一国：长沙。但这一变化只是刘吕宫廷权力之争，于郡国关系未有根本变革。
汉文帝执政后，同姓王实力再度强大，除长沙外，又恢复清一色的同姓王国局面。但文帝已感到诸侯王国潜在的威胁，在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后，便采纳贾谊"以亲制疏"及"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建议，徙亲子淮阳王刘揖于梁，分齐国为七（即齐、济北、济南、淄川、胶东、胶西、城阳），分淮南为三（即庐江、衡山、淮南），以此削弱诸侯王的实力。这样，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加上高帝末年的九国（本十国，荆王贾无后，已除），王国总数增至十七个。文帝末年，异姓长沙国因无后除。
景帝即位后，继续推行以亲制疏之策。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封亲子六人为王，以与血缘较疏的其他王国抗衡，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一子刘胜被封为中山王（公元前157年）。此时，西汉王国达到二十二个，即文帝末年十六国加上河间、广川、临江、汝南、淮阳、长沙六国。随后，景帝重用大臣晁错，进行削藩，直接削夺王国支郡。这一措施，直接触动了诸侯王的根本利益，于是以吴王濞为首，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七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平定后，景帝乘势将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同时他又先后封子刘端为胶西王（公元前154年）、刘荣为临江王（公元前150年）、刘越为广川王、刘寄为胶东王（公元前148年）、刘乘为清河王（公元前147年）、刘舜为常山王（公元前145年）。公元前143年，又将对中央屡次不敬的梁国一分为五（即梁、济川、济东、山阳、济阳）。武帝即位后，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同时，武帝还推行"左官令"和"附益法"使得各诸侯王不敢妄动，诸侯国尾大不掉之势的问题解决了[3]。
终西汉之世，出于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诸侯王国或设立、或分化、或废除，但其地位的特殊性呈现出较强的阶段性特点。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认识，我们可从作为生前生活写照的诸侯王陵墓中窥其一斑。
二 西汉诸侯王陵的发现与发掘
到目前为止，可以基本认定的有18国诸侯王、后陵墓44座。为便于对当时时空关系的清楚认识，下面以国别为类作以介绍。
（一）中山王墓
西汉中山国位于今河北省中部偏西，易水南，原为中山郡，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始封国，都卢县（今河北定县），辖十四县，是汉代较大的诸侯王国。现发现西汉王、后陵三座[4]。
1. 中山靖王刘胜墓[5] 1968年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墓（满城1号墓）和其妻窦绾墓（满城2号墓），位于今河北省满城县（汉北平县）西南的陵山主峰，整体位置处于中山国北部，其都之东北。两墓南北并列，相距120米。墓穴凿于山岩石中，均为大型崖洞墓，墓门朝东。刘胜墓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6.8米；窦绾墓容积与之类似。两墓形制与结构基本相同，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等六部分。墓道斜坡式。墓道口用两堵土坯墙封门，两土坯墙之间灌以熔化的铁水，铸成一道铁墙。墓室内有完整的排水系统。两墓随葬品众多，各按用途置于各室。各出金缕玉衣一件。刘胜墓甬道和南耳室共置实用的车6辆、马16匹、狗11只、鹿1只。窦绾墓出大车3辆、小车1辆、马13匹。墓中出土随葬的铜器铭文"中山内府"和纪年"卅四年四月"是推断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由于满城中山王刘胜夫妇墓是目前所见少有的未经盗扰的墓葬，因而其布局结构可为其他墓葬研究提供参考。
2. 中山怀王刘修墓[6] 1973年发掘的中山怀王刘修墓为竖穴土坑墓，整个墓室呈"凸"字形，分为墓道、前室、后室三部分。前室又以大木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右侧置真车3辆、马13匹；左侧置生活用具；中间见4件偶车车马饰件。后室以木板分隔成前堂、后室和左右室。前堂置铜器，左右室中有大量丝织品、漆器和竹简；后室置黄肠题凑五层棺椁（或二椁三棺），棺内殓服为金缕玉衣。陵墓属于西汉中期。
（二）常山王墓
公元前188年，吕后执政时置常山国，都元氏（今元氏西北约10公里）传三世，公元前180年国除。前145年，景帝利用平定七国之乱的得胜形势将赵国一分为六，封子刘舜为常山宪王，占据其一。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宪王舜去世，子刘勃即位，但很快被废，改常山国为常山郡，国除[7]。
常山宪王刘舜墓[8] 刘舜墓位于今河北获鹿县新城乡，西汉常山国国都元氏北部偏西。1991年发现大墓两座，南北并列，发掘其中一座。墓上原有高大封土，墓葬为竖穴土坑结构，平面呈"中"字形，有东西两条墓道，全长95.40米。墓葬遭严重焚毁，
仅见环形曲尺状回廊，葬具推测为黄肠题凑结构。回廊置车3辆、马14匹。椁室与外回廊出土银、铜、陶、铁、漆等文物残件千余。铜器上标有"常山"、"常食中般"、"二十九年"等铭文，发掘者以此推测这些器物出于常山宪王刘舜墓。
（三）赵王墓
西汉时期赵国曾屡遭废立。公元前203年高祖封异姓诸侯王张耳为赵王，都邯郸，是年去世。次年，子敖即位；公元前199年敖被贬为侯，徙代王刘如意入赵，三年后被吕后所杀，随后刘友徙赵，公元前181年自杀；公元前180年吕后兄吕禄为王，是年被杀，国除；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封子刘遂为赵王，公元前154年因谋反被诛，国除；公元前152年，景帝封子刘彭祖为赵王，传七世，后为王莽所废[9]。
1978年，河北石家庄小沿村发现一座大型南北向中字形竖穴土坑墓，葬具为一椁二棺，木椁四周与椁壁呈垂直方向垒筑枋木墙，木头皆向内。由于曾遭盗扰，仅出部分铜器。棺内所出银质私印上有"长耳"字样，发掘者以此推为汉初赵王张耳墓[10]。但也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11]。
（四）河间王墓
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从赵国分出河间国，次年封子刘辟疆为王，都乐成（今河北献县东南约8公里），辖四县。其后传十世，至王莽代汉后止[12]。
1993年在献县县城东万村乡发掘一座大型汉墓，为土坑竖穴结构，座西朝东，平面略成凸字形，分为墓道、小侧室、主室三部分。墓道为斜坡式，有生土二层台和分布规律的柱洞，其内积沙。耳室位于墓道南侧近主室处，内置木箱，出土陶壶18件。主室近方形，内置三重棺椁，以青膏泥填塞，再外积沙积炭。由于早年被盗，出土遗物不多，有铜器、玉器、陶器和金饼等，据分析该墓年代应在西汉早期偏晚，墓主为女性。同一封土下墓南还有一座规模更大的积石积炭墓，两墓应为夫妇异穴合葬。发掘者推测为首代河间王刘辟疆夫妇墓[13]。
（五）曲阜九龙山鲁王墓
西汉鲁国位于今山东省中南部、泰安市与济宁市交辖地带。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改封子淮阳王刘馀为首代鲁王，都治鲁县（今曲阜）。其后子孙安王刘光、孝王刘庆忌、顷王刘劲、文王刘睃相继袭封，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被王莽废除[14]。
九龙山鲁王墓位于今曲阜县城南9公里处，共发现5座，东西并列，墓门皆向南，为凿于半山腰的崖洞墓。发掘的4座墓均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和四个耳室组成。2、3、4号墓墓室皆由前、后室组成，前室两侧又各置两个侧室。5号墓较小，为单室墓。4墓各置3车和马若干匹，均位于墓道侧的二耳室中。甬道
侧的二耳室主要放置粮食、禽畜和食品。前室两侧的四侧室主要放置礼乐器、生活用具及钱币等。3号墓出"王庆忌"铜印，发掘者依此将其定为鲁孝王刘庆忌之墓[15]，但有人对此持异议[16]。
（六）济北王墓
西汉济北国原为齐国济北郡（今山东省东阿县及其周围地区）。因在清除诸吕势力中有功，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东牟王刘兴居被封为济北王，都卢县（今长清西南），次年因反叛兵败自杀，国除。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复立齐悼惠王子、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徙淄川。次年，徙衡山王刘勃为济北王，传三代，至刘宽时国除[17]。
1995年在山东省长清县（今济南市长清区）西南、西汉济北国国都卢县东北四公里双乳山发现大型汉墓两座[18]，一大一小，东西并列。清理一座，为"甲"字形石圹竖穴式木椁墓，坐南朝北，主要由封土、墓道、墓室等几部分组成。墓道与墓室之间有阙门。墓室南北长25米、东西宽24.3米，深5米，底部倾斜，南高北低。椁室位于墓室的底部中央偏北，葬具为二椁三棺，外椁与内椁之间分为东、西、南、北4个边箱。墓葬中发现铜器、玉器、漆器、铁器、陶器、金饼、钱币等随葬品2000余件，墓主未着金缕玉衣，但有玉覆面、玉枕、玉手握等随葬。墓中共发现马车5辆，其中大车3小车2、另有马1匹。所出20枚金饼中有7枚刻画有"王"字，发掘者推测墓主为西汉末代诸侯王刘宽之墓[19]，但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20]。
（七）淄川国王后墓
淄川国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今临淄、寿光、昌乐三县交界地带），为原西汉临淄郡属地。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2年），封齐悼惠王子刘贤为淄川王，都治剧县（今昌乐西北）。景帝三年（公元前152年），刘贤因叛乱被诛。同年徙济北王刘志为淄川王，传八世，王莽篡位（公元8年）的第二年废，历时170余年[21]。
1987年在山东省昌乐县县城西六公里处发现两座西汉墓葬，东西并列。发掘一座，为凿山竖穴石坑洞室墓，由甬道、南室、北室及四个耳室组成。墓道作竖井式，边长四米，深11.7米，墓道底部接甬道。南北两室分别开凿于甬道两头，四耳室则分别凿于北室的西、北、东三壁上，南室、北室及四个耳室均为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弧形顶，并设门框、木门。墓中出有"淄川后府"封印85枚和"淄川宦谒"铜灯，故定为淄川王后墓，与之并列的另一墓推测为淄川王墓，年代在西汉中期[22]。
（八）齐王墓
西汉历史上曾四次封齐。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立韩信为齐王，后徙楚；公元前201年，封子刘肥为齐王，都临
淄，辖临淄、济北、博阳、城阳、胶东、胶西和琅琊七郡，占据了今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是当时最大的诸侯国。刘肥传三世，国除；公元前164年，文帝封齐悼惠王子刘将闾为齐王，辖临淄郡西部一带，传三世，国除；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复置齐国，立刘闳为王，8年后闳薨国除[23]。
西汉齐王墓位于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东北距齐故城遗址23公里，墓上原有高大封土，墓葬为中字形竖穴土坑结构。南墓道长63米，北墓道长39米。现在发掘出5个陪葬坑，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内筑木椁结构。一号坑位于墓室西北，北墓道之西，随葬品为礼器和生活用具，种类较多，计有铜、陶、银、铁、漆器等二百余件；二号坑位于墓室西南，南墓道之西，为殉狗坑；三号坑为兵器仪仗坑，在南墓道西侧，二号坑之南；四号坑为车马坑，位于墓室东南，南墓道以东。内置大车3辆、小车1辆，马13匹；五号坑为兵器器物坑，在南墓道东侧，四号坑之北，随葬品以兵器为多，其次是生活用具。内有"齐大官"、"食官"铜器多件，这是判断为西汉齐王墓的重要依据之一[24]。
（九）昌邑王墓
昌邑国位于今山东省西南部、菏泽和济宁两市交辖地带，属汉代山阳郡。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武帝立子刘髆为昌邑王，都昌邑（今金乡西北），传二世国除[25]。
昌邑王墓位于今山东巨野东南，为凿山竖穴石室墓，由墓道、封土、墓坑和墓室等四部分组成。墓道长60.5米，前部宽7.1米，置木车1辆、马4匹。墓道内垒筑两堵石墙。墓门也以石墙封堵。墓室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室置漆器、铜器；后室低于前室50厘米，有二层台，室中置一棺一椁。棺内外有大批玉器、铁兵器，铭刻的铜器和药石。墓坑和墓上坟丘均采用夯土石块分层填筑。根据地望与史料接合推测墓主为公元前100年封于此的昌邑王刘髆墓[26]。
（十）吕王墓
吕国封地原属于济南郡（今济南市所属区县及邹平县）。公元前187年，吕后临朝称治，封侄儿吕台为吕王。吕后崩后，吕台被诛，国除[27]。
吕王墓位于山东省济南市东的章丘市枣园镇，墓上原有封土近4万平方米。现探明主墓是一座有东西墓道的"中"字形土坑竖穴木椁墓，整个墓葬总长180米，主墓室面积1295平方米。现已在墓葬外围发现陪葬坑和祭祀坑36座。这些坑中出土了金、铜、陶、漆、骨等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以14号坑所出乐器最为出名。依据这些文物发掘者大致判断出各坑性质。各陪葬坑依据不同性质与用途作以不同排列，这是其他汉墓所未见的 [28]。
（十一）济南王墓
公元前164年汉文帝分
封齐悼惠王的儿子刘辟光为济南国王，公元前154年，刘辟光参加"七国之乱"，兵败自杀后济南国除[29]。
危山济南王墓位于山东省章丘市之西的平原与山地交界处，2003年经考古勘探发现。整个陵区分为主墓室、半山腰陶制品制作区及陪葬坑、山脚东部陪葬坑及墓区、山脚西部陪葬坑和墓群四个区。主墓室位于危山顶部，墓上有半圆形封土和地上建筑。墓室为甲字形竖穴岩坑墓，大致20米见方，墓道长40余米。半山腰陶制品制作区发现三座烧制车马俑的陶窑。山腰东部发现两座车马俑坑和一座墓葬，陪葬墓已被盗，但仍残存有铜弩机、铁镞、弹丸等武器和陶罐、盆、漆壶、盘等生活用品。年代在文景之际。危山汉墓兵马俑坑是我国目前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咸阳杨家湾汉兵俑和江苏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后的又一重要兵马俑发现地，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30]。
（十二）广阳王汉墓
广阳国前身为废燕国后所置的广阳郡，宣帝在燕国除后（公元前80年）6年，复立广阳国，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五月立故太子建为广阳王，都蓟城（今北京）。王莽建新后被废，传四代王，历时81年。
北京大葆台广阳王、后墓位于北京市西南15公里的丰台区。两墓东西并列，坟丘相连，王东后西，相距26.5米。广阳王墓（M1）保存较好，有南北两条墓道，以南墓道为主。坟坑呈覆斗形，坑底筑以题凑椁室，椁室上下四周铺木炭和白膏泥。椁室布局为最外部用大木构成两层外回廊，外回廊内是用15000余根枋木垒筑的方框形木墙，木头皆向内。木墙之内用木板从三面围筑棺室，内置二椁三棺。棺室与木墙形成内回廊。棺室前残存有漆床、陶器及各种食品等，在内外回廊内残存有陶器、俑、车马饰件、马、豹等。在墓道内又有用大木板构成的椁室，内置三辆实用真车马。判断为王墓。后墓（M2）焚毁，但从遗迹看与王墓基本相同，亦为竖穴土坑题凑椁室墓，出车3辆、马12匹。由于所出漆器上有"二十四年五月丙辰"字样，故判断为首代广阳王顷王刘建夫妇墓[32]。
引起较大轰动的老山汉墓位于北京石景山区老山主峰东南部的山坡上，为一西汉中晚期的大型竖穴土圹木椁墓，坟丘外观呈覆斗状，墓葬坐北朝南、墓室平面为凸字形，南面是斜坡墓道。墓坑四周以立木桩构成外回廊，是黄肠题凑椁室，内残存漆木棺，由出土的器物及初步的C14检测结果看，该墓很可能是某一代广阳王的王后葬所[18]。
（十三）长沙王墓
据史料记载，西汉时期在长沙封藩的有两人：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吴芮为异姓诸侯王，传五世，至文帝后元七年
（公元前157年）国除，历时46年。另外一人为景帝子刘发，其始封于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传八世，至新莽时废，历时164年。长沙国地处南越国与汉政权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汉王朝对南方的重要屏障。现发现的4座长沙王墓均为汉初的吴姓长沙国王、后墓。
1961年发掘的长沙砂子塘西汉长沙王墓位于山岗上，有封土堆，呈长腰形。墓室北端有斜坡墓道，墓道两侧有两长方形壁龛，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墓，周围置白膏泥和木炭，室中置棺椁。棺椁分四层，两棺两椁。由于曾遭盗扰，随葬品大部分被掠走，但见有木俑、半两钱和43件墨写隶书的木封泥匣等文物。发掘者推测墓主为末代异姓长沙王靖王吴著[34]。
另3座长沙王墓均在长沙咸家湖。分别为：象鼻嘴1号墓[35]、陡壁山1号墓[36]和望城坡1号墓[37]。三座墓都是凿山竖穴土石坑墓，斜坡墓道，上曾有高大封土堆。象鼻嘴1号墓墓口长20.5米、宽18.9米，墓圹四壁有两层台阶，向下内收。圹底先铺以白膏泥，再铺大木板作整个椁室的底，上部筑有内外两层椁室和棺室，形成两层回廊，外回廊以隔门分隔成12室及前部的门室，内回廊以隔门分隔成7室和前堂。棺室内置三层套棺。整个椁室的外围用长150厘米左右、宽20～30厘米的908根枋木垒叠于外椁四周，形成巨大的框形枋木墙。前壁正中留出甬道，也用大木板构成，前与墓道相通。出土有饮食用漆器，陶器、陶编钟、半两钱和丝织品等。陡壁山1号墓和望城坡1号墓结构是与象鼻嘴1号墓类似的黄肠题凑墓，只是其规模略小，且较之稍微简化。望城坡1号墓周围发现3个陪葬坑，分置陶饮食器、车器和土牛羊。象鼻嘴1号墓和陡壁山1号墓仅见土牛羊坑。由于出有"长沙后丞"和"长沙后府"的封泥，故将陡壁山1号墓和望城坡1号墓定为长沙王、后墓，而象鼻嘴1号墓定为某代长沙王墓。
（十四）徐州楚王墓
西汉曾三次封楚，公元前202年高祖封异姓诸侯王韩信于楚，都下邳（今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但很快被除，未留下王陵遗迹。公元前201年，刘邦封其异母弟刘交于楚，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至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因第八代楚王刘延寿谋反除国，为第二次封楚。公元前51年，宣帝封子刘嚣为第九代楚王，亦都彭城，传三代，至王莽时绝[38]。目前基本上可以认定为楚王或后陵的有8座，为：小龟山汉墓(南墓、北墓)、东洞山汉墓（M1、M2）、北洞山汉墓、驮篮山汉墓（M1、M2）和狮子山汉墓及其兵马俑陪葬坑。均为"凿山为藏"，且均属于西汉时期。其中北洞山汉墓、狮子山汉墓、驮篮山汉墓（M1、M2）四墓坐
北朝南，都有长墓道，墓室结构近似，年代较早；其余四墓则坐东朝西，墓道短、甬道较长，墓室结构略同，年代较晚。下面分别介绍：
1. 小龟山汉墓[39] 位于徐州市西北８公里九里区小龟山。此墓由两条墓道衔接两条甬道，南北平行并列，两条甬道后各有一墓室，实际上是一组夫妇异穴合葬墓。二墓结构基本相同，均由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若干侧室、耳室组成。南墓全长82.5米，北墓长83.5米。从残存遗物判断，前中后室象征前庭、中堂、后寝，耳室和侧室为车马库、仓库、饮食库和庖厨室之属。由于南墓出土"刘注"龟钮银印一方，故认定其为第六代楚王刘注夫妇之墓，年代在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在该墓之西有其附属墓，编号龟山汉墓M1。
2. 东洞山(石桥)汉墓[40] 位于徐州市区东北下淀乡石桥村南，洞山北麓，为崖洞墓，两墓道南北平行并列，相距仅10米。南墓规模较大，全长61米，墓道长4.2米，甬道长46米，甬道北侧有一耳室，甬道后接前室、后室附4个侧室。北墓墓道已毁，甬道长19.9米，后接一主室。出土器物167件，其中铭刻"明光宫"、"王后家"、"赵姬家"铜器多件，故推定北墓墓主为某代楚王后，南墓墓主为某代楚王。
3. 北洞山汉墓[41] 位于徐州北10公里京杭大运河的北岸，系石室墓，早年曾被盗。由墓道、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组成，全长66.3米。主室坐北朝南，前有墓道、甬道，甬道中用巨石堵塞。主体建筑有侧室、耳室、前堂、后寝８间，主室墙面用石粉涂平，髹漆后再涂朱砂，用以防腐防潮。附属建筑共计11间，当为其府库仓储，有储藏室、更衣室、浴间、厨房、井、灶、厕所等，还有舞乐宴饮的场所。该墓虽曾被盗，但还清理出有金器、铜编钟、门锁铺首、弩机箭头、玉器、漆器、陶俑、钱币等珍贵文物。其中半两钱总数约有七八万枚。此外还出有铜印，如"楚宫司丞"、"虹之左尉"等印。7个小壁龛有彩绘陶俑，共222躯，历史、艺术价值较高。墓中出土有金缕玉衣的玉片五六十片。
4. 驮篮山汉墓[42] 位于徐州市东北郊驮篮山东西两山丘的南麓，两墓均坐北朝南，东西并列，甬道内均以大型塞石封堵，自西向东编为一、二号墓。一号墓墓道长26米，洞室长27.74米，两侧凿有三组对称耳室，后面是前堂和后寝。二号墓结构亦同，只不过稍小点。两墓不仅有常见的前堂、后寝、耳室等，还设置有厕间、沐浴室、武库等。墓室雕琢细致平整，以澄泥涂遍，外敷朱漆加以装潢，墓室四周并有排水的设施。两墓早年被盗，仍出土文物千余件。两墓形制相近，建筑风格及出土文物时代特
征一致，均属西汉早期。一号墓的墓室规模均优于二号墓，并发现有用以贮藏铁甲和兵器的武库，故推断一号墓主人应为男性，二号墓是附葬墓。
5. 狮子山汉墓及其兵马俑陪葬坑[43] 位于徐州市东郊的狮子山汉墓 "凿山为藏"，墓全长117米，面积851平方米。由外墓道、内墓道、天井、耳室、甬道、侧室、棺室和陪葬墓等部分组成。墓主所着金缕玉衣为用4000片和田玉作质料的上好玉。此墓共清理出汉半两钱17万枚之多。东西排列的3个小耳室未经盗扰，清理出金带扣4个，每个重390克，金羊头浮雕饰物。此外还见大量玉器、铜容器、铜兵器等。此外，在墓室里还出土了大量的铜官印，总数有200多枚，封泥80余枚，这为研究西汉早期楚王国官制、区域地理及中央与诸侯国的行政关系提供了翔实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在该墓以西约500米处发现一处附属该墓的兵马俑坑，目前共知有3处，出土兵马俑2000余件。这在汉代诸侯王墓中是少见的。
徐州8座楚王墓，目前仅有龟山2号墓可确定墓主为第六代楚王刘注及后，其余墓墓主争议均较大。西汉有楚王12个，早于刘注的有刘交、刘郢（郢客）、刘戊、刘礼、刘道。由于大家在北洞山汉墓、驮篮山汉墓（M1、M2）和狮子山汉墓四墓早于刘注墓已形成共识，因而有关这四墓的墓主也就在刘交、刘郢（郢客）、刘戊、刘礼、刘道之间产生分歧，目前尚无定论[44]。石桥二墓稍晚于刘注墓，有可能为后于刘注的刘纯或刘延寿夫妇墓。
（十五）广陵王墓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将其子刘胥封于今扬州地区，为广陵厉王，都城在广陵（今扬州市），辖平安、高邮、江都等县。刘胥在位长达63年，后因诅咒皇上，事泄自杀。汉元帝初元二年，刘胥之子刘霸袭封，在位13年。其后又传两代四王，公元9年，被王莽废国。计四代六王，前后126年。
高邮广陵王刘胥夫妇墓，坐北朝南，两墓东西并列。墓上原有陵园、寝庙建筑。两墓都是设有一条墓道的竖穴岩石坑墓。刘胥墓深24米，在墓底铺有碎石、夯土、木炭，再用大木铺成整个椁室的底，紧贴墓圹四壁并立木板形成外椁墙，外椁墙外再立墙形成外回廊，或叫椁房，内套三层椁房和棺房。最外的内椁房分隔成15间小房，每间小房均有门楣、门框、门槛和双扇门，上书"食官第X内户"、"中府第X内户"等字样。内两层椁房呈回廊式。中央棺房分前后两部分，后部置二套棺；前后设门。刘胥之妻墓形制与之类似，只是规模略小，无外回廊，且椁房间数较少，但多出一车马库，内置车马器具。墓主身着金缕玉衣[45]。但也有学者对该墓墓主是否为广陵
王持怀疑态度[46]。
1985年，扬州博物馆对邗江县杨寿乡的宝女墩墓葬群进行了部分清理，所清理M104、M105中出土了有"中官"、"广陵服食官"、"王家"等铭文的器物，再加上其墓葬所处位置不在封土正中，因而发掘者认为这两座墓葬为陪葬墓，并依据文献推测主墓室是广陵王刘守的墓葬[47]。
（十六）泗水王墓
泗水国位于今江苏省宿迁市地境，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3年）秋，立常山宪王子商为泗水王，武帝元鼎4年别称为泗水国。传6代，历西汉武、昭、宣、元、成、哀、平及孺子婴，125年之久。
2003年1月，南京博物院对江苏泗阳大青敦汉墓进行了发掘，墓葬为大型土坑木椁墓，由主墓室和三个外藏椁组成。墓道的西侧还有一上下两层的大型陪葬坑，出土有木、漆、铁、青铜、陶、玉器等文物700多件，其中木雕出土比例占到80％以上。目前有关泗水王陵的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正在进行中，发掘者结合墓葬型制和墓中出土文物、文字（椁板上刻有"王宅"、"泗水王冢"）等研究，一致认为该墓即为某代泗水王之墓[48]。
（十七）梁王墓
在西汉历史上曾四封梁国，公元前202年，刘邦封异姓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今山东定陶），公元前197年因叛乱国除。同年封子刘恢，公元前181年，吕后徙恢为赵王，改封吕产为梁王，一年后吕产因叛乱被诛。公元前178年，封文帝子揖为梁王，后坠马死。公元前168年，改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称梁孝王，都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这是西汉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封梁。由于孝王曾几次对中央构成威胁，公元前144年，孝王死后，梁国一分为五，除长子共王外，其余四王皆一代而终，封国并入汉郡。共王后传七代，至王莽篡汉后，国除[49]。根据历史资料，西汉梁国的八代九王墓都葬在今河南省商丘地区永城县东北部的芒砀山群，目前已在该区保安山、黄土山、夫子山、铁角山、南山、窑山和僖山发现大型陵墓18座，经发掘可以认定为梁王（后）的大约8座：保安山一、二、三号墓，柿园村汉墓，窑山一、二号墓和僖山一、二号墓。其中以保安山梁孝王、后墓保存较好[50]。
保安山一号墓位于保安山南峰，以山为陵，墓顶有封土，并发现大面积的建筑遗迹。整个陵区用夯土筑成平面近方形的大陵园，南北长约900米，东西宽约750米。在东门外有类似阙的建筑。两墓均为开凿在山岩之中的大型崖洞墓，由墓道、甬道、耳室、主室、回廊及许多侧室组成。甬道两侧有3个耳室、1个侧室。甬道后通主室，主室两侧有6个侧室，四周凿成回廊，回廊四角有四个角室。惜因墓内盗掘一空
，对各室性质无法判断。保安山二号墓在北峰，距一号墓约200米，二者南北并列，亦为大型崖洞墓。只是规模更大，由东西两墓道、三甬道、前庭、前室、后室、回廊及30个侧室构成。前庭北壁两侧室为车马厩室，东甬道两侧的四侧室出有成束的剑、镞等兵器和车马器。前室（又称"东宫"）出土宴饮器具，估计象征为墓主待客之所。"东宫"两侧有6个侧室，应为庖厨和仓储之所。后室（又称"西宫"）象征墓主后寝之所。根据勘查结果两墓使用同一陵园，考虑到其位置关系及墓中所出刻有"梁后园"的铜印，发掘者推测为梁孝王夫妇墓。但对两墓具体所属有人持异议[51]。保安山三号墓位于梁孝王墓陵园范围之内，为土坑竖穴结构，形制较小，曾遭盗扰，现发现金缕玉衣残片586枚，玉璧、玉环、玛瑙贝、青铜镜等遗物若干，根据所出半两钱，发掘者推测该墓为梁孝王夫人墓。
柿园汉墓所在山为保安山南部的余坡，墓上原有高大封土，周围原有陵园建筑。墓葬结构为依山开凿的崖墓，从西向东依次为墓道、甬道，最后是主室、巷道及各个侧室。墓全长95.7米，面积383.55平方米。墓葬曾遭盗扰，但仍发现大量有价值的文物。其中墓道底部东南角所发现的钱窖有钱币225万枚，均为汉半两钱。墓中还发现随葬车25辆及分属于100多匹马的马饰件。墓室顶部的壁画绘制技术代表了西汉绘画的最高水平。根据各种材料综合分析，墓葬年代在下西汉景帝至武帝早年之间。
窑山两座汉墓南北并列，均为"甲"字型石室结构墓。由于两墓曾遭盗扰，原遗物摆放情况已不清，各发现金缕玉衣残片一套，其他玉礼器、青铜器等文物若干。根据墓葬形制推测为西汉晚期某代梁王墓。
河南僖山一号墓，为凿山竖穴墓。地面上有封土，墓道用408块塞石封堵。墓室用方形石块垒砌四壁，墓口以长石条封盖。墓主着金缕玉衣，出土了精美鎏金器、玉器等。该墓体现了从黄肠题凑向黄肠石过渡的特点，年代在西汉晚期[52]。僖山二号墓与之背向而葬，结构为竖穴石室墓，出土玉衣片若干及玉礼器和玛瑙、铜钱等，应为某代梁王后墓。
（十八）广州南越王墓
始建于公元前203年的南越国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诸侯国，其前身实际上是秦朝旧吏割据一方的结果，因而并未收入《史记?汉兴以来的诸侯王年表》。直至公元前196年，汉政权才正式遣使册封，赵陀的南越王身份算是正式确认。吕后执政后汉越一度交恶，文帝时再度修好。武帝即位后，南越国内部发生政变，公元前112年，汉朝出兵平叛，次年除国。南越国至此共传五世历93年[53]。
1983年广州象
岗发现第二代南越王赵昧之墓[54]。墓葬坐北朝南，是一座凿山为藏的石室墓。墓室分为前后两部分，共7室。前部分分为前室、东耳室、西耳室，三室平面呈长方形；后部四室，有主室、东侧室、西侧室，三室平行纵列。主室中出土有兵器、屏风和珠玉珍宝等；在主室的后端分出一个后藏室，为储藏室。墓室除东西耳室是从前室打横掏洞砌筑外，前室和后部四室均为大石堆筑，各室以石墙分隔，有门道相通。东侧室为婢妾殉葬；西侧室为庖厨之所；东耳室为宴饮所；西耳室是库房；墓门外设外藏椁，置侍卫殉人及仪仗器。墓主身着丝缕玉衣，葬具一棺一椁，出土随葬器物1000多件（套）。从殉人等方面看南越王墓规格似乎超出其他汉代诸侯王，但其规模及随葬品数量远不及，说明南越国虽国力较弱，但有较大的自主性[55]。
三 西汉诸侯王墓的研究
综上材料，这些分处于各自相对独立的诸侯王国的陵墓，在建制上体现出一些共同之处。比如，各诸侯国基本都是王陵与后陵平行并列、同茔不同穴；与西周时期盛行的昭穆排列制度不同，西汉各陵独自成一独立单元，周围是陪葬妃嫔或贵戚墓[56]。此外，从陵墓所处位置看，现今所确认各诸侯王陵均在国都的北面或东面，联系到西汉帝陵与长安城的位置关系，这似乎预示着不可以偶然现象来解释。毫无疑问，诸侯王陵共性的存在应与深受西汉帝陵的影响不无关系[57]。但其差异性更为明显，单从墓葬性质上看，有学者根据埋葬地点的不同将其分为竖穴土石坑墓和崖洞墓两大类[58]；也有人将竖穴石坑墓与崖洞墓归为一类，而将竖穴土坑墓单列[59]；与之不同，有人按墓葬建筑结构的不同将诸侯王墓分为三类：带横穴的天井墓、室内经过打磨装饰的带横穴天井墓和室内有瓦木建筑的横穴崖洞墓[60]。出于不同的考虑角度，各分法都有一定道理。诸侯王墓的建制的差异有时代和地域上的差别，也与各诸侯国各自经济实力密切相关。竖穴土石坑墓虽然结构相似，但在岩坑上开凿陵墓无相当经济基础很难做到，因此为了方便对这一差异的认识，我在这里将西汉诸侯王墓分为三类：崖洞室墓、竖穴岩坑墓和竖穴土圹墓。从地域上看，竖穴土圹墓主要见于今京、津、冀地区的中山王墓、燕王墓、广陵王墓、赵王墓、常山王墓、河间王墓和今山东地区原同属于齐国地域的济南王墓、齐王墓、吕王墓等。而因山为藏的竖穴岩坑墓和崖洞墓主要见于地处南方地区的长沙王墓、楚王墓和部分梁王墓。毫无疑问，不同类型墓葬的分布显然受到了地域方面的影响。但这一地缘差异不是绝对的，它
与年代的前后演进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目前发掘情况看，属于文帝之前的墓葬共有3座，均为竖穴土圹墓。文帝时期出现了"因山为藏"的墓葬，截止到武帝时期共发现20座，其中竖穴岩坑墓5座，崖洞墓11座，而同期土圹墓仅见4座；到武帝以后，因山为藏的竖穴岩坑墓和崖洞墓开始在东部的山东地区（鲁王墓、济北王墓、昌邑王墓、淄川王墓）和北部的河北地区（中山王墓）出现。
关于诸侯王崖洞墓的起源曾有学者推为其受了文帝霸陵的影响[61]，现在看恐怕难以成立，原因有二：其一、根据现有材料至少有两座诸侯王崖洞墓（楚王山陵和狮子山楚王陵）年代要早于霸陵；其二、西汉十一陵中，霸陵是唯一一座"凿山为藏"皇帝陵[62]，其后九陵均未模仿其建制，很难说其所起到的表率引领作用。相反，我个人以为霸陵建制恐多少是受到楚王陵影响，但该建制在霸陵的应用无疑对其推广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于"因山为藏"墓葬形制初现于南方的梁、楚大国并长期盛行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该地自然环境为这一墓葬形制提供了地理条件，其二、崖洞墓"摆脱了先秦的多重棺椁制度，是完全模仿生前所居前堂、后寝、左右仓储和车马厩的形式"[63]，是墓葬制度的一大变革。南方地区地处偏远，自周秦时起就较少的受中央影响（这在先秦楚墓中尤为明显）的传统为其变革做了良好的铺垫。其三，最重要的是，在山上开凿岩坑墓和崖洞墓都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汉代自文帝时起开始经济方得以恢复，尤其是冶铁手工业的发展为开山筑墓提供了最直接的工具支持。而曾得"千秋万岁后传于王"[64]应允的梁和作为高祖发迹之地的楚对满足这一物质基础显然更具优势。梁后期由于国力衰微，陵寝规模一个比一个小[65]，或许正好可作为这一条件的反证。
不同形制的西汉诸侯王墓葬在正藏与外藏、玉衣殓服及车马随葬制度上有较大差异，下面分别论之。
（一） 关于汉代诸侯王墓的正藏与外藏
汉代诸侯王墓分为"正藏"与"外藏"两部分，其称呼最早见于《汉书?霍光传》:"光薨... ...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龄，衣五十筪，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据此，关于 "正藏" 今人结合实物材料总结为"以黄肠题凑为界（含黄肠题凑之外的回廊），其内为正藏，包括‘梓宫'、‘便房'、‘题凑'等一应设施"[66]，即由盛放主人尸体的棺椁组成的多重封闭空间。其他学者论述与此基本一致[67]。所谓"梓宫"即梓木制成的棺，《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云:"以梓木为之，亲身之棺也。
为天子制，故亦称梓宫。"西汉诸侯王国"文武百官，制同京师"，用此制当是允许的。关于"便房"的认识意见不一，俞伟超先生认为，墓的正藏之内分明堂、后寝和"便房"，那么只有棺室两侧的侧室或内回廊为"便房"[68]。鲁琪依据《后汉书?礼仪制》所载"羡道开通，皇帝谒便房。太常导至羡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谒，伏哭止如仪。"认为皇帝"至柩前"，即"梓宫"之前，也就是前室为"梓宫" [69]。后来他又认为"凹"字形的内回廊为"便房"[70]。单先进依据《汉书?霍光传》在叙述葬据顺序时，"便房"处于"梓宫"和"黄肠题凑"之间，而黄肠题凑墓中的内椁和棺室正处在"梓宫"和"黄肠题凑"之间，因而认为"便房"即内椁和棺室总称[71]。刘德增依据《汉仪注》所记"内梓宫、次椁、柏黄肠题凑"，认为"楩"、"便"通假，"便房"与"梓宫"、"黄肠题凑"一样，其名称源于其所用材质。内椁和棺房用"楩木"做成，故称"便（楩）房"[72]。黄展岳先生观点与此一致[73]。
关于"黄肠题凑"研究也比较充分。"题凑"结构墓葬最早可能出现于战国，《吕氏春秋?节丧》有"题凑之室"的记载，《史记?滑稽列传》中也有云"梗枫豫章为题凑"，可惜他们都语焉不详。近来有人称陕西秦公一号大墓为题凑结构，但未见正式的报道材料。"黄肠题凑"名称最初见于《汉书?霍光传》。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与玉衣、梓宫、便房、外藏椁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汉书?礼仪志》中引《汉旧仪略》就有汉武帝陵"内梓棺、柏黄肠题凑次之"的记载。作为"同制京师"的汉代诸侯王墓，我们目前共发现了11座墓使用了"黄肠题凑"。得益于材料的渐趣丰富，学者们纷纷对"黄肠题凑"的结构做了复原分析:"题凑"在结构上的基本特点，一是层层平铺、叠垒，一般不用榫卯；二是"木头皆内向"，即题凑四壁所垒筑的枋木（或条木）全与同侧椁室壁板呈垂直方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题凑的名称便是由这种特定的构筑方式衍生出来的。"黄肠"则因题凑用的木料都是剥去树皮的柏木枋(椽)，以木色淡黄而得名[74]。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木构题凑墓是1978年发现于石家庄小沿村西汉初年张耳墓，但由于该墓被盗扰，我们只能根据其痕迹略知大概。西汉早期的长沙咸家湖三座西汉楚国王后墓的黄肠题凑形制清楚，用材、尺寸、堆垒方法均比较明确。西汉中期的北京大葆台1号墓，用15000多根柏木椽叠垒成的宏大题凑，高达3米，直抵墓室顶部，其内设有回廊及前、后室，结构上更具独立性，被认为是黄肠题凑的成熟形态。此外还有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王刘修墓、北京老山汉墓、长沙砂子塘吴著墓
等结构与之类似。西汉晚期的高邮天山1号墓的黄肠题凑，形制复杂，保存完整。题凑木彼此用榫卯嵌合，同时又全部嵌置在一个框架结构中，形成一个与墓室连为一体的牢固整体。构筑方法与题凑的原型已颇不同。西汉晚期起，"黄肠题凑"墓出现了新的形制，其代表就是河南永城僖山一号墓。该墓竖穴岩坑结构，上有10余米高的封土，有一条墓道，墓道后用408块塞石封堵，石上详细记载有石块方位、编号和工匠名字。墓室用方形石块垒砌四壁，墓口以14块长石条封盖。这种石筑石墙代替了木质黄肠题凑，演变成黄肠石墓。并且这一墓制为后世的东汉定县北庄刘焉墓[75]、淮阳北关刘崇墓[76]等沿用。其后，石材题凑亦不复见，题凑之制在东汉时期随着大型多室砖墓的盛行已趋于消弭。
关于外藏椁，颜注引服虔曰：外藏椁"在正藏外，婢妾藏也。或曰厨厩之属也。"对此，今人小有争论。李如森先生结合考古资料，将"外藏椁"概括为三项内容："婢妾之藏"、"厨"、"厩"之属，并对汉代王侯墓葬的外藏椁依其形制差异作以分类[77]。陈直先生则认为外藏椁系造外回廊所用板材，服虔在汉时殉葬之风已除的形势下，以外藏椁为婢妾之藏说不通[78]。单先进、刘振东先后对此做了回应，说"枞木外藏椁十五具"与实际情况相符，"一具应指一个椁室" [79]；婢妾之藏与"厨"、"厩"一样，只是象征性作用，而非一定要用人殉葬。进而他对外藏椁的内容作了详细界定，即"婢妾"，墓葬外藏椁中全部殉人的总括；"厨"，包括叫厨的建筑物和与"厨"有关的设施和物品；"厩"，包括马坑、车坑和车马坑。需要说明的是，所有的这些论述的史料依据均是霍光墓葬的资料，将考古发掘结果与历史文献相对照是历史时期考古的特点，这是其优点，但缺点同时也涵盖其中。就此问题而言，由于霍光的墓葬目前尚未发掘，所以一方面文献记载与实际情况到底是否相符尚不敢断言，另一方面有关"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与"外藏"葬制是否仅限于题凑墓也不得而知。如果我们因为有些崖洞墓有车马之属，便将与之相近的系统通统与外藏椁划上等号未免有些太过勉强。因此关于所有诸侯王墓外藏的论述我个人倾向于使用段清波在论及秦始皇帝陵时明确过的"外藏系统"的概念[80]，即外藏系统是指"墓室主体空间以外的随葬区域，包括墓葬室内的壁龛、耳室、殉坑、车坑、马坑、车马坑以及墓室外的所有器物坑。"
关于外藏系统的渊源，最初俞伟超认为西周与春秋时期本无其制，外藏椁发端于春秋晚期，战国时期成为多个诸侯国的王陵制度[81]。近来有学者则提出，商周时期的车马坑
其实已具备有外藏椁的特征，春秋中期有了基本内容为"厨厩之属"的独立外藏器物坑[82]。西汉不同形制的诸侯王墓的外藏椁有较大差异，甚至同一形制的墓葬在不同阶段外藏椁亦有所不同。目前来看主要存在三种形式。一是外藏系统分列于墓道内和主墓之外，这种情况主要见于竖穴土圹墓和早期的因山为藏墓。洛庄吕王墓、危山济南王墓、泗水王墓、狮子山汉墓、长沙望城坡1号墓等皆为之属，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其主墓室之外都发现了大大小小的陪葬坑。其中洛庄汉墓共发现35座（另有一座7号坑为祭祀坑），是目前所知发现陪葬坑最多的诸侯王墓；危山济南王墓、狮子山汉墓发现了兵马俑坑；泗水王墓、邙砀山保安山M2也都在主墓之外另有陪葬坑存在。在主墓室之外同时另置坑埋葬最早见于商代大墓，一般是用于置放车马用，也有的为殉人或殉牲。西周时继承了这一制度，只是在殉葬内容上稍有变化。东周时期列国墓葬多有发掘，绝大多数在主墓外均有陪葬坑，如河南徽县魏国王室墓、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等。在主墓室外另设陪葬坑作为外藏系统发挥极至的当属秦始皇帝陵。秦始皇帝陵外藏陪葬系统分四个层次，包括珍禽异兽坑、马厩坑、陪葬墓、兵马俑坑等诸多陪葬坑。上述几座汉代诸侯王墓在此方面都有明显模拟秦始皇帝陵的倾向，陕西杨家湾周勃周亚夫墓虽为侯墓，但形制特点与之极为类似。西汉以后，这种在主墓室之外设外藏椁的制度就消失了。第二种情况是外藏系统做成回廊式，主要见于竖穴岩坑墓和文景以后的土圹墓中，以长沙象鼻嘴1号墓最具代表性。该墓用两重木椁形成内外两层回廊为"外藏椁"。外回廊位于外椁板壁和内椁板壁之间，内置各种陶、漆器。北京大葆台汉墓结构与之类似，外回廊构筑在黄肠题凑的外面，用扁平立木隔两层，平面呈回字形，内回廊置"黄肠题凑"的内壁与正藏之间，内置车马器、陶器等。长沙陡壁山1号墓、高邮广陵王刘胥夫妇墓、长沙砂子塘墓皆为此属。河南保安山M1梁孝王墓主墓室虽也有回廊结构，但由于其车马、礼乐器主要置于墓道和耳室，因而我在此将其归入第三类外藏系统，即将外藏系统置于墓内墓道、耳室，主要见于崖洞墓。满城刘胜墓甬道和南耳室共置实用的车6辆、马16匹、狗11只、鹿1只。窦绾墓也在墓道内左右两侧各开一耳室为"外藏椁"一置大车3辆、小车1辆、马13匹，另一置炊饮器。山东曲阜鲁王墓、南越王墓、徐州几座楚王墓、巨野红土山汉墓等皆为此属。这实际上已完全形成了汉代外藏系统的基本模式。但这一模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三种不同的
外藏方式在同一墓葬之中也决非非此即彼。以河南保安山M2梁孝王后墓为例，它既在主墓室之外有陪葬坑，墓内还有回廊结构和耳室为厨厩车马之属，体现了较强的过渡性特点。
纵上来看，西汉诸侯王墓的外藏系统大致经历了一个由主墓室外置坑到完全局限于墓内，由继承周秦遗风到完全成汉制的发展过程。
（二） 关于汉代诸侯王陵的车马殉葬制度
车马殉葬制度是西汉诸侯王陵墓外藏系统的重要内容之一。但追其渊源如前文所述则始于殷代，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殷墟王陵区和其他王国区域内至少发现64座车马坑[83]，依据其功能的不同可分为殉葬坑和祭祀坑两大类。两周车马坑目前已发现和发掘逾百座，最大的马坑为山东临淄齐故城齐景公马葬坑，殉马600余匹，中国古代殉马制度达到了颠峰时期[84]。西汉用车马殉葬始于文景时期，至成帝景宁六年（公元前33年）五月，诏罢"乘舆车、牛马、禽兽"[85]的殉葬。以车马明器殉葬起始年代与之相当，但一直沿用到西汉晚期。目前所见的40余座诸侯王墓中共有18座有车马殉葬，大致说来北方诸国的齐、鲁、吕、济南、中山、常山、广阳多以真车马殉葬。楚梁4座墓中出车马器，南越王墓有车模型器和车马饰件随葬。除满城中山王刘胜墓殉车6辆外，其余诸侯王墓多殉车3辆，对这三辆真车的性质学者们做了相关探讨。韩立森等人在整理刘舜墓时将所发现3辆车定为立车、安车、辎车[86]。高崇文先生认为应是承袭先秦丧葬过程中载死者旌旗、衣冠等物至墓穴的乘、道、稾三魂车[87]。郑滦明先生对此则持异议，认为应属于生前皇子为王乘用的王青盖车（安车）、戎车或猎车、妱车，王后加小马车[88]。皆可备一说。
总的来说，西汉王朝的车马殉葬制度继承于前朝且已进入中国古代车马殉葬的衰弱期，表现在：1. 殉葬或不殉葬车马的西汉诸侯王墓各占一半，且殉马数目不一、车马器位置不一，很难说有甚定制；2. 殉葬车马的墓葬主要为形制上继承前朝的竖穴坑墓，少有的几座崖洞墓也多位于北方；3. 汉初无车马殉葬而文景之际重现绝非汉制的形成与创新，而是由于汉初经济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89]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在东汉晚期以后车马殉葬消逝于历史舞台。
（三） 关于西汉的玉衣制度
"玉衣"之名最早见于《汉书》，随后在《后汉书》、《三国志》和《西京杂记》中亦有所述，但或作"玉匣"、"玉柙"等。根据考古资料考察，我国早在东周时期就有在死者脸部附以缀面玉幕、身上敛以缀玉衣服的习俗。1954年、1955年在洛阳中州
路（西工段）发掘的春秋晚期和战国墓葬中，发现有些死者脸部有许多带孔玉石片，并按五官位置排列[90]。卢兆荫先生认为其"已具有玉衣盖脸的雏形"[91]。身上也有一些带孔的长方形石片，原来应是缝制于身上的。西汉济北王刘宽墓也见玉覆面，只是其形制较前期更为完备，可谓为"玉衣"来源提供了最好的注脚。完整的"玉衣"外观与真人形体相同，由头部、上衣、手套、裤筒和鞋子五部分组成。各部分均由若干件玉片编缀成，编缀用的丝线是判断玉衣档次高低的依据。如果以金线编制即为"金缕玉衣"，以此类推，又有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
根据目前考古发掘情况，共有18座西汉诸侯王墓随葬有"玉衣葬制"，均为文景以后，且绝大多数见于崖洞墓葬。其中"金缕玉衣"8套（江苏高邮天山M2、徐州狮子山汉墓、徐州北洞山M1、河北满城陵山M1和M2、河北定县八角廊、河南永城窑山M1、永城邙砀山僖山M1）；"银缕玉衣"1套（曲阜九龙山M3）；"丝缕玉衣"1套（南越王墓）；不明织线者8套（邙砀山柿园村汉墓、邙砀山保安山M2和M3、河南永城邙砀山窑山M2、河南永城邙砀山僖山M2、徐州东洞山M1、北京大葆台M1和M2）。当然，由于大多数西汉诸侯王墓已被盗掘，实际随葬玉衣的墓葬并不止此数。除诸侯王墓外，西汉许多列侯贵族墓也有玉衣陪葬，如河北邢台南曲炀侯刘迁随葬金缕玉衣[92]、陕西咸阳杨家湾周氏父子墓随葬银缕玉衣[93]、江苏扬州"妾莫书"汉墓[94]随葬铜缕玉衣等等。这说明"玉衣的使用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备到完备的过程"，西汉时期"玉衣分等级使用的制度尚未建立"[95]。《后汉书?礼仪制》记载了东汉时期的玉衣使用制度，皇帝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玉衣，长公主、长大人用铜缕玉衣。根据目前发掘情况看，除中山简王刘焉墓用鎏金铜缕玉衣外[96]，其他所用玉衣与文献记载等级制度基本相符。这说明成熟森严的玉衣分级使用制度到了东汉时期才形成。
四 余论
综合上述材料，从墓葬形制及外藏系统的变迁、"黄肠题凑"和车马殉葬制度的渐趋衰亡、玉衣制度的兴起与成熟等诸角度纵向考虑，西汉诸侯王墓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时期从西汉建国到文帝时期，此时西汉初立，百业待兴，墓葬以省民、经济的土圹墓为主，一些萌芽于先秦的礼仪制度诸如"黄肠题凑"和埋葬于主墓室外的陪葬墓被广为沿用，但由于经济原因一些存在于先朝的礼制如车马殉葬未得实施；第二时期为文帝到武帝末年，此时国力恢复，汉朝礼仪制度渐趋形成，耗工巨大的凿山为藏墓出现，玉衣随葬作
为一种新的宣示等级的标志开始出现，外藏系统随着新型墓制的出现也渐渐移到墓室之内，有些墓葬有很强的过渡性特点，流行于先朝的车马殉葬制度重新得到重视；第三阶段为武帝以后，由于诸侯王权力的衰微和封国的缩小，诸侯王墓规模大不如前，真车马殉葬现象消失，部分墓葬的黄肠木结构为黄肠石取代，这可能与民间石、砖室墓的兴起有关。横向来看，西汉各诸侯王墓表现出强烈的差异性，各种埋葬形式并存，随葬礼俗和随葬品不一，一些被认为象征王侯标志的随葬品和随葬器物诸如"黄肠题凑"、玉衣、车马并不能在绝对数目优势的诸侯王墓中见到。这与中央集权高度统一的汉王朝是明显不相符的，究其原因，概与汉未制定出统一的成文礼仪不无关系。汉初，高祖命叔孙通制定礼仪，但只制定出官仪和朝仪他就死了。文帝时贾谊曾制出礼仪草案，但"而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97]，其后西汉王朝再也未能制定出新的礼仪。这样，旧制已破而新制未出，诸侯王墓的营造便有了相当的随意性，他们在模仿帝陵建制的基础上又借鉴了一些六国旧制，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又有所创新。俞伟超先生说"汉承秦制"其实只是讲汉代承袭了秦代管理全国的行政制度，而非"对秦文化的全面继承"[98]，这对我们认识西汉诸侯王墓是很有指导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