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严复与泰特勒的翻译观点之差异
再探严复与泰特勒的翻译观点之差异
(Re-exploring the Difference in the Viewpoints of Translation between Yan Fu and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陈瑞山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口笔译研究所
摘要
国内学界提到严复的翻译圭臬「信达雅」时，常常会与苏格兰的泰特勒在《翻译原理论》中所揭橥的「三条翻译通律」相提；不过，多半都说严氏「信达雅」观念之形成是受到泰特勒氏之影响。而这类「影响」论述，又常流于历史性的巧合或自传式的主观判断，或表象上的模拟，较缺乏就两者间对翻译的本质性认知的客观探讨。这种看法对于出生较晚、身处内外交迫特殊时空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严复，在其翻译领域的学术地位上是否有欠公允，颇值得我们来做个探究。
本专题研究计划拟用文本研究的方法，以严复所译《天演论》书里的＜译例言＞文本为主，就其中谈到的「信达雅」三原则与泰特勒的著作《翻译原理论》文本内所揭示的「总原则」及自此演绎出的「三条翻译通律」所蕴含的翻译问题，探索并分析他俩内在观念与结构上之差异。本文研究内容则包括严复、泰特勒个别建构的翻译理论其动机的差异、总原则的显与隐、翻译原则重要性次序的排列、执行翻译原则工作难度的分级等四大重要项目，再指出他们之间真正的差异，并从而探索他们独自的翻译观之面貌。
关键词：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翻译三难、信达雅、泰特勒、翻译原理论、三条通律、翻译艺术、翻译总原则。
Re-exploring the Difference in the Viewpoints of Translation between Yan Fu and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Ruey-shan Chen
Department of English&Institute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Fir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Oftentimes when local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discuss Yan Fu’s “Three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on: Xin, Da, and Ya”as criteria for judging what is a good translation, they tend to associate Yan’s remarks with the Scottish professor Alexander F. T ytler’s “Three General Laws of Translation” propounded in the latter’s Essay on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Yet, that Yan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have modeled his criteria of translation upon those of Tytler is held as a popular opinion. In other words, T ytler’s general principle had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Yan in forming his idea about translation. However, this kind of opinion concerning the so-called influence, usually based on some historical coincidences, biographical inferences or some seemingly “supposed-to-be” analogies among their translating rules, is always biased and subject to doubt; therefore, it would be more objective if one could do an analytical exploration of what their individual texts mean in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Thus, it is worthy of a study to see whether this popular opinion is truly fair to Yan Fu, a Chinese patriot-intellectual, considering that he lived in a period of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upheavals.
Aiming to shift the focus from the study of Tytler’s possible influence on Yan to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viewpoints about translation, this research proposal will
employ the method of textual analysis to re-explore those important translating issues brought up both in Yan’s “Words on the Instanc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Evolution” and Tytler’s Essay on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respectively, especially with an emphasis on their intrinsic differenc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se ideas. This comparative study explores the four essential aspects of translation: (1) the motivation for establishing the rules, (2) the declared and the undeclared principal guidance on translation, (3) the order of importance of the rules, (4) the order of difficulty in implementing the rules, in the hope that the individual insights of and true differences between Yan Fu and Alexander F. Tytler will be distinctly demarcated.
Keywords: Yan Fu, three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on, xin da ya, Evolution and Ethics,Alexander Fraser Tytler, three general laws of translation,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s an art, principal guidance on translation.
在国内对严复(1854-1921) 的翻译观之研究可说是个老议题。但诚如山间行草在＜文学上最有影响力的翻译家：改变一个时代的译者严复＞里写到：「而历史上所不会忘记的严复，是翻译家严复。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开始大量译述西方重要思想著作，．．．而他为译事所立下的『信达雅』三原则，解读歧义虽多，恐怕迄今仍是最多人奉行的原则。」[1] 一个老议题，却仍为多数人所奉行，就值得我们再探讨。今天谈「再探严复与泰特勒的翻译观点之差异」，就是想走出一般对他们之间的「三难」与「三通律」表象上的模拟，进而探索他们内在观念与结构上之差异。
所谓老议题，约可分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就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揭橥的「译事三难信达雅」范畴内来谈。在此层面里因为这个被多数华人视为翻译圭臬、总指导原则的歧义性，使得严复所称的『信达雅』三个字究竟所指为何，不断有新的诠释出现，企图厘清这三个概念（一）到底从何而来？例如有人说严复这「三难原则」是从第三世纪译经大师支谦所著＜法句经序＞里的「雅、严、信、达」来的，像钱钟书；也有人因家传渊源和师生关系而直接听闻于严复本人所说「来自西方（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13)，非严复所创」，像伍蠡甫；有人认为严复可能是受到泰特勒启发，但是这标准还是根植在中国的土壤上，像邹振环；[2] 还有人认为是「可以同时受到英人著作与佛典的启示，自不必非杨即墨」，像华裔美籍教授汪荣祖等。[3] 我们若仔细分析＜天演论译例言＞里严复所使用的字词，像「译事三难」、「什法师」、「内典」、「修辞立诚」、「辞达而已」等等，本土的和外来的皆有。（二）各自所指为何物？赵元任在＜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一文里认为「信」是翻译的基本条件；他从翻译的最小单位「字、词、句」处在上下文中开始，谈到「意义」跟「功能」、「借词」和「译词」、名词与动词间的单复数问题、「词品」的转换、「数量值」、文章「体裁」、音调、成语、还有原文与译文「用时的场合」等等在「信」的总信度内之处理。[4] （三）哪个较为重要？例如沈苏儒在《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中努力把「信达雅」分出「相对的主次关系」，他说：「总的说来，『信』是最主要的，但信而不达，等于不译，在这种情况下，『达』就成为主要的了。」[5]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比较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与苏格兰学者泰特勒在一七九一年出版的《翻译原理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 里的「三条翻译通律」(the Three General Laws of Translation) 之影响研究。[6] 通常都把严复的「三难」与泰特勒的「三通律」一一来对应；把「信」对应于(I) 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译文应该把原著的思想做完整的转写）；「达」对应于(II) That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写作的风格与笔触应该和原著的特性一样）；「雅」对应于(III) 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7] （译文应该具有原著体制所有的泰然）；这就是所谓表象模拟
的所在。事实上，严复的「三难」与泰特勒的「三通律」之间存在着内在观念和结构上的差异。例如在《历史上的翻译家》(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一书里，其介绍严复所用的篇幅还远远长过于英语世界第一位系统性研究翻译过程的学者泰特勒，只谈严复经由翻译学上文化知识传播的角度来看他的贡献；谈泰特勒则是从社会地位的观点来说明为何会被当时的翻译界所广泛接受并产生影响，并未对他们的翻译思想作理论上比较的探讨。[8] 正如上所述，我们推论严复的「信达雅」可能受早期中国佛经翻译大师支谦的影响；同样地，在西方，在泰特勒之前，也有人提出翻译上的基本要求。例如，十六世纪有法国「翻译王子」(prince of translators) 之称的杰克．阿米欧(Jacques Amyot, 1523-93) 主张翻译的总原则是：「绝对清晰性」(absolute clarity)。为了达到此要求，阿米欧指出翻译上的四点准则:（一）避免不顺的新术语，（二）要显示句子与段落间的逻辑连贯性，（三）用简朴自然的风格，（四）顺耳谐和的遣词用字。[9] 到了十七世纪，法国的尼古拉．贝贺．达布朗库和(Nicolas Perrot d’Ablancourt, 1606-64) 曾倡导翻译的「三个基本质量」(three basic qualities)：即「清晰」(clarity)、「精简」(concision)、「优雅」(elegance)。[10] 另外，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 1719-1796) 在一七八九年也曾提出所谓好的翻译三原则（仅仅比泰特勒的《翻译原理论》早一至二年出版），包括正确表达原意，传达原作的风格，和译文要有自然的、易懂的属性等等。[11] 更早，在一五四○年，法国人道主义者杜雷(Etienne Dolet) 依翻译面向的「重要性」(importance) 排列了翻译的五原则；英国学者孟岱(Jeremy Munday) 甚至认为这对泰特勒有直接的影响。[12] 不错，这些论点，或多或少都可在泰特勒的「好的翻译」(a good translation) 之总原则和「三条翻译通律」(the Three General Laws of Translation) 里找到相互印证之处。难道我们就可据此就断定，后生的泰特勒在受到前辈影响之余，没有他独自的经验和看法吗？相同的道理，也适用在严复与泰特勒的关系上。
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类的「影响研究」虽有其历史上的价值，但也可能会是太广泛而无法具体掌握的；中西方历来对于特定事物在观念或思想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例子实在很多，我们不能仅因时间的先后，就认定后出生者就有可能受到前人的影响。在多元文化的熏陶下，甚至一个人于成长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不知不觉地受了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自己还不知道呢。所以本文采用就「文本」(text)自身所显现或隐藏的讯息来探讨，再来做「跨文本」(intertextual) 的比较，会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方式，同时也较不会冤枉一个作者所独具的灵魂。底下先就四个重要项目来透析，严复的翻译三难原则与泰特勒的三通律之差异。
一．动机的差异：泰特勒是从建构一个有系统的理论之动机来写的论述，为一本书，而且把「翻译」视为是一种在内容、形式及文体三方面皆须「等效」的严谨「艺术」。严复是友人帮他的《天演论》译着付印后，才补上这篇＜译例言＞，是个人翻译经验的总结，为一篇序文；虽然严复也想透过「翻译」达成「行远」不朽的企盼，但他所以戮力汉译西方经典，可说是现实需求的考虑大于艺术美学效果的，不过，他也认为「雅」的美学质量可让文章行远，只是它的功能为辅助性罢了。
泰特勒在第一章(Chapter I) 首先承认，从来没有一种评论的主题(subject of criticism) 像翻译这般，意见是如此分歧的，并谓如果各个语言间的特性都一样，那么翻译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译者只要做到精准(fidelity) 和专注(attention) 就可以了。泰特勒企图在一般认为的「内容」（含原作者的情愫、精神和思想）、「形式」（含原作者写作风格、态度，如句子的安排、次序与构造）和「文体」（含原作者通篇的组织和文气）之间找到一个完美处(the point of perfection)，并从此处对所谓「好的翻译」(a good Translation) 下个总原则:
I would therefore describe a good translation to be, That, in which the merit of the original work is so completely transfused into another language, as to be as distinctly apprehended, and as strongly felt, by a native of the country to which that language belongs, as it is by those who
s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work. （我因此描述好的翻译应该是，把原作的优点完全地化入另一种语言里，以致译入语言国家的人能很清晰地理解，并强烈地感受到，如同说原作语言的人们一样。）
很显然地，这总的原则，就是一种对原文之理解与感受的「等效」(equivalent) 翻译，是多面向的，含内容、形式、文体的综合表现。然后，泰特勒再从这个「总原则」自然地演绎出(deduced) 上述的「三条翻译通律」(the Three General Laws of Translation)。
事实上，这是三条很具理想性的通则，要达到一个翻译的艺术上的「完美处」。泰特勒在建构他的三通律时，就称翻译为「艺术」(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rules of the Art)，而且还将「Art」第一字母用大写且整个字以斜体印出，强调「翻译」就是「艺术」的意味十足；接着在论及翻译者也需要模拟原作之风格和笔触时写到：“. . . every copy in which the artist scrupulously studies to imitate the minutest lines or traces of his original.”此句话里就用“the artist”来指翻译家。[13] 任何有翻译经验的人都可感受到，泰特勒的想法，在实务上会是一条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如众所知，严复从事翻译的初衷并不是全为语文艺术的目的，而是政治性的，是给「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介绍西方之先进思想，宣传维新变法，「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亡国，亦得有复苏之一日也。」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并没像泰特勒一样有此演绎的建构，只是总结了他所经历的翻译甘苦，和盘托出「译事三难信达雅」罢了，以此为可以「行远」去影响读书人并表达「精理微言」的准则。他并不是要去建立甚么语言学上的原则和系统，期以为译事的圭臬。[14]
另外，严复虽然也谈艺术上「优雅」之文体（即当时的桐城派古文），但其目的也是实用且功能性的。举例来看，当梁启超批评他的「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使一般学僮难以获益时，严复答以「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严复期以文章之雅让它能「行远」广为流传，是想诉诸当时的社会菁英，希望这些西方的新近思想在维新自强运动中发挥作用；所以严复在「翻译」里对「雅」的要求是现实需求的考虑大于艺术的、美学效果的。[15] 因此，有人从目的论来看，说：「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16] 沈苏儒也认为：「严复的雅.．．．是泛指译文的文字水平，并非专指译文的文学艺术价值。」[17] 二．总原则的显与隐：如上所举，泰特勒是给追求「好的翻译」(a good Translation) 下个总原则，并明显地指出这个总原则的内涵。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并没有明确提出「总原则」这个概念；到底在严复的思想中有没有这个「总原则」？从逻辑上来推，他应该是存在的，否则他的「信达雅」三原则从何来。就＜译例言＞本文内在的讯息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严复不知不觉间透露了这个「隐含」的「总原则」概念：对「原文意义的保存」；是在他的信、达、雅三难之外的上方指导原则。在＜译例言＞文本里严复提到「意义」、「意」和「义」总共有九次来推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文取明深义」，唯一要守住的是「而意义则不倍（悖）本文」，虽然「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和翻译时若采用「删削取径」法，则「又恐意义有漏」；依此可见他对在翻译文中保存原文意义、思想的重视。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严复的保存意义之「总原则」是相当于泰特勒的「第一条通律」（一般人窄化了严复的「信」之范畴，误以为「信」只是针对「意义」而已，因而把这「信」模拟为泰特勒的「第一条通律」）。因此相较之下，严复的这个「保存原文意义」的「总原则」所含涉的范围比泰特勒的「好的翻译的总原则」窄很多。但就严复的译事态度、手法而论，他却比泰特勒的原则自由许多。因为严复显然较偏重「意译」(sense for sense)，所谓「题约达恉。不云笔译」，而泰特勒的「总原则」（如上所引）是想在一般认为的「内容」（含原作者的情愫、精神和思想）、「形式」（含原作者写作风格、态度，如句子的安排、次序与构造）和「文体」（含原作者通篇的组织和文气）之间找到一个完美处。
三．重要性排列的原则：泰特勒表明他的「三条通律」次序是依据「重要性」(importance)
来排列的（类似亚理斯多德依重要性来排悲剧六元素的次序）；严复提出「信达雅」后，并没有明确地说出它们的重要性次序，导致后来的论辩纷纭。
泰特勒氏的第一重要：完整的转写原著的思想（属于内容的范畴）；第二重要：写作的风格与笔触应该和原著的特性一样（属于形式的范畴）；第三重要：要模拟原作者之心创造相同的文气和效力(force and effect)，达成译文的精准和泰然自若(ease with fidelity)（属于文体的范畴）。翻译过程中如不得已要「牺牲」其中之一的话，泰特勒建议应从「重要性低」的开始；换句话说，就是首先牺牲原作的「文气和效力」（文体）；然后不得已再是原作的「风格与笔触」（形式），凡此都是「为了传达原文意义的忠实面貌」(in order to convey a faithful picture of the sense)；如非得已，最后被牺牲才是原著的「思想和精神」（内容）。[18] 因为严复并没有清楚地表列重要性，若从他的文本上来推论，在翻译过程中，唯一要守住的是「而意义则不倍（悖）本文」，在此前提下，其他有碍达成此「表意」目标的顾虑、写作要素皆可妥协。例如译者可以在「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倒附益」，因为「假令仿此（指西文句法）为译，则恐必不可通」。换句话说，原作的风格与笔触特性一致等等写作元素皆可被牺牲（泰特勒的第二通律里的要素）。总之，都是为了要能「通」「达」原文之「深义」。因此我们要在守住「原文意义」这个总原则下，才会有合理的逻辑来就「信达雅」的重要性给个次序(order)。
严复又说：「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严复此话一出，实质上是用「达」架空了「信」，因为他知道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守住原文的意义之「信」外，要求表现原作的形式和文体等方面「信」是难以达成的任务。光是讲守住「原文意义」之「信」，并不见得就是守得住原作里「形式」、「文体」等美学范畴的「信」（见上面提到的赵元任对「信」的幅度的分析）。严复的第一原则「信」在此可说相当于泰特勒的好的翻译的「总原则」。由此我们可看出「达」可说是严复的第一重要性；其次是「信」；再其次是「雅」。正如同严复没给「信」说分明一样，他也没有直接给「达」下个定义，只陈述了「如何」能致于「达」的手法（前面已引用），并总结在「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
诗人罗青也持相同的看法：「我们仔细阅读严氏的文章，便可发现，他最注重的还是『达』。」不过，罗青后来又说：「信与达应该分属两个平行相联的范畴，有些字辞，译得『信』也就等于『达』了。有些根本无法停留在『信』的范畴，迟早要进入『达』的范围。」[19] 陈祖文教授更认为「信达」两个旧字应组成一个新词，只表示一个概念：「至于达，在观念上，它不应自成一项，它应该与信合而为一；文法上，信字应该看作形容词，达字看作名词；在字义上，信是『忠实的』之义，达是『传达』之义。而所谓『信达』即是『忠实于原文的传达』。」[20] 沈苏儒在《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中企图把「信达雅」分出「相对的主次关系」，他说：「总的说来，『信』是最主要的，但信而不达，等于不译，在这种情况下，『达』就成为主要的了。」[21] 沈苏儒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的矛盾，即「信达雅」应该摆在同一的「情况」下来评量的，「信」与「达」哪个重要，只能同时择其一，不能另设个「情况」（即退而求其次时）再来谈「达」的。再者，「信」与「达」在翻译的过程中，并不是「二元矛盾对立的运作」(a binary-opposition operation)，他们是相互相辅的；因此在同一的「整体性」平台上，三者间，应该有像泰特勒那样的层级关系。后来学者之所以有多样、创意性的诠释，实肇因于严复在＜译例言＞里，未能把「信」字的内容清楚地给个定义说分明，并且还把「达」与「信」等同了之故。
至于「雅」，在严复的「翻译」思惟里，是藉此能将西方先进思想能「行远」、广传于中国知识分子间的现实考虑大于译品的艺术、美学效果的。一般都把它的重要性列在最后，例如，吴献书在＜定义和原则＞里，讨论信达雅，虽然没有将「信达」两字的重要性分出高下，却说了：「最后一个原则『雅』，是不及『信』和『达』重要，牠的是否需要，应以原著性质
而定。」[22]
四．工作难度的分级：泰特勒的工作难度分级正巧与上项「重要性」的排列逆向；严复举出译事三难后，便说：「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剩下的就是「雅」了；又从严复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我们可窥知他也把「雅」当作求「达」之过程。如果我们把严复的第一原则「信」看作是翻译的整体呈现（一般人窄化了严复的「信」之范畴，误以为「信」只是针对「意义」）而已，所以把它等同了泰特勒的「第一通律」），第二原则「达」是过程与方法，第三原则「雅」是文字修辞的效果；那么，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与泰特勒的「第一、二、三通律」对比来看，则严复的「工作难度分级」正好与泰特勒的相反。
泰特勒氏认为要维持原作的文体(III) 最难；其次是，形式(II)；再其次是内容(I)。这是泰特勒把内容（原作主题、思想）、形式（写作技巧、风格）和文体（原作者通篇的组织和文气）分开来看时的结果。因为翻译者只要能精通原著之语文并掌握、了解原作者之主题、情愫，将之译写出来，在不得已的状况下，要小心地对原著加、减一些，大体上就可以了，所以是最容易的。[23] 其次，即使翻译者已对原作者的想法很了解了，也看出了原作的风格样貌，仍不一定可以很成功地将原作风格样貌译来；除非翻译者能模仿(imitate) 出原作的「真品味」(the most correct taste)，翻译者要常设身处地（在原作者的位置上）来考虑，否则不易成功。[24] 最难的是文体，整体的、相同的文气和效力(force and effect) 的翻译；这个阶段除了结合「内容」和「形式」外，整个的翻译过程要能表现出原著作的「神采」(spirit)和「泰然自若」(ease)。泰特勒认为，翻译者与画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画家可以用与原作相同的材质来复制，但翻译者所使用的是不同的素材（语言），即使翻译者抓到了原作的笔触，在标的文里也不一定就能再造原作的精准和泰然自若(ease with fidelity)。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把自己置入与原作者相同的心灵(the very soul of his author) 来发声，[25] 所以这是最困难的。
依严复在＜译例言＞里的文理脉络来看，首先说「信达雅」是译事的三难；表示无论哪一个，在从事翻译的过程中，对译者都是不容易的。这点大概没有人会有异议。接着他说：「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这段话的含意应该是翻译者对处理文章中的「信」（相当于泰特勒的好的翻译的「总原则」）时，自觉难度是最高的，无法达成，所以降而求其次，那就是严复认为可行性较高的「达」了。因为从一般工作方法的逻辑上来推论，当一个人碰到困难时，他会先找较容易的部份来做（如考试时），不会再去找比原先的事务难度更高的来下手，因为那将会是更不可能达成的任务。这时，严复所谓的「达」，其内涵和功能就很接近雷丝(Katharina Reiss)、佛弥尔(Hans J. Vermeer) 等人提倡的「沟通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or approach)，其中讯息(message) 或意义(meaning) 的传递就成了翻译的核心。因此，严复接着提到如何从事传达「而意义则不倍（悖）本文」的翻译方法。最后，最不难的一个就是翻译过程中伴随产生的文字符号之「雅」了；用雅来促成「达」──「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而。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严复对「雅」的要求，是译入语的格调问题，只要你选择「复古」的「汉以前字法句法」就得了，因为那样子就会符合那些读古书的中国人之胃口。
关于「信」的内涵，如前所述，严复并未把「信」定义清楚（也许他也认为「信」的范畴太广，难度最高，无从定义起，所以略而不谈）。前面提到的赵元任对「信」的幅度的分析，诚可替严复的「求其信已大难矣」作批注，无以名之，强名之曰「信」矣。所以，我们可由此得知，在从事翻译工作时，严复认为「信」是第一困难，其次是「达」；在其次是「雅」。在此，我们更可明白地看出，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一开头就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之清晰逻辑；原来他是依照难度最高次序来排列「信达雅」的。
以上所言，是尝试就严复＜天演论译例言＞和泰特勒《翻译原理论》这两个＜文本＞所内蕴的思惟结构，来挖出严复序文中隐含的「保存原文意义」的「总原则」和『译事三难信达雅』与泰特勒明白列出地好的翻译「总原则」和「三条翻译通律」，做个分析性的比较和探索，找出他们这四个重要项目的差异；期盼能稍稍走出长久以来，学界广泛而较无法具体掌握的泰特勒与严复之间表象上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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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间行草，＜文学上最有影响力的翻译家：改变一个时代的译者严复＞，《联合报》，二○○六年二月十五日，E7版。
[2] 沈苏儒，《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年，页十和一○一。
[3] 汪荣祖，＜重读严复的翻译＞，《传记文学》，第八十八卷第一期（二○○六），页二十三。
[4] 赵元任，＜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翻译论集》，刘靖之主编（台北：书林出版公司，一九九五），页四十八－六十三。
[5] 同注2，沈苏儒，《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页三十九。
[6]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Introd. Jeffrey F. Huntsma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 V., 1978) 13-6.
[7] 同上，Alexander Fraser Tytler,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p. 13-6.
[8] Jean Delisle and Judith Woodsworth, ed.,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95) 152, 215-7.
[9] 同上，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p. 38-9.
[10] 同上，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p. 40-1.
[11] 同注2，沈苏儒，《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页一○三－一○四。
[12] 杜雷(Dolet) 的五原则发表于他的论文“La maniere de bien traduire d’une langue en aultre”(The way of translating well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杜雷的五原则依重要性排列为：1. The translator must perfectly understand the sense and material of the original author, although he﹝sic﹞should feel free to clarify obscurities. 2. The translator should have a perfect knowledge of both SL and TL, so as not to lessen the majesty of the language. 3. The translator should avoid word-for-word renderings. 4. The translator should avoid Latinate and unusual forms. 5. The translator should assemble and liaise words eloquently to avoid clumsiness. 参见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6-7.
[13] 同注6，Alexander Fraser Tytler,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13，15.
[14] 王宏志，＜翻译与政治：有关严复翻译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通讯》，第二十一期（一九九二），页九－十六。
[15] 同上，王宏志，＜翻译与政治：有关严复翻译的几个问题＞，页十二－十三。
[16] 同注2，沈苏儒，《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页四十七。
[17] 同上，沈苏儒，页四十一。
[18] 同注6,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p. 224.
[19] 罗青，＜「信、达、雅」新诠＞，《明道文艺》，第一八七期（一九九一），页一六
一、一六四。
[20] 陈祖文，＜信达雅＞，《译诗的理论与实践》（台北：寰宇出版社，一九七一），页十三。
[21] 同注2，沈苏儒，《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页三十九。
[22] 吴献书编，《英文汉译的理论与实际》(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台北：台湾开明书店，一九七八），页四－十。
[23] 同注6，Alexander Fraser Tytler,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p. 17-54.
[24] 同上，Alexander Fraser Tytler, p. 109-201.
[25] 同上，Alexander Fraser Tytler, p. 209-10.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原文解读
论译事之难-严复 中国清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了著名的三字翻译标准信达雅，下面就是严复先生曾经写道的他对翻译的个人见解。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其中信达现在一直沿用，只有雅，严复指的是要用古文写成汉语译文，当今肯定不能接受，但是严复所处的时代，他翻译过来的东西主要是给朝廷的高官和当权者看的，所以要写成华丽的古文。 (录自严复:《<天演论>译例言》)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翻译工作有三项不容易做到的事，忠实于原著即准确，译笔流畅明白，文字典雅。要做到忠实于原著本来就很不容易，而如果只注意准确却忽略了译笔的通达晓畅，那么，即便是译了出来也等于没有译。可见译笔的流畅是应予重视的。自从海外交通开放以来，具有一定翻译能力的人才，几乎到处都有。不过，我们随便取一本译作来看，要求它把忠于原著和译笔流畅这两者结合得很好，却并不多。按其原因，一是由于对原著只作粗略的浏览，二是对原著缺乏全面的分析研究，三是不能真正理解原著。现在这本《天演论》所阐述的，原都是五十年来西方科学界崭新的研究成果，又是作者晚年出版的著作，我的译文着重在揭示它的理论精髓。因此，词句之间，就时而不免会根据自已的体会而有所增损，或甚至加以修正补充，只要主要精神不与原文相违背，则译文尽可不为原著文字结构所执束。换句话说，只要原著的主题思想能得到充分表达，也不一定按原文直译，以便译者有进行再创造的余地。但这实在不是做翻译工作的正确方法。正象名僧鸠摩罗什法师所说“学得不到家，反而会产生流弊”。以后，搞翻译的人将会更多，千万不要搬用我这种做法。 二、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经，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辞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二、英文句子中的一些名词术语，一般都边举例边解释，插在中间，就象中文的引证、旁注一样，然后远远地与前文相接，把前后意思贯串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因此，英文的句子结构自有其特点，它少则二、三个字，多则数十、成百字为一句，假如机械地照译原文，就必然会令人费解。假如为图省事而大量砍削原文中的难译部分，又会损害原意。这全靠译者先将原文的全部精神实质紧紧地掌握住，做到融会贯通，烂熟于胸，而后下笔，自然就能使译文准确、流利，
严复_天演论_译例言
严复《译例言》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辩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与斯二者之间，夫故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
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新理锺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甫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玄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在明哲。 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 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如曰标高
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翻译
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 原文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晩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Translation involves three requirements difficult to fulfill: faithfulness, comprehensibility and elegance. Faithfulness is difficult enough to attain but a translation that is faithful but not comprehensible is no translation at all. Comprehensibility is therefore of prime importance. Sin ce China’s opening to foreign trade by sea, there has been no lack of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But if you assign them any book to translate and tell them to meet these two requirements, few can do so. The reasons for their inability are superficiality, partiality and lack of discrimination. This book is based on the new knowledge of the West acquired during the last fifty years and was one of the author’s later works. My translation attempts to present its profound thought. It does not follow the exact order of words and sentences of the original text but reorganizes and elaborates. However, it does not deviate from the original ideas. It is more an exposition than a translation as it seeks to elaborate – an unorthodox way of translation. Kumarajiva sai d: “Whoever imitates me would fall.” There will be many others coming after me in translation work; I sincerely hope that they will not use this book as an excuse for their fallings. ( Translated by C.Y. Hsu) 注评： 1.“虽译犹不译也”译为“… no translation”较为合适，no 放在名词前能 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 2.则尚达也：尚，尊崇、重视；主要在于。译为“of prime importance”。 3.象寄之才：《礼记.王制》中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同，嗜欲不同。达其志， 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所以译员在古代又可称为“象寄之才”，译为“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4.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此句合并译为“The reasons for their inability are superficiality, partiality and lack of discrimination.”比较简练，符合英语的习惯。如果译为“firstly，… secondly…, and thirdly…”则显起来冗余。 5.今是书所言：译为“This book”即可，不必译为原书名。因为“是书”在此 既可指“原著”也可指“你面前的这本书”。 6.而意义则不倍本文：倍，通“背”，违背。此处是指不违背原文主旨大意，故 译为“… it does not deviate from the original ideas.” 7.达旨：表达主旨。 8.取便发挥：取便，取其方便。发挥，阐发，把意思或道理充分表达出来。故 译为“It is more an exposition than a translation as it seeks to elaborate…”
浅谈严复的翻译三原则 2
浅谈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任何时代，任何大师的翻译都离不开社会背景，个人经历，自身修养，因此我们在谈及严复的翻译原则时需要对他的教育经历，所处时代进行略析。 严复是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教育家，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就是严复著名的翻译三原则，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择犹不择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所谓“信”，即是忠实、准确、无误；“达”，即是达意、通顺、流畅。而对“雅”却是众说纷纭，往往难以达成一致共识。有人将其理解为“典雅”、“高雅”；有人理解为“文采”、“雅致”；有人理解为“风格”、“韵味”。所以在具体讨论“雅”字之前，需要了解“雅”在中国古语中的含义。雅者，古正也。是正确，合乎规范的一种标准。我认为这三原则是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在翻译时，要做到忠实于原文，能够切实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抓住主旨要点，具有可信度，当然，要语意通顺，流畅顺达，能够使读者明白作者所想表达的丰富情感，翻译是一门艺术，是一门科学，是一种信息的传递，思想的表达，这就需要一种标准，一种规范。因此，后来的翻译家们都一直遵循翻译的基本准则和规范，力图使自己的翻译符合标准，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严复这三原则的影响。 现今，对于翻译的准则和规范是数代人经过不断改进和学习总结出来的，但是依然沿袭了严复的“雅”的思想内涵，即在“信”、“达”的基础上，在潜移默化中遵循着一种准则与规范，当然也会结合时代的特色，这从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关注和研究某位思想家，翻译家的翻译作品时除了要知道是否做到忠实于原文，是否通顺流畅，也要了解翻译家的教育背景，家庭环境，社会影响等，这样才能评价翻译家是否遵循一种准则与规范，翻译的作品是否是经典。
严复 天演论 译例言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 严复《译例言》 Sunday, August 29, 2010 3:12:03 PM Zitate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辩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与斯二者之间，夫故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新理锺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甫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玄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在明哲。 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 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如曰标高揭己，则失不佞怀铅握椠，辛苦迻译之本心矣。 是编之译，本以理学西书，翻转不易，固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迨书成，吴丈挚甫见而好之，斧落征引，匡益实多。顾惟探賾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也。而稿经沔阳卢君木斋借钞，劝早日付梓。邮示介弟慎之于鄂，亦谓宜公海内，遂灾枣梨，犹非不佞意也。刻讫寄津覆斠，乃为发例言，并识缘起如是云。 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
论文严复及其翻译简述
严复及其翻译简述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Yan Fu and his translation contributions 摘要：严复是近代中国伟大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传西学，译西著，对近代中国文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历来受到学术界各家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是它却能长盛不衰，屡改不倒，这说明它是“实用的”、是“精练之至”的、是“经验之谈”、是杰出科学的翻译理论总结和宝贵的翻译理论遗产。 关键词：严复生平；信达雅；译著
Abstract: Yan Fu is a great modern enlightenment thinker in China. He raised the standard of translation: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It plays a great role in translation work. He had introduced and translated some famous western works to china. After reading his translating works, our Chinese have changed much more in thoughts. He also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played a great role in Chinese society’s advancing. Key words: Yan Fu； biography ； translation、； "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elegance"
严复中英文简介
严复（1853——1921）：tripl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信（faithfulness）：忠实准确 达（expressiveness）：通顺流畅 雅（elegance）：文字古雅 Yan fu put forward this―three character guide‖in his preface to the translation of T.H.Huxley`s book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天演论》译例言1898）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尤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雅。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岂钓奇哉。…… Translation has to do three difficult things：to be faithful，expressive，and elegant。It is difficult enough to b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and yet if a translation is not expressive，it is tantamount to having no translation.Hence expressiveness should be required too……The Book of Changes says that the first requisite of rhetoric is truthfulness. Confucius says that expressiveness is all that matters in language。He adds that if
严复 天演论 译例言
严复《译例言》 Sunday, August 29, 2010 3:12:03 PM Zitate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辩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与斯二者之间，夫故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新理锺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甫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玄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在明哲。 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 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如曰标高揭己，则失不佞怀铅握椠，辛苦迻译之本心矣。 是编之译，本以理学西书，翻转不易，固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迨书成，吴丈挚甫见而好之，斧落征引，匡益实多。顾惟探賾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也。而稿经沔阳卢君木斋借钞，劝早日付梓。邮示介弟慎之于鄂，亦谓宜公海内，遂灾枣梨，犹非不佞意也。刻讫寄津覆斠，乃为发例言，并识缘起如是云。 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
谈严复翻译理论中的“信达雅”
谈严复翻译理论中的“信、达、雅”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择犹不择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严复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他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信达雅”的大概意思，在我的理解下用较为通俗的语言解释大意为：能够对原文实现基本还原（信），能够流畅的向读者表达原作者的意思（达），拥有文笔优美，富有文采（雅）。严复先生在自己的翻译工作中总结出了“信达雅”这个完整的原则体系。这个体系对中国的翻译史有着巨大的贡献。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严复在这里就说明了翻译文章的时候就算只翻译出原文的意思，能够忠于原文，已属不易。他接下去又详细解释说，翻译时不光要对原文要忠实，还要对译文要通顺，还要文雅。有时为求译文通顺，不免要颠倒原文字句，甚至在原文之外，还要斟酌补足。这种补足，只是发挥原意，绝非节外生枝。有些原文的含义很是艰深，难得理解，他便要在这些句的前后，酌加“引衬”，以便使得原文的意思可以明显。他不说“解释”，也不说“说明”，而说“引衬”，是很有道理的。“引”是“引伸”，“衬”是“帮衬”，即帮助的意思，所以“引衬”，是说多加几个字进去，以助了解。他说“信而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可见单是忠实于原文，而译文不能表达，便失去了译介的作用。令人看不懂的文字，无论内容怎样好，也是无用的。他为求译文通顺，采用了四种办法：（一）颠倒原文字句。（二）有时补足一点。（三）遇到原文长句，采用意译。（四）原文含义深奥的地方，便酌加引衬。单是译文通顺，他还不满意，必须做到文字优美才罢手。这儿说的优美，不但是字面上的美，而且要有声调之美。这便是严复翻译理论的要点。 对“信达雅”内涵的阐释,各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在“雅”字上争论不休。一种说法是:“…信?是对原著内容的忠实,…达?是指译文的通顺达意,…雅?是对译文质量的要求,要求做到文雅、古雅。”有学者提出,严复是刻意求雅,以彰显他高超的古文水平和文辞造诣。然而,严复始终不承认他是单纯追求译文的“古雅”、“高雅”。严复认为,西学是“学理邃积之书”,只有用司马迁、韩愈这样高水平的文辞才相称,所以“僕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另一种说法是:严复是以“信”为中心,“达”服务于“信”,而…雅?的提法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打消了“信”和“达”。陈之展在《近代翻译文学》一文中说:“严复译书好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这自然是他的缺点。不过他在当时要灌输一班老先生一点西洋东西,便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来译,
翻译理论
《翻译》课程理论汇编（基本概念） 1.1 翻译的概念 一般地，我们将翻译定义为：将一种语言（口语或笔语形式）（译出语）转换或创造为另一种语言（译入语）。翻译是一种非常复杂的 人类高级语言活动，这种活动的整个过程是很难以图示、语言等其他方式阐释清楚的。不同领域、不同派别的学者对翻译有着不同的定义。 1.1.1 语言学家对翻译的定义 语言学家将翻译视为一种语言活动，同时认为，翻译理论属于语言学的一个部分，即研究译出语和译入语的转换关系。解释如下： （1）Catford（1965：20）认为，翻译是译出语和译入语间的文本等效转换。 （2）Nida 和Taber（1969：12）认为，翻译是译出语和译入语间意义和形式上的最紧密联系转换。 （3）Newmark（1982/1988：5）认为，翻译理论源自于比较语言学，属于语义学的一部分，而所有语义学的研究课题都与翻译理论息 息相关。 1.1.2 文化角度对翻译的定义 从文化角度来看，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同时是文化的交流，尤其是“文化间交流”。通常我们把这一术语又改称为“文化 间合作”或“跨文化交际”等。 Shuttleworth 和Cowie（1997：35）认为，与其说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符号转换，不如说是两种语言所代表的两种文化间的转换。 译者在处理涉及语言文化方面的译务工作时，认为任何一种语言中都饱含着其文化中的相关元素（比如：语言中的问候语、固定搭配 等），任何文本都存在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同时，由于各语言所代表的多元文化差异很大，语言间的转化和创造性生成模式千变万化。 Nida 认为，对于一个成功的翻译工作者而言，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语言中的词汇只有在特定的语言文化环境 中才能具有正确的、合乎文化背景的义项。 王佐良先生指出（1989），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 不仅如此，还要不断的将两种文化加以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情色彩、影响等等都是相当的。 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会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 1.1.3 文学角度对翻译的定义 持文学观点的翻译工作者认为，翻译是对语言的艺术性创造，或是一种善于创造的艺术。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 艺术性改写”。 文学翻译的任务时要把原作中包含的一定社会生活的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在翻译过程中追求语言的艺术 美，再现原作的艺术性。用矛盾的话说，是“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著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语言是塑造文学形象的工具，因而文学的形象性特征必然要在语言上表现出来。文学语言的特征，诸如形象、生动、鲜明、含蓄、凝
著名翻译家严复
著名翻译家：严复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号野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新法家、翻译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1898年，严复翻译的第一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天演论》（Henry 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正式出版。至1909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Adam Smith，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the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宾塞的《群学肄言》（H. Spenser，Study of Sociology）、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J. Stuart Mill，On Liberty）、《穆勒名学》（J. Stuart Mill，System of Logic）、甄克斯的《社会通诠》（E.Jenks，History of Politics）、孟德斯鸠的《法意》（C.D.S Montesquien，Spirit of Law）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W.S Jevons，Logic）等西方名著，
达160多万字。 严复被尊为中国近代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第一人。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说:“译才并世数严林”。“严林”即严复和林纾。严复是维新派人士中最著名的翻译家,他对我国翻译事业的贡献同时兼备了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在理论方面,他的最大成就是尽人皆知的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三字简直成了中国翻译理论史上言开必谈的金科玉律。严复的翻译观主要体现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 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 故信、达而外, 求其尔雅……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 ,时有所颠倒附益……。 严复早期偏重意译，略亏于信，尤其是《天演论》，翻译时“不斤斤于字比句次”，”时有所颠倒附益”，就连他自己都承认“实非正法”：《天演论》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他用“达旨”的方法是为了发挥自己的主张（“取便发挥”），
严复信达雅与泰勒三原则
摘要：首先介绍严复“信达雅”说和泰特勒翻译原则，然后对二者做一横向比较，从文化渊源和理论内容本身的差异来论述，对比二者的异同，以此证明两者分属中西方传统译论的宝贵遗产，从而阐释相似及抄袭说出现的原因。 一、严复的“信达雅”和泰特勒的三原则 （一）严复的“信达雅” 众所周知，“信、达、雅”是1898年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译事三难”。“信”由“修辞立诚”中的“诚”演化而来，它含义广泛，既包括对原文思想内容的信，也包括对原作风格神韵的信。“达”则指“辞达而已”中的“达”，即“达旨”，其前提是汉语表现要通顺。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矣。”这显然是在说“达”比“信”更重要，严复是不是由此就不要“信”了呢？非也，请往下看：“……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即“达”的目的还是“信”。严复的“雅”则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目的是“为达易”，“实则刻意求显”，是为“达”服务并最终服务于“信”的，是追求“达”的手段，而不是并列于“信”和“达”的第三个标准。因为严复预设的读者是士大夫和只是分子阶层，故而他要“求其尔雅”以迎合其读者的口味，或如王佐良先生所言，此为其“招徕术”。他认为用“近世利俗”的文字来翻译“则求达难”。他是在用自己认为最恰当的表现手段来达到其求“信”，求“达”的目的。由此可见，自“信”至“达”至“雅”都是在追求“达旨”即“意义不倍于本文”。“为达，即所以产信也”，求雅，“实则刻意求显”，亦即为达。求“雅”为“达”，求“达”为“信”，最后的落脚点在“信”上，既一元论，同时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既互为条件，又各自为独立的副标准。此可谓“信、达、雅”之真谛所在。 （二）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1790年，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在他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中指出：“我想这样描述以下好的翻译：原作的长处应完全无损地移入另一种语言，使移入语所属国的本地人能够明白地领悟，鲜明地感受，如同使用原作语言的人所领悟，所感受一样。”（王宏印，2003：103） 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具体内容是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泰特勒非常注重对原文的忠实。 泰特勒提出的三原则为：“（1）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2）That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3）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1）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3）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谭载喜，2006：129）泰特勒指出，这三项原则是好的翻译所必备的条件，它们次序的排列是恰当的、自然的，是按重要顺序排列的，如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牺牲某一个原则就要注意到它们的次第和比较上的重要性，决不能颠倒主次，以牺牲思想内容的忠实来求得译文的优美和流畅。 二、两种理论的文化渊源 （一）严复翻译的文化渊源 国内有学者认为“信达雅”受到泰特勒三原则的影响。其实信、达、雅的思想早见与1700多年前中国佛经翻译家支谦的理论。据钱钟书先生考证，严复的“信、达、雅”三字，在三国时支谦写的《句法经序》中，皆已见到，问云：“仆初嫌其词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原文解读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原文 解读 Company Document number：WTUT-WT88Y-W8BBGB-BWYTT-19998
论译事之难-严复 中国清代着名翻译家严复，提出了着名的三字翻译标准信达雅，下面就是严复先生曾经写道的他对翻译的个人见解。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其中信达现在一直沿用，只有雅，严复指的是要用古文写成汉语译文，当今肯定不能接受，但是严复所处的时代，他翻译过来的东西主要是给朝廷的高官和当权者看的，所以要写成华丽的古文。 (录自严复:《<天演论>译例言》)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翻译工作有三项不容易做到的事，忠实于原着即准确，译笔流畅明白，文字典雅。要做到忠实于原着本来就很不容易，而如果只注意准确却忽略了译笔的通达晓畅，那么，即便是译了出来也等于没有译。可见译笔的流畅是应予重视的。自从海外交通开放以来，具有一定翻译能力的人才，几乎到处都有。不过，我们随便取一本译作来看，要求它把忠于原着和译笔流畅这两者结合得很好，却并不多。按其原因，一是由于对原着只作粗略的浏览，二是对原着缺乏全面的分析研究，三是不能真正理解原着。现在这本《天演论》所阐述的，原
历史背景下的翻译家严复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18, 6(4), 644-650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18 in Hans. https://www.360docs.net/doc/fd10675266.html,/journal/ml https://https://www.360docs.net/doc/fd10675266.html,/10.12677/ml.2018.64074 Reinvestigation of Yan Fu as a Translator in Historical Context Yaying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Received: Sep. 30th, 2018; accepted: Oct. 12th, 2018; published: Oct. 19th, 2018 Abstract The criterion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since its introduction. The voice of doubt and praise about Yan Fu’s idea of translation has coexisted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 but the advanced nature and huge influence of its translation view-point are beyond doubt.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his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works. His prediction about the progression of language and high expectation of the know-ledgeable group that should have great contribution to national strength make him choose ancient Chinese in his translation. This paper will try to take historical context into consideration so as to uncover a more objective translator Yan Fu as the historical elements have great impact on his translation. Keywords Yan Fu, Translation, Historical Context 历史背景下的翻译家严复 张雅滢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18年9月30日；录用日期：2018年10月12日；发布日期：2018年10月19日 摘要 严复的“信达雅”自提出以来便备受关注，质疑之声与赞美之词并行，但其翻译观点的先进性与巨大的影响力却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时局所需对严复翻译作品的选择起着巨大的影响，他对语言发展的判断和
略谈严复与泰特勒的翻译观点之差异
略谈严复与泰特勒的翻译观点之差异 英本07-5 马丽 摘要 国内学界提到严复的翻译圭臬「信达雅」时，常常会与苏格兰的泰特勒在《翻译原理论》中所揭橥的「三条翻译通律」相提；不过，多半都说严氏「信达雅」观念之形成是受到泰特勒氏之影响。而这类「影响」论述，又常流于历史性的巧合或自传式的主观判断，或表象上的模拟，较缺乏就两者间对翻译的本质性认知的客观探讨。本文首先介绍严复“信达雅”说和泰特勒翻译原则，然后对二者做一横向比较，从文化渊源和理论内容本身的差异来论述，对比二者的异同，以此证明两者分属中西方传统译论的宝贵遗产，从而阐释相似及抄袭说出现的原因。 一、严复的“信达雅”和泰特勒的三原则 （一）严复的“信达雅” 众所周知，“信、达、雅”是1898年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译事三难”。“信”由“修辞立诚”中的“诚”演化而来，它含义广泛，既包括对原文思想内容的信，也包括对原作风格神韵的信。“达”则指“辞达而已”中的“达”，即“达旨”，其前提是汉语表现要通顺。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矣。” 这显然是在说“达”比“信”更重要，严复是不是由此就不要“信”了呢？非也，请往下看：“……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即“达”的目的还是“信”。严复的“雅”则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目的是“为达易”，“实则刻意求显”，是为“达”服务并最终服务于“信”的，是追求“达”的手段，而不是并列于“信”和“达”的第三个标准。因为严复预设的读者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阶层，故而他要“求其尔雅”以迎合其读者的口味，或如王佐良先生所言，此为其“招徕术”。他认为用“近世利俗”的文字来翻译“则求达难”。他是在用自己认为最恰当的表现手段来达到其求“信”，求“达”的目的。由此可见，自“信”至“达”至“雅”都是在追求“达旨”即“意义不倍于本文”。“为达，即所以产信也”，求雅，“实则刻意求显”，亦即为达。求“雅”为“达”，求“达”为“信”，最后的落脚点在“信”上，既一元论，同时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既互为条件，又各自为独立的副标准。此可谓“信、达、雅”之真谛所在。 （二）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1790年，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在他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中指出：“我想这样描述以下好的翻译：原作的长处应完全无损地移入另一种语言，使移入语所属国的本地人能够明白地领悟，鲜明地感受，如同使用原作语言的人所领悟，所感受一样。”（王宏印，2003：103） 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具体内容是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泰特勒非常注重对原文的忠实。 泰特勒提出的三原则为：“（1）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2）That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3）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1）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3）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谭载喜，2006：129）泰特勒指出，这三项原则是好的翻译所必备的条件，它们次序的排列是恰当的、自然的，是按重要顺序排列的，如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牺牲某一个原则就要注意到它们的次第和比较上的重要性，决不能颠倒主次，以牺牲思想内容的忠实来求得译文的优美和流畅。 在国内对严复(1854-1921) 的翻译观之研究可说是个老议题。但诚如山间行草在＜文学上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