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自2004年在珠三角出现“民工荒”开始，对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争论方兴未艾。
蔡昉( 2010) 认为劳动力出现短缺和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看，40 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其量只有5800万。还有很多研究分析认为，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对于“民工荒”现象，张宗坪( 2008) 从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短缺和季节性短缺、孟昕( 2008) 从政府政策，Knight 和John( 2010) 从制度方面，章铮( 2011) 从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等角度，对其进行了解释，也揭示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与“民工荒”并存现象。
学者们对人口红利效应的主要质疑在于人口红利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人口转变是动态的，它所带来的增长贡献不是永久性的( 王德文等，2004) ，“两头大，中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而且“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的实现(刘元春、孙立，2009; 沈君丽，2005)，发挥人口结构优势必须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劳动力得以充分就业，还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必须不断提升。然而，现实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相应的公共服务差异，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 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还会持续10年(于学军，2003; 陈友华，2005) ，如果将总抚养比小于0.5作为人口机会窗口，人口红利将有长达25年的持续期( 1995－2020 年) ，如果将总抚养比小于0.45作为人口机会窗口，持续期将是1990－2030年(田雪原等，2006) 。
参考文献：
[1]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13.
[2]张宗坪. “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出现”证伪———“民工荒”假象分析[J].山东经济,2008
[3]孟昕. 错判将对农民工的转移和中国城市化进程产生很大影响[J]. 比较,2008（35）
[4]刘元春、孙立. “人口红利说”: 四大误区[J].人口研究，2009（1）
[5]Knight，John，Quheng Deng，and Shi Li．“The Puzzle of Migrant Labor Shortage
and Rural Labor Surplus in China．”ChinaEconomic Review，2011,22(4) : 585 －600．
[6]章铮. 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与刘易斯转折点[J].中国农业经济,2011(8)
[7]王德文、蔡昉、张学辉.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8）
[8]沈君丽.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J],南方人口,2005（1）
[9]于学军. 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1）
[10]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 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8（11）
[11]田雪原、王金营、张学辉. 老龄化——从人口赢利到人口亏损[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浅谈劳动经济学之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之争 1.何谓“刘易斯拐点”？你认为判断它是否到来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量降为零。此时，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如图，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AD2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又有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之分。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入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其中的二元即指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
刘易斯拐点及其相关理论
刘易斯拐点及其相关理论 2008-09-14 19:24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刘易斯拐点的产生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谓“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既定工资”即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 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量降为零。此时，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的关系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目前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刘易斯拐点”：是挑战更是契机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关于“确切的时间”是否2009年，有没有这么快，当然见仁见智，但劳动力短缺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危言耸听，它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一、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 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开始出现长期下降的趋势。随着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在十九世纪中期左右也开始下降。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经过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先后降低，最终实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变化过程被称为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将人口转变作为核心，才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也经历了上述人口转变过程。 在死亡率方面，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经历了迅速提升的过程。如图1所示，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结果，在1950～1965年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相对稳定，在45岁上下波动，而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略高，但差别不大。可能受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1960～1965年间的男性预期寿命降为42岁，而女性预期寿命则略有上升。预期寿命在1965～1970年则上升至59.4岁，1975-1980年进一步上升至64.6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虽然上升速度相对缓慢，但仍处于上升阶段。在2005～2010年期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2.7岁，其中，男性预期寿命为71.1岁，女性为74.5岁。 在生育率方面，我国人口经历了阶段性下降过程。如图2，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结果，尽管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955～1960年有所下降，但在20世纪50、60年代一直处于每名妇女生育5.5～6个子女的高水平上。高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导致人口迅速增长。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方针，并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后来经过完善，发展为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政策。这一政策对生育率的降低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总和生育率从5.9降至2.9，在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似乎停止了下降，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2.6左右，直到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才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总和生育率从2.6降至1.8左右。在21世纪头十年，我国生育水平一直处于低水平上，从1.8降至1.6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和2006～2009年1％从口抽样数据推算的结果显示，2005-2010年总和生育率处于1.4左右的低水平上。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转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人口红利概念和人口红利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在澄清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对我国人口红利涉及的主要问题加以剖析。 我国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劳动力供给和第一人口红利方面。而对劳动力供给的分析也主要集中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问题上。部分学者在分析人口红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如上所述，人口红利主要包括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而储蓄率方面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本文主要从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方面探讨我国的人口红利问题。 三、人口红利与我国劳动力供给 (一)我国劳动力数量与刘易斯拐点 1.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剖析 刘易斯提出了人口流动的两部门模型。该模型假定，在同资本和自然资源相比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欠发达国家，产业部门可分为落后的温饱型部门(包括温饱型农业、小商业等)和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工业)。在温饱型部门，由于劳动力过剩，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极低或为零，甚至为负值。此时，温饱部门存在隐性失业。因此，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可以按勉强能糊口的工资获取落后部门转移出来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而得以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
《[浅谈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
《[浅谈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关于刘易斯拐点，无疑是各界最关注的问题，要说舆论中最热门的词，它应该是其中一个，关于此的研究、分析可谓汗牛充栋。可是在我看来，多数的分析不免过于高屋建瓴，过于自上而下了，数据的、理论的等等，但对于我们却没什么实际用处，这些作者的定位，不是为了学术成果，就是为了提供给庙堂之高，现实意义差了很多。 一谈到刘易斯拐点，多数的逻辑就是如何快要来临或已经来临，农村低端劳动力的逐渐短缺，从而促使人工成本如何上升，对于经济造成如何的负面影响，从而引出各种政策建议，甚至不断有放开计划生育的政策建议，让人忍俊不禁。 其实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只不过是一个即将被用尽的生产要素而已。人力成本的低廉促使低端制造成为中国的一项竞争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资金成本的低廉，使得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一种资源禀赋会自然的造就一种优势，会自然的促使形成一种模式，这都是经济学应有之义。而只要是资源，就会被耗尽，否则不可能成为有价资源，就如空气一样，供给无限，就不会有价格，当然，未来新鲜空气可能除外。而今，低成本劳动力面临萎缩，从而不断推高工资，这时需要想到的或许应该是发掘新的资源，或者挖掘现有资源的潜在优势，进而形成新的发展逻辑，而不是放开生育，再造人口红利，那样不仅是违背了发展规律，而且会对未来资源分配与利用造成极大的破坏。历史告诉我们，抱着过去的优势不放，就是衰亡的开始。
既然人力成本上升，为何不提高技术优势呢。科技时代了，还要缅怀人海时代么。放开计划生育，还真想得出来，让农民工继续制造低端劳动力，然后还不给户口、不让上学，道德高点都没有站上，过于狗血了些，奇怪，难解。 况且，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其实更具一种结构性的意义。在低端劳动力不断缩减，造成成本迅速上升的同时，其实结构性的另一端，中端劳动力的供给是在迅速的提升的，其成本上升缓慢，这从应届毕业生难找工作、工资低的现实可以得到验证。所以，在面临低端劳动力向下的拐点时，何不转换思维，寻求发挥中端劳动力的成本及效率优势呢。 低端劳动力对应的是低端制造业、建筑业、手工业等，这其中要么是以出口为主，以劳动力成本优势打开国际市场，赚取外汇的，要么是科技含量不高，比如建筑。而中端劳动力的较低成本和较为丰富的供给，对应的可能就是升级后的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产业等等，恰好是十二五等国家战略规划所支持或指向的方向，从这个角度看，战略是有效的利用现有的中端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丰富也是产业升级、服务业发展的应有之义。 低端劳动力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的原因，那么中端劳动力是否会成为促使中国向服务业大国转换的驱动因素呢，这恐怕不止是凭空想象而已吧。最后，如果允许开个玩笑，那些建言放开计划生育的列位，倒是有与国家大政方针作对的迹象。 内容仅供参考
人口红利提纲
人口红利的定义 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为了便于分析，人们使用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 刘易斯拐点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现象。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大量供给压低了劳动力成本。直到有一天，工业化、城市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如果再想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劳动力成本。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在1978 年到2011 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GDP 以年均近10%的速度高速前进。人们纷纷研究导致中国高速持续增长的因素。人口红利因素是大家公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 蔡昉和王德文的一项研究（1999）表明，如3.1 表所示，物质资本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贡献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为24%，人力资本的贡献24%，而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对增长贡献了21%，剩余3%未解释。 根据上述研究数据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功不可没。中国具有庞大的劳动人口，并且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户籍制度等各种因素大大限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从而乡村存在大量冗余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后，二元经济的格局被一步步打破，城乡之间的劳动力逐渐可以自由的流通。农村冗余的劳动力被大大释放，并为城市的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而在另外一方面，由于在人口结构图中，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相对应的总人口抚养比也呈下降的趋势，并且与国际社会相比，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劳动人口比例较高和抚养率低，会导致社会储蓄大幅增加，进而拉动社会投资，形成典型的“三高”局面。 另外，人口红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图3.2鸟瞰其影响机制。利用好人口红利，将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多元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多元性，既体现于人力资本形式的多样性，也体现于它所影响的社会经济活动类型的多样性。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目录 基本介绍 概念的提出 产生 与人口红利的关系 是挑战更是契机 中国是否临近刘易斯拐点 面对“刘易斯拐点”中国政府应采取的对策 关于刘易斯 基本介绍 如图，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AD3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在过去民工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随着特定的背景因素的变化，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出现民工荒。概念的提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这时到来的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
浅析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式微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ff9285073.html, 浅析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式微 作者：王志立 来源：《商业文化》2012年第01期 摘要：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 随着人口红利式微。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即在以往以“量”取得人口红利的优势消失之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再创以“质”取得的二次人口红利。 关键词：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066-02 一、刘易斯拐点 自从2004年在珠三角出现“民工荒”开始，对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争论方兴未艾。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与劳动问 题报告》中，蔡昉提出，中国的劳动增长速度变得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过去，毋庸置疑，中国会在2009迎来第一个刘易斯拐点，而且会在2015年迎来第二个刘易斯拐点；荣世芳（2009）通过对1997-2005年之间的经济数据的分析得出，我国在1997年就已 经迎来了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张晓波（2009）通过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的工资收入的研究发现，在剔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实际工资水平仍然是不断上升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特征。 与此同时。相左的观点也很强烈。樊纲（2007）则表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仍未到来，农村还有2.5亿-3亿需要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刘洪银（2009）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农村还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中国尚未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 学术争论智者见智，无需加以评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自2009年以来，在金融危机的余波尚存的情况下，中国俨然出现了“民工荒”与“加薪潮”。特别是富士康公司连续的跳楼事件、南海本田罢工事件等等，均以涨工资为终结的事实，更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经济特征。 二、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正确认识并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对调整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有着重要意义。195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 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曼彻斯特学报》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
刘易斯拐点 阅读答案
刘易斯拐点阅读答案 刘易斯拐点 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时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概念是刘易斯拐点。这一概念是第十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首先提出来的。他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经济学界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目前，劳动力在城乡普遍短缺和农民工工资持续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国人口红利期已经接近尾声，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区城，劳动力短缺即将出现。无论喜欢不喜欢，刘易斯拐点都会如期到来，它的到来将对今后中国经济带来深刻的冲击。 以一些国家的经历看，刘易斯拐点之后，低工资普遍的会出现一次持续的上涨，低端消费市场迅速扩张。另外，工资上涨常态化，将带来通货膨胀结构性上扬。但是，这场人口结构上的大变局，既是危，又是机，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也许因此改写。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而应以合理的产业政策吸纳剩余劳动力。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过35%，这一现实决定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将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国际产业的变动情况，实行劳动力的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 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用质量代替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再有，要鼓励和引导建立新的劳资关系，同时给农民工以城市市民待遇。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加快转变砚念，以适应市场经济、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新挑战。 6.下列各项，对刘易斯拐点的认识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相对应，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和劳动力短缺阶段的交点。 B.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标志着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而人口红利的消失则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二者相互对应，互为因果。 C.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对今后中国经济带来深刻的影响，可能使经济陷入危机，也可能带来发展机遇。 D.刘易斯拐点持续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农村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例。 7.下列各项，不属于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我国可以采取的经济措施的一项是 A.实行劳动力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给农民工以城市市民待遇。 B.拐点出现初期，尽量避免资本深化过早发生，以合理的产业政策吸纳剩余劳动力。 C.低收人人群工资持续上涨，低端消费市场迅速扩张。 D.未雨绸缪，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用质量替代数量，预防劳动力短缺。 8.下列各项，不符合文中作者观点的一项是 A.由于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必定会对今后中国经济带来深刻的冲击，所以应尽快转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B.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劳动力出现短缺，供不应求，工资必然增长，符合市场规律。 C.这场人口结构上的大变局，既是危，又是机，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可能因此改写。
刘易斯模型
第三章
刘易斯模型—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
一、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 二、二元经济发展的机制——劳动力转移 三、现代部门发展分析之一：实际工资和劳动力无限供给 四、现代部门发展分析之二：资本积累和二元经济发展过程 五、对刘易斯模型的评论 六、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何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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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作者：
刘易斯模型—劳动无限供给下 的经济发展
刘易斯（Sir Arthur Lewis；1915-1991) 生于原英属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岛 。 1940年获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1938-1948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48-1958年为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3-1983年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由于对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开创性研究，与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分享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最重要代表论文和著作：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195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1955), Development Planning (1966), Growth and Fluctuations, 1870–1913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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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相关文献:
[1] 阿瑟?刘易斯，1954 ，“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 发展”，载于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1989，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2] 蔡昉主编，2007，《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谭崇台主编，1993，《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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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阅读答案
“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阅读答案“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阅读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7~9题。 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 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 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时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 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概念是“刘易斯拐点”。这一 概念是第十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 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首先提出来的。他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经济学界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意味着“刘易 斯拐点”的到来。 目前，劳动力在城乡普遍短缺和农民工工资持续增 长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国人口红利期已经接近尾声，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区城，劳动力短缺即 将出现。无论喜欢不喜欢，“刘易斯拐点”都会如期到
来，它的到来将对今后中国经济带来深刻的冲击。 以一些国家的经历看，“刘易斯拐点”之后，低工 资普遍的会出现一次持续的上涨，低端消费市场迅速扩张。另外，工资上涨常态化，将带来通货膨胀结构性上扬。但是，这场人口结构上的大变局，既是危，又是机，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也许因此改写。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而应以合理的 产业政策吸纳剩余劳动力。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 过35，这一现实决定“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将表现为一 个长期的过程，也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 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国际产 业的变动情况，实行劳动力的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 动力的吸纳水平。 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用质量代替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再有，要鼓励 和引导建立新的劳资关系，同时给农民工以城市市民待遇。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加快转变砚念，以适应市场经济、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新挑战。 7.下列各项，对“刘易斯拐点”的认识不符合原文 意思的一项是
刘易斯理论
刘易斯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拥有二元化的劳工市场——城市劳工市场和农村劳工市场。前者根据订单、利润决定雇人数量,生产效率较高,工资也较高。后者则是多少人都耕种同一块地,生产率低、收入低,在那里没有失业,只有就业不足。经济起飞时,城市劳工市场吸引农村劳动力,由于两个市场间人员的流动,城市可以在不怎么提高工资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人力资源,增长由此得以加速。当农村劳动力被耗尽后,城市劳工市场需要大幅增加工资才能请到新的工人,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中国农民工短缺在2010年变得十分突出。笔者估计,2010年低端工人工资暴涨近四成,而且在今后三四年会继续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其实,中国目前还没有到农民工绝对短缺的地步,只是农民工流向发生了变化。在2005 年,70.3%的农民工流向沿海地区打工,中部与西部各占 14.4%及15.0%。在2009年,随着工厂生产线内迁和基础设施项目启动,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工总数的17.0%及 20.3%,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农民工占比则减少至62.5%。同时,内需市场(尤其是服务业)火爆,对低端劳工需求甚殷,又抢走了沿海制造业的一批工人。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多了一批留家务农的。 不过,刘易斯拐点离我们已经不远了。联合国测算,中国劳动力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人口于2032年进入负增长)。由于内需的迅速扩大,服务业的加速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全面铺开,笔者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于2014年左右进入实质性短缺状况。至2017年,劳工需求达到8.37亿人,供应为8.19亿人,就业市场净短缺达到1760万人,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现有劳工总数的11%,日本的25%,德国的41%。 就业市场的逆转,对于中国经济将是里程碑式的事件。从宏观上看,它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黄金时代已开始褪色;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已差不多走到尽头;中国长达7-8年的通缩时期,已彻底结束。从国际角度上看,制造业模式,可能面临一次全面的调整;过去十年的全球低通胀,也会遭遇冲击。 从投资角度,刘易斯拐点意味着什么？ 1、以过往新兴国家的经历看,刘易斯拐点之后,低端工资无一例外地会出现一次持续的飞涨,低端消费市场迅速扩张。这种情形肯定会在中国出现。 2、工资上涨常态化,带来通货膨胀结构性上扬。此轮通胀之后,CPI的回落估计有限,中烈度通胀可能持续存在。 3、低端住房需求与家居改善需求大增,不过这是一个与现有房地产市场不同的新市场,建材供应商、原材料供应商、家具供应商的受益程度料大过开发商。 4、加大投资力度,生产流程中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将明显提高,设备制造业会受惠。这次生产线向内陆省份迁移,不仅是简单的地理上的转移,也伴随着资本投入的加大。
刘易斯拐点
（一）何谓“刘易斯拐点”？判断它到来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刘易斯拐点”是对发展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三个阶段的标志性节点的俗称。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假说，即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在第一阶段，农业中有大量过剩劳动力，工业部门吸收过剩劳动力；第二阶段，农产品逐步出现短缺，工业贸易条件恶化，转移工人工资开始上升，工业吸收过剩劳动力的进程减慢；第三阶段，工业在继续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在提高，农业的剩余可以满足工业部门的需要，而且农业中的商品化过程也在加快。等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二元经济不再存在。 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经济要经历两个拐点。工业部门规模不断扩大，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继续吸收劳动力转移导致工资水平提高，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此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提高，直至与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不存在实质性的城乡收入差距，二元经济结构消失，长期发展的任务结束，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到来。俗称的“刘易斯拐点”，就是指第三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二元经济不再存在的那一点。 从概念来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城乡工资收入平衡。农村的富余劳动力逐渐出现枯竭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会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人均能够收获更多的农场品，但是由于留守农村的均是年龄较大的劳动者，他们的精力和效率都不高，所以总体上的农场品数量并没有增加，农产品出现供不应求，此时市场上的农场品价格上涨，留守在农村的劳动者获得较高的收入，城乡的个人直接经济收入的差距慢慢缩小，由于城乡的福利机制还有较大的差距，在城市的就业者不会立即回到农村，所以农村的劳动力出现短缺的现象并不立即得到缓解，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也不会得到立即的改善，农村就业人员仍然可以获得很好的经济来源，城乡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 二、人口红利的降低甚至消失。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 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由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村的富余人口严重不足，城市不能够再吸收到更多的劳动力，于是劳动力出现极大的短缺，此时靠低成本的劳动力而得到发展的中小企业，将会面临很大的困境，这些企业如果要继续生存下来，就必须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否则企业会因为无法承担高额的劳动力成本而陷入亏损。 总体上来讲，“刘易斯拐点”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一种经济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因为一个国家如果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是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的，只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必须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撑国家才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二）我国学术界对“刘易斯拐点”之争的几种看法？ 一、蔡昉：“刘易斯拐点”很可能会在2013年到来。 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或者均衡的经济结构，最重要的转折标志，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把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因而导致工资水平的上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刘易斯拐点
1.什么是“刘易斯拐点”？判断它是否到来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存在着隐性失业。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如图，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AD2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伴随着几个显著的变化：工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工业出现资本深化；农业部门商业化，恩格尔系数发生变化以及人口类型的变化。蔡昉把上述的四个方面总结为两个重要的变化标志：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根据不同学者的观点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1）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是否上涨。当进入“刘易斯第一拐点”时，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2）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因此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是刘易斯拐点出来的关键点。(3)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刘易斯第二拐点”是指经济发展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因此，在劳动力一体化的情况下，刘易斯拐点也就应运而生。 2.我国学术界对“刘易斯拐点”之争的看法 （1）已经来临 人口结构的变化则推动中国经济快速逼近“刘易斯拐点”，与之相伴随的是“人口红利”
第二次刘易斯拐点与新经济周期
第二次刘易斯拐点与新经济周期 任远果 （招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深圳518040） 内容提要：从历史上看，经济重心转移过程通常会产生重大危机。次贷危机引发的本轮危机则是全球经济重心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向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转移过程中产生的。本轮危机与1929年发生的上一轮大危机的一个关键差别是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内需潜力更为巨大。 虽然中国已过传统的刘易斯拐点，但由于中国劳动力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存在不同层次，中国可能还存在第二次刘易斯拐点，那就是中端劳动力由供给充裕持续至最终短缺的拐点，这一发展阶段即为新经济周期。中国未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有条件通过持续的产业升级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较快增长。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在创造更高价值的同时，随着收入的提高，也必然带来更高的消费。提升效率和提高消费水平是新经济周期中推动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从中期来看，应实现通胀与增长之间的平衡。这一阶段通胀或许是一个警示信号，表明经济的实际增速可能超过了经济潜在增速许可的范围。控制通胀的关键在于将GDP 增速控制在适当范围。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新经济周期；刘易斯拐点 现在分析和判断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未来趋势绕不开两个重要命题：其一是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将会由美欧拖垮，还是新兴经济体将全球经济带出泥潭？其二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能否摆脱东亚模式陷井而实现持续的增长？这两个问题中如果其中一个是否定的答案，无论是金融体系还是资本市场都将受到严重冲击。本文拭就以此为出发点对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和探讨。 本轮危机与29年大危机的关键差别 从历史上看，经济重心转移过程通常会产生重大危机。因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总会导致全球产能的扩张和过剩，原有的供求平衡关系将被打破，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全球性的经济大调整，通常会表现为重大的金融或经济危机。这实质上是一个大范围的经济洗牌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将会淘汰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产能，而具备竞争力的新兴经济体则将在危机后再度崛起，并提升其经济地位，形成新的经济重心。原有经济霸主的地位将被削弱，并走向相对衰落。 上一轮大危机即1929年产生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比较长期的萧条，直到二战后才摆脱其影响。这轮危机是全球经济重心从欧洲向北美转移过程中发生的，是对旧有经济格局的一次创造性毁灭。美国在此轮危机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新霸主，领导全球经济发展。 次贷危机引发的本轮危机则是全球经济重心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向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转移过程中产生的。除了在应对危机的政策与上一轮不同外，本轮危机与上一轮危机的一个关键差别是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内需潜力更大。在上世纪20年代，欧洲大约3亿人口，美国1亿左右。而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中人口约10亿左右，约占全球人口20%；以中印为首的新兴经济体人口约30亿左右，约占全球人口50%。虽然目前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还不能与发达经济体等量齐观，但从增量来看，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超过三分之二。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上世纪20年代美国与欧洲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处于同一条线上，但目前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差距甚大，如中国人均GDP 现仅为美国人均GDP的十分之一左右，未来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水平提升空间也很大。因此，新兴经济体不仅人口数量大，且人均消费提升空间广阔，这决定了其未来内需潜力相当
浅谈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浅谈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摘要】根据数据确认了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这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人口红利带来的巨大利益将逐渐减少，面对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我国应如何面对，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关键词】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的积极作用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 用工荒弥补人口红利衰减的负面影响 正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持续9年实现了9%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各国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被称为“中国奇迹”。对于这种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其中有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和适龄劳动力的大量低成本供给密切相关的，并把这种劳动力的优势成为“人口红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 何为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的积极影响 过去三十年里，在改革开放的领导下，中国GDP持续高速度增长。当然这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在于中国的人口红利。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在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量的工厂涌现，中国开始快速进入和发展加工制造业，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一段时间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 同时城镇化加剧，城市建设也在快速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硬件设施要不断改善，中国的公路桥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大大的扩大了内需，人们对住房要求要逐步提升导致了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快速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大量的人口也使中国的内需加大，人民的大量生活基本生活品需求也随着生活的水平的提高逐步增加，同样强有力的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着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 中国人口红利现状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
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自2004年在珠三角出现“民工荒”开始，对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争论方兴未艾。 蔡昉( 2010) 认为劳动力出现短缺和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看，40 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其量只有5800万。还有很多研究分析认为，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对于“民工荒”现象，张宗坪( 2008) 从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短缺和季节性短缺、孟昕( 2008) 从政府政策，Knight 和John( 2010) 从制度方面，章铮( 2011) 从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等角度，对其进行了解释，也揭示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与“民工荒”并存现象。 学者们对人口红利效应的主要质疑在于人口红利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人口转变是动态的，它所带来的增长贡献不是永久性的( 王德文等，2004) ，“两头大，中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而且“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的实现(刘元春、孙立，2009; 沈君丽，2005)，发挥人口结构优势必须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劳动力得以充分就业，还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必须不断提升。然而，现实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相应的公共服务差异，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 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还会持续10年(于学军，2003; 陈友华，2005) ，如果将总抚养比小于0.5作为人口机会窗口，人口红利将有长达25年的持续期( 1995－2020 年) ，如果将总抚养比小于0.45作为人口机会窗口，持续期将是1990－2030年(田雪原等，2006) 。 参考文献： [1]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13. [2]张宗坪. “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出现”证伪———“民工荒”假象分析[J].山东经济,2008 [3]孟昕. 错判将对农民工的转移和中国城市化进程产生很大影响[J]. 比较,2008（35） [4]刘元春、孙立. “人口红利说”: 四大误区[J].人口研究，2009（1） [5]Knight，John，Quheng Deng，and Shi Li．“The Puzzle of Migrant Labor Shor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