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文档

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公民社会

摘要：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文章探讨了社会资本、公民社会及其二者的相关性，从价值规范、社会关系网络等纬度对当前我国社会资本现状及其公民社会的历史背景与现状进行分析,表明中国社会存在着社会普遍信任度缺失、弱关系网络资源严重不足、自组织不充足和不规范等特征；并从建构公民身份意识和培育社会信任、发展民间组织、促进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等角度，对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和质量，实现增量发展，促进中国由政治统治型向社会治理型的过渡，培育当代中国公民社会成长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社会资本；公民社会；社会信任；弱关系网络；民间组织

社会资本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扩展强调信任、规范与网络等价值。公民社会是公民们在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自愿结社、自由讨论公共问题和自主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而自发形成的民间公共领域，同时又是一个高道德性的公共领域。建立自由、民主、自主的公民社会，培育现代公民精神，需要雄厚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如果社会资本存量不足，公民社会的成长就会受到限制。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则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实现增值。因此，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之间具有紧密的相关性。

一、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及其相关性

一般认为，当代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第一个系统表述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布迪厄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但真正从政治学角度研究社会资本概念的是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2]社会资本体现为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公共精神、公民意识和民间组织等，表现为个人关系、成员身份、社会网络和信任关系，其中核心要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社会资本的基本命题是互助、信任、社会准则、共享、参与以及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强调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的重要性，根据

社会资本的一般理论，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构成和性质，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个体和集体行为，也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性安排和治理模式。

公民社会是公民们在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自愿结社、自由讨论公共问题和自主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而自发形成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公民及其所结成的各种公民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公民是指有权利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人，是一个凸显个体权利和自主性的政治法律概念。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是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进行单独个体或团体的利他参与公民行动，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自愿性的显著特点。公民社会的基本特质有社会自治、参与性、法治、多元主义等。社会自治指公民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参与性指强调公民应当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制约国家权力；法治强调要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反对国家随意干预公民社会的内部事务；多元主义指公民社会是有一个多元开放的民间组织所组成、所形成的一个公共领域，它要求个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思想的多元化，并存在维系这种多元主义的宽容和妥协的文化。

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具有的高度的关联性格。其一从社会资本的价值规范纬度上来说，即诸如互惠、信任和团结之类的价值规范，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具体的和抽象的，具体的社会资本,是指与某一主体个性特征直接相关的一种社会资本,亲朋好友之间的信任、同乡同学之间的团结就是具体社会资本的体现。抽象的社会资本,是指非因个性特征而是因为关联属性所产生的一种社会资本。一方面，具体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抽象社会资本的演生，比如在社团或学校中养成的信任与团结的习惯将有助于在投票中信任候选人和当选的政治家[3]。另一方面,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其原因在于两种社会资本的性质不同：具体的社会资本，其性质可被看作是一种私人物品,它形成于特定的对象之间，具有排他性，受益一般只限于特定的对象；而抽象的社会资本则可被看作是一种公共物品，它形成于非特定的对象之间,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得益的主体可能是不特定的。

其二从社会资本的网络纬度上来说，即各类的社会团体和人际关系网络，可依帕特南区分的柱状和网状社团为例，纵向的柱状社团体现为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与依附关系之中，所代表的是一种封闭的、断裂的社会结构，尽管彼此分离的垂直柱状网络内部联系密集且可以勉强

维持集团内部的合作，但是不会使全社会进入一种信任与合作的状态，因此，并非所有的社团都能对公民社会起促进作用。网状社团没有固定的焦点组织，各机构之间形成松散平等的合作关系，贯穿着一种平等和开放的精神，由于公民社会的精神并不在于一个个孤立的民间社团，而是一种结社的理念，不同草根社团之间的交流、合作、联盟、支持，自助与互助是公民社会的精髓。社团的性质以及内部能否产生出互惠、信任以及产生互惠和信任的团体是公民社会的重要体现，因此，网状社团的数量、质量和组织化程度是衡量公民社会成熟的重要尺度。

二、我国目前社会资本的现状及其对公民社会成长的制约

中国目前的社会资本形态是具有过渡性质，社会资本的总体状况具有多元并存、分布不均、且发育不良等特征。中国公民社会目前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在社会资本的价值规范纬度上，体现为具体社会资本过剩且强于抽象社会资本，社会普遍公民信任度不足；在社会资本的网络纬度上，有影响力量的柱状社团往往是在党和政府主导下创建和运行，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或官方背景，而众多分散的公民网状草根社团却处于无力的地位，民间组织的发展很不平衡且不规范。

（一）价值规范纬度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在价值规范纬度的结合点首先在于高度的社会普遍信任，中国社会虽然通常被人们称为“关系社会”或“熟人社会”，但具体社会资本和抽象社会资本的分布却处于失范状态。在广大蜂窝状的自然村落中，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根本支配着其他人际关系，福山认为家族文化具有对外人较强的不信任和对亲属圈较高的信任特征，他同时列举了中国、法国、意大利作为低信任社会的实例。并指出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以家族和亲属为基础,家族关系很强,但外人之间信任关系相对较弱,对家族以外的人缺乏信任[4]。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家族和相当狭小的亲朋好友圈子里，尽管这些社会资本虽然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密切，但难以形成相互之间的最大认同，并整合为整体社会资本，从小社群的私德扩展为范围更广的一般性社会公德、信任与共识。如在村民自治的选举中，村民们进行选举往往不是根据候选人的行为表现的可信性而是根据自己与候选人的远近亲疏来投票，致使某一家族长期把持村政，这即是具体社会资本强过抽象社会资本的表现，表明社会普遍信任度存在不足。在城市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单位

制的组织管理体制,它是一种建立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庇护——附庸”的垂直网络关系, 庇护-附庸的垂直关系的特性是依附性, 在这种关系中,由于对人际关系的过度强调和个人在建构自己的社会资本时权力的广泛介入,使政治权力和人际关系,成了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庇护者人际关系和政治权力的滥用,扩大了腐败的范围,而附庸者则可能是逃避责任和义务。鉴于中国民众的家族意识、臣民意识和依附思想根深蒂固且还存在较大的影响, 它不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和民主参与精神，也不利于产生现代公民的公共精神和社会共识，以及公民之间的合作和互惠规范等社会资本。因此，中国虽然被称为“关系社会”，但这种关系更多地体现为“私人资本”，而不是开放的社会“共享资本”。

（二）网络纬度的社会资本

公民社会的基石是民间自治组织。而中国有影响力量的社团往往是在党和政府主导下创建和运行，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或官方背景,具有鲜明的官民双重性。尽管这有利于政府对社团进行监察和控制,但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社团的发展，使其自主自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特征明显不足。从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政府的过多干预与参与将弱化社团的自治功能，鼓励不同形式的“庇护”关系的发展, 社团的存在便成为官僚权力的延伸，出现了所谓的“政府—单位”组织同构现象，相应地是一种纵向“柱状”的纵向强联系，这样，社团无法形成公民社会,也不能发展成为社会资本，其结果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从属于国家，社会自身力量壮大和自治能力发展的空间被压缩。社会资本理论表明，横向联系要比纵向联系更能反应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质量。当前社会中众多分散的公民草根社团却处于无力的地位，民间组织的发展很不平衡，还极不规范，不同的民间组织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地位方面差距很大，且横向公民参与网络的“弱联系”比较缺失。如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虽有不少具有一定组织化程度的志愿者行动，但多半还是单独个体的义举，志愿者行动凸显了公民身份的行动权能受相当限制，将中国社会自主空间不足的展露。

三、社会资本的培育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社会资本的价值规范维度和网络维度都是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横向合作的自治社团组织的存在，不能培育出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而缺乏具有公民品质或精神的公民,缺乏具有一定社会资本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不可能具

有自发形成的社团组织，前者是公民社会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后者即社会资本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内在本质，也是自治社团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因此，网络维度和价值规范维度的社会资本培育必须全面推进，形成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才能产生紧密的公民社会。

（一）建构公民身份意识和培育社会信任与共识

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和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结合点在于创生出高度的公民信任和公共精神, 公民互动创生出政治认同感,形成公民间信任,从而促成有意义的合作。因此，政府应由传统的偏重道德教育转向现代公民意识教育，不仅要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更应培育公民积极的公共精神，塑造具有民主、法治、理性、平等与自由等意识的现代公民。公民横向参与网络的增加,社会成员之间横向交流的增强，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和社会信任关系，信任关系和互惠规范依网络而生并在网络内具有“自强”趋势，逐渐使社会信任结构从依靠纵向的血缘或单位纽带的“身份信任”发展到依靠横向的交往互惠为纽带的“契约信任”，将信任范围从“熟人”拓展到整个社会，促进了全社会范围的合作，从而为包括经济活动、政治行为等等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提供了基本的道德和规范源泉。相应地，公民社会可以发展和促进信任与合作的社会资本，培养公民性，使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等将逐步深入人心，最终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自主性品格和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使公民的生存不会因为社会资本的缺乏而陷入的困境。

（二）改良社会资本，发展民间组织

社会资本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网络结构中，当代公民社会论者多把志愿性社团看作是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社会组织，特别是各类社会志愿组织，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酿造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被束缚的民间社会活力得到释放，国家虽然仍然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原来的政府－单位－（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单向、单维的关系，转变为多元、互动、社会参与与自组织形式的结构，传统的“垂直柱状网络”结构社会资本逐渐

向“公民参与网络”结构社会资本转化和变迁。

因此，要改良中国的社会资本，首先应区别对待性质不同的社会网络结构，一方面对于“垂直柱状网络”结构社团，政府应促进官办社团向公民社团的转变，真正实现从监督控制向培育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方向转变, 使社团组织与政府、社团成员之间转变为平等合作的关系,并适时地推进社团自主性、自治化、组织化的发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发展。基于此,将会大大增强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感,进而起到提升我国社会资本的作用。另一方面，就要鼓励和发展公民的横向联系。公民横向联系的纽带就是各种志愿性社团组织，这种志愿性社团不是建立在血缘或地缘联系的基础上，成员的加入和退出是自愿和自由的，并且不以赢利为目的。它是团体成员基于共同利益或信仰而自愿结成的社团，是一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社团组织，主要从事社会公益活动或促进成员利益的互助互益活动。志愿性社团是公民们在国家之外实现自助和互助并努力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公民们在社会共同体中获得归属感并增进社会信任的重要途径。志愿性社团为公民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和手段，提高了他们的参与能力和水平。所以，发展志愿性社团，实现以公民权利为结点的网状体的公民社会代替以权力为中心的柱状体的政治社会，是改善中国社会资本质量的有效途径。

（三）从政治统治向社会治理过渡

中国传统政治模式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且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尽管这可以有效地动员一切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有助于国家提高相应的基础性能力。许多研究人员注意到管理的集权会产生一种过度僵硬、反应迟钝的政治体制，这恰恰与社会自组织的发育不足、社会自治水平的低下有紧密关系。由于非正式网络的衰落,社会资本的不足，造成了政府体制过度僵硬、无效率和泛滥的腐败具有内在的联系，“低水平的社会资本会导致一些政治功能失调”。[5]公民社会的兴起可以弥补国家权力的不足和填补国家治理的空白，推动由政治统治型社会向社会治理型社会过渡。统治和治理的的区别在于：“统治的权威必定是政府，而治理的权威则更多地来源于合作网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政府和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则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统治以集权为特征，治理则强调权力分散，强调国家与公民社会、

政府与非政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之间的合作。就权力运作的方向而言，政府统治的权力运作是自上而下的，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6]善治的实现，取决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与公共机构的相互信任、认同、商谈、合作的程度与能力。一个成熟的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资本对于推进善治目标的实现，公民志愿草根社团的多样性导致利益的广泛性，释放了公民对政府的紧张能量，社团的自主性和自治功能的发挥可以弥补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不足，对于在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中鞭策和监督政府提高绩效是极具价值。

The Chinese civil society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capital Abstract:

Key words:social capital

参考文献：

[1] 李蕙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社会科学文献出社,2000:3

[2] 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社会科学文献出社,2000:155

[3] 黄相怀.《社会资本与民主发展》.科学社会主义[J].2006,2:40-41

[4] 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M].海南出版社,2001:62

[5] 曹荣湘：《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C]，上海三联书店，2003:79

[6]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J]，2001:9

作者简介：

夏德峰（1974－），男，河南商丘人，硕士，讲师，中共漯河市委党校，研究方

向：政治学理论。

E-mail:xiadefeng2000@https://www.360docs.net/doc/e218753214.html,

地址：河南省漯河市滨河路632号市委党校，邮编：46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