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 ”时代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理念、路径与实践

“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理念、路径与实践

近十多年来，我国新闻院系数目不断增多。据《南方日报》2013年的报道，1994年以前，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仅有66个，10年之后年增加至459个，增长近7倍。目前，我国已有800多家高校开设了新闻学专业，在校本科生超过17万，硕士研究生超过4万。而据中国记者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持有新闻记者证的采编人员共有23.6万余名。这意味着，新闻专业在校生的数量已逼近全国记者总数。

在国内，新闻专业在各大高校尤其是名校中录取分数线普遍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新闻专业的生源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闻专业在中国学生心目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地位。不过，也有人认为媒体融合时代恰恰凸显出真正新闻人才的缺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程蔚东就认为，“媒体融合已足够抢眼，眼下最为关键是缺人才”。

在国外，新闻教育改革如火如荼。以美国为例，面对数字化的浪潮，多所知名高校自二十一世纪伊始便开展了新闻教育的改革，包括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

本期热点访谈邀请的四位学者，或为国内知名新闻院系教学事务的负责人，或在美国新闻院系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访学经验。我们将围绕国内外新闻教育的话题展开讨论，重点关注美国新闻院校的课程改革、国内新闻教育以及新闻教育的功能等方面的问题。

本期的四位访谈对象是：

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

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韩纲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陈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常江：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早在十几年前就设立“媒介融合”专业方向，《美国新闻评论》AIR的近期调查也发现，美国新闻学院近10年来对教学大纲进行了大幅修订，增加的课程包括计算机编程、大数据新闻学、数字受众分析、社交媒体新闻学以及利用无人机、谷歌眼镜做新闻报道等。您如何评价美国主流新闻院校的课程改革？

【背景资料】

瞄准媒介融合和数字化趋势，国外许多高校的新闻专业课程改革均表现出了数字化特点。

例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就组建了Reese Fehs数字新闻项目，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新闻网站（https://www.360docs.net/doc/0016867732.html,），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

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类似的，科罗拉多大学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ehen）的实验室。

此外，科罗拉多大学通过“重组”的方式推进课程改革的强度和规模，该校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重组，这种重组甚至被一些人解读为学院的“关闭”，

主要是由于新闻专业被划定为选修类目。该校高层表示，现有的学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约束，以至于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新闻教育，也无法使教师从事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和研究。校方强调此举将是提升该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契机，未来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传播、媒体和技术等多种相关学科和资源的新学院。

密苏里大学让媒介融合系与计算机专业学生组成团队，由老师通过调查锁定高新科技公司需求，并获得公司的技术资金支持，然后围绕需求进行新闻传播和计算机编程等授课，由学生研发解决方案，最后向老师、公司的科研和市场人员演示。早在2008年，密苏里大学就成立了“雷诺兹新闻研

究院”，专门研究大数据时代的新闻采访、编辑、重整传播

所涉及的新技术和新模式，培养新兴媒体分析师、网页设计师、多媒体销售经理、多媒体内容监制、信息图表设计师、节目研发员、数据营销经理等人才。

微信公号“媒介观察”近期的一篇推送文章写到，自新

闻传播学诞生以来，传媒环境和传播技术一直处于急剧变动之中，这也促使海内外的新闻院系在培养学生时，必须不断更新观念与技术，开设新的课程。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S.ShyamSundar所言：“没有哪一个领域像新闻传播学一样如此认真地对待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我们的课程必须紧跟最新技术的发展。”

国内的新闻教育也处在变革之中。有学者在2004年就撰文指出，中国新闻教育应该重视宽基础。中国新闻教育在传统模式下，都是一种单学科教育，即偏重人文学科的教育。80年代中期以后，不少学校的新闻学科在教学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增设高等数学、传播学和一些计算机类课程，但仍然是人文学科的教学体系。到了90年代，有的学校提出将新闻教育从单学科教育转向多学科综合教育的设想，并且做了有益的尝试。学生在学校不仅要接受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教育，接受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行为科学教育，还要接受电信、计算机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内几所著名新闻教育院校也十分注重数字化时代的新闻课程改革，具体的改革方式主要是调整学分、优化课程体系、开发新课程包等。

陈昌凤：这是与时俱进的举措，也是美国新闻院校一向的市场主导下的必然选择。可贵的是，美国的教育基本思路中还是比较重视素养的，通识课程比例还在。

胡百精：在新闻实务教研领域，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素来扮演着探索者、引领者的角色。他们的很多尝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关注和仿效，而最可赞叹者，是他们持续推进改革的勇气。事实上，国内的一些新闻院系在十年之前（最迟比密苏里晚两三年）就开设了新媒体方向课程，有的院系还设立了新媒体专业。目前，国内有条件的新闻院系也都开设了数据新闻、社交媒体新闻传播实务类课程，并尝试通过自建、跨学科合作等方式解决计算机编程等技术导向的课程建设问题。这说明，我们在“做法”上仿效、追赶甚或超越美国主流新闻学院的部分改革方案并不困难，而真正的障碍在于以巨大的勇气改革、创新那些“我们用来看家的东西”。

比如，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和社会巨变，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从国家和社会需求看，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从职业社会学和新闻传播事业的新属性看，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从价值观、人的自由和解放看，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首先要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而后才涉及到课程安排上的加减法问题。但是，一旦深入这些根本问题，我们就会碰到某些观念上顽固的偏见、体制机制上沉疴式的偏差。问题显而易见，办法也不是没有，关键是要焕发改革的勇气。韩纲：课程改革需要回应新的媒体形态对新

闻从业人员的要求，这是新闻教育的传统，但往往也使得新闻教育难以摆脱作坊式职业培训的窠臼。对于美国新闻院校

的课程更新，我无法以偏概全，但大致可以看到两个趋势：一是媒介融合的深化。逐步淡化以媒介类型来区分或设立专业或院系的模式，试图打破平面、广电、网络媒体的界限，以培养全媒体、全天候记者。同时某些院校在实操课上开始尝试整合的、演播室（或编辑部）即课堂的“医院式教学”模式。二是内容为王。记者培养的理念从“杂家”向“专家”转变。全美有不少新闻学院很多年以前就已经设立相对独立于传统的报纸杂志专业、广电专业等的专业报道学位，专门培养体育、财经、政治、医学（或健康）记者等。有些中西部院校的新闻传播学院更是脱胎于早年的农业新闻专业。但现在的趋势是尝试以报道内容的性质或特征为抓手来调整

整个传统意义上以媒介种类区分的新闻专业必修课的结构。加大特定内容的必、选修课的比例，甚至要求达到相当于再拿一个新闻学以外的学位的双学位水准。目标是把传统的报纸记者、电视记者培养成侧重于某一种特定领域的专业化记者。听说国内一些高校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比如要求学生在修完一个非新闻学专业以后再回来修新闻学专业，或同时修一个新闻学之外的专业）。某种意义上说，由内向外（新闻教育为主，其他专业为辅）或由外向内（以其他专业为主，新闻教育为辅）的结合，或许有助于探索今后新闻教育的新模式。

陈刚：可以说，随着媒介融合、大数据等的影响以及新

技术的进步与应用等，新闻院校的课程改革是大势所趋，是必须改的。但是“究竟如何改，改什么”才是最要紧的问题。从目前美国主流新闻院校的课程改革来看，是仅仅围绕业界的变革需要来进行的，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现在的业界媒体革命依然是正在进行时，而且变化很快，许多东西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那么学界的课程改革其实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美国的一些主流的新闻院校也处在探索中，这一点从一些著名的新闻院校，如西北大学的Medill School of Journalism、俄亥俄大学新闻学院等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方面的局部整合调整性改革就可以看出。因此，“究竟如何改，改什么”，“整合还是细分？”美

国的主流新闻院校依然存在不同的声音和观点。

常江：美国就业网：CareerCast曾发布2013年度职业排行榜，报社记者取代伐木工人成为年度“最差职业”，这引

发人们对记者职业的唏嘘以及对新闻教育的关注。我国大学的新闻教育究竟是否有开办的必要也是社会争论的话题之一。这些话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新闻教育功能的质疑。您认为新闻教育的核心功能是什么？

【背景资料】

我国的新闻教育已走过近百年历史，新闻教育的功能也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办标志着我国将新闻作

为一个学科进行研究的开端，也是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任会长，学会聘有两名导师：一是徐宝璜、一是邵飘萍。新闻学研究会出版了3期《新闻周刊》，这是我国早期采用横排的报纸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业务刊物。学会还曾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毛泽东当时正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他参加新闻学会，并取得了听讲半年的证书。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一些会员，如高君宇、罗章龙等，后来都曾担任《向导》周报、《工人周报》以及劳动通讯社等中共早期新闻机构的出色记者和编辑。

二十一世纪，我国的新闻教育规模扩大，但同时也引发了社会舆论对新闻教育核心功能的争议。《南方日报》曾在

一篇报道中提到，新闻专业的学生知识面广，但都不精通，和经济、法律等专业的学生比起来专业性不强，没有核心竞争力。不可否认，新闻专业是一个有门无学但其实你什么都要学的专业，作为新闻记者你需要有十分广博的知识储备，这是单纯的新闻专业学生无法企及的。因此，国外大部分一流新闻学院都会提供双学位，比如新闻+法律、新闻+经济。但是反过来说，单纯的法商理工等专业的学生即使不是科班出身，在训练之后也照样能当好记者。

普利策投资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时，最初的目的便是“对内提升报业职业标准，对外提升新闻业的社会地位，

成为有教养的专业人士”。作为美国新闻教育的开创者，普

利策还曾表示，一个编辑只要有教养、尊重精确原则、热爱真理、热心服务公众，采集新闻的技巧是绝不成问题的。

陈昌凤：首先，新闻与传播教育需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培养的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传播人才，不能仅限于传统的媒体或新闻记者职业；保持与提高传播的专业性，永远是教育的核心目标，即使在专业性被不断消解的当下，开放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能力，也是新闻与传播教育应有的。

胡百精：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歌大学等世界顶尖大学皆无专设的新闻教育，哥伦比亚大学算个例外，却也只有研究生层次的教育项目。这种观点暗示说，在自媒体时代，新闻教育应进一步去精英化，简直应该退出大学，成为一种职业训练。我也经常听到的是与这一派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种说法：新闻教育因其独特性――培养现代社会的?t望者、监督者――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和美好价值。我个人在现阶段倾向赞同第二种观点。

然而，我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如果今日的新闻教育不顾全球范围内的政经、文化和技术变革，仍把“记者”作为人才培养唯一重要的职业选择，那么前进的道路就会越来越窄。我认为，今日的新闻教育应以开放、融合的心态和状态，培养具有新闻传播观念、素养和技能的专门人才。这些人才可

能拿起笔头、镜头当记者，也可能在政府、企业、NGO或各种社群以其掌握的新闻传播能力成就自己、服务他人、增益公共之善。

韩纲：根据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委

托佐治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长期年度调查的最近两次

调查（2013、2014年度）显示，在全美接受调查的485个硕士和本科新闻和大众传播专业在册总学生数在2011-2012年度下跌1.1%，在2012-13年度下跌2.9%。连续两个学年度下滑，这是近20年来的第一次。比如密苏里新闻学院近两年

专业学生人数曾下降9%；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院五年里曾

下降20%；而科罗拉多大学的新闻学院更是在几年前关张大吉。相较本科的专业在册人数，硕士生的跌幅更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博士生数量在过去两个学年度都持续上升，在2011-12学年和2012―13学年分别上升了4.2和4.9个百分点。相对于美国高校整体的招生数的增长态势，新闻专业相对于其他专业来说，是落在后面了。虽然没有足够的数据表明美国新闻教育的衰落开始了，但传统新闻业近年来的颓势和就业市场的不景气必然影响到招生和专业学生保有数。其实对新闻教育在研究型大学里的合法性地位的争议从来

就没有停止过。一方面这是由新闻教育本身的准专业化地位导致的――我们可能听不到对医学院、法学院有类似的争议。这是我常提到的新闻专业从准专业化或半专业化到去专业

化的尴尬处境。另一方面，新闻教育的本质和理念并没有随媒体形态的改变而改变。这些争议或许并不是人们对新闻教育功能的质疑，而是对新闻教育的仅突出其职业培训功能而忽略其知识创新功能的质疑。

陈刚：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有一个院训，叫“我们不制造记者，我们培养新闻精神”。我个人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报社记者在排行榜上排名不佳，但这并不是今天的事，新闻传媒行业一贯如此，赚钱或追求社会财富地位从来不应是从事新闻行业的初衷或理由。相反，在新闻业充满危机和压力的今天，必须培养拥有新闻精神、职业伦理的高素养新闻记者，以服务影响公众与社会，更为重要和迫切，新闻教育及记者职业，从来都是带有一定公共性和公益性底色的。

常江：有人认为，新闻传播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特别是对于研究生教育来说，新闻学院应该逐步实现专业硕士取代学术硕士。您认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包括硕士、博士等）应该进行怎样的优化？

【背景资料】

《中国新闻出版报》的一篇报道指出，此前新闻教育之痛痛在经过专业培养的人才却往往“不实用”，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教学滞后于实践。尽管各大高校不乏系统、严密的实践教学体系，然而由于体制、教育学术化导向及师资队伍、

教学方法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让中国新闻教育有时会处于“偏理论轻实践”“虽重视实践却脱离实践”的尴尬之中。

业界的一些人认为，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存在着“上手快”的优点，但也存在着“后劲不足”的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失去了对新闻传播现实引导意义的新闻传播教育，就面临着严重的业界挑战。新闻媒介并不愿意接受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他们更愿意吸纳历史、中文、哲学、心理、财经、计算机等多学科专业的学生加入自己的团队，让自己的传播团队可以全方位应对社会的传播需求。这也就倒逼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淡化专业色彩，凸显多学科背景。

《教育与出版》杂志的一篇报道援引专家学者的表述，“新闻传播教育的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各所高校的专业设置甚至专业培养方案大同小异，特色和学科优势不明显，缺乏地方和民族特色，不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新闻传播学教育与新闻传播业界的联系不够紧密，未能实现专业教育与专业部门的融合，这成为制约新闻传播教育的最大障碍。在当前新媒体和媒体融合时代，专业教师实践能力的缺乏，加剧了新闻传播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距离。”

《今传媒》杂志的一篇文章认为，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以下四大转型趋势：（1）学科融合，大学需要优化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2）媒体融合，如果一则

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帮助学生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报道新闻；（3）科技创新，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应加强针对新媒体环境的应用性研究，推动产学研一体化；（4）理解生态，只要我们身处的媒介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就没有理由不变，我们新闻教育的模式也没有理由不变。

陈昌凤：在中国专业硕士成了未来发展的方向，这跟我们的教育现状和背景相关――扩大的规模和提升教育水准

的希望，学术型硕士过去有不少确实脱离社会实践的需求。问题在于目前很多学校的课程体系，还不能真正把学术型和专业型区分开来。需要真正学术型或真正专业型的培养方案，并且将本/硕/博通盘考虑。

胡百精：我支持人才培养目标和形式的多样化。硕士研究生可区分为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二者应有不同的培养方案，有不同的考核标准。数量上的消长不是问题，关键是各得其所。我个人的看法是，博士生教育必须确立不可后退的底线，进而谋求培养质量的显着改善。

韩纲：我不认为应该“取代”，而是应该“并存”，并相辅相成。硕士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既可选择攻读“专业”硕士，补强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也可选择为未来继续深造打基础的“学术”硕士。这在美国很常见。国内主

要高校前几年也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尝试。

窃以为，比优化研究生教育更急迫的是改革现行的研究生招考制度。统考制应被逐步取代。但取代统考的不应是推免，而应是申请制。尽可能吸纳本科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进入到新传领域。

陈刚：新闻传播硕士的培养和教育士可以两条腿走路，但主要应该是培养专业人才，少部分选择学术道路。博士生的培养中外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曾有一篇介绍欧美国家如何培养博士的文章，其中提到欧美国家将博士候选人视作研究者（researcher）而不再是学生（student），必须学会培养自身的学术研究能力，能够独立从事研究，导师在培养过程中更多地扮演建议者（advisor）和评论者（critic）的角色。在博士生的学习和学术研究过程中，这种定位和理念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

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培养方面，虽然近年来推行了一些改革，包括中外联合培养，大幅提升了博士生的补助、奖学金和独立科研项目的资助等，但实质和理念层面的东西并未真正形成。当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培养和优化中，如何培养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尤其是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是关键。在学术研究的知识和理论基础的培养层面，注重国际视野和在地经验、问题的融合，强化问题意识的训练。与欧美的博士生相比，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阅读

量和学术研究的强度等相对偏低，不利于基本知识和理论的积累。因此在研究方法的训练和解决问题上，要鼓励博士生像欧美的博士生一样，能够围绕研究议题和问题，透过深度访谈、问卷调查以及长时间、高强度的田野调查等方法，独立地进行数据、事实材料的采集；在培养方式上，可以考虑跨学科培养博士生。例如，做媒介社会学研究的，可以是新闻传播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嫁接联合培养，双导师学术管理和负责。常江：国外的一些新闻院校会同时聘任学术型教师与实践型教师，国内的一些新闻院校也实施了“学界十业界”双导师的做法，但该制度主要面向研究生专业，业界导师的教学活动也多限于单一专题讲座形式。您认为目前国内新闻学院的教师配备模式是否需要做出调整？为什么？

【背景资料】

《中国教育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应该让业内的优秀人士为新闻学专业学生授课。该文作者认为，新闻教育培养新闻专业大学生的高尚人格，既要充分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主课堂、主渠道作用，同时要把新闻专业理念融人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新闻专业理念既是新闻从业者的思想引擎，引导着他们的追求，而且是其伦理的方向盘，规范其新闻行为。新闻人才培养中一定要加强新闻法规与伦理教育，要邀请业内优秀人士为学生讲学，让他们既教给学生新

闻理论、技能，同时教会他们做人。

也有专家指出，目前国内高校的师资配备存在一些违反新闻传播教育“术科”规律的问题。学校一味强调教师的高学历，博士成为教师的最低学历门槛。但这些人才不少缺乏媒体经验和专业技能，教学容易演化成理论推演，难以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使得学生在就业市场处处遭拒。

2008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利用3100万美金的捐赠成立了“雷诺兹新闻研究院”，该学院聘请了多位业界精英进行课堂教学。在此之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还建立了未来实验室，由媒介融合系首任主任迈克尔?麦金教授担任未来实验室的主任，琳达?克拉克斯伯格则接任了媒介融合系主任的职务。琳达?克拉克斯伯格上任后，关注到了美国新闻传播业界在媒介融合战略运营的特点，特别是为原创内容制作、重新整合、分享和多次利用而研发和使用超级数据平台和内容管理系统以及在美国网站和移动媒体终端的应用程序上所大量出现的数据视觉化趋势，结合这一趋势，琳达?克拉克斯伯格聘用曾任《芝加哥论坛报》数据新闻编辑的艾米?西蒙斯和曾任《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执行总编的鲁本?斯德恩开设多门新的媒介融合课程，并在媒介融合系着手培养新兴媒体分析师、网页设计师、多媒体销售经理、多媒体内容监制、互动图表或信息图表设计师、节目研发员、数据营销经理、多媒体新闻部协调人、多媒体内容管理系统协调

人等新兴媒介人才。

陈昌凤：这个问题与中国整体的高等教育的评判机制相关，导致实践型很难有机会在高校里立足。这个评判体系是过时的，更不适合所有领域。新闻与传播是应用型很强的专业，需要进行双导师体制。事实上一些大学已经在做，清华也在通过人事改革作渐进式改变，包括可以聘请兼任型的人才。

胡百精：我以人大新闻学院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一方面，我院有两条经验值得介绍：一是跨界，二是跨学科。跨界主要是术业互通，我们在专业硕士层面较早推出了双导师制，近年在新闻实务等本科核心课程建设上也开始施行学界与业界融合的团队教学方案。同时，本科层面每年推出约10个WORKSHOP，这些WORKSHOP主要解决课堂上讲不清、跟不上的实务性、技术性问题，部分WORKSHOP与业界对接。跨学科即突破学科边界，让学生获得更多的学科资源和知识，我们推出了“新闻学一法学”、“新闻学一国际政治”实验班，效果良好，广泛赞誉。接下来，我们将推出更多联合人才培养实验班，整合跨学科师资力量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韩纲：美国新闻院校传统的终身序列教师加非终身序列专任教师（在一些学校被称为“Professor of Practice”）再加

合同制聘用讲师的做法可以平衡教学和科研，值得借鉴。如果能做到常态化、制度化，应能促进学界和业界的交流。这

是新闻传播教育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临时性的专题讲座和按学校规范开设课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和美国不同的是，国内经验丰富的新闻从业人员是否愿意脱产或离开业界进

入学界？这既取决于主观意愿，也依赖于院校的政策配套。

陈刚：目前的双导师制更多的是考虑与媒体关系以及学生实习找工作等现实的因素，其教育体制上的作用不是太大。目前，我国新闻院校的教师的构成以及配备模式中，除规范“学界+业界”双导师的方式，切实、多层面地发挥业界导

师的作用外，还可以更加灵活，多元化一些。例如，实施特殊通道，设置专业实践教师岗，直接引进具有丰富业界工作经验的媒体从业者至专职师资队伍中，从事业务和实践教学；建立邀请媒体从业者定期驻校的交流授课的工作坊；引进新技术及专业技术人才，先至媒体挂职取得从业经验，而后从事实践教学等。

常江：悲观者以“新闻专业鸡肋说”立足并论证新闻专业的产能过剩，乐观者力挺某全国政协委员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的观点“媒体融合已足够抢眼，眼下最为关键是缺人才”。您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

【背景资料】

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形势如何？华南地区某高校招

办的负责人曾表示，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就业范围较为广泛，

其中在报社工作的毕业生占到20%左右，此外不少毕业生去了银行、房地产等企业，从事和新闻有关的宣传策划等工作。

《南方日报》曾报道，有专家预测，未来3至5年内，新媒体和融媒人才缺口将达到60至80万，届时，新闻学生的“泛媒体”就业面将会更加广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程蔚东认为，真正的新闻专业人才非但没有过剩反而非常稀缺。我国新闻界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已经有了足够抢眼的漂亮表现，眼下最为关键的是人才。

据《人民政协报》报道，程蔚东认为，媒体融合太需要懂得新闻规律和现代媒体（融合了的媒体）诸多科技元素的新闻人才了。媒体的当下运作情况表现出诸多不适应现象，首先是人的不适应。从目前来看，主要是对新的科技元素的不懂、不会，乃至于手足无措。媒体融合还需要懂得大众心理和接受方式的媒体人才。传播技术日新月异、民众需求空前旺盛、市场竞争急剧演变，原本单一的媒体结构正不断向多元化、分众化、立体化方向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进入媒体生活”已经成为当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除

此之外，程蔚东还认为，媒体融合还非常需要懂得运用现代媒体的领导人才。领导人才的缺乏促使新闻业界弊病的产生，如一些正面报道、典型宣传往往枯燥无味、缺乏感染力，只追求声势浩大却不问实际效果；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失控和

缺位现象时有发生；把舆论监督视作“添乱”，处处安卡设障，甚而至于“防火、防盗、防记者”；在自发形成的网络舆论面前，或惊慌失措、或连连失语，缺乏主动引导、发展和应用的自觉意识与全盘思考。

陈昌凤：需要将互联网思维置入整个课程体系，植入所有的课程和老师的思维之中。新媒体不是单独的课程，“互联网+”需要的不只是工具化的互联网，还包括主体化的互联网思维。

韩纲：过去20多年来，美国新闻教育的职能在变，从过去单纯的以培养记者为主，逐步扩展到培养能从事多种传播相关职业的传播者。在新闻专业就业不够理想的情况下，广告和公共关系专业规模反而由于就业前景良好，而得到持续增长。佐治亚大学的调查发现，事实上每10个新传学生中就有7个是广告或公关专业。“大传播”观念的确立，新闻教育向传播教育的拓展，对传统以培养新闻记者为主的新闻院校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和美国在新闻教育的大环境和主客观条件方面有差异，我不敢妄断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方向。但仅以美国为例的话，一方面，传统新闻院校无法以不变应万变。即便那些一直以来被学界或业界奉为典范的少数精英化、研究生层次的新闻教育机构或早或晚也会面对重重挑战，在时代潮流中恐怕也无法独善其身。另一方面，新闻院校的发展方向仍然需要建立在传统优势和自身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