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文献综述

国际法论文

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之文献综述

姓名：丁姣

班级：法学1204

学号：1209100401

浅析人道主义干涉问题

摘要：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各国对人权日益尊重和保护的今天，人道主义干涉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一直以来，人道主义干涉都颇受争议，不仅由于国际法上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界定不清，还因为运用人道主义干涉处理国际事务产生的一些混乱和麻烦。中国学者对于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国际法角度进行理论探究，论述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和国际法的冲突，探究如何运用国际法对其进行规制。本文试图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近几年关于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的论文进行简要总结和评议，结合有关的国际实践，对人道主义干涉进行剖析。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国际人权保护；国家主权；国际法规制

十六世纪，“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指出，如果一国统治者对其国民进行迫害，以至于无人能在迫害中得到保障，那么国际社会就可以发动所谓的“正义之战”。这是人道主义干涉早期的权威性陈述。先今，中国学者普遍接受的是新版《奥本海国际法》所表述的“人道主义干预”概念，即“当一国国内存在着有组织的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的行为，而该国政府无力制止这类行为或干脆就是这类行为的采取者、主使者或纵容者时，或者一国政府无力或不愿承担在保障国内广大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方面的其他应有责任时，国际社会未经该国同意所采取的针对该国政治权力机构（即该国政府或国内其他政治权力组织）、旨在制止这类大规模践踏人权行为和满足该国人民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强制性干预行动。

一、人道主义干涉与与主权原则

（一）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法效力上高于人权原则

国家主权原则和人权原则都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但前者在更高的效力位阶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般原则之一。《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1项规定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将其放在基本原则的首位，足见这一原则的中重要地位。另外，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将“各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列为一项“国际法之基本原则”，由此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的法律地位。相比之下，虽然《联合国宪章》出现“人权”字样的条款虽然有多处，但大多只是对个人人权的保护，对于国际人权的保护却鲜有提及。

其二，国家主权原则的适用范围大于人权原则的适用范围。基于《联合国宪章》规定所表现的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地位，它可以适用于国际关系和联合国所有行动以及国际法全部效力范围，而人权原则仅适用于国际人权法的效力范围。也就是说，人权原则应该是建立遵守主权原则基础之上的，不得与国家主权原则相抵触。

（二）国家主权与人权保护应寻求和谐统一

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权问题时而出现新的状况，使得人权保护对于国家主权的影响越发明显：其一，国际关系中的人权化趋势对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提出了新的挑战，甚至近几任联合国秘书长都特别强调人权问题，德奎利尔就曾宣称：“目前一个日益上升的认识就是，不得干涉基本上属于国家内部事务的基本原则不，能用来庇护大规模的、有系统的、不受惩罚的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其二，国家主权的形式受到人道主义的限制，主权国家不得违反国际公约中的有关人权保护的一般性国际义务。

而国家主权对国际人权原则的制约表现在：其一，国家主权是实现人权保护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主权国家反映和保护人权的基本要求和内容；另一方面，主权国家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后，采取相应措施保护人权。其二，承担国际人权保护义务是国家行使主权的表现。一方面，保护国际人权的基本规范须由各国协商制定；另一方面，主权国家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国际人权条约。

因此，在认识到主权和人权保护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之后，应当努力寻求两者的和谐统一。在此过程中采取合理的、适当的“人道主义干涉”对严重侵犯国际人权的行为进行制裁并不当然违反国家主权原则。

二、人道主义干涉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一）人权本质上属于一国内政管辖范围

首先，从人权内容看，其主要是由各国的国内法来规定的，“在我们的民族国家的国际体制下，人权只能在各国社会中根据各国法律作为权利来享受。”国际人权条约所规定的各项人权，也只有经过主权国家的加入、批准以赋予其国内法效力之后，才能为本国公民所享有。

其次，国内法的制定和实施为各项具体人权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只有主权国家采取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的措施，人权才能得到落实，这些措施都是内政

的范围。

（二）特别情形下的人权问题可不受国家内政管辖的限制

正如奥本海在《奥本海国际法》中指出：“一般都同意，一个国家由于它的属国和属地权威可以自由决定它本国国民的待遇。但是，很大部分的意见和实践都支持这样的见解：自由决定是有限度的，而且如果一个国家对它的国民施行虐待或加以迫害到了否定他们基本人权和使人类良心震惊的程度，就不是单独与该国有关的事项，而甚至为了人类利益的干涉也是法律上所允许的。”

首先，《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项规定了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例外情形，即产生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而人权灾难往往被认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所以，为遏止或制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危害的人权灾难而实施的人道干涉应当被认为是不干涉原则的例外情形。

另外，从实践来说，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巴勒斯坦、阿富汗等国的人权问题，还是90年代索马里内战、卢旺达武装冲突等所暴露的人权问题，联合国采取的实际行动均表明在处理这些人权问题时，联合国不受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限制。

因此，当一国出现大规模人权侵害事件时，这种情形下的人权不再属于内政管辖范围。而国际社会为保护国际人权针对这些人权问题采取的人道主义干涉，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采取集体干涉不仅不违反不干涉内政原则，而且是极有必要的。

三、人道主义干涉面临的问题

（一）合法性受到质疑

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充分的国际法来支撑。从国际法的法律渊源看，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的法源有国际习惯和国际条约。首先，可以考查“人道主义干涉”是否符合国际习惯。所谓国际习惯是“国家在互相交往中长期实践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而国际法上习惯的构成，须有两个要素：一是各国有重复类似行为，二是被各国认为有法律约束力。但从这两方面来看，“人道主义干涉”都不具备国际习惯的要素：首先，尽管人道主义干涉作为一种思潮在西方一些国家学界里较早存在，但并未形成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反复”“持续”和“前后一致”的实践，而且联合国成立以来国际实践表明，很少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

涉的例子，因为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必须是干涉者没有“相关利益”，单纯的人道主义关心应构成“干涉”最主要的动机，而没有与人道主义同样重要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

其次，从现存的国际条约中也难以发现“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依据。从现有的国际条约来看，没有任何一条款规定一国可对另一国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相反，还有一些条约禁止此类干涉，如：《美洲波哥大宪章》就有禁止个别的人道主义干涉的规定。虽然，一些学者企图从《联合国宪章》中找到“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但是可以看到《联合国宪章》也难以为“人道主义干涉”提供充分的合法性依据，比如“人道主义干涉”的支持们援引《联合国宪章》第42条：安理会如认为第41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陆海空军事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此项行动得包括联合国会员国之陆海空军军事演习、示威、封锁及其其他军事行动。但是很显然，要动用武力必须先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

（二）公正性面临挑战

人道主义干涉以促进人权为目的，是为了阻止和缓和一国的人道危机，其本身应该是公正的。然而，西方国家在考虑问题时其基本出发点是本国的国家利益。西方国家为达成某种政治利益，往往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对他国进行干涉。即人道主义干预并非为“人道主义”，而是为某些大国的私利。即西方国家实施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往往想借“人道主义”之名对他国进改造和组织，建立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秩序，这严重阻碍了其他国家的发展。例如: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实施的军事打击之前，声称是为了帮助人民摆脱萨达姆的专制独裁和阻止政府不人道的行为，但持续的战乱使得国内民不聊生，很多平民由于战争丧生。在这7年过程中，却让世界质疑这场战争是为了解放伊拉克人民还是为了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并为日后的霸权主义扫平障碍？

（三）价值观的差异性

当今的人道主义干涉一直是以西方大国的人权观念为标准，所以西方常常标榜着自身的人权观同时企图插手他国内政。然而，即使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和思维依旧是一个国家得以维系的重要纽带之一，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鲜明特征，对于同一样事物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而人类还远没有全球化到可以消除观念差异的程度，因此西方大国没有权力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

他们持有享有的观念，更没有理由以此为借口干涉他国人权。美国每年一度的中国人权报告就以美国人的价值观念抨击中国对人权的蔑视。

四、人道主义干涉需要一定的国际法规制

现实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西方国家的干涉主权立场表示坚决反对。这些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国家担心由于国内经济基础脆弱,政治制度不健全,对人权的保护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会因此遭受各种以“维护人权”为旗号的外来军事、政治干涉。因此,坚决杜绝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应更多的考虑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

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主体主要是具有强烈扩张意识的大国与强国,他们所实施的单方人道主义干涉在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武力攻击,其非法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现行国际法,只有联合国安理会以人道主义目的对一国采取的强制行动才符合国际法，且安理会在考虑使用武力时至少应遵守以下几个规则：

1.干涉理由正当。干涉要有正当的理由，即一国国内确实存在着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的行为，而该国政府要么是这类行为的采取者，或者被干涉国政府已沦为“失能政府”，对这一行为不进行制止或无力进行制止。“动机的正义性才能体现干预的善意性”。

2.干涉主体应具合法性。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联合国才是人道主义干预的合法主体，除此之外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这种权利。“联合国（以及充分尊重联合国权威的全区域性政府间政治组织）是唯一合法的干涉权威”。

3.避免手段武力化。须遵循“救济耗尽”原则，即只有在和平措施宣告失败后才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军事手段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在国际干预问题上，外交努力、经济制裁等非军事化手段往往比军事手段更能奏效。”因此，“武力的使用只能当做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且“武力的使用必须适当，亦即使使用武力，武力的数量、种类、烈度、对象类别、地理范围和持续时间要有分寸。”

4、干涉不能超过必要限度。人道主义干涉的范围应之限于人道主义方面，不应扩大到国家利益、政治权利、意识形态等领域。并且人道主义干涉应该尽可能将对被干涉国、相关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尽可能维护他们的正当利

益。当人道主义的目的达到之后，应尽快终止行动，撤出被干涉国。

五、结论

人道主义干涉，确为今日国际法上极为重要之问题。通过以上的分析，亦可见得这一问题不仅干系重大且极为复杂：一方面，若能有效地控制干涉的方式及范围，以制止非人道行为为目的的干涉对于保护人权及维护和平稳定是有着极大的作用的。另一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现有制度确实存在缺陷，对于必要的干涉行动，安理会往往不能作出授权决定或不能及时授权。在现有的国际法框架下，非经安理会授权，人道主义干涉都是非法的，但虽然违反国际法，但却无法制裁，也不宜制裁。如：北约对科索沃冲突的干预，西方很多学者都认为，此次干预至少在技术上、程序上是违法的；然而联合国却不能对这样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作出制裁，我们也无法想象应该作出怎样的制裁。

在现阶段，根据现有制度我们能做什么呢？首先，必须肯定《宪章》的效力，肯定联合国在决定是否实施人道主义干涉行动方面拥有最终决定权，肯定原则上未经安理会授权的人道主义干涉为非法。同时，在短期内先行建立一系列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标准，允许在遵循严格特定的程序及原则的前提下，区域性国际组织可不经授权直接对紧急事态进行干预，但干涉方应在一定期限（不宜过久）内向安理会作出报告，由安理会对于干涉问题作出决定，若安理会认定干涉并不符合合法性标准，则干涉方应立即停止干涉行动；反之，干涉则可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