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概说》课程论文范文

课程论文

课程名称：中华文化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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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中华文化概说》课程论文

【题目】儒家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辨析

【摘要】

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古典儒家思想已经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虽然其可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但是不可能作为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华道德思想文化谱系中，虽然有古典儒家思想的成分，但由于它有机地融合了中国各历史时代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优秀思想文化，远比古典儒家思想丰富和深刻，因而更适合现代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

儒家思想；和谐社会；思想资源。

【正文】

中国是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每逢重大变革的时代，从古人那里寻找解决当前问题的思想资源似乎成为一种习惯。传统文化中儒家占主导地位，所以，如何利用儒家思想资源的问题每每被提及。远的不论。在近代，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洋务运动、五四运动、近年来的新儒学运动，都就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

此前，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一些学者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借鉴和利用以儒家为主体的“和合哲学”思想资源问题。这里笔者仅对目前学术界关于如何利用儒家思想资源的主张作一辨析。

在目前学术界，一些较为普遍的主张认为，儒家思想中关于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的主张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关于

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主张中，儒家的“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基督教中的“不盗窃、不杀人”等主张甚至被一些学者并列为具有普适意义的“金规则”，成为构建“全球伦理”的思想资源。

我们认为，推崇儒家这些主张的学者似乎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孔子所说的“仁”包括“义、礼、忠、恕、孝、悌、慈、爱、勇、温、良、俭、让、恭、宽、信、敏、惠”等一系列内容，“忠恕之道”只是其中两点。如果从孔子的文本探究其含义，就很容易发现儒家思想的局限性。

如对“爱”的解释，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墨子的主张是：“视人这国若现其国，视人之家若现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为人之国，若为其国，……为人之都，若为其都，……为人之家，若为其家……”。而基督教中是这样说的：“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居，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从这三方面的主张中可以看出，儒家过分看重血缘亲情，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重要性，这就很容易在社会生活领域造成缺乏公平意识，直接妨碍了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如果我们深究其它主张，如“礼”，孔子说的“礼”就是“周礼”，它的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到宋明理学那里，变成“三纲五常”，这种主张是维护封建主义的等级尊卑秩序的，是为现代公民所不能接受的，更不要说用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和指导思想了。

对于环境污染的问题，有人又搬出了儒家的“天人合一”的主张，认为这种主张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里又存在严重的误解。儒家所谓“天人合一”中的“天”，其原初的含义并不是指自然环境，而是指被神秘化、伦理化的超自然的上帝，如“天命”、“天数”；人则被剥夺了主体性，沦为“顺乎天”的奴仆。儒家的“天人合一”强调的是封建人伦的客观必然性、永恒性，直接目的是为封建统治秩序的神圣性辩护的。

有的学者引用张载的论述作为儒家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证据。张载不仅明确

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还进一步提出“民胞物与”的主张，具体内容如下：“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即把自然界作为是人类的父母，人类则是自然界的儿女。从当代的观点来看，这种将自然界中的事物和人类并列的观点并没有特别值得借鉴的地方，这种自然界中心主义的论点是人类社会在实际发展中永远无法实现的。与当代人们所推崇的“可持续发展”相比，它已经失去了借鉴的意义。更谈不上用来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了。

有许多学者说儒家的“和而不同”等主张对于处理各种群体之间、甚至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借鉴意义。但是，实现“和而不同”，都是有条件的。墨子主张“兼相爱”，孟子就说他是禽兽，为什么不实行“和而不同”的主张呢？一向拥立儒家的历代封建王朝为什么频频大兴文字狱呢？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看来服了才是兄弟的前提，其实这时已经不是兄弟了，而是臣子或奴才了。此时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和而不同”了，而是“既和又同”了。所以，它的含义中并没有今天所说的多元共存的意思。“和合中庸”、“和而不同”都是在一定秩序内才会有的。孟子为什么骂墨子主张兼爱是禽兽，不与墨子“和而不同”呢？因为孟子认为只有在“爱有差等”的秩序中才能“和而不同”。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需要一定的秩序，不管这种秩序是否合理和公正。奴隶社会是一种社会秩序、封建社会也是一种社会秩序，生物界的弱肉强食也是一种秩序，自然界的四季变换也是一种社会秩序，当今由大国左右把握国际局势也是一种秩序。显然，对人类社会来说，问题不在于有无秩序，而在于这种秩序是否公正合理，在于这种秩序能否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能够不断促进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每一种秩序都会产生一种“和谐”，问题在于这种“和谐”对哪些人有利，对少数人有利还是对多数人有利。现在谈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好像不需要谈冲突和斗争了。实际上，“和谐”并不是说统一体中没有矛盾和冲突，只不过是矛盾和冲突的双方相互容纳、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健康互动、互利双赢，以致矛盾双方关系达到平衡与协调状态，并且其中一方的发展对于另一方的发展有利，从而使矛盾统一体处于一种相对稳定阙云太的表征。我们不主张暴力的冲突和斗争，仅不是不要“文明的”、非暴力的冲突

和斗争。霍布斯说“人对人是狼”是夸张了些，不用回顾人类历史，仅我国近一百多年以来，如果没有此起彼伏、坚持不懈的斗争，我们今天能有民族独立、迅速发展的局面吗？我们主张建立和谐世界，并且强调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纷争、缓和国际和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求同存异、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基本的外交立场。但是，这并不否认必要的国际领域的斗争。实际上，国际社会之间的对话、合作、妥协与斗争都是建立和实现和谐世界必不可少的方式和手段。我们主张建立多样文明共存的世界，别人要将自己的模式向世界推广，怎么办？想同别人“和而不同”也只能依靠“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才能获得，即所谓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以斗争，求团结”。布什会同萨达姆“和而不同”，有道是“弱国无外交”。国家之间是这样，国内的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没有各阶层、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就不会有公正、合理的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构建，也不会有持久的社会和谐和世界和谐。一个政府和执政党的职责不在于消除冲突和斗争，而在于使冲突和斗争处在稳定的、可控的状态下进行，尽量减少冲突带来的不必要的代价。这种秩序所赖以实现的手段就是民主和法治，它来源于西方，而不是儒家。儒家既没有做到“和而不同”，又没有提供“和而不同”的可行方式，我们如何利用它的这些主张去处理国内、国际之间的关系呢？如何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思想资源呢？

经过近百年的思想启蒙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儒家思想中与民主、法治精神相抵触的思想已很少有人加以宣扬了。但儒家在道德修养方面的主张却不断被重新提出。如有学者提出，在当前的农村中，对老人不孝的情况非常严重，应该大力提倡和弘扬儒家的孝道精神。

关于儒家孝道的内容、特点和在历史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和后果，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不再重复。儒家所提倡和宣扬“孝道”思想虽然有“显亲”（政治层面）和“娱亲”（精神层面）等几层意思，但是其核心是“养亲”（经济层面），即由子女负责上代人的养老问题。这种养老方式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村社会中是唯一的可选择的方式。在我国目前的形势下，孝道的丧失似乎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在部分农村尤为严重。2005年10月至12月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率7人普查组自费普查全国农村孝道现状。通过对31省46县72村10401人的调查，统计表显示：孝18%，一般52%，不孝30%；好8%，较

好39%，差53%。被调查者人均收入650元，自养者78%，儿女供养22%。调查组总结“吃得最差的是老人，穿得最破的是老人，住得最小的是老人。空巢老人大多没精气神，眼神茫然空洞，脑筋迟钝，面无表情。家里清风冷灶。有电不使，有电视不开，不烧煤”。这些得不到物质赡养的老人，更难得到精神赡养。

对此，翟玉和提出5大对策：第一、修改《老年人权益法》。因该法对不孝者没有惩戒，所以，不孝者不知晓不尽孝是违法。第二、孝道从娃娃抓起。将《二十四孝》作为影视、图书的启蒙教材。第三、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弘扬孝道、鞭挞不孝，形成孝子人人敬、逆子人人谴的社会氛围。如在省、市、全国评选“十大孝子”、“十大孝媳”、“十大逆子”，给孝子劳模待遇。在各种晚会上宣传孝道，建议增设重阳节晚会。韩剧中渗透的德政工程，文化部门应从中借鉴。第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特别是妇女组织的建设。成立“村老会”，专门协调、裁断、处理不孝纠纷。第五、加强农村托老机构建设，探索社会化养老之路。

我们认为，翟玉和希望中国的老人都能幸福地度过晚年的愿望是好的，但方式又回到了儒家的主张那里了。除了第五点，其他几条都有失偏颇，立法惩罚不孝者尤为不妥。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与感情交融。为了支持经济互助功能的动作，“家”文化与社会文化往往必须有许多“强制性”且抑制“个性”的内容；但是，为了支持精神互助与感情交融，“家”文化与社会文化又必须要尊重人个权利、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在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的农业社会里，生存是一个永恒的挑战，所以“家”的功能很难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险互助，温情脉脉会过于奢侈，这种社会可能必须要有“刚性”的家庭结构，要阉割个性，否则“家”之内的经济交易就很难有确定性，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传统农业文化的共性。但是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的，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交流才是自愿真诚的，才不是出于“义务”责任感而为的。

提倡孝道达几千年的中国，人们怎么突然间都变得对养育自己的父母不孝起来了呢？问题的答案和解决方式应该从当今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去寻找。

第一，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家族、家庭的长者不再有给后代分配土地的权力，族产空空，因此，长者对后辈难以有约束力。除非恢复土地私有制，否则传

统长者的“威慑力”难以再现，“孝道”与“家规”就无“刚性”。

第二，种田已不再是致富的唯一出路，非农业的经济收入远高于农业收入。这意味着大家都去进城打工，背井离乡往城市移民。从另一方面看，在子女相继离开农村后，留在家乡的父母长辈的养老与保险问题已越来越严重。子女移居外地，儒家“孝道”文化的约束力相对减弱。因此，在农村，基于儒家“孝道”的传统养老与风险保障体系正在瓦解。

在农村如此，在城市，儒家“孝道”文化更是靠不住。首先，城市人没有农田作为最后的生活保障，所以这条路行不通。其次，城市人因工作迁居异地的现象已非常普遍，人口流动是常规。跨地区人口流动大大增加后，家庭、家族内部的经济交易越来越难以执行，代际间和亲戚间的信用交易越来越不安全，“不孝”、“违约”的频率日益上升，“孝道”文化的约束力越来越弱。所以，针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并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由金融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才是最根本的方法。没有这一点做基础，仅从道德上提倡孝道是没有成效的，加以法律的惩罚更是将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相混淆的非明智之举。我们要建设的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不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主义和谐社会。

通过对以上被一些学者推崇的儒家思想价值的分析，我们发现儒家的“和合哲学”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参考价值并不大。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的。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是有许多相似的社会现象，但这种相似往往是表面的，相似的现象背后往往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别。如果我们想真正解决问题，那么解决方法就不能只参考前人特别是古人的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的。毕竟，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问题时，一方面要关注前人和他人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还要认真地研究现状，这才是研究的重点这所在。其结果就是不断提出新的思路和方法，这就是对前人和他人的超越。就某一个人来说，我们并不一定能超越前人，但就整个时代来说，我们一定能超越前人，这就是社会的发展在思想上的体现和要求。如果认为能从古人那里发现万古不变、一劳永逸的济世良方，那就

大错特错了。

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社会变革，要解决我们目前发展中所遇到的难题，还是应该多借鉴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我国近代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因为这些离我们最切近，对我们的影响更明显、更直接。当前困扰我们社会发展的医疗、教育、环境、就业、人口、住房等难题，哪一个能从儒家思想中找到现成答案和解决办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可以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为他们与我们面临的问题更接近，他们提出的思路和方法正在影响着我们，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以及经验、教训是我们能直接感受到的。他们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解决当前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还给我们提供了利用传统思想资源的范例，这就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并且加以创造性转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我们目前的思想体系中虽然有古典儒家思想的成分，但却有机地整合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优秀思想，并且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进步而继续丰富和发展。自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成功地结合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走上了日益繁荣富强的道路。自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社会思想体系的核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确实有包括古典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古代的思想成分，但是，其主体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儒家思想。在当今时代的中国，关于国家和社会发展层面的思想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而古典儒家思想只是它有机构成的一部分，处于附属的地位。如果说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受到世界的关注，这与其说是儒学的复兴，不如说是当代中华民族思想的发扬光大以及当代中华民族的思想正在走向世界。作为当代中华民族思想的一部分，仅儒学复兴而其他部分不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们谈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如何利用儒家思想，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也不要忘记儒家思想在当前中国民族思想体系中的地

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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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志武《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2006年11月13日中国新闻周刊；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