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环境问题(博)

第四讲当代生态环境问题

肖巍

当代生态环境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相关有几个概念比较接近，一个是生态，一个是环境，还有一个自然，这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但还是有所不同。生态，eco是人的生计所在，环境是指环绕人的周围东西，自然则是非人为的本来本性nature，应该说各有侧重。

我们讲四个问题，第一是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述，第二是关于发展与环境，第三是关于解决环境问题的障碍，第四是关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来的设计中有专门一节讲气候变化，后来还是调整到现在这个样子。

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大家可能多少都了解一些，因为最近一些年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在世界左翼社会运动中相当活跃，不过我也愿意提醒一句，我们以往讲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时候，比较多地集中在马克思的早期文本，包括1844年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但近年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活跃的北美，他们的注意力或者焦点不再是思辨性地讨论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是将人和自然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绑在一起，这是马克思思想最值得推崇的一个理念，也就是必须联系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来考虑环境问题的解决，这也是当今世界全球化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所以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聚焦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就我个人的工作心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以及资本论的几部手稿，还有所谓资本论第四卷，也就是使用价值学说史都分别有大量散布的环境思想，不过他不是直接讲环境问题的解决，他是讲技术、工业的影响，讲土地资源的利用，讲一些城市病的根源等等，这些问题里面他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就是“物质交换”。我们也有把它翻译成“新陈代谢”的，这就与我们今天讲的可持续发展，循环发展高度相关了，也不认为是先驱性的思想。我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关于环境的思想，并非集中在他的前期，1844年那个时期，在后来，50年代、60年代都有相当多的，但也比较分散的论述。这些论述非常精彩，譬如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

下……这些论述的研究和阐发，现在有许多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第二，关于发展与环境。大家知道联合国20年前在巴西里约开过一个大会，叫做环境与发展大会。环境放在前面，那是因为在40年前，也就是1972年还有过一个人类环境大会，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发达国家的环境大会。为了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够介入或者参与到全球的环境保护，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意识觉醒，到了1992年才又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妥协，就是把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但是我这里更多讲的是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首先要关注的仍然是发展问题。

环境问题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公共性，以气候变化为例，公共性就是无一幸免，在这个地球上，气候大家共享；第二个是外部性，气候也是外部性的产物，尽管到现在为止，还有人对人类行为是不是构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争议，但应该说主流的，或者大多数科学家和专业人士认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是相关的，但它不是故意的，在生产生活活动中预先知道的，但它产生了外部性；第三是滞后性，气候变化是人类工业化以来长期积累的一个后果，现在已经相当严重。这些性质又表现为，一是过度开发或过度索取；二是过度排放，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污染，狭义的环境问题；三是由于技术失控和滥用，比如核技术的环境效应，现在还包括像基因技术，近年人们多有关注的空间技术，它们都有可能造成一些始料未及的新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这些表现就类型而言，过度开发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或者早期发展阶段，过度排放主要表现在中等和比较发达的时期，但现在大块头增长速度快的发展中国家类型特点已不明显而是叠加的。至于技术失控滥用更是普遍现象。

近年来环境问题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第一原来工业化国家比较少，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工业化，发展速度也非常快，相应的环境问题复杂化。第二从明显的环境破坏发展到潜伏的积累后果严重的生化污染。比如中国现在手机用户已经有七亿多，每年有两亿多部手机报废，这个报废如果不能解决好，若干年后就会造成生化污染。第三是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像中国既有前工业化的环境问题，也有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的环境问题，进而产生了愈演愈烈的叠加效应。像中国的环境损失率已经达到8%，而世界环境损失率平均是3%，发达国家大约是1%，这个损失率就是每生产100单位的GDP，有多少单位已经无可挽回地被环境破坏抵

消掉了。环境问题的根源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资本主义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变，乃至扩展开去，经济危机就一定会转变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因为它那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应该说以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比较浅薄，基本上是停留在字面上的，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比较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言论了。

发展与环境是两难，你不发展不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战争、冲突背后都有争夺资源控制环境问题，包括最近大家关注的南海问题，中国和周边几乎所有的国家地区都有过节，以前中国发展弱，有的问题被掩盖了，现在我们发展快，资源环境的支持问题就格外突出，所以你不发展肯定不行。但是环境代价太大，使发展不可持续也不行。怎么协调发展与环境，从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寂静的春天》吹起现代环境运动的号角，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为什么就解决不了？因为现实的“人”，实际上是行为体，从个人到企业、社团，再大到地区、国家都有个体偏好时间偏好，这在所难免，但环境的效益，也就是环境带来的好处又是一个长期的整体的东西，事实上很难要求个体自觉地关心整体，也很难要求人们放弃对眼前的追求自动地关心长远，这是一个纠结，既然自觉不行，那就只能用强制的方式，比如制度等硬的手段来控制约束人们的行为。

有人也做过一个分析，包括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库氏曲线原来是说明收入与分配关系的，后来发现可以作环境问题的引申，结论一是伴随着发展环境破坏不可避免，二是环境问题不是不可救药会出现拐点或转机，但三是曲线上升阶段非常急表明破坏性很猛烈，是很陡的线，而到了舒缓阶段，曲线很缓慢地下降，也就是逐渐改善，这多少给了人们解决环境问题的信心，也反映了发展与环境能否兼容的趋势。中国现在还处在这条曲线的上升期，我们三十多年就走过人家上百多年的发展路，但是环境保护环境建设没跟上，结果人家一百多年好几代人纷纷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们这里也集中出现了，其中最突出最要紧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粮食安全或者耕地安全，一个是石油安全或者能源安全，俗称“锅里的”和“锅外的”，这都是涉及国家大局前途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些问题大家平时都有关注，但怎么给学生特别是博士生把这些道理讲清楚，还要另外做好功课让学生心服口服。

第三，关于解决环境问题的障碍。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但为什么

环境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无论在国家层次还是国际层次，无论短期看还是长远看的进展都不顺利。像气候谈判多么艰难呵！因为每个国家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发展权益，包括权利和利益，这些权益都要伸张。比如我们最近民间强烈呼吁要给菲律宾点颜色，但实际上处理这些利益冲突时，还有许多方面要考虑。问题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实行起来效果不佳呢？这里面就肯定有障碍性的东西或者阻力，这些阻力都是硬骨头，否则早就跨过去了。

一是观念性的障碍，环境治理必须通过一些硬的规制来进行，当然也需要软的道德呀文化呀，但更管用的还是政策、措施和制度，而这些首先需要观念上的转变，很多环境规制处于失灵状态说到底还是观念不当回事。国家的环保机构已升级到一个部级单位，但是实际操作的很多情况，特别是在地方和强力部门干预下，往往仍然很弱势很可怜，不得不让位于地方的、部门的财政指标和发展要求。这个问题不解决，没有货真价实的硬约束，边治理边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则是必然的。国际层次更是如此，喊得很响，但动真的不多。

二是制度性的障碍。环境制度，比如环境定价是通过制度来设计的，但是并不能保证这些制度就是“好”的，因为这个制度也有可能被利用来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利，譬如环境审批权会蜕变成一个“寻租的”制度。环境制度本来是克服市场失灵的一个手段，来抑制对环境的破坏，激励人们积极地投入保护环境。但是往往也会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比如有些重大的工程，如果以后真有了大麻烦，就不得不从制度上找原因了，它只过了个程序，走了个形式，并没有真正产生制度的约束力。还有人通过“收买”的方式使制度虚化、钝化，导致制度失灵。中国现在相当普遍的就是制度失灵问题，大行其道的，大家心领意会的是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其实也是制度，但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东西。制度障碍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它们比较重视发展过程的经济表现和财富积累，而比较轻视甚至忽视制度性的建设。

三是技术性的障碍。什么叫克服环境技术障碍，简单的说就是必须投资环境友好的技术，但这是很艰难的。一些先进的环境技术，比如欧盟为什么在低碳经济上最积极最活跃，因为它一方面想借气候契机找回昔日的辉煌，另一方面它也的确有些本钱，它很早就大量采用天然气技术，在气候纷争中他总想站在道德优势位置上，而支撑它的其实是技术优势。而这些环境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

欧洲国家前二十年的研发，那也是因为能源危机逼出来的，这二十年的提前量就是眼光。中国现在的技术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大，必须花大力气破除一些障碍，还有怎么评估技术风险，某个技术对解决某个环境问题有利，但说不定会造成另外的环境污染。比如核能的开发节约资源，但却埋伏了核污染，怎么评估它，监督它这都需要有相当大的投入。而一般经营者管理者都着眼于眼前的好处，在环境技术投入上不积极。还有的技术障碍，譬如低碳技术是富人的技术，发展中国家买不起，欧盟要搞碳税，发展中国家抵制，但能抵制多久还不好说。

四是合作性的障碍。人与人，乃至国家之间的交往相处难以避免的就是基于利己而不是利他的考虑。社会学有一个著名的悖论叫囚徒困境，也就是各自从利己的角度谋划，得出来的事一个对大家都不利的结果。如果人们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去寻求一种共同抵御风险和灾难的合作机制，要解决环境问题也是遥遥无期的。在气候问题上，美国、欧盟都有自己的算盘，发展中国家也是分化的，在责任分担和减排时间表上争得不可开交，至少现在还很难看到光明，这就是合作有障碍。只有让大家都知道共同的利害，才能迫使使他们采取合作的办法。但还有一个情况“搭便车”，坐享其成，人家减排，我不减排，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那气候变化只能越来越糟糕。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化合作意识合作机制。我们都在这个地球上，怎么博弈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保护这个地球，只有通过各方的妥协才能达成这样的共识。

第四，关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提法也是在1992年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发表的，当时就气候变化有一个框架公约，请注意这个公约与大会宣言不是一回事。宣言没有法律约束力，它表达的是一个集体诉求。但是公约是有约束力的，你签了字，再经过各国的权力机构批准后生效，如果违反了就要制裁。中国政府也签署了这个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就是在这公约里，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原则。

我们回顾一下现代环保运动的演进，1960年代基本上是民间的私人呼唤，具有强烈的道义色彩，到了1970年代酝酿成为社会运动，主要是一批环境报告用科学话语来表达危机感，同时还形成了环境压力集团，激活了环境公共话题。中国在启动改革开放前后，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经济问题，所以环境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被遮蔽的。到了1992年环境保护已经不再是发达国家人们

关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使早先专门机构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念进入国际视野，成为在国际国家两个层次都要推动落实的事情。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不能就环境谈环境，而必须联系发展来实现。从人类环境大会，到环境与发展大会，再到2002年的可持续发展峰会，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开始凸显，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环境问题，是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解决发展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共识，而且必须由国家权力进行干预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迄今为止还是说得比较多，做得比较少。但无论如何，在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已经把环境提到安全问题上来落实，而环境安全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话题，因为任何安全问题都必须通过社会方法来解决，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也就是必须联系社会问题来解决。

气候框架公约要求贯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共同是指人类面临同样的问题，区别则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责任担当和具体应对方面应该有别，这才有了所谓双轨制。以及《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先减排，发展中国家暂不减排。但是后来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发展势头惊人，排放也非常惊人，发达国家心理不平衡了，小岛国面临灭顶之灾也不干了，这就引出了一轮接一轮的气候谈判，焦点还是责任问题，因为明确了责任紧接着就是减排义务。一般来说，发达国家比较强调责任的共同性，而发展中国家更强调的是有区别的责任，可见即便对一个公认的原则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就理想状态来说，发达国家以及发达地区像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这些地方应该承担先发的责任，他要把利用其他国家和地方后发而获得的环境好处，即因为发展先机的一部分回馈或者转移给后发国家和地区，弥补它们曾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影响，弥补环境透支；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以及比较落后的地方，则应该把发展过程中可能导致的环境破坏影响降低到最小，以减轻以后的弥补代价，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而且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有合作，发展中国家以及比较落后的地方和发达国家以及已经富裕的地方要尽可能寻找交集，谋求大家都能接受的协议，这也必须通过艰难的谈判来进行。还有应该注意到，中国以前强调的气候责任有三点，一是人均排放，现在中国的人均排放已超过世界平均值；二是历史排放，中国的现实排放量已经是世界第一，用不了二三十年，中国的累计排放量也会成为世界第一；三是转移，生产在中国，消费在欧美，但人家反问为什么不能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呀。

因此，我们现在也在积极调整气候谈判的对策。

最后我们作一个总结。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思想是指导人们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论。不可能指望就事论事地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与解决好社会问题、发展问题联系起来，反过来也一样。第二发展与环境必须兼顾，但关键是如何用制度等硬约束使个人偏好时间偏好，与环境的整体效益长远效益结合起来。第三还是要努力克服解决环境问题的观念、制度、技术与合作障碍。第四全球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了解决问题的责任共同性和有别性都不可偏废，对此我们既要有效维护，又必须审时度势，与时俱进。

(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