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泛读教程4第三版翻译(全)

1天才与工匠

许多人羡慕作家们的精彩小说,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作家们是如何辛勤笔耕才使一篇小说问世的。以下的短文将讨论小说的酝酿过程,以及作家是如何将这小说雕琢成一件精致完美的艺术品。

有一次,我在暮色中来到小树林边一棵鲜花盛开的小桃树前。我久久站在那里凝视着,直到最后一道光线消逝。我看不到那树原先的模样,看不见曾穿透果核,能崩碎你的牙齿的力量,也看不到那使它与橡树和绿草相区别的原则。显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种深邃而神秘的魅力。

当读者读到一部杰出的小说时,他也会这样如痴如狂,欲将小说字字句句刻骨铭心,不提出任何问题。

但即使是个初学写作者也知道,除那将小说带到世上的文字之外,还有更多的构成小说生命的因素,小说的生命并不始于写作,而始于内心深处的构思。

要创作出有独创性的作品,并不要求懂得创造的功能。多少世纪以来的艺术、哲学及科学创造都出自人们的头脑,而创造者也许从未想到去关注创造的内在过程。然而,在我看来,对创造工作一定程度的了解,至少会使我们通过知道两个事实,增长我们处理正在出现的故事的智慧。

首先,天赋不是掌握了技艺的艺术家独有的特性,而是人脑的创造性功能。不仅所有对技艺的掌握都含有天赋,而且每个人都具有天赋,无论他的天赋发展是何等不充分。对技艺的掌握是天赋的显现,是经过培养的,发展了的和受过训练的天赋。你的天赋在最原始的层面上起作用。它的任务就是创造。它是你的故事的创造者。

第二,将你的小说带进世界的文字是艺术家的工作,它就和一个泥瓦匠的工作一样,有意识、谨慎而实实在在。天赋正如理解力、记忆力和想象力一样是我们的精神禀赋中的天然部分,而技艺却不是。它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学到,并要通过实践才能掌握。如果要使在我们内心深处浮现的故事跃然纸上,光彩照人,那么,每个故事都须有感染力极强的优雅文笔。只有健全的技艺才能使我们做到这一点。

一个故事是如何酝酿成的呢?据说,我们从一生中的前二十年,或许前五年起就开始写作。这可能取决于个人,而写作中的很多事都取决于个人。无论如何,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清晰印象,或多或少无条件地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未被解释,不受约束,而且栩栩如生,永不磨灭。困惑、徬徨、畏惧、喜悦、辉煌和平庸,在各种程度上以各种形式组合在一起。这些对往事的印象在心中悸动着。它们在等待什么?是在等待某种圆满的结果?还是对它们特有的真理的认可?似乎它们的创伤需要切开,隐秘的见解需要表露,发现需要与人分享,苦恼需要承认,这种飘渺的美需要形式。

我们就这样背负着各种任务渡过一生。时而,一个常常是小小的体验,撬开了记忆之门,抓住了这些虽已年代久远,却依然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印象。于是,故事就如种子一般开始萌动。

这种经历人人都有,却鲜为人知。然而,一旦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有了这种感受,他就会凝神屏息,专注于此,因为他知道这时故事的种子已经萌发并开始了它自己的生命过程。就象任何一颗种子,故事的种子有它自己的生长规律,要要经过作家对记忆中的素材进行精心筛选,从潜意识博大精深的阅历宝库中提取故事赖以实现其内在形式的素材。于是,各种人物,他们的处世风格、气候、时间、地点及各种事物的精髓,都聚集起来。简而言之,一个世界产生了,有灿烂的星辰,也有形形色色的障碍。

故事就是这样在“隐秘中构思,在思想土壤的最深处神秘地形成,”并不断地缓缓扩展、

生长,直到它最终在意识中显现。就在这意识的门槛上,故事带着希冀的颤栗等待它的文字整体的形成。

天赋创造的功能现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只是到这时,工匠,这位故事的助产士才开始他的工作。

故事完整地呈现,即使有这样的情况,也是罕见的。罗伯特?弗洛斯特说过,他开始作诗时从不知道这诗最终会是什么样。而我往往在小说的第一稿几乎完成时才恍然大悟,意识到小说该怎样结尾,或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有时甚至在写完第二、第三稿,甚至更多稿之后小说才呈现出清晰的轮廓。

多年以前,十月的一个凌晨时分,我遥望小小的人造卫星划出一道弧线匆匆掠过星空。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心中一直萌动的故事呈现出来:一位老人一生在都市中心过着寂寞生活,隐居到一个小海湾边的房子里。他为那地方的美景和邻人的善良而激动不已,开始感受到那些生活道路将要走尽,由于某种原因从未付出或从未与人分享过任何东西的人们的绝望。

尽管当时心里朦朦胧胧仅有这点感受,我立刻着手第一稿,写道:“波米洛依湾的人们将蓝天奉献给了帕拉蒂先生。他们将这一切全给了他,每个黎明,一片片雷雨云、一群群飞翔的野鹅和冉冉升起的红色月亮。”

当时我在干什么?我在描绘一个奇怪的才能:而且还有更多奇怪的才能。接着我升上高空;尔后飞向运行中的万千星辰。当我写到小说的结尾时,我不禁感到诧异,我开始写第一段时居然对整个小说毫无了解:每一个字都指出方向。然而,我浑然不知时,我为什么动笔写作?我在干什么?

我是在实施工匠的三个功能中的两个:信赖,第二:写作。不论我的小说会是什么样,我坚信小说的灵性,它的真实性;不论它可能在何时显现,我都坚信它的完整性和它的形式。在写作中我听任它发展,迎候它的显现。我在为它的显现提供载体,否则它又怎能显现呢?

信赖你的天赋吧,它是你的创造性功能,它的任务就是创造。因为它在最原始的层面上起作用,因此,它所创造的小说是独一无二的。这故事完全是你自己的。没其他人能了解它,也没人能写出它。这就是一个小说的价值,唯一的价值。尊重你的创造性功能,依靠它获得智慧:它不是盲目冲动的产物,而是工作的原则。信赖它,为它感到欣喜,运用它。这正是培养天赋的奥秘所在,也是真正能力的开端。

信赖并着手写作。当你开始感到小说急不可待的脉动时,就动笔写作。如果你对它并不完全了解,就尽你所知去写。逐个地写你所知道的那部分,要有耐心,不久你就会完全知道你所写的是什么。假如你写得不好,那就尽你所能去写。务必竭尽全力,以你当时所能驾驭的全部智慧努力写得明白清晰。如果能这样做并坚持不懈,你一定能稳步提高。因为认真踏实的工作可以真正发展智力。不懈的实践可以真正形成技能,而形成技能就是工匠的第三个任务。

以你最好的文笔尽你所能写每一个故事,每一封信,如果你写日记的话,要这样在日记中记每一件事。要写好。要写得有技巧。要写得优雅,如果你能够的话,要写得完美。对任何成文的材料都应力求谨慎、真实。任何低于当时你所能达到的完美程度的文字都谈不上是技艺,而是浅尝輒止的儿戏。

初事写作者总是力图尽量快捷、高效地找到适合他的写作方法,以求省时省力。谈起方法,我们都知道写作不是教会的,而是学会的。但是常识——天赋的狡诘的侍女却告诉我们,实际从事写作者象日复一日干着同一工作的管子工、从政者和金银首饰匠一样,谈起他们的工作都很在行。读作家们所写的书,听作家们所说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工作习惯中有许多与自己相同的偏爱和冲动。你会发现这些不仅是你自己独有的癖

好,而往往是从事写作者的性情中特有的,极其重要的几种癖性。它们对你有利,可以为你所用。

我每天写作四小时,一连写了十年之后,才发表作品。在写作过程中,我没有老师指导,也没有写作的书籍可供参考。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了一种写作方法。多年之后,一位十分优秀的教师说:“要知道,好小说不是写成的而是改成的。”当时,我沉思着回答说:“是啊!我明白。但愿早就有人告诉我。”

我处理小说的方法简单而行之有效。当一个故事在我脑海中呈现出来,当我朦胧地感觉到它的显现,就迅速将它草拟成一个提纲。不久,也许就在次日,我就通篇重写,这一次不可避免地会加进更多内容并填补很多缺漏。我总是对小说进行整体处理。每隔一段时间我就继续重写,再将其搁在一边冷一段时间,然后根据需要反复重写,直到文字流畅、妥贴。我总是试图用词准确,贴切,就象将湿绸缎紧裹在身上那样,努力使文字简明练达。

目的是有魔力的。当你以追求卓越为目的而写作时,无论你的工作如何艰辛,它绝不会单调乏味。不论你的工作成果如何不如人意,只要你不愿裹足不前就绝不是失败。以这种方式重写不是乏味的苦工而是技艺上的探索。

如果你将小说当作活生生、有灵性的整体来对待,修改就有活力,因为在此过程中有三件事同时发生:

第一,你达到了对整个故事的完全了解。你几乎不能相信,在写第一、第二稿时,你对这个故事的了解是何等不足,直到第四第五稿,你才能领悟到这一点。它一层层地显示出来;起先不受关注的小事件渐渐变得重要;含混处变得清晰。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闪过眼前的事物向你跳跃,以引起注意。对这个故事的彻底理解给了你控制力,而这种控制力使你能将故事写到最好。因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彻底了解一个故事也为你了解下一个故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你在写它的第一稿时就不会再感到困惑或束手无策。尽管还会有种种缺憾,内容模糊不清或行文粗劣,你仍可以认为这是你写的最好的东西。你会自信地去修改,确信它会逐步完善,

第二,你取得了一种其它任何练习、书籍乃至无论知识如何渊博的老师都所不能给你的技能。在一次又一次解决情节问题、写作问题的过程中,你学会了如何高效地工作;你学习了新的方法,而最重要的是,你获得了自己的方法。重读往往宽容写作中的错误,而重写则往往揭示出错误。不自然地过分炫耀词藻,常常在重写时暴露无遗;你自认为机智含蓄的东西,往往是对难以表述的问题的故意回避。而这些问题对于故事而言,恰恰是至关重要而务必清晰表述的。你的判断力和敏感性,由于你被迫面对那一个个枯燥乏味的字眼和粗劣笨拙的段落而变得敏锐起来。每改进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你都在提高你的技能。渐渐地,你会看到追求卓越并非空泛的梦想,而是一种可能。

第三,修改是修改,作家的工作是写作。阅读、听课、与专事写作的作家们交谈都是极为有益的,但它们只在你致力于写作时才有帮助。修改为脚踏实地的写作指明了目标,而这一目标会给予你终身受益的回报,即不断提高的技能。修改有助于形成习惯,而世上再也没有比工作的习惯更能激发才智的了。

绝不要强加给你的能力任何限制,也绝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一旦力求完美成为你的习惯,你就会领悟到杰作并不神秘,也绝非偶然,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果。

2. 出人意料的人口变化

马克斯·辛格

世界人口会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持续增长吗?造成人口变化的因素是什么?请阅读下面的文章,并弄清其观点。

现在起五十年后,世界人口将会减少,而且还看不到终止的迹象。除非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巨大变化,否则几个世纪后,生活在整个地球上的人口可能会比今天生活在美国的还要少。过去二十年最令人吃惊的事情是,没有一个国家当其出生率降到人口置换率水平时——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子女——就停止下降了。例如,在意大利,该比率已降到1.2。整个西欧和日本降至1.5。现在的证据显示大约五十年内世界人口将达到八十亿的顶点,然后将开始相当迅速地减少。

因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内,世界人口已从十亿增至将近六十亿,许多人害怕人口还会爆炸式增长,直到地球无法负担庞大的人口。但是,这就好象担心因为你的宝宝在最初的七年内体重翻了六倍,他就会长到一千磅。在六十年代,世界人口每年只增长2%,现在这一比率已降到每年1%。如果上个世纪的生育模式没有根本性变化的话,这将会导致人口的负增长。尽管公众们继续把目光集中在失控的人口增长带来的危险上,上述观点已开始被人口学专家普遍接受。

早在1974年9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行了一份人口研究专号,描述了人口学家开始将之称为“人口过渡期”的情况,即从传统的高出生率和死亡率转到现代社会的低出生率和死亡率。专家们当时相信,将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会和过去一样大体相等,这样,在过渡期内人口达到一百至一百二十亿这样一个水平后,整个人口将会保持稳定。

过去二十年的发展表明,专家们认为人口不会永远增长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他们认为人口停止增长后就会维持该水平却是错误的。专家们推测出生率一旦同新的低死亡率达到平衡后就会停止衰减,所以人口能够保持稳定,这种推测没有得到经验的证实。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证据显示了一个并不令人惊讶的结论:在现代社会,死亡率并不能决定出生率。长远地看,如果世界范围内出生率不能与死亡率适当保持平衡,那么人口将肯定或者增长或者减少,这取决于出生率高还是死亡率高。我们预计会看到什么呢?

过去两个世纪内人口快速增长是由于低死亡率造成的,这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人均寿命从约三十岁增至约六十二岁(因为如果我们不改变人类的基本生理构造的话,最高人均寿命约为八十五岁,所以世界人均寿命的增幅已达到最大可能性的五分之三)。这在一段时期内造成的结果就是人口的年轻化,每一代中母亲的数量将会更多,死亡人口少于出生人口。但是即使在这段人口爆炸期间,现代社会中平均每位女性所生育的子女数(出生率)仍在下降。基于几乎是人类的普遍行为,我们预测出世界人口将开始衰减。美国二百多年来生育率一直在下降(除了二战过后出现的短暂的生育高峰期),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受移民的影响,在25年里它只略低于人口置换率。

很明显,如果许多代平均出生率一直低于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子女,人口最终一定会停止增长。最近,联合国人口署预测,世界44%的人口居住在那些出生率已经低于人口置换率的国家中,而在除此之外的几乎世界各地,出生率都在快速下降。在瑞典和意大利,出生率早就长期低于置换率,以致于人口老龄化,死亡人数多于出生人数。出生率的降低使世界人均年龄增长,而且会导致四十至五十年后世界人口的减少。

在现代社会,因为死亡率和出生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世界人口并不一定要保持稳定。只有世界范围内的出生率能达到平均每位妇女生育2.1个子女,世界人口才可能稳定。但为什么平均出生率一定是2.1,不是2.4或1.8,或其它什么数字?如果无法使每个国家的平均出生率正好控制在2.1,那么就无法保证总体的平均水平正好为2.1。

问题的关键在于,孩子的出生取决于家庭想要养育多少个孩子。一个家庭在决定他们是否还需要一个孩子时通常所考虑的并不是全国或世界的人口数目。谁知道或

是在乎世界人口会不会从50.85亿降到50.81亿这类问题?人口的变化是长期的而且变化微小,即使在仅仅100年间总人口就翻番或减半,人们也很难在生活中感受到。世界人口是否正在增加或减少未必会影响某些决策的产生,使将来的人口增长或减少。正如一些系统论研究人士会说的那样,这里不存在一种反馈环。

真正会影响出生率的是现代性。几乎在生活方式已经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所有国家中,人们选择的是少生孩子,以致于无法进行人口置换。在西方和东方的国家,在天主教和世俗社会都是如此。在最富庶国家中最富裕的地区同样如此。唯一的例外好像是一些小的宗教社区。我们不清楚穆斯林国家中会发生什么,因为它们几乎都不是现代化国家,但目前看来,其出生率好像也会象其它国家那样对现代性做出呼应。

没有人能肯定世界人口是否会一直减少到非常低的数目,这取决于人们将来的价值取向。在即将到来的人口高峰过后,只要人们仍继续宁愿少生孩子以节省精力和金钱,那么人口将会继续减少。(这并不意味少生孩子的决定是自私的,也许,比如说,这只是出于希望为每个孩子做更多的事情。)

也许有些人的价值观与世界其它地方的很不一样,所以就会产生不同的出生率。如果这些人生活在特定的某个国家或特定的人口群体中,那么即使世界人口变化很缓慢,他们的价值观也会使该国或群体的人口数目产生显著的变化。例如,美国人口由于受移民影响,也由于其出生率只是略低于置换水平,所以在将来的二、三百年内,有可能会从目前占世界人口的4.5%增长到世界人口缩减后的10%。对于一些较小的人口群体来说,如果他们长时间内与平均出生率保持差距,那么他们所占世界人口的份额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变化。(举例来说:如果朝鲜的人口每年增长2%,而世界其它各地的人口每年递减1%,那么仅在一个生命周期内,朝鲜就会从世界人口的1%增加到10%。)要是人们的价值观不转变,世界人口就不会停止减少。但人类的价值观是会变化的——价值观,而不是生物的必需要求,才是人口预测中不可捉摸的变数。也有可能在一百、两百或三百年后,当几乎整个世界的现代化水平都能达到目前的西欧国家时,相比于当今的现代社会,人们会更看重孩子。如果是这样,那么出生率就会攀升。而且在达到每位女性生育2.1个子女这样一个平均水平后就会停止上升的可能性并不比降到2.1后会停止下降的可能性大多少。

仅在过去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世界人口出生率每个妇女已降低了1.5个。如果再发生如此程度的变化,那么就足以使以前长时间内1%的年世界人口增长率变成长时间内1%的年递减率。也有可能某一天出生率会象最近几十年急速衰减那样急剧增长,虽然一旦整个世界过渡到现代社会之后,出现这样一种急剧变化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如果出生率仅增长到2.8,比人口置换率高33%,那么世界人口最终将会有1%的年增长率,即七十年内翻一番,在三个世纪内就能增长20倍。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一些国家中,包括美国,出生率衰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取得了世界人口减少的效果,因为开始衰减时的出生率比人口置换率要高得多。而且,愿意少生孩子的观念与现代社会相关。现代社会中,高生活水准使得时间变得很宝贵,而生孩子从经济上来说没有效益,养育和教育费用也很昂贵,所以只有当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发展后,低出生率的潮流才会遍及世界。但是一旦整个世界都成为现代化国家,且任何地方的出生率都与置换率大体相当时,新的社会价值观又会在几十年内传遍全球。家庭方式可能会继续变化,所以世界人口的出生率会在置换率附近上下波动。如果每次波动只需要几十年或几代人的时间(虽然在其中任一方向的发展可能是长期性的),世界人口变化会保持在一个合理的、狭窄的范围内。

但是,看起来,影响人们做出生育决定的价值观转变缓慢,却流传很广。如果需要一段漫长时间使平均出生率从远低于置换率升到远高于置换率,然后再使它降下来,那么世界人口的走势会发展得很远,然后才会逆转。其结果就是世界人口的巨大涨落——可能会降到10亿或20亿,然后升到200至400亿。

不管人口的涨落是短期、小范围的或是长期、大范围的,世界人口的平均水平在经过了几个周期之后,总体上会形成一种或上升、或下降的趋势。正如全球范围内妇女生育子女的平均水平不一定要正好达到2.1一样,几个世纪内的人口平均水平也不见得就是零增长,而可能是慢增长或慢衰减。但是与长期的趋势相比,人口波峰与谷底所带来的效应显得更重要。人口达到谷底时,人类数量会比古代还要少。波峰时会由于某种短缺而产生危害。

一个隐含的结论是,即使由于疾病或战争使人口大量减少,它们对世界人口的长远影响也不能与由于人类价值观转变所造成的影响相抗衡。我们从过去几个世纪戏剧性的人口变化中所学到的就是,不管任何时候世界人口是多少,人们愿意生育多少子女的个人抉择,能够使世界人口发生各种变化——到零,或者到1000亿,或者更多。

3食品大战

杰弗里?克卢杰

现在,基因改造作物越来越多的,而且成为了我们日常食品的一部分。食用这种食品安全吗?它们有什么副作用吗?公众开始怀疑甚至反对这些转基因食品。各国政府也为此争论不休。那么论战的结果是什么呢?反对者会如愿以偿吗?请看下面的文章。

麦当劳店的人并不指望在法国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但停车场的粪便肯定还是让他们大吃一惊。最近三个星期中,在几乎所有地方的麦当劳店,人们都能碰上成堆的新粪便和大量腐烂的水果和蔬菜。这些都是抗议的农场主倾倒在麦当劳门口的。

麦当劳店的许多方面都让农场主们愤怒,如:它的雷同,它的毫无特色,以及它所代表的餐饮霸权。然而,开始时,示威还很温和,抗议者餐馆,给顾客提供一种里面塞着奶酪或鹅肝的面包作为替代食物。但后来情况就非常糟糕了。抗议者发现越来越不喜欢这种典型的美国食物,特别是使麦当劳的牛肉,小面包和土豆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基因。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密切关注他们所食用食品的基因构成,并且对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变得越来越不安。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科学家们改变了无数蔬菜和水果的基因,把这些日常食用的作物变成了超级作物,能够防霜冻,抗除草剂,甚至本身就能杀虫,因此转基因食物已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在总共测试的4500多种转基因植物中,至少40种通过了政府复审,包括13种谷类,11种西红柿和4种大豆。

对于一些生物科技公司,如;生产基地位于美国的蒙生特公司和位于瑞士的那瓦特斯公司,基因技术的兴起意味繁荣时期的到来。基因作物种子售出的总值从1995年的七百五十万增加到去年的十亿五千万,并且他们生产的作物不仅出现在直接生产的产品中,而且出现在从饼干、薯条到婴儿食品的加工食品中。

但是,许多人提出疑问:让容易犯错的人类摆弄其他物种的基因是否是个好主意。他们说,如果实验室里的科学实验做错了,那是一回事。但如果它最终出现在你的饭桌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没有什么表明转基因植物对谁有什么害处,但不

管怎么说,欧盟已停止进口一些转基因作物,并且从1997年就开始要求含有重组DNA 的食物必须如实标注。许多华盛顿贸易观察家都看出,欧盟这一举动是日益强大的欧盟不再害怕美国经济威胁的又一次回击。也许是这样,但事实是美国国会今年晚些时候会制定他们自己的商标法案,而一些民间团体正在威胁要诉诸法律迫使制定这一法案。即使没有立法行为,舆论对转基因技术也持更加怀疑的态度。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丹尼丝?德莫克利特说,“法国的农民是对的,没有什么比食物跟人类的关系更密切。”他今年碰到了转基因食物这件事,正把它当成一件事业来做。

如果说法国的抗议确实预示着全球性的麻烦,事情是不是应该如此,则完全不清楚。尽管转基因技术引起这些争论,事实是,一些生物科技公司已经成功地创造出一些奇异的植物。蒙生特公司生产了颇受大众欢迎的除草剂Roundup,他们的转基因作物的生产线也非常轰动,因为这种转基因作物对Roundup毒有免疫作用。这多亏了该公司的科学家,他们从普通的喇叭花中提取一种基因,并将这种基因编织进他们的食用作物中。设计的其他转基因作物,含有来自普通细菌的DNA成分,使作物对吃树叶的昆虫有毒而对人类无害。

可以理解,这种经过强化的植物深受农民欢迎,因为对他们来说产量的些微增长就意味着利润的大幅增加。去年美国35%的大豆作物和42%的棉作物采用了转基因种子。蒙生特公司的女发言人凯伦?马歇尔说:“这确实有效,给种植者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但是,如果没有效果会怎么样呢?几年前,一家公司开发了一种大豆,该品种大豆有巴西坚果中的一些基因成分,目的是增加大豆中的氨基苯甲酸含量。结果,这种大豆非常象坚果,不但大量产出氨基苯甲酸而且产出了引起坚果过敏者过敏的化学物质。这家公司很快就将产品停产。去年五月,康奈尔大学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含有杀虫功能的玉米花粉能杀死黑脉金斑蝶的幼虫,而任何人都不会把蝴蝶当成害虫。库钦尼治说:“当蝴蝶开始死亡时,我们就应该开始质疑了。”

在海外,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最近几年,欧洲人对质量差的食物越来越紧张,并且事出有因。自从1996年爆发疯牛病,去年五月出现比利时受二恶英污染的鸡肉,以及后来法国和比荷卢经济联盟国家受污染的可口可乐罐的销毁,卫生官员对他们居民所吃的食物越来越谨慎挑剔。

自从1990年,欧盟已经同意销售18种转基因产品(美国政府认为转基因成分只不过是添加剂,因此不需要食品和卫生部的同意。)今年,欧盟已禁止进口未经许可的转基因玉米。在美国,所有的转基因品种和普通品种混在一起,因此该国所有出口的玉米都成了不合法的。德国环境部长于尔根?特里汀说:“只有在制定新法规后,我们才会让新品种进来。这是事实上的暂停审批禁令。”

但是一个国家暂时性的禁止,对另一个国家来说就是保护主义,美国对欧盟的行为表示怀疑。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最近加剧,这是因为欧盟决定继续禁止进口美国荷尔蒙饲养的牛肉,而美国则加收欧盟100%食物出口关税。在这样的激烈争吵中,对转基因食品的禁止让人感觉既是谨慎又是报复。并且,如果是如此担心转基因产品,那欧盟自己为什么也在种植呢?法国不仅自己生产转基因玉米,并且使用转基因玉米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多。

横跨大西洋的食品之战在11月召开的世贸组织大会上也许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讨论,这对于像蒙生特这样的公司是个好消息。两年前,公司首席执行长官罗伯特?夏皮诺在生物科技上下了大赌注,他将公司的化工部独立出来专门研究这新科学。该举措使蒙生特股一度在华尔街受宠,当然现在投资者对该股不再青睐。一年前,蒙生特股高居63点,而现在却陷在30大几。

华盛顿的情况可以使事情更加糟糕。由于法律制定者还没有处理商标的问题,民间组织

希望起个带头作用。环保组织和犹太以及穆斯林组织已经参与进来,游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制定商标法案,并且在一些情况下还提出诉讼来迫使他们这么做。他们的立法请求从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内部备忘录中寻求到支持,因为在备忘录里,管理局的科学家们对转基因产品也提出疑问。一位科学家提到转基因作物和传统作物有“重大不同”,虽然他强调不同并不意味危险。

在华盛顿,很清楚制定商标的呼声还在继续。美国农业部长丹?哥力克曼承认,最终这些活动家们很有可能获胜。哥力克曼希望商标上写的内容不是去警告而是去告诉人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同样可以起到降低胆固醇之类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转基因产品的反对者所能希望的,至多是让亲农业的国会通过一项议案,允许生物技术公司自己选择标注还是不注。在以需求为导向的市场中,他们如不标注,必须自己承担风险。在欧洲,那瓦特斯公司的分部哥布婴儿食品公司已屈服于反转基因产品的呼声,宣布它的产品不再含有转基因成分。那瓦特斯公司的发言人坚持说:“这个决定并不是出于安全问题,而是迎合我们的消费者的喜好。”最终还得由消费者说了算,这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沃尔夫冈?阿马戴乌斯?莫扎特又重获生命。

5 玩具的故事

戴维·柯亨

广告客户喜欢利用儿童天生轻信的特点。在一个充满令人眩目的广告世界,儿童对此类广告的反应如何?他们在接受广告承诺之前,是否学会了怎样评价广告呢?

“为什么那个人将手伸到袜子里?难道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吗?那样子是不会使我买的,对吧?”一名7岁儿童看到汉堡王的电视广告《失去的世界》中的布袋木偶,挑剔地说。

你可以管这叫玩世不恭。你可以管这叫精于世故。伦敦灵狮广告公司的尼克·布斯声称,如今见到4岁的孩子做出这样的判断是经常的事。4岁的孩子们已经“精通各种品牌”,并能看穿“广告的夸张”。

或者,他们真能么?瞄准孩子的广告符合道德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赞成与反对儿童广告两股力量之间的斗争,集中在孩子们是否理解广告后面的动机。这场争论远未结束,但新的研究显示,布斯已有所进展。要么是与七八十年代相比,孩子们在更小的年龄懂得了广告游戏;要么是过去的心理学家们低估了这些年幼的研究对象理解他人动机的能力。

不需要什么天才就能想象出,为什么打广告的人竭力向儿童直接推销。4至14岁的英国儿童每周平均需花2.49英镑。据数据监控管理咨询处最新报道,这使零花钱市场一年的价值达15亿英镑。在美国,零花钱市场每年达640亿美元巨额。

向儿童销售已成为一笔大买卖,打广告的人必须尽可能使它具有科学性。伦敦温斯偌浦出版社刚刚发行了《国际儿童广告与销售学刊》。一篇文章报道,60%的2至11岁小孩到了10月底,都知道自己圣诞节需要什么。对7岁以下的女孩来说,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她们在电视上见到的东西。

研讨会与咨询很多。花上2000英镑,你便可以参加99儿童威力研讨会在欧洲的系列会场中任何一场会议。会议提供专题研讨会,关于“什么对儿童起作用,为什么”,“同年龄组销售”及如何“象孩子一样思考”等。咨询公司就会告诉您,怎样建立“交际之墙”,从消费者两岁开始来影响“你的核心消费者的生活方式”。

同时,位于伦敦的赢利机构“儿童研究所”,通过国际互联网,在一年之内3次对在校7000名儿童的味口进行调查。儿童们以口味易变而著称。格伦·史密斯是该研究所的主任兼心理学专家,主编《国际儿童广告与销售学刊》,他解释道,广告客户很难满足儿童反复无常的味口。他说,市场研究者花点钱就能购买调查中的“热门话题”。

当然,多数国家都有具体保护儿童消费者的规定。在英国,“广告不能利用儿童天生的轻信与真诚,不能用特殊的影响,不合理地引起对玩具和游戏的期望,”独立电视委员会的海伦娜·亨特说。“不能让儿童感到必须购买的压力。”据广告协会的詹姆斯·艾奇孙说,独立电视委员会的法规已开始生效。他说,“1998年广告协会收到的对玩具或游戏广告的投诉不到1%。”

但是,怎样才算是利用儿童的天生轻信呢?如果孩子连广告是在推销商品这个概念都没有搞懂,那这是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标准呢?相反,如果孩子们意识到了广告的目的,那么针对儿童的广告就只是和针对成人的广告一样阴险。

当今儿童与广告研究的背景,是70年前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提出的认知理论。皮亚杰认为,儿童经历4个认知发展阶段——这个模式相对只作了少许改进,至今仍然主导着儿童心理学。在2至7岁之间,孩子们处在“前运算”阶段,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受直接感觉的支配。他们缺乏心理学家所说的“理论心理”:不知道世界从他人的视角去看是不同的,或其他人会有与他们自己不同甚至相冲突的动机和欲望。当然不能指望他们会意识到,广告是那些不同动机的显露。7岁以后,孩子们进入“具体运算”阶段:他们不如以前那样以自我为中心,更能进行结构性思考,并且懂得世界并非象他们即刻感知的那样。

7 尸检和弦乐

安尼塔·昆茨

是什么最终导致了莫扎特的早逝?他死了数百年后,在马里兰州召开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临床病理学会议,以诊断这位天才的死因,会上,费思·菲茨杰拉德教授提出了其独到的诊断意见。

这次会议如何不同寻常?菲茨杰拉德教授又是如何进行尸检的?下面的文章将会

澄清这些疑团。

在马里兰州立大学戴威基大厅里的砖铺地面上,

一位著名的医学教授正准备进行一次最

为不同寻常的尸检。

虽然两百多年来,

这座前后座椅间坡度很大的带圆顶的圆形剧场举办了

各种医学讲座及演示,今天提供的

内容却不同一般,因为根本见不到死者的遗体。尸解结

束时,

一个弦乐四重奏乐队将奉献十八世纪的音乐节目。

这儿正在举行的是该校第六次历史

临床病理学年会。每年,该大学的医学院会邀请一位医生就一些历史人物——从艾德加·爱伦·坡到亚历山大大帝——所患的神秘疾病作出诊断。今年的病人是一位三十五岁的男性,患病两周后死于维也纳。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一个普通的墓地里,但他那才华横溢的音乐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中回荡。

费思·菲茨杰拉德是内科医生,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医学院教授。她首先提出:“当一些杰出人物死于普通疾病时,我们就会感到不安。”她的开场白给那些急于解释随后的研究的人提了个醒。当事人当时正处于创作的颠峰期,且那一阵健康状况很好,突然一病不起,发高烧、头疼、盗汗、手脚浮肿。几天之内,浮肿就扩散到了身体各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全身性水肿。这位受害者卧病在床,胸部和腹部还出了疹子。病了一周时间之后,他诉说全身疼痛,遭受了阵阵呕吐和痢疾的折磨。他神智仍一直清醒和警觉,但到1791年12月4日晚,出现谵妄症状,陷入昏迷,午夜过后便病逝。

费思·菲茨杰拉德解释说,围绕着这一特殊病历的争议,是因为死者名人身份:沃尔夫冈·阿马戴乌斯·莫扎特的去世“一点儿都不会神秘至今,如果那个十二月的晚上死去的是沃尔夫冈·阿马戴乌斯·穆勒的话。”此后,被名人效应左右的医生们归结了一百多种使莫扎特死亡的病因。菲茨杰拉德指出,“这些[诊断]的每一种,争论时的热情要远大于对数据的关注。”“当然,莫扎特死于梅毒,死因怎么说都行——因为每个伟人都死于梅毒。”

曾给生病的作曲家看病的医生们同样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们的救助方法就是放血或用冷敷布降温。当时没有对尸体进行尸检。康奈尔大学音乐理论家尼尔·扎斯罗简述了莫扎特生平,据他所说,莫扎特死亡与安葬时,两座教堂载明的死因都是“严重的粟疹热”,在当时这是对出现籽状疹症候群的一种通用描述。报纸上登载的关于其死亡的诊断则有声有色,不怀好意,认为是一种有毒的性病,还有心脏浮肿——这在十八世纪用来指体液潴留及严重水肿。甚至一些在莫扎特小时侯给他检查过身体、颇有学识的人士,对他最终的死因也形成自己的看法。扎斯罗说,“他们认为,每个个体生来就存储有限的生命要素,当这种生命要素以他们认为的在年轻的莫扎特体内的强度消耗时,这种要素就可能提前耗尽,导致早逝。” 就这样,过多的想象以及时间的流逝,使悲剧演变成一个亟待解决的医学之谜。对于该医学院副院长菲利普·迈考威艾克来说,这正是他所感兴趣的材料。六年前,他在一本马里兰州的历史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艾德加·爱伦·坡临终情况的叙述,然后便发起组织了这个会议。他雇了一个演员扮演坡,还邀请他的同事迈克尔·本尼特斯重新审查这位作家的病史。用选自坡所著的故事《黑猫》中的一段独白,恰如其分地最终得出诊断结果:死于狂犬病。死于

狂犬病的说法吸引了相当多的注意力,以致成为电视益智问答节目《危险》中的一个问题。从那以后,参加会议的人探讨过亚历山大大帝、贝多芬以及雅典军事和政治领袖培里克利斯的死因。到目前为止,迈考威艾克的医学同行们所作出的诊断,要是不算平庸的话,也是比较常见的——这使得会议不仅有趣,而且对于与会的受训医生来说也很实用。医学博士保罗·萨赫戴夫正在传染病研究领域接受最后一年培训,他说,给历史人物会诊过程中体现一种彻底性,而当前临床实践有时就缺乏这一点。“一旦你过了见习期及住院实习期,你就容易不假思索地作出一些诊断,而不仔细考虑所有的可能性。”

萨赫戴夫说,通过没有现代科技帮助的一个病例考察另一种医疗工作,也具有启发性。在莫扎特这个例子中,最显著的病症——全身水肿一般有三个成因:肝脏疾病、肾脏疾病以及充血性心力衰竭。没有现代的实验技术,菲茨杰拉德必须运用演绎推理。她第一步是排除肝脏疾病,因为并没有出现黄疸症状。

一些医学史家曾暗示是肾脏疾病,因为莫扎特的耳朵有些畸形。耳朵和肾脏几乎在人类胚胎阶段同时发育;因此,畸形的耳朵也可以表明肾脏有问题。但是菲茨杰拉德说,莫扎特并没有肾脏机能不良的病史。而且,严重的肾脏病在发病过程中产生谵妄症状时间要早。因此,最后菲茨杰拉德转向了充血性心力衰竭。如果心脏不能泵压足够的血液通过肾脏以排出存在于体液中的盐分,也可能会导致全身水肿。用戴威基大厅配备的听诊器,在场的任何一位听众都会很容易确诊心脏疾病。“不幸的是,”菲茨杰拉德说,“在莫扎特死后二十五六年才发明听诊检查。而且也没有记录表明,他的医生曾经把耳朵贴在胸部听心跳。如果我真得面对一个出疹、发烧、盗汗、浮肿的家伙,我大概也不会想要把耳朵靠在他的胸部。” 但是,菲茨杰拉德注意到,据说在莫扎特去世时,维也纳正遭受一场流行性风湿热的侵扰。风湿热的形成是由于某种细菌入侵诱发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抗体袭击细菌,但它们也可能会袭击体质虚弱的寄主的心脏、皮肤、关节和大脑。菲茨杰拉德指出,这种反会引发产生在莫扎特身上的其它病症,也会导致充血性心力衰竭。风湿热对神经系统造成的后果舞蹈病,可以用来解释莫扎特临终时的谵妄症状,也可以解释其令人困惑的性格变化——在去世前几天,这种变化导致他把自己最宠爱的金丝雀从病房中赶了出去。

她说:“人们可以说那场流行病对他的死因并不重要,那只是巧合而已。但我认为,要是对此不加以考虑,则有些自大。”菲茨杰拉德运用奥卡姆剃刀原则——即对某一现象最简单的解释可能性最大——作出了诊断:由风湿热引起的充血性心力衰竭。

听众们显得平静,而且深感满意,就好象沉浸在对一位亡友的颂扬之中。人们分发着三明治,弦乐四重奏乐队正在做演出准备,当第一个音符奏响的时候,沃尔夫冈·阿马戴乌斯·莫扎特又重获生命。

9不愿挖掘的考古学家

约翰?弗莱斯曼

在所有希腊文献中,没有比皮勒斯更著名的地方了,它的具体位置是一个千古之谜,正如古老的谜语所说,“皮勒斯的前面有一个皮勒斯,另外还有一个皮勒斯。”

本世纪还没有什么可与1939年4月4日发生在皮勒斯的任何事情相比,那一天也许是一位考古学家一项挖掘工作中最幸运的首日挖掘。那天早上,那个时代杰出的美国考古学家卡尔 W. 布雷根,挖开了一条穿越橄榄园的沟渠。那里,就在皮勒斯城上面,他发现了青铜时代晚期内斯特王宫的“内部税收办公室”——他后来这样描述。3200年前,一场灾难性的大火毁灭了王宫,而存储在罐子里的橄榄油在载有王宫财政记录的泥板附近爆炸,并将它们烧成粗糙的陶瓷。布雷根总共发掘了1000多片陶板,上面布满了被

称作B类线形文字的希腊字母,这是当时欧洲大陆所知的最早的文字记录。

翻译出来的B类线形文字使一些古典学者极为失望(他们原希望上面会记满了诗歌),对历史学家却是一个新发现。皮勒斯的国王让他的书记员记下所有的事情:浴室侍从、青铜车轮、香油、牧师和海岸警卫的任命,等等。这些记载表明,青铜时代的希腊人,或迈锡尼人,已经建立了欧洲第一个高度集中的文明——是从雅典到苏联的所有城邦、帝国和国家的先驱。

对于俄亥俄洲辛辛那提大学希腊考古学教授杰克 L. 戴维斯来说,这足以成为在他的前辈首次发掘50年后再度拜访皮勒斯的理由。戴维斯召集了一批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物理学家和学生,组成了皮勒斯地区考古工程,或称作PRAP。用考古学的说法,PRAP 是一项“调查”。在大范围的区域内陶器、石具和其它物品露出土壤,经受风吹雨打,PRAP通过考察它们的位置,确定大规模的人类活动方式。铲子是戴维斯和他的主要调查者弃之不用的工具。PRAP拒绝挖掘。

不进行挖掘的考古学家?这肯定是异端邪说。但是调查是考古学公认的做法。在西南部和中美洲工作的美国人类学家在60和70年代完善了这一技术。后来,英国考古学家借鉴了新大陆的这一做法,把它同法国现代主义关于“普通”生活历史的理论结合起来,用它来解决旧大陆的问题。然而,在希腊,还没有进行过象PRAP的调查这样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一平方公里内发现一百件或甚至一千件文物是一回事,”戴维斯谈到北美调查时说,“但在爱琴海我们是在一平方公里内发现成千上万件的东西。”

这次工作的结果已经发布在环球网上。但是,颠覆性的东西是在戴维斯语气温和的《沙地皮勒斯》一书中,书将于明年由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出版。《沙地皮勒斯》悄悄地否定了许多考古学和历史学的传统假定。正如戴维斯在书的前言中写的,没有进行丝毫挖掘,戴维斯和他的小组不仅仅发现了“一个考古点的历史,而是发现了整个区域的历史,而且,不仅仅是一个时期的历史,而是过去所有时期的历史。”

即使对古人来说,皮勒斯的位置也是一个古老的谜。就象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伯引用一个谜语时说的,“皮勒斯的前面有一个皮勒斯,另外还有一个皮勒斯。”即使是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也只知道内斯特的皮勒斯位于一个他们叫做克里法索的城镇附近,而那完全是另一个地方。

当我决定沿着布雷根的脚印,同戴维斯交谈。我不得不乘坐一整天的公共汽车,从大雾弥漫的雅典,途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山区,来到西梅塞尼亚的皮勒斯。8个小时后,已经脱水的我,带着一身雪茄烟味,摇摇晃晃地在皮勒斯下车,一下子就被现代希腊语地名搞糊涂了。1827年希腊独立后,奥托曼?那瓦利诺被重命名为皮勒斯。而奥托曼?那瓦利诺决不是古代的皮勒斯。要到达我所寻找的皮勒斯,需要再乘坐出租车,路途虽短却极为艰难:从城镇往北行14公里,沿着那瓦利诺海湾,然后沿着突兀的山坡爬行数百码,爬上被称作阿诺?恩格利诺斯的陡峭山脊顶部。

布雷根的挖掘现在被一个巨大的四周敞开的金属板搭的棚子覆盖。这个棚由希腊政府建造,用来保护青铜时代后期王宫低矮,破碎的残骸。到达后次日,我在脚踝高的宫殿遗址迷宫中游荡,寻找国王的中央大厅,和放有宝座的房间。从一些石膏的残片中,布雷根已经复原了宫殿中一些杰出的装饰物。有描绘鹿、鸽子、裸胸的武士、一位歌手和他的竖琴的壁画:对一位武士兼国王来说,这个背景富丽堂皇,尽管他的周围是会计师。大厅内,B类线形文字的档案并没有告诉我们国王的名字,但它们确实记载了这个地方

的名字。

这就是皮勒斯,先于任何皮勒斯的皮勒斯。站在废墟外面,眺望山下平原那边的瓦利诺海湾和远处的落尼亚海,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后来的希腊人找不到皮勒斯:他们相信,荷马的“沙地皮勒斯”一定在大海附近。为什么皮勒斯却在这里的山上这个问题,PRAP 后来会为我回答。

采访正在工作的考古场地的记者通常可以指望一次很棒的“挖掘地”游览,一块面目全非的土地,到处是格子标记、工具、和成堆的需要筛选的土。在那些神圣的沟渠里,人们会给他看被太阳晒黑的研究生们用微型锄头和畚箕处理泥土。

而戴维斯没有一条挖掘的沟渠可以给我看。凉爽的夜晚,我们坐在位于赫拉村的PRAP 总部,戴维斯向我解释说,调查工作是通过步行完成的。每天早上,15到20名学生分组呈扇形从王宫向崎岖的山间和海岸出发。每隔15米他们用步子测出准确的象限,收集地面的物品和环境数据。他们向前推进,不论是何种地形,多热的天气,还有希腊著名的地中海沿岸茂密的灌木丛林,这是连牧羊人和他们的羊群也不去的地方。

晚上,PRAP的步行者把他们在地面发现的物品带回设在赫拉村学校校舍内的一个临时博物馆内。那里,所有这些发现物品的地理位置被存储在一个惊人的计算机信息库中,而碎片则存放在循环使用的5加仑的油箱中。

破碎的陶器实际上是不因灾难而消失的人类生活记录。侵略者可能会洗劫珍稀的金属物品,幸存者可能会四处寻找建筑材料,但从来没有人会将碎陶器拿走——没有人,也就是说,除了考古学家。爱琴陶器品种,从真正古老的到几乎是现代的,特征清清楚楚,PRAP的陶器专家们可以易如反掌地将它们分选,好象分选袜子一样。茶山在线

https://www.360docs.net/doc/fd13671491.html,

在很多考古场地,地层的岩石组成意味着一切:它解释物品的环境,显示它们是什么时候、如何被埋起来的,当时的环境条件如何。然而农民们已经在西梅塞尼亚的土地上翻搅了6000年;一些地方的地表已经腐蚀很深,以至他们可以直接耕起柔软的岩床泥灰土当土壤。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土壤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大杂烩:青铜时代晚期的油罐碎片同18世纪罗马屋顶瓦片混杂在一起。当这些碎片露出地面,就形成了地表下物质的大致数据模式。这些搜集和整理的按年代划分的陶器碎片经过电子计算机处理,标在一些场地周围,表明人类活动和人口的高峰点。而调查就是要找到这样的模式。阅读《沙地皮勒斯》以寻找荷马史诗或希腊民族主义背后“真相”的读者,会被流过梅塞尼亚大地的时间激流冲走。书中综合了新的数据,古老的文献和新颖的分析,并运用了至少十几个学科的视角。所展示的证据来源广泛,从岩心钻探到在伊斯坦布尔和意大利的国家档案馆新发现的中世纪财政记录。

故事的开始,是非洲大陆板块和欧亚板块的撞击,隆起了泰杰特斯山脉和蔓延在希腊和巴尔干半岛的支脉。两百万年的河流冲蚀形成了两个高低起伏的海岸山谷,而一系列的冰川时代使山坡覆盖上松林。于是,在大约公元15000年前,人类开始留下其它的活动痕迹。

这里从大约公元前4000年就有了农业生产的痕迹,最初是沿着河谷使用轻便工具,公元前3000年后使用犁。之后的1000年中,人口和牲畜数量都急剧膨胀。这些膨胀引起花粉样本和土壤样本所展示的四个激进环境变化浪潮中的第一个——渐渐地抹去原有的植被,侵蚀掉大部分的表层土。第二个浪潮和公元前1400年崛起的迈锡尼文化在时间上刚好一致;第三个浪潮在公元前500年,古典时期新的精耕细作的农业。PRAP的物

理学家将这些变化绘制成图表,得出了很多结论。例如,在公元前4世纪,皮勒斯四分之一的土地种植了橄榄树。第四个浪潮,也就是最后一个,同时是正在进行的破坏浪潮,起源于现代,伴随着推土机和化学喷雾器的出现。

每次环境变化浪潮都标志人类活动的一个巨大变化——或者,用通俗的语言讲——是历史的巨大变化。以那些橄榄丛林为例。这里,环境调查数据和考古调查数据错综复杂。在PRAP的研究之前,早期古典时期一直是梅塞尼亚历史上的黑洞。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通过一系列神出鬼没的战争,吞并了它的西部邻邦。而直到公元前371年,斯巴达人在卢卡特拉之战中败于底比斯将军俄帕米侬达斯,斯巴达的统治才覆灭。斯巴达人没有兴趣记录下自己的历史,更别说它属下的梅塞尼亚人的历史。只有通过其他好奇的希腊人,特别是爱管闲事的雅典人修西德底斯,当代学者才能对这些沦为斯巴达奴隶的人的命运略知一二。他们被贬为边缘人,没有政治权利;或成为国家拥有的奴隶。那么,在梅塞尼亚重新获得独立之前的那几个世纪里,斯巴达人做了些什么呢?茶山在线

当时希腊的其它地方分布着许多农庄,这是普遍的农业状况。但PRAP在梅塞尼亚没有发现斯巴达时代农舍的残迹。洛杉矶J. 保罗?盖提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安? B. 哈里森,和英国牛津大学考古研究所的奈杰尔?斯宾塞,在看过PRAP详尽的调查报告后得出结论:在PRAP的调查地点,从没有农舍形式存在。相反,人口集中在大的村庄和小城镇中,--也许这样,他们的斯巴达统治者就可以控制并威慑他们--橄榄园则由国家拥有的奴隶看管。PRAP的陶器碎片还表明,随着斯巴达人的失败,人口开始向农村扩散。

10天气正越变越糟?

因为“这些日子大自然母亲充满着意想不到的事情”,看起来天气在越变越糟,越来越狂野。全球变暖是现在的热门话题,常常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恶劣气候的罪魁祸首。但是,凯文?E?川伯斯这样的科学家在下定论时态度谨慎。请阅读以下文章,看一看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所起的作用。

当你阅读本文时,请把目光轻快地投向窗外。天空澄净,微风轻拂,日光明媚。也许并不是这样——这些日子,大自然母亲充满着意想不到的事情。日历上说现在是春天,但窗外完全可能是一场冬季的暴风雪,一阵夏日的酷暑或一股秋天的寒流。几乎是在一瞬之间,气候就好象从一个季节转到了另一个季节。而且不管天气转向何方,它看起来变得越来越极端。

想想看去年五月大自然母亲都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那是第二个遭受龙卷风袭击最严重的月份。在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内,七十多个“地狱”风暴在俄克拉何马和堪萨斯州横行肆虐,造成49人死亡以及十多亿美元的损失。六月,天气酷热,东北部连续几周在热浪下炙烤,遭受了自六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旱情,256人丧生。今年一月,暴风雪横扫美国,从堪萨斯州直至大西洋沿岸。四月,新英格兰部分地区下的雪厚达二十五英吋。为什么我们的天气变得如此狂野?这是每个人都在问的问题,但是很难回答。虽然许多科学家仍然不相信天气已经失控,但有些人——虽然态度谨慎,仍存疑虑——已经开始说,与本世纪任何时段相比,极端性天气出现的频率愈加频繁,这与全球变暖的量变曲线是吻合的。凯文?E?川伯斯是设在科罗拉多州博耳德市的大气研究中心气候分析部的

主任,他说:“全球变暖是事实。”“平均气温在上升。但关键问题是,它会给具体地区带来什么?我认为我们已开始感受到它的影响,天气的变化趋于极端。”

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用某一有限区域的怪异天气作为控诉的证据。大自然母亲知道该如何隐藏她的行踪。她今天猛地来一场倾盆大雨,明天是干旱,紧接着是一周柔柔细雨。你不能靠察看天象来了解自然变化的模式,你必须得研究数据。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并不容易。

但是计算一下灾害损失却是容易的。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这个国家与气候相关的灾难——飓风、干旱、洪水及龙卷风——造成了高达一千七百亿美元的损失。仅1988年至1999年这十年间就发生了38起严重的气候事件,仅1998年就有7起气候事件,这是有史以来受灾最多的一年。

从全球范围来看,保险公司把天气变暖称为“灾难趋势”。世界最大的再保险商,即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的墨尼黑再保险公司在去年十二月份发行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自然灾害的数量已经增长了四倍有余。在这些灾难中,和气候无关的地震造成了近一半人的死亡;风暴、洪灾以及其它气候性灾难夺去了另一半人的生命。1999年,全世界的灾难数目达到755起,超过前一年才创下的702起的记录。

墨尼黑再保险公司在其列出的索赔要求日益增加的五点原因,认为人口增长首当其冲,天气变化则列在第五。一些批评家也许会紧抓住这一点来轻视天气正越变越糟的观点,但综合起来考虑,这是幅更可怕的画面。幸亏人口增长主要在城市和沿海地区,更多的“地球过客们”是在不适当的时间住在了不适当的地方。

尽管这样,气象学家收集的有关极端性气候事件的统计数据,还不足以证实天气正越变越糟。根据他们的定义,极端性气候事件并不经常发生,而没有人收集的可靠的科学数据,在时间上长到足以弄清极端性气候事件怎样的频率才算正常的问题。例如,一场百年一遇的风暴也许需要两千年间的风暴数据,才能得出结论。为了得出结论,科学家研究气候所用的计算机模型每一次都需要以世纪为级别来处理数据。纽约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测站国际天气预报研究所副主任菲利普?阿尔金说,“理想的状况是,你最好拥有数百年的数据。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数据。美国有五十年前的数据。二战以前则很难弄到理想的数据。我们有一些1900年以前的暴雨灾害的数据,但派不上用场。”

即使科学家们能够找到可用的数据,但由于计算机演算解析率仍然太粗糙,无法预测象天气变暖这样一个如此简单的变化会对地球上某个特定地点的气候产生怎样的影响。科学家们在陆上、海上、冰层及大气中能够研究的最小的的范围,相当于弗吉尼亚州的大小。如果他们想研究上述一半大小的区域,提高50%的解析率,那么代价就是计算时间。先前十天的计算现在也许要三个月。

新泽西国家海洋和大气局大气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气象学研究人员基思?迪克森回忆说,有一次有人问全球变暖对各州的滑雪胜地具体意味着什么。会下更多的雪?(好。)或者雨量会增加?(不好。)“我明白为什么商人或政界人士要问这些问题。如果你要减少燃料、投资以及做决策,你得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他的同事汤姆?克努特森补充说:“当然我很同情他们,但是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1995年以来,文献显示,二氧化碳的含量翻番时或如果翻番,那么21世纪则意味着霜冻减少,更多的热浪、旱灾,更多的降水、热带气旋和飓风。但是这些预测都底气不足,因为科学家不能肯定这些会不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

这一切不能给普通公民带来什么实惠。他并不关心30-100年跨度的气候变化,他只在

意每天的天气:“我要热死了。”“连续五年这儿的庄稼收成都不好。”“三周内刮了三次糟糕的龙卷风。”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有独一无二的特权来知悉天气事件----以及畏惧它们。设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监察组织媒体与公共事务中心报道说,仅1997至1998年一年间,媒体关于灾难性天气的报道就增加了一倍多。

也许结果就是,人们开始把恶劣天气怪罪于全球变暖。政界人士同样如此。大气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主任杰里?马尔曼就天气变化为白宫提供咨询。他记得有一次参加会议时,副总统戈尔问:“我们能说在地球温室效应越发严重的情况下,风暴就会变得更厉害吗?”他毫不畏缩地回答:“不能。”戈尔的肩膀似乎耷拉了下来。

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90年代是我们记录在案的最暖和的十年。科学家们已经预测,到2100年,地球的温度还要再提高1.8°F-6.3°F。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提到全球变暖就会想到热浪。科学家们想到的则是冰。他们担心,一旦多余的热量袭击地球两极的冰,会发生什么情况。一种主导的假设是,水循环将加快:热量将加快海水的蒸发,因为热空气可以含更多的湿气,就会朝我们的头上降更多的雨。

五年前,一个由两千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联合组织,跨政府的气候变迁专家小组,在一份长达五十六页、引起公众广泛注意的报告中也提出了这一理论。同年,现任国家气象数据中心(NCDC)主任的汤姆?卡尔领导一个科学家小组,对80年的美国数据进行了研究,证实自1970年以来,极端性降水事件有所增加,旱涝模式改变,气温升高。但科学家提醒说,该研究只分析了80年的数据,且仅限于占全球2%面积的美国境内,没有从纯粹偶然王国中得出任何东西。

几个月之后又得到一份来自现实世界的、更有力的数据,由一位经历了那场一月暴雪的人精确地提供。对历史数据进行筛选后,川伯斯发现过去的20年间,与这之前的120年相比,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次数更多,时间更长,强度更大。这可是不同寻常的1/2000的概率。厄尔尼诺是赤道附近的太平洋周期性变暖现象,引发风暴和其它气候事件,历史上每三至七年发生一次,持续时间可长达两年。但正当川伯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次会议上提交他的发现时,太平洋正经历着一次反常的双厄尔尼诺现象:第一次从1991年持续到1993年,还有一次威力小一些,从1994年持续到1995年。川伯斯带着他那新西兰家乡口音,向听众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这能否归因于地球变暖?

川伯斯谦逊地回忆说,这个观点在听众中引起了一层波澜。科学家们不禁问自己:如果这一自然界中的风暴机器(虽然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它,但它毕竟象季节一样有规律地变动)为全球变暖的影响所左右,那么会发生什么?

考古学方面的证据表明,厄尔尼诺已存在了数千年,或许数百万年。已知它激起风暴、洪水、干旱还有如火灾这样的副效应。厄尔尼诺向南摆动的现象对解释许多极端天气现象很有帮助。在通常情况下,赤道地区的太平洋洋面温度升高,孕育强烈的雷雨天气。厄尔尼诺增强了这一活动,它象一个巨大的气候邮包,亲手把热量和湿气带到平常并不光临的地球部分地区。形成对照的太平洋中的寒流,则会迎来一种相反的状况,拉尼娜现象。它倾向于给西南和中南部各州带来干旱。拉尼娜现象同样会使天气状况变糟,但很少象厄尔尼诺现象那样横行霸道。

川伯斯说:“南北美洲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很严重,欧洲受的影响则要小得多。如果情况确实朝着厄尔尼诺方向发展,那么美国的不同地区都会受到影响。这意味着风暴更可能直抵南加利福尼亚州、穿越美国南部,至少在冬天会是这样。如果1998年只是初露端倪,那么现在你真得当心季节的变化,风暴路径向北移动更远时,气候状况会从湿润变得相当干旱。”

在九十年代早期,厄尔尼诺现象助长了印度尼西亚和其它一些太平洋赤道气候区的干燥天气和发生在南部非洲的庖病,但却给加利福尼亚带来滂沱大雨。厄尔尼诺和拉尼娜联手给美国造成了一系列麻烦。1992年到1993年:冬天加利福尼亚洪水泛滥。1993年:密西西比盆地受淹,南北卡罗来纳州大旱。1994年至1995年:加利福尼亚涝灾比以往严重。1996年:中南部各州遭受旱灾,中西部遭受洪灾。

记录在案的势力最强的厄尔尼诺发生在1997-1998年,水温比正常时期高了整整九度。川伯斯说:“普通的厄尔尼诺比正常时期高二至三华氏度。这次是九度,在这点上,它可真是爷字辈的。”这年,飓风“米奇”在中美洲造成至少11,000人丧生。国家天气数据中心(NCDC)称“米奇”是1780年以来杀伤力最大的大西洋飓风。

现在,川伯斯的假说已被诸如普林斯顿大气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德国汉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以及其它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的大气研究试验室列为重要议程。拉蒙特-多赫提研究所的阿尔金说:“不研究他所做的工作,就很难对极端性天气进行探讨。”而马尔曼则认为:“这是个不错的假说,里面有这么一点儿道理。但看起来仍象抛硬币一样不确定。”川伯斯评论位于落基山脚下的试验室结果时,第一个指出了自己研究工作中的漏洞。他说:“问题的一部分是,所有的模式都倾向于对这一论题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但是许多模式首先不能很好地再现厄尔尼诺现象。所以你就对这些模式所告诉你的一切信心不足。”

然而,川伯斯相信,在即将到来的下个世纪里,更可能的情形是,我们会看到持续时间更长的厄尔尼诺与时间变短的拉尼娜波动发展的状况。天气形态,包括坏天气,因而可能会变得更稳定。他说:“这就是厄尔尼诺或拉尼娜给你带来的主要影响。”“它把气候形态固定下来。于是,一旦干燥天气占了主导地位,那就一直会是干燥气候,如果受潮湿天气控制,那就一直是湿润天气。所以往往就会出现极端天气————接踵而至的风暴。或者你会一再受干旱侵袭。”

巴尔的摩的居民也许还记得,去年夏天遭遇热浪和干旱,没想到整个九月却被“弗洛依德”飓风浸泡。科学地说,我们不能把这些直接归咎于厄尔尼诺或全球变暖。川伯斯说:“这完全是区域性的。这里面有很多因素,部分因素是拉尼娜,部分因素来自世界上其它许多地方发生的事情。除非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地方,它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频繁,积累的证据才会促使你往那个方向考虑。对于地球变暖这个话题,全球范围的视角是重要的。对地域性事件进行观测有助于勾勒出一幅全景图画,但是却并不能证明这图画。”所以,天气是不是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狂野?或许吧。也许对这一话题做出最好概述的,是大气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GFDL)主任马尔曼。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就我看来,这些新数据表明...我们离那些要求很高层次证据的人所要求的‘确凿证据’,明显地已经越来越近。”

川伯斯认为,极端性天气是未来气候的类比和预演。前景并不美妙。干旱抢走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使我们容易受火灾袭击。在湿润、温暖的情况下,昆虫会大量孳生。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报告说,携带疟疾和登革热的蚊子数目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又达新高。在美国,七年一次的旱涝周期循环,使一种由老鼠传播的肺汉滩川病毒在西南部猖獗起来。

给了我们一次彩排机会,或许我们应该利用它。我们可以制订应对的战略计划。我们可以培养对常规研究范围外的天气状况的兴趣。我们还可以摆脱用区域性取样调查的结论来进行全球推导的习惯。

11人名

乔治?斯提沃特

你知道美国人取名习惯主要的传统来源吗?印第安人和黑人是如何获得自己的姓氏

的?为什么移民要采用美国化的姓名?下面的文字讨论这些问题。

在任何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中,取名的习俗往往非常重要,而且包含许多内容。因此,我们很可以对美国人的取名习俗作一番研究。

名字是语言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它们代表的是非常特殊的一部分,我们无法将其归入一般的讨论中。特别是,后来移民的影响和原来习俗的发展变化,对我们的名字来说已经比一般的语言更重要了。

和许多其它习俗一样,我们取名的习惯承袭了英国传统,尽管和整个欧洲的习俗也差别不大。根据英国的传统,一个人的名字由两部分组成:名和姓,名在前姓在后。这一传统形成于中世纪,远远早于美国的任何殖民地形成之前。国王和贵族,偶尔某些级别较低的人,可以有不止一个名。在移民到美国来的人的孩子中,后来被称做“中间名”的,已很少见,几乎消失了。可以举出的这样的例子非常少,其中一个奇怪地叫做爱德华? 玛利亚?英费尔德,是詹姆斯镇第一任地方议会的主席。

由于从一开始移民们就有姓氏,而姓氏是继承的,早期的殖民者只不过保留他们已有的姓,对此没有多少可说。然而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所有早期的英国移民实际上都有姓?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在詹姆斯镇最早的名单中,有“老爱德华”这样的名字。情况很可能是,他确实有一个姓,只不过由于疏忽从名单上略去,而在他死后也就被人遗忘。当时更经常的情况是,人们登记的是自己的姓。例如在詹姆斯镇1608年的一张名单中,甚至有两个男孩登记为米尔曼和赫尔亚德,而不是用他们的名。很可能是,一些英国流浪者,特别是那些没有合法出身的人来到美国,却没有或者不知道自己的姓。如果这样,他们必须很快起一个平常的姓,不带有任何特殊的美国味道。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唯一必须有姓的两大民族是印第安人和黑人。印第安人通常只有一个名字,往往很长,描述又很详细。然而他们也倾向于接受欧洲的取名习惯和其它习俗。如果一个印第安人皈依了基督教,他会取一个受洗名或教名,然后把原有的名当作姓。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凯莱? 奇沙特马奇这样一个名字。他166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次年去世。但很多印第安人只起普通的美国姓。如果我们看到吉姆? 索波或伊莱?塞缪尔?帕克上校这样的名字,我们很难从名字上判断他们是印第安人。后来,当然早先也是,很多印第安人把自己的名字翻译成英语,有时以简化的形式出现。一旦经过翻译和简化,原本具色彩丰富的名字就变得普通了。例如,一个印第安人的名字意思是“说话的乌鸦”(Talking-Crow),他把自己的名字翻译成英语,受洗为“约翰”,这样,他的名字就变成约翰?托金?克劳(John Talking Crow)。而他的儿子可能只是威廉姆? 克劳,在一份名单上同其他有同样姓的英国人没有什么差别。一个叫作詹姆斯?奈特-沃克夜行者(James Night-Walker)的印第安人就变成了詹姆斯? 奈特?沃克(James Knight Walker)。不幸的是,总的来说,这些独具特色的印第安名正在消失。

黑人从非洲来的时候根本没有相当于姓的东西。当奴隶时他们也不需要姓。作为法定的

奴隶,他们不能选举,无权签定合同,不能在法庭上作证,或做任何需要有全名的事。由于他们居住的社区小,也就不需要有两个名来加以区别。可以叫他们的名、绰号、或者加上某些特征的名,例如“老乔”,或“大杰克”。

如果黑人在自由前不需要姓的话,那么在获得自由后,他们肯定象其他人一样取一个姓。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是要取一个太“象其他人一样”的姓,因此,他们放弃使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来采用那些最常见的姓。于是,约翰逊是最常见的黑人姓,其后是布郎,史密斯和琼斯。黑人们似乎要取一个最不引人注意的姓,来抹杀自己的存在。过去认为黑人用的是自己主人的姓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因为事实证明拥有大量奴隶的家族的姓并没有成为黑人中的常见姓。

尽管我们还没有什么可以称作是具有独特美国创造性的取姓方法,某种创造性过程一直在发挥作用,通过事实上一切可能想象的巨大变化,来用新名字代替旧名字。因此,我们就有了一些似乎只有在美国有,欧洲没有的姓。例如,优克姆(Yokum),莱格利(Legree),古雪(Goochey),和洛弗威尔(Lovewear)。学者只有经过仔细的研究才能发现,这些特殊的姓来源于德国或法国姓乔奇姆(Joachim),莱格尔(Legare),古西亚(Gauthier),和洛弗伊(Lovoie)。同样,人们经常把很长的外国姓缩短,变成在原来的国家可能从来没有过的姓。卡劳格洛普洛斯(Calogropoulos)变成了卡劳亚(Caloyer),卡利亚果斯基(Kalliokowski)变成了卡利奥(Kallio),尼恩尼内(Nieninen)变成了涅尼(Nieni)。人们也使用翻译的方法。翻译的结果通常没什么新意。辛莫曼(Zimerman,木匠)变成了卡朋特(Carpenter,木匠),杰格(Jaeger, 猎人)变成了亨特(Hunter,猎人)。然而如果半用翻译的方法,半用发音的方法的话,结果就会是一个全新的姓,例如,布雷特曼(Breitman)变成了布莱特曼(Brightman)。

移民们起一个美国化或半美国化的姓是一个典型的现象。有时,这是由于想摆脱和外国背景联系产生的现实存在的或想象的污点。有时纯粹是由于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姓太麻烦所致。而有时,特别是早些时候,只是因为人们不知道或者不在意姓的拼写,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移民们的取名,同黑人取名一样,一般来说趋向于一致。不管他是想隐遁于人群中,或是想成为集体的一员,常常是取一个普通的姓。由于这个原因,用传统英国姓称呼的人的人数比例上升了。

另一方面,这种趋向一致的过程并没有使大量的姓消失,也没有减少英国或其他国家姓的数量。很多姓缪勒(Mueller)的德国人改成了米勒(Miller),但很多人仍然姓缪勒,另有一些人则选用穆勒(Muller)的形式。结果是这三种姓在美国都有。

艾尔斯顿 C. 史密斯在《名字的故事》一书中,仔细地研究了美国姓氏的总数。他估计,在芝加哥市电话簿中有154750个姓。这个数字包括拼写不同的姓。他进而估算出,全美国一定会有350000个不同的姓。即使我们把这个数字除以三,以排除掉那些只是拼写不同的姓,这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相比之下,美国人在起名时要比对待他们的姓表现出多得多的创造性。这可以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把自己的姓原封不动地传给孩子,根本不考虑是否可能要改变。但人们,通常是父母,总是要为每一个孩子起一个独特的名子。他们通常会起一个传统的名,有时也会“造”一个。然而,即使是传统的名,历史的仓库也塞满了成千上万个例子,选择的问题就几乎是创造。因此,美国人的姓经久不变,代代相传,名却跟随时尚潮流而变化,而在一个世纪过程中,一个社区的“取名模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关于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87年罗利开创的殖民地,尽管它后来消亡了,没有留下后代。在那99名男子和少年中,最多的名是约翰(23个),托马斯(15个),威廉姆(10个),亨利(7个),理查德(7个),乔治(3个)和罗伯特(3个)。在这

同一个殖民地中,我们只有16个女性的名保存下来,这个数目太少,无法进行科学的统计。其中没有玛丽这个名,但有三个珍妮,两个伊丽莎白。其它的名也很常见,象阿格尼斯,伊莲娜,玛格丽特,和罗丝。

这样,我们现在就必须回过来从这些男子的名中推测当时的取名模式。在这些第一代殖民者中,所有较常见的名都是英国传统的。约翰和托马斯都来源于希伯来语,取自《圣经》。约翰来自受人爱戴的信徒,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名在基督教世界一直很受欢迎。托马斯也是一个信徒的名,由于坎特伯雷的殉教者圣托马斯,它自12世纪起就成为一个流行的英国名。威廉姆、亨利、理查德和罗伯特都是日尔曼人名,诺曼征服者使之在英国流行。除了罗伯特外,它们都曾是英国国王的名,这也许促使了它们的流行。乔治是一个希腊名,它能够流行是因为自14世纪以来圣徒乔治就被认为是英国的保护神。这种取名的英国传统在南部的殖民地保持了一个多世纪——可以补充说,不论是用作男名还是女名都是如此。

一种更为特别的美国式发展,起源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殖民地。最初,起名的方式同南部移民没有什么差别,抵达马萨诸塞的移民中最常见的名依次是:约翰,威廉,托马斯,理查德,罗伯特,爱德华,塞缪尔,乔治,詹姆斯和弗朗西斯。

取自《旧约》的唯一的名塞缪尔的出现,使这个名单不同于南部的名单,具有一点《旧约》味。然而北部移民的后代们却有很不一样的名。取自《圣经》的名大大增加,特别是那些《旧约》中很受欢迎的人物的名。1640到1699年间出生在波士顿的男孩的名中,约翰仍然是最流行的。但以下依次是:塞缪尔,约瑟夫,托马斯,纳撒尼尔,本杰明,詹姆斯,乔纳森,威廉和理查德。处于前8位的名都取自于《圣经》,而一度很流行的威廉和理查德被挤到了第九和第十位。其次十个名更能说明《旧约》的影响:大卫,雅各布,约书亚,以撒克,彼德,埃比尼泽,伊弗雷姆,爱德华,亚伯拉罕和丹尼尔。至于女性,使用传统的但非《圣经》的名,象琼,阿格尼斯和玛格丽特等减少,有的甚至完全消失。17世纪出生在波士顿的女孩,通常起的名依次是:玛丽,伊丽莎白,萨拉,汉娜,艾比盖尔,吕贝卡,露丝,丽迪娅,安娜和玛莎。这些都是《圣经》中的名,其中四个来自《旧约》。一些传统的流行名出现在后十位,有安,玛格丽特,乔安娜,还有珍妮,同梅海塔布尔,苏珊娜,黛博拉,贝瑟尔,雷切尔,和多加这些名排列在一起。在清教徒殖民地里,常见的女名还有那些关于抽象品质的“有意义”的名,约占15%。其中,梅茜(Mercy, 仁慈)是最普遍的,其它还有贝雪丝(Patience, 忍耐),萨克弗(Thankful, 感恩),笛萨尔(Desire, 渴望),以克佩里丝(Experience, 经验),查里提(Charity, 慈善),荷蒲(Hope, 希望),格雷丝(Grace, 优雅)等。象格雷丝(优雅)这样的名,用的是精神和神学的意义,而不是体态的意义。一些名要当作动词而不是名词来理解,可以看成是代表某个宗教教训,例如,“渴望精神才能”(Desire spiritual gifts)。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男名中,不过不太多,有:英克莱斯(Increase,增加),荷蒲弗(Hope-for,希望),康斯坦丁(Constant, 坚决),特莱普尔(Tremble, 颤抖),洛弗(Love, 爱),莱塞林(Wrestling, 搏斗)等。

在这些取自《圣经》的名中,最有趣的是埃比尼泽。这是《旧约》中的一个地名,最初用作人名似乎是在新英格兰。在那里,一个多世纪以来,它成为最常见的名之一。

尽管越来越多地使用《旧约》或“有意义的”名也是英格兰清教主义的一个特点,然而这在新英格兰更为流行。这种习俗由于移民的迁徙从殖民地流传开来,我们的历史上就有人有这样丰富多彩的名,如:英克莱斯,伊斯雷尔,扎卡里,亚伯拉罕,普里瑟弗德和甘梅利尔。它影响了我们的民族传奇,使“乔纳森大哥”成为我们新英格兰人甚至美国人的名子,“萨姆大叔”(Uncle Sam)代表美国(U. S.),还给了我们“凯莱布”(犹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