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史笔记

银——五十两的元宝，阳文，日本德川幕府时期通行的豆板银受中国影响。
遗留下来的永乐通宝、万历通宝和天启通宝等银钱流通。永乐银钱的制作和铜钱一样，稍微小一点，重库平一钱。日本的丰臣秀吉在万历年间也曾铸造过金银的永乐通宝，也是以中国的永乐铜钱为范，穿孔是打鑿zao的，也有光背的，但有些有数目字或菊桐叶。日本曾大量铸造永乐银钱，种类众多。正德通宝的大金钱出土，背面有龙凤花纹，和普通钱币不同，为“嘉靖年造”。
明代银钱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万历矿银。万历年间，大开银矿，所以银钱的铸造比其他朝代的金银钱要多。当时的矿银，可以说是有国际性的，十六世纪的时候，全世界都陷于开矿狂。日本永乐银钱，同时期德国也在大铸矿银。
中国的矿银有大小两种，正面都是“万历通宝”，背面穿孔上下分列矿银二字。大钱还在左右分列四钱两字，这是纪重。小钱没有纪重的文字，重量为库平五分，也有不够标准只有四分重的。另外还有两种万历银钱，正面有“万历年造”四个字。
天启银钱也有几种。最重要的是制作类似铜钱中所谓“鬼天启”（日本学者命名）。宽四点七五公分。特点是钱小字大，肉厚缘狭。银钱和铜钱都是这样。明初，洪武等钱都是狭缘，但嘉靖以后钱缘逐渐放宽，天启钱普通都是阔缘，只有鬼天启是狭缘。但这种钱一看即知不是私铸，而是正炉钱。鬼天启铜钱用的是黄铜，西域一带的铜币是用红铜。
天启铜钱对白银的比值在元年是六百文一两，三年四川时一千文一两，很有可能有些地方是八百文一两，依此比价则银天启一枚正好合铜钱一百文。另一种银质天启通宝，正面“天启年造”四字，背面有“一钱”二字。
明代各种形式的白银，标准既不划一，成色更难一望即知，每次支付，都须秤称，所以普通叫卖商人都要随身携带“戥子deng”，这一般人看来，很不方便。何况成色不是戥子所能称出来的。这些困难，替欧美银币的流通，准备了条件。闽广一带，在万历年间，已不用钱，完全用银。而且这些白银据说是从西南夷来的，可见当时美洲的白银已经大量流入中国。
公元1518年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的波希米封建主就开始铸造银元。1519年，西班牙国王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采用了七钱二分重的打印员，这就是有名的“双柱”，后来在西班牙的美洲致命地大量铸造，流向亚洲。万历年间，以吕宋马尼拉为中转，美洲银元开始大量流入中国。除西班牙银元以外，荷兰的银元也开始流入。荷兰本是西班牙属国，十六世纪有几个省份起来反抗西班牙的统治，后来大量铸造大

银币，重量在库平八钱以上，图型是一名骑马持剑的骑士。所以在中国被称为马钱。荷兰人同中国的关系比较浅，但他们同日本的贸易关系密切，这种银元的流入中国，可能是经由日本人的中介。因为晚明曾从日本输入许多白银。
铜钱价值上涨，嘉靖时官价一两对七百文，但市价一两只能买到好钱三百文。
制钱一贯所能换到的白银越来越多。到万历三十九年市价是六十六文合银一钱。万历卅九年，每贯制钱合银1.515两。
宣德以后，大约有五六十年不铸钱，一直到弘治十六年才铸弘治钱，鼓铸弘治钱的庐座有所增加，每年似乎能铸造二十五万贯。
北京工部一局，南京工部局——
明朝到十六世纪底为止的两百多年间，铸钱的数目并不多，总共千把万贯。而且有大部分积存在官库，不参加流通，实际流通以前代旧钱和本朝的私钱为主。
明钱不但铸造得少，而且有一部分流到国外。
日本输入许多明钱，而以洪武钱和永乐钱最多，宣德钱次之。日本镰仓幕府早已倾覆，代之而起的足利氏——这一百八十年（1392——1573年）称为是室町时期。日本自己不铸钱，而因商业的发达，对于通货的需要很大。各地的封建主（大名）全靠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作经济上的支持，同时他们对商人则给以政治上的保护。进贡贸易，换取中国铜钱。——526
宣德以后流向日本的铜钱数目减少，因为商品输入的利润大于铜钱输入。

各时代制钱购买力的换算——526.这种折算意义不大，因为人民手中的钱，并不都是制钱，而往往是旧钱和私钱。旧钱是指明以前的钱，在万历以前，流通数量比明钱要多得多。旧钱的重量所是一钱左右，制作一般尚整齐，只是经过长期的使用，不免有磨损。明朝对于完整的旧钱，一般都和明钱同样看待，只有弘治中为推行洪武等制钱，曾规定民间不用制钱课税，而用旧钱，则以二文当一文。嘉靖年间，旧钱中又分出等级来，中样旧钱二文抵好钱一文。
明代钱价的波动，主要是表现在私钱上。私铸铜钱，无论什么朝代都是禁止的。但中国历代的私铸，却很少因此而停止。实际上，明朝只禁止私铸，并不禁止私钱的流通。私钱盛行，使官铸无利可图。

嘉靖万历等钱之所以有所谓“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称，无非就是在既有设备下防伪，限制私铸。

晚明的铜钱贬值——537——557
明朝政权的经济基础，弘治正德以后已渐露破绽，万历晚年，就动摇起来。
万历以前的钱价问题，是指私铸而言，对于官炉制钱，只嫌其少。或受私钱的排挤，流通得不顺利。万历初年，制钱的供给还是很少，所以兑价很高。朝鲜战争发生后，钱制才真正

恶化。
丰臣秀吉这个野心家，也可以说是中国钱所豢养出来的。因为中国铜钱在日本的流通，刺激了日本的对内对外贸易，使日本的商业资本家抬头。各地的封建主就是靠这些商业资本家作资金支持。这样就使得日本社会发生两种变化，第一是各地的大名以追求钱货为主，对幕府就不尊重了，结果促成了日本的战国时代。第二师平民也可以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丰臣秀吉原来是一个奴仆，十八岁当兵，以匹夫之勇，而成为一国首领。
朝鲜战争给万历朝财政基础重创。制钱由工部鼓铸，在京师设宝源局。那时，不但户部也想铸钱，而且操院也要铸钱，后来连常平仓也开始铸钱。史书多认为户部从天启年间才真正开始鼓铸，但也有说万历年间已经开始铸造。——钱背的各种文字，都是铸钱单位的名称。
钱价下跌，物价上涨，铜价上涨。私铸开销少，低价卖给私贩者。私钱就充溢市面。战前，金背钱只要四五十文便可折银一钱，战后官价岁不改，但市价则银一钱可易钱六十文。
北京如此，南京也不例外。明代铸钱，以南京为最多。泰昌年间，北京制钱以六十三文为一钱银，南京以百文为一钱，因为南京铸钱比北京薄小。
自万历四十六年满洲人发动侵略战争之后，形势更趋严重。——加编田亩税，农民不堪负担逃亡。在江南富庶的乡村，物价虽然还是很低，但在边区，物价则腾贵。
当时白银的购买力已经大为降低——
当十当百当千三等大钱，减重为原来的百分之二十六。其他情况不变，则物价至少要涨三倍八——539——当百当千未发行，当十大钱却铸造很多，官铸私铸都有。大钱厚重的虽在九钱以上，但轻小的则不到五钱。
——好钱给八文，低钱给六文，但书办往往实行克扣，八文只给七文。
天启小钱本身也在贬值，初铸的每文有一钱三分重，以五十五文折银一钱。但天启二年秋天，就减为每文七分许，这是严重的减重。以前各朝铸钱，力求精整，所谓不爱铜、不惜工，只求防止私铸。天启钱有所谓白沙钱，比较工整，可是不久就变了。
铸钱的溢利的确很大，万历五年是百分之三十三点七，二十五年前后是百分之二十点三，但天启二三年间南京铸钱用本钱二十万九千零五十四两，获息十二万八千六百零六两八钱，溢利百分之六十一点五；天启四年用本钱十四万三千四百四十一两，获息十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两，溢利百分之八十九点九。
这时的铜钱实际等于辅币。而铸造局人员舞弊，铸造特别轻小的钱来充数，或降低铜的成色，应当是铜七铅三的，天启三年贬为铜铅各半。有的地方制钱只有两三成铜，其余是铅砂，掷地可碎，

百文不盈寸。据说苏州等地人民曾约拒用天启钱达十个月之久。
铜钱的减重和贬低成色，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铜价的持续上涨。万历年间，铜价已由明初的每百斤值银五两涨到十两五钱，但天启年间黄铜已涨到十二两，红铜则涨到十四两三钱。铜价上涨+铸钱溢利很大，导致了制钱劣币充斥。
正当满兵围攻锦州之后，陕西“流贼”分掠延安后，明廷又大铸崇祯钱。起初每文重一钱二三分，以六十五文折银一钱。崇祯元年，南京的铸息约为百分之五十，计三万九千多两，北京户部的铸息为百分之二十四点四，八个半月获息二万六千多两。后来由于更加轻小的私钱，官炉不能竞争。
地方官府铸钱。主事朱大受说，荆州一地，一年可以四铸，四铸之息，两倍于南，三倍于北。朝廷就派他专管铸钱。乃改定钱式，每文重一钱，每千文折银一两。但南京所铸，有轻到四分以下的。——收买旧钱，改铸。P541
外省钱价低于北京——崇祯十一年，北京白银一两仍合八百文许，河南山东则有高至一钱五六百文。大概有私钱在内。
明末的私钱，名目繁多，天启时有所谓宽边、大版、金燈。崇祯有胖头、歪脖、尖脚，后来京钱百文值银五分，外省钱百文值银四分。又有所谓煞儿、大眼贼、短命官等，一两白银可以换到五六千文。
明末的物价很乱，在收到围攻的城镇，自然是米珠薪桂。——
崇祯十一年的时候，米价约合千文一石，但因当时的量斗小，只有原斗的四分之一，所以名为一千文一石，实际上时四千文一石。——好钱坏钱的购买力不一样。
明末，官吏薪俸全部用白银支付。
百姓所得总是维持在很低水平，这种所得长年计算有时用米或白银表示，短期一般都用铜钱表示。正统初年，常熟县大概是五六两白银代役一年，折算起来，每月合得一公石七斗米。万历年间，佣工每日约可得铜钱三十文，每月合得米两公石。但有时一天只能得二十四五文，这样每月只有一公石一斗四升。到了崇祯年间，每日约可得六十文，但那时钱的购买力已下跌，大概实际所得还不到两公石米。
明末铜钱购买力，商品对应物价表——545

白银的购买力
自五代时起，白银作为货币的使用渐多。然而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得十足货币。到明英宗时放松银禁，白银才真正货币化。
中国的物价中，记录比较详细的是米价，这正同欧洲的小麦价格一样，长期为物价的代表物。在没有物价指数的古代，用米价来代表，是相当正确的。
小麦——中国与英国十四世纪后半叶购买力的比较——547
小麦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仅次于米。明代小麦的价格大体上相当于米价的八成

，虽然彼此产地、气候条件不同，但麦价很少高于米价。
中国的产米区在江南，北方食米要江南运去。古代交通不便，运费往往高于原价。秦直道运输成本是原价的一百多倍——548
明代官吏俸禄是以米计算，实际以白银支付，其折算标准往往低于市价。
万历年间灾荒较多——十一年陕西每石米二三两，连军士月粮都按每石二两计算。二十九年因畿辅山东山西辽东河南等省荒旱，每石又到二两；三十年贵阳遵义等地到四两每石；三十四年河南到每石二两二钱；四十年关陕饥荒，每石三两。但整个万历四十八年的平均米价，每公石也不过六钱三四分。天启年间东北和西南已有军事行动，云南围城高达每石一百九十两的特例。天启年间的平均价格是每公石九钱二分七。崇祯年间米价更是混乱，多是特殊地区的不正常价格。——550——明代米价表

一大事实值得注意：即明代白银购买力之高！尤其是明初一百年间，即十四世纪后半和十五世纪前半，平均每公石米仅值三钱七分或十四公分白银。这是宋元以前几百年间所未曾有过的事情。其原因大部分在白银方面，而非米的生产力方面的提高。
白银方面的原因，只能从白银的生产力和供需关系来解释。中国一向不大产白银。产量最多要算北宋，南渡之后，矿冶大部分废弃了，或也枯竭了。南宋以后，白银就大多靠外国的输入。蒙元，中亚细亚白银货币兴盛。（西亚产的白银多含铅质，故发黑，中国所产白银含锑ti，发白色。元蒙，中国禁用白银，白银向西外流。
白银在宋代只作为一种辅助支付工具。元代也不是普遍使用。到了明代，白银成了十足货币。
十五世纪后半和十七世纪前半，白银购买力下跌较多。原因：一，铜钱的涨价。白银只通行于中上阶级，或用于大数目的交易。升斗小民，日常仍使用铜钱。所以物价，尤其是零售价格，往往是以铜钱为标准，米的银价有时是通过钱价折算出来的。所以，钱价上涨，会压低银价。二，是白银的流通重量增加。

明代末年，极多靡费，靡费的原因，一是用兵，一是政府开支。用兵如宁夏之役，朝鲜之役和播州之役等，其中规模最大是朝鲜战争。
——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的丰臣秀吉，刚刚把国内那些大名制服不久，取得“关白”的封号，就抱着征服大陆的迷梦，派兵侵略朝鲜。朝鲜国王因王京的沦陷，向中国求救，神宗发兵支援。前后七年，费用以白银计，在二千六百万库平两以上。明廷的边防费，在弘治正德年间，每年只四十三万库平两，嘉靖时增加至两百七十多万，万历年间加到三百百十多万。
除用兵之外，还有朝廷的奢侈

妄费。各皇子结婚，要向国库支取二千四百万两，使得户部宣告破产。又如政府冗员之多，也是历来所少有的。刘体乾曾就这点做一比较，他说历代的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一万八千，宋代冗员很多，到三万四千员，但本朝自成化五年起，单是武职就超过了八万人，文武职合计，在十万以上。末年民谣有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
政府开源——开矿、增税、铸钱，三者性质是相同的，都是弄钱。因为中叶一户，大数目支付，多是用银，所以非开矿不可。
采矿是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的，当时朝鲜问题还没有解决。物价并无大的影响，因为中国银矿不丰。宦官——廷臣谏疏前后百多次，神宗闭居深宫，总是不听。
增税和开矿是同时进行的。——派田赋，先后数次增加。其他税种名目繁多，如天津店铺税，广州采珠税，荆州店税等，也都是由太监主持。全国骚然。
哥伦布于弘治五年（1492年）到达美洲。
澳门输入生银和银元。

米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天灾生产减少，一方面是因为兵祸，更进一步则是苛捐杂税逼迫人民逃亡。
绢价上涨趋势——表555，每匹单位价格0.7两白银

金银比价表——556，明初一比四或一比五，到明末的一比十和一比十三。

中国人的紧缩习惯，贵重金属的窖藏。

嘉靖末年以后，官俸全用白银支付。
嘉靖年间的物价——房屋价格等，表559

明朝的货币理论——559——明朝讨论货币问题，多以制度和政策为主题，提到货币本质的，只有钱秉镫（1612——1693年）——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