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者对于安全漏洞的观点

旅游者对于安全漏洞的观点

以在加纳选取的几个城镇为例文摘

对于任何一个旅游胜地来说，为游客提供安全保障已经越来越重要，任何无视这种责任的旅游胜地将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大量的旅游收入。而为游客提供安全保障的一种有效方法是探寻游客对于此类问题的看法。而一些寻求此类问题的研究在以前的文献中却很少出现。本文采用偶遇抽样和问卷调查的方法，本文主要目的是了解加纳的旅游者对于有关安全与安全问题的一些观点。研究发现，与在住宿地和在开放的空间相比游客认为最不安全的是那些比较吸引游客的地点，更有趣的是，研究发现：游客们不认同旅游地安保人员的时时巡查等同于该景点安全，游客们更愿意将它在空间、秩序和专业精神的三重框架内概念化。另外研究也发现人们对犯罪/受到攻击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的社会人口变量影响(的特别是受年龄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人们对犯罪的恐惧有正、负双向效应(ferraro,1995)。当这种恐惧感迫使人们意识到要更加谨慎时，它就具有正向的效应。而它的负向效应包括：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低质量的生活和对生活的信心逐渐降低。例如Sernike(2002)观察到华盛顿特区的那位狙击手枪击事件使该地区的多数人生活在恐惧中，随之改变了该地区居民的休闲模式。Vanderveen(2006)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类，这一分类细化了人们对犯罪的恐惧感研究的不同方法：认知的、情感的和行为的。在那篇文章中,认知对犯罪的恐惧相当于当下犯罪率这一概念。情感对犯罪的恐惧”不同于恐惧、担忧和关心”(Vanderveen,2006:13)。此外,它强调了恐惧利他的一面。最后，行为对犯罪的恐惧附属在特定的事物之上，对于游客而言，对于犯罪的恐惧不仅仅限于上文分类中的一种。George(2003:579)认为，游客对于犯罪的恐惧可能有许多不同的来源,例如他们自己的经验，与他们的朋友和熟人关于犯罪问题的探讨，大众媒体对于犯罪的报道以及旅游地实际的犯罪率。

文献指出了游客对犯罪的恐惧和它的实际发生之间的关系。犯罪学家一直认为，人们对于犯罪的恐惧远大于其实际发生所带来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多数人害怕的将会发生的东西从未发生过。媒体经常报道最坏的罪犯者来加强人们对犯罪的恐惧([Allen,1999]和

[Scheibler1996)。Stanko(2000年)表明，在对犯罪的恐惧进行审查时，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实际的犯罪率是否与恐惧相适。

对于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区域而言，对犯罪的恐惧在旅游地环境中产生了两个主要影响。人们已经发现，犯罪率的确阻碍了游客的旅游需求(Levantis和Gani,2000)。在这方面,这些证据(crotts1996]和（Deneen1994)都表明了这一论点，如：游客在佛罗里达州被谋杀造成游客人数锐减，并且严重损害国家和它作为一个安全的目的地的形象——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再次，(fraser2003)提出香港旅游需求低迷的原因可能是街头犯罪的升级。

游客对犯罪的恐惧的第二个效应是导致旅游需求模式的变化。例如，1986的加勒比海和阿拉斯加巡航报告表明,由于一名美国观光客在搭乘游轮过程中被杀害，导致地中海邮轮的旅游需求由加勒比海和阿拉斯加线代替。richter和Waugh(1986)断言，在1986年美国袭击利比亚后，大约有180万美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旅行计划。

对于旅游地来说，对犯罪的恐惧所带来的最显著功效是它所带来的负面形象，并且随之而来的是它对游客吸引力的下降。(1999)由于某些旅游地区的国家对那些恶劣的宣传恐怖袭击的报道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埃及失去了估计1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艾伦,1999)。对于一些热门目的地，如佛罗里达、埃及和南斯拉夫，由于受到犯罪、恐怖主义和战争的影响这些地区的旅游人数大幅度下降。Ruddy(1993年)认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没有把该地的旅游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产业主要是因为负面媒体报道把该地描述为不稳定和罪恶之地。

一些研究也发现，人们对于犯罪的恐惧受到一些社会人口统计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年龄和性别的影响。就年龄而言，老年人更关心他们的人身安全，他们更愿意避免可能碰到的暴力和冲突。对于性别因素而言，Boakye(2008年)发现，对于犯罪的恐惧，女性所受到的影响显著高于男性所受到的影响。

二、方法

根据Sherman,Gartin,Beurger(1989)的热点理论，研究者选取了三个城镇-阿克拉,加纳海岸角和Kumasi(图1)，因为它们都更具有吸引游客的独特优势。热点理论表明,游客们被犯罪的地方往往是那些他们更愿意去的的地方。这三个城镇在加纳最受欢迎和游客人数最多的旅游城市，不成比例地要远远多于其他地方的游客。Abane,Awusabo-Asare,kissi(1999)估计加纳海岸角接收了至少一半的中美游客。

所有的城市都赋予了不同的吸引力。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加纳首都阿克拉具有很大的

游客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有唯一的一个国际机场和拥有许多旅游接受设施,尤其是具有写字楼、客房、餐饮和交通运输方面的优势。但是，加纳海岸角并不具备足够的配套设施去迎合游客(加纳旅游委员会,2009)，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旅游吸引力的城市是因为它能吸引数目众多的学生，这些学生游客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学术交流项目来到该地的。这些项目的主办机构通常是国外的这些学术交流项目。最后,Kumasi被许多非官方圈认为是该国家的”文化资本“其主要的吸引力是因为在这里可以可能看到真实的历史文化建筑。传统型的游客更倾向于加纳的首都阿克拉,Kumasi。

中美的游客是数据的基本来源。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国内游客的数据将会增加此次研究的深度。将中美地区的游客作为研究重点是由于以下一些原因。首先,他们占据了游客到访人数的主要部分。另外的原因还包括，他们的弱点更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外表,的着装方式以及不熟悉当地的地形([艾伦,1999]和[Holcomb和Pizam,2006)。最后,也可能是由于,加纳的国内旅游在很大程度上被定义为”入侵主义”，而完全不同于旅游(Gee,1989)。

本文使用偶然抽样法,共336名游客，有114人在海岸角，有75人在Kumasi剩余的147人在在阿克拉。为了便于此次研究将那些乘坐观光巴士到达景点,和那些拥有6人或更多人的群体定义为有组织的旅游者，而将那些独自行动的游客定义为无组织的旅游者。

问卷被用来从游客那里获取所需信息，问卷包含四个关键模块：搜寻有关犯罪发生率的信息,游客对加纳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看法,他们对自身安全的看法,最后还包括有关游客自身的一些社会人口特征。为此,游客们被问到是否曾受过伤害和他们对加纳作为一个目的地的看法。问卷法更适于这一独特研究的原因是：该研究的目标人群主要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而这一方法的不足之处是被调查者不一定能将问卷充分填答，其原因是游客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者是没有能力去理解问卷中的问题。此次调查共有420份问卷，有效问卷有336份(80%)。

偶遇式方法固有的缺点是样本缺乏代表性从而导致样本的大众化。为此，研究人员采用了三种措施确保研究的有效性。首先是将研究中重要的发现与以前的文献发现相比较，从而确保得出的结论更加贴近现实。此外尽量将关键概念定义清晰。第三个方法是在同一个群体中最多抽取3个人。事实上,每天在同一群人中选择的人数不超过三个。

研究者在整个抽样过程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来保证抽样的可靠性。

三、结果

所抽取到的样本一半以上(50.9%)是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和学生游客。大部分的(46%)被调查者是来自欧洲，而非洲具有最少的受访者(1.2%,n = 4)（因为非洲人很少以旅游的目的旅游）。这些统计数字与加纳旅游委员会所编织的年度数据基本一致。事实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非洲出境旅游的人数所占比例不到世界旅行人数的3%。

共有239名(71.1%)的受访者是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他们来此源于无数的理由。这些原因包括（降序排列）：教育(46.9%)、文化(29.3%)商业(13.8%)和安全性(10%)。这表明加纳正逐步成为教育型游客的一个主要目的地。商业因素是吸引那些重复访问该国游客的主要原因。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猜测：促进该国成为一个有利的投资中心的策略似乎产生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因此那些第一次旅游该国的游客指出这里拥有商机，并决定将会再次回到这里来利用这些商机。虽然这一前景对任何旅游地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这样的事件仍未必会转化为促进旅游业的动因,因为严格地说来这些回访的人具有很小的可能性变为游客。

游客的来源地与游客来此的访问目的存在显著的联系。对于绝大多数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受访者来说,他们来此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和文化的目的,而来自非洲和亚洲国家的游客来此则是出于经商的目的。同样,不同年龄组的差异差异也十分明显。年轻游客主要是出于教育的目的，而那些年龄超过50岁的游客则主要是由于文化兴趣。中年人群(31-49年)比其他年龄段的人对于商业更有兴趣。

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营销口号多是强调当地人的热情好客。因此,毫不奇怪,超过一半(n = 187)的游客认为“当地人热情”。然而有35.3%的游客认为他们最不喜欢的方面是当地的卫生不佳，有29.1%的游客认为那里比较拥挤喧嚷，这主要是因为叫卖者和出租这司机不停地让游客购买他们的货物或服务。

约三分之一（108人）的受访者称他们曾遭受过一次或多次侵害。根据哈卡勃（Holcomb）和Pizam（2006),的研究，小偷小摸是那里最频繁出现的犯罪形式。骚扰和欺骗游客是游客遇到的最重要的两种非犯罪形式形式。只有71个(21.1%)受访者没有经历过的任何形式的骚扰。这些骚扰事件大多发生在主要的旅游景点，其形式主要是向游客讨钱、地址、电子电器(107或31.8%)以及“被纠缠买各种商品”(主要是古玩和手工艺品)。

大约六分之一的受访者(53例)声称,他们被上述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欺骗过。几乎所有的

受骗者(52或98.11%)都声称他们被欺骗的主要形式是被收取了高额的出租费用。在这方面,最坏的是那些被指控为“因为我们是白人，所以收取高昂的价格”出租车司机。

四、对安全/不安全的景点的认知

总的说来,加纳被多数受访者(305人或89%)认为是安全的。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曾遭受过一次或多次的侵害，但是他们仍愿意重访该国。

大体上，愿意将该地推荐给其他人的游客稍多于那些愿意重访该地的游客。以那些曾遭遇过财产被偷的游客受害者为例，分别有94.4%和90%的受害者是愿意推荐这个国家和愿意重访该地的。这样的发现支持了一个学派的观点[Holcomb和Pizam,2006]和[Mawby,2000)即曾遭受过不法侵害并不一定对他们重访改地带来负面影响。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游客故地重访造成负面影响最大的是对进行辱骂或口头攻击（32%的受侵害者因此而不愿意重访该地)。从后续的开放性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可以获知：游客将这些口头攻击作为当地人敌视他们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根据他们的说法,其他所有的犯罪行为的发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口头攻击却是一种“厌恶的声明”和“不希望游客重访该地的一种警告”。

与其他类型的景点(如自然、文化、节日、沙滩等)相比，历史胜地都被游客认为是最安全的。近一半(n = 162或48.8%)的受访者觉得历史景点(特别是海岸角和奴隶城堡)是最安全的。但是他们给出的理由却不一致。流行的原因(n = 97或59%)是因为这些城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例如，一个明确的程序、定价及专业的服务)。其他人也指出在那些具有游客可用设施的旅游景点，他们感到安全。这些设施包括旅游指导服务、餐饮、住宿等。

“避难所”(30%)这一称谓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游客认为城堡是罪安全的地方。对这些人来说，他们之所以认为城堡是最安全是因为城堡使他们“免于”各种各样的销售人员的骚扰。一个旅游写道：“一旦我们置身于[海岸角]城堡之内，就远离了那些商人，我们感到很安全”。

相对地，游客认为景点是不安全的原因各种各样，如：“不能适当且有效的指导服务”，“太多的人接近游客”，“那里的人迫使游客去买他们的商品”，“与游客相关的服务不到位”，“太多的人抓你的胳膊。”另外还有心理因素的原因。一些受访者表示，当他们遇到悲伤或忧伤的场景时，他们就会感到很沮丧。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在海岸角奴隶城堡发生的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故事使他们感觉不安全。一些人指责：由于旅游人员及导游不断的提醒他们需要小

心，从而使他们偏执地认为该旅游景点不安全。此外,一些游客(24或10.1%)由于分配结构原因感到不安全。这一分类中最具代表性的景点是Kakum国家公园的天幕通道源于它的桥梁“过高和不稳固”。另外这样的例子还有Mole国家公园，由于它的旅馆“过于接近动物”和一些海滩,被形容为“很混乱，黑暗和对罪犯开放。”大多数受访者觉得最安全的地方是他们的住所。一半以上(56.4%)游客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是他们的住所。另外有一部分游客(21%)认为他们在旅游景点安全，而一些人则认为在公共汽车上安全。一部分志愿者学生(18%)表示在他们居住的那段时间里，他们认为他们所居住的村庄是最安全的。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的高层次的非正式接触，以及绝大多数的当地社区居民对游客比较陌生，因此在短期内非常热情；也因为当时该地的旅游是正处于它的初始阶段。根据Doxey(1975)的命题，在短期内，东道主居民非常热情好客甚至有可能保护参观者是可能的,。因此，这些住宿地点被认为是最安全的不足为奇，因为事实上，这些安全设施投资大部分是为了他们的客人。

绝大多数的(90%)受访者认为一天中最不安全的是晚上，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国家的路灯状况不是太好，致使这里的黑夜变得十分可怕。

五、对易受到攻击的认知

过去的维度关注的主要是游客对犯罪的恐惧以及相伴而来的脆弱性的概念。大多数游客表示，他们都不害怕成为受害者，并且还给出了一些相当有趣的原因来支持他们。大多数游客(87%)说他们感到安全的原因包括诸如“我小心”、“犯罪的发生遍及全国各地,加纳也不例外”，“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旅行者”、“我对自己认识的比较清楚”。其他人(10%)说他们感到安全时明显地提及到了旅游中介机构或接待它们的家庭。

有趣的是,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其他游客更容易受到犯罪伤害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自己的粗心大意(79%)”;很容易被区别出来(5.6%)和对当地地形缺乏足够的认识(15.2%)。这些发现也显示出Stanko的另一个维度(2000)“似非而是的恐惧的恐惧——关于较低的脆弱性的谬论。在这样一个谬论找中,人们认为他们自己比别人更有抵抗力,但在实际生活中,可能会有一个更高的风险。

游客的各种人口特征与他们对于易遭受犯罪攻击的认知具有很大的影响。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游客的社会人口特征以及游客的旅游行为特征与游客个体对易遭到攻击的认知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旅游规模以及旅游安排与游客对易遭到攻击的认

知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不同的社会人口变量产生不同的影响。以年龄为例,由卡方检验的独立性分析可知,不同年龄组的认知具有显著的差异。年轻人(年龄< 30)认为自己是最容易遭到攻击的，其中占58%的人声称如此。相反地,老年人(50岁或以上)则认为自己最不可能遭到攻击;但是仅有25.3%的老年人积极地回应了这个问题。这一发现与Hope、Spark(2000)早期研究的结论相反，他们认为年龄较大的游客感到自己更容易受到攻击。对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经验也随之增长。

对于住宿类型，那些经常光顾便宜旅社的游客比那些经常居住在酒店的游客感受到更易受到攻击。从表2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些经常住在当地居民家的游客(50.5%)比那些经常光顾酒店的游客(35%)认为自己更易受到攻击。从所给出的住在当地居民家计划的构成以及服务员与东道主社区的密切关系,有超过半数的顾客(表2)感到害怕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计划(在加纳渐渐增多)通常很少或没有考虑游客的安全。这一想法的目的是希望游客能充分融入到当地的生活方式之中。，在结构上,这样的安排是想不知不觉加强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联系，但是实际上却满足了犯罪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日常的活动理论)。这样的环境与酒店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相比之下，酒店的环境则更为正式和安全。

另外，研究也发现，受访者的性别与他们对遭受攻击的看法之间也有一些关系。女性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比男性更易受到攻击。从表1我们可以观察到，女性(49.7%)比男性(37.2%)认为自己易受攻击,而男性(47.6%)比女性(33.3%)认为他们是更安全的。

另一个有趣的模式被描述为大陆起源变量。从表2中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亚洲人和非洲人比来自其他大陆的游客更容易感到安全。两个记录最高比例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觉得自己容易受到攻击——(49%的亚洲人和100%的非洲人)。这一发现并不特别奇怪，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观点。例如,非洲人认为自己绝对安全(100%)，这有力佐证了他们有绝对的自信认为自己熟知这片土地,因为他们来自一个具有类似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文化环境的国度。

六、讨论

游客认为加纳作为一种安全的旅游目的地。这是特别大背景下,对于欧洲大陆near-default负面形象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尽管，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至少,应该保持现状。

从该研究结果可知游客们对于安全似乎有一些有趣的认知，尽管这些发现在已有的文献中已经出现过。但是当被问及是什么让他们感到安全时，游客们几乎没有提及一点有关法律强制机关的东西。这一发现似乎与某种假定相悖，即当游客发现保安正在执勤时他们将感到安全。但是现有的研究给出了一些证据来说明：当游客被不断的提醒他们警惕时，他们会感到不安全。

研究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游客对于安全的认知是受到当地旅游产品质量影响的。大多数游客感到历史景点是最安全的原因是由于它们的整齐。相对地他们最没有安全感的是那些没有优质服务的景点。他们对于安全感的认知受到个人隐私，有序及专业性的影响的。就游客的隐私而言，游客把他们的隐私受到侵入(主要是供应商和乞丐)作为一种威胁。在这篇文章中有序指。第三，专业性指旅游中介机构的可用性和效率，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旅游景点工作的导游。

另外，该研究也发现有一些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对于理解旅游者对易受攻击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年龄超过50 的游客似乎需要更多的提醒他们小心谨慎。

在本研究中也证实了游客们对于安全性特征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对于人们远离伤害一致观点的一些解释可以从Crompton(1979)的理论或Urry(1990)的凝视命题中找到一些解释。

七、局限性和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首先，研究只在加纳的几个中心城市进行，为覆盖到整个国家。再次，偶遇式抽样方法固有的缺陷以及问题的代表性问题。可以通过纵向研究来探讨游客对于安全的的观点。此外，访问的目的关与人们对脆弱性的观点之间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