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制度

士族制度

士族制度的形成、鼎盛和衰落（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

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个萌芽、形成、充分发展（又称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把士族制度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运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士族制度的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和科举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阀阅指家族功绩、官历等。

这些身份地高位显的功臣，其权势往往不止一代，他们的后世子孙也在这种庇荫之下，通过各种途径，担任朝廷的要职，形成家族、姓氏势力。于是，人们称呼这样的家族为门阀。一些朝代甚至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门阀所享有的特权，这就成为了门阀制度。

1、概念：

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2、特点（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经济上：

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

(3)社会生活：

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

3、演变

(1)萌芽（东汉）

政治：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经济：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光武帝刘秀本人和他手下的许多文臣武将就是豪强地主。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2）形成、发展（魏晋）

形成的标志：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一、这一时期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分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削弱以及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是士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历史背景。

事实上，从西汉中期开始，随着宗法封建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急剧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已受到影响和削弱，宗法封建性大土地所有者及其政治代表，不希望强化中央集权，而要求把持宗族系统世袭权力和特权，成为世代直接掌握统治权的家族。这样，东汉出现了广占土地、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豪强地主)。魏晋之际，政局动荡，中央集权更加削弱，世家地主把持统治上层的地位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士族特权渐渐制度化。从此，这些世代公卿、世代儒家、参与谋划推翻旧政权辅佐新政权的“新贵”以及通过婚姻关系攀援到政权中枢的外戚，在这种士族制度的保证下，形成了一个地域血缘宗法关系紧密结合的、凭借家族传统地位牢牢控制政权的地主阶级统治阶层，即士族地主。由于这一时期国家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之抗衡，导致国家权力的结构与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由士族间势力的消长来决定。甚至出现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的局面。

二、士族地主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把持政策特权，是皇权赖以建立和巩固的支柱。魏晋南朝各政权完成更替后，新政权不得不维护士族地主的利益，以获取支持，便士族制度不断恶性发展，直至僵化、消亡。

早在曹魏建立前，东汉末年的世家地主在经济上已“田亩连于方国”，“奴婢千群，徒附万计”，掌握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于他们的人口；在政治上更是“累世经学”，“累世公卿”，甚至出现“四世三公”的显赫家族，还享有事实上的免除赋役的特权。在他们支持下称帝的曹丕，只能接受陈群的建议，实行有利于士族地主的选举制度——九品中正制。西晋的建立，主要靠以平阳贾充、河东裴秀、太原王沉为代表的士族的支持。西晋在经济上实行官吏占田与荫客荫亲属制。规定，官吏有权依据官品占田，其中一品占田五十顷，依次每品递减五顷，至第九品占田十顷。荫庇佃客的数目，自一品荫五十户至九品荫一户不等；荫庇衣食客的数目，自一品荫三人至九品荫一人不等。荫亲属则依官品高低，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这样，被荫庇的客及亲属，就由国家领民变士族的私家佃客。实际上，士族地主对

土地人口的占有，远远超过这一规定。如司徒王允的园田水碓遍于天下；刺史石崇，仅水碓便有三十余区。士族的经济实力，富比王侯。在政治上，士族以宗族为纽带，将其门生、故吏、宾客、宗族、佃客、部曲等，—起构成一股强大势力，与司马氏一起分享政权。西晋寸，大中正一职，完全由有影响的高门望族出身的人来担任，使九品中正制完全成为士族把持选官的工具，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这样，朝廷要职，多由士族出身的人充任；朝廷大事，须经他们议论，皇带才能实行。为保护士族的特权，防止门第混淆，还大兴谱谍之学，重视家谱的修撰。

三、在士族制度最初发展时期，一些靠军功起家再参与政权发展起来的“新贵”跻入士族，也是这一制度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东晋的谢氏，由谢尚经过诸多艰苦争夺，得任豫州刺史，从而脱颖而出；又如江东顾氏，家族人口众多，支庶繁盛，崛起于东吴，奋争于西晋，在东晋终成南方四大士族者之一。而当士族制度僵化后，因堵住了庶族晋升士族之途径，便很难再发展了。

总之，士族制度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环境，离不开士族本身的雄厚实力与政府的百般保护，也与当时的士族首领的精明强干，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分不开。

（2）巩固（西晋）

西晋的建立，主要靠以平阳贾充、河东裴秀、太原王沉为代表的士族的支持。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生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西晋在经济上实行官吏占田与荫客荫亲属制。规定，官吏有权依据官品占田，其中一品占田五十顷，依次每品递减五顷，至第九品占田十顷。荫庇佃客的数目，自一品荫五十户至九品荫一户不等；荫庇衣食客的数目，自一品荫三人至九品荫一人不等。荫亲属则依官品高低，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这样，被荫庇的客及亲属，就由国家领民变士族的私家佃客。实际上，士族地主对土地人口的占有，远远超过这一规定。如司徒王允的园田水碓遍于天下；刺史石崇，仅水碓便有三十余区。士族的经济实力，富比王侯。在政治上，士族以宗族为纽带，将其门生、故吏、宾客、宗族、佃客、部曲等，—起构成一股强大势力，与司马氏一起分享政权。西晋寸，大中正一职，完全由有影响的高门望族出身的人来担任，使九品中正制完全成为士族把持选官的工具，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这样，朝廷要职，多由士族出身的人充任；朝廷大事，须经他们议论，皇带才能实行。为保护士族的特权，防止门第混淆，还大兴谱谍之学，重视家谱的修撰。

（3）鼎盛（东晋）

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政权，是在南北士族的共同支持飞；才建立起来的，可以说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在东晋建立之初，南方士族王导、王敦为提高司马绑的声戚，精心策划—次声势浩大的出游，利用三月初三“修禊(xì音系)”节，司马睿乘肩舆，王导、王敦骑马随行，威武严肃，场面浩大。南方士族纪瞻、顾荣偷看到这一场景，大为惊惧，赶紧跪拜路旁。南方其他士族在他俩带动下，纷纷归附晋元帝。这个事件足

以说明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东晋建立后，王导、王敦权倾朝野，以致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士族制度在东晋更加稳固，士族地主的势力处于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把持大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却不愿涉身实务，这一时期的等级制度比西晋时更为森严，门第成为选官的唯一标准，造成“举贤不出世族”的局面。庶族子弟只能担任低级官吏，且难以升迁。士族可拥有自己的武装，叫部曲。地方官吏去职时，可以带走相当数量的士兵与武器，叫“送故”，多者达千余家，少者亦数十户。士族的特权甚至达到违法却不受法律制裁的程度。如士族抢劫石头仓米一百万斛，官府仅处死管仓的小吏以塞责。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这一时期土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同时还扩大了品官占田、占客、荫亲属等特权，官员及其家属可免除一切赋税徭役。南北方士族都兼并大量田地、建立田庄。他们封占山泽，贫民去樵采捕鱼须向他们交税。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擅长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生活上不与庶族通婚、交往、共坐，与庶族车服异制；同时继续重视修家谱，制定了(百家谱)、(十八州士族谱)，并有专门官吏管理，以防庶族假冒。

（4）渐衰（南朝）

南朝庶族出身的刘裕，在诛灭刘毅后，仍承认士族的门第；萧齐政权时，萧道成自知没有刘裕那样的政治威望，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士族，士族的地位比刘宋时有所提高，梁朝萧衍对士族的政策基本上沿袭前朝。

总之，士族大土地所有制经济是魏晋南朝时期士族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同时，士族在政治上通过与君权的紧密结合，达到既拱卫君权又扩大自身权利之目的。这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当然，君权与士族之间亦存在一定的矛盾。

到了南朝末年，大土地所有制由宗族所有向家族所有转化，使财富有所分散，封建依附关系渐趋削弱，士族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此时士族已不能成为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也失去了主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庸碌无能，精神上萎靡不振，远非魏晋时士族如贾充、王导、谢安等辈可比，再也经不起社会潮流的冲击，终趋衰亡。

总之，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加之士族是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因此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以后，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南朝帝王虽无法改变高级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却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却握有实权的职务，在实际执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权。这一时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受到打击、削弱。上述三种原因相互作用，极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阶级、经济基础。

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寒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后经候景之乱、隋灭陈等变化，门阀等级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跃居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至隋唐两代，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终于使产生于魏，盛行于晋的门阀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终消亡。

（5）消亡（唐末）

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从此，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4、形成原因

（1）历史根源:东汉以来的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

（2）政治原因:魏晋政权统治基础是士族，皇帝依赖于士族的支持；

（3）政治保障: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势力，维护政治特权的工具，）

5、衰落原因

（1）自身腐朽：腐朽奢华的生活、与身俱来的特权导致士族缺乏执掌政权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

（2）东晋、南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庶族乘机逐渐典掌机要；

（3）侯景之乱的冲击。晋朝南渡士族“寝略殆尽”；

（4）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

（5）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彻底扫荡结束士族制度）

6、影响

士族制度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政治特点，也是西晋政治腐败黑暗的表现，决定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门阀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

消极作用：

士族制度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特别尖锐，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士族田庄经济强化了封闭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腐朽集团，越到后期愈发腐朽，是一群社会寄生虫。

客观上的积极作用：1．经济上，士族田庄经济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有较为保障的生产条件，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来南方立国创业，客观形势使得他们成为开发南方经济的组织者，他们在南方建立的田庄、山墅，毕竟对江

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2．民族关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动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

（1）兴衰过程：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门第为标准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士族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政治制度，它萌生于东汉，形成于汉魏之际，西晋时得到巩固，东晋时达到鼎盛，南朝时逐渐衰落，隋唐时瓦解。

⑵形成和发展的原因：①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迅速发展，把持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并占有大量田地人口，形成了“累世公卿”的豪族。这就为士族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②东汉末年以后，国家分裂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削弱，为士族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温床”；而士族地主的雄厚经济实力，又为皇权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支柱”。③曹丕称帝后，创立九品中正制，便利了士族地主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进一步促进了汉魏之际士族的形成以及西晋以后士族制度的巩固与发展。它为士族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政治保证。④西晋建立后，出身于士族的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主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笼络和宽容政策，形成了门阀政治。⑤东晋和南朝前期，高门大姓与寒门庶族之间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壁垒，士族地主的社会地位不因政治地位的升降而受到影响，他们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权。

注意：士族的形成是东汉以来豪强地主势力发展的结果。

⑶衰落与消亡的原因：①南朝后期，士族地主虽身居高位，却无实权，再加上自身的腐朽，缺乏政治、军事的统治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士族势力走向衰落。

②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和农民起义的打击，了削弱了士族地主的统治力量。③庶族地主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兵乱中乘机崛起，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力称帝。④隋唐时期，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有力地冲击了士族制度，使其在政治、法律上最终消亡。⑤唐末的黄巢起义进一步摧垮了魏晋以来的士族势力和士族制度。

注意：士族的极端腐朽性决定了士族制度的必然衰落。

⑷影响：士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从政治上直接威胁和削弱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不利于封建国家的统一；士族的寄生性是封建地主阶级腐朽性的集中表现，其腐朽堕落的生活作风，败坏了社会风气，阻碍了社会进步，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

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个萌芽、形成、充分发展（又称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我们应本着历史唯

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把士族制度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运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士族制度的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和科举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概念：

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特点（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经济上：

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

(3)社会生活：

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

演变

(1)萌芽（东汉）

政治：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经济：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2）形成（曹魏、西晋）

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2）巩固（西晋）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生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3）鼎盛（东晋）

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

这一时期土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擅长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士族把持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

（4）渐衰（南朝）

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加之士族是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因此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以后，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南朝帝王虽无法改变高级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却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却握有实权的职务，在实际执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权。这一时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受到打击、削弱。上述三种原因相互作用，极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阶级、经济基础。

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寒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后经候景之乱、隋灭陈等变化，门阀等级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跃居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至隋唐两代，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终于使产生于魏，盛行于晋的门阀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终消亡。

（5）消亡（唐末）

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从此，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形成原因

（1）历史根源:东汉以来的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2）政治原因:魏晋政权统治基础是士族，皇帝依赖于士族的支持；

（3）政治保障: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势力，维护政治特权的工具，）

5、衰落原因

（1）自身腐朽：腐朽奢华的生活、与身俱来的特权导致士族缺乏执掌政权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

（2）东晋、南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庶族乘机逐渐典掌机要；

（3）侯景之乱的冲击。晋朝南渡士族“寝略殆尽”；

（4）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

（5）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彻底扫荡结束士族制度）

6、影响

士族制度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政治特点，也是西晋政治腐败黑暗的表现，决定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门阀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

消极作用：

士族制度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特别尖锐，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士族田庄经济强化了封闭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腐朽集团，越到后期愈发腐朽，是一群社会寄生虫。

客观上的积极作用：1．经济上，士族田庄经济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有较为保障的生产条件，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来南方立国创业，客观形势使得他们成为开发南方经济的组织者，他们在南方建立的田庄、山墅，毕竟对江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2．民族关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动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

与士族对立的是庶族：

南朝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比起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来，更显得优越。世族、寒门两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引《寒素论》）。因此，这两个阶层之间是不相往来的。寒人虽致位通显，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见

世族，亦不为世族之所礼接，甚至会受到侮辱。如宋孝武帝母路太后兄路废之孙路琼之，和王僧达做邻居，琼之「尝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废之者，是君何亲」（《南史·王弘传子僧达附传》）。于是叫左右把路琼之坐着的床烧掉，搞得路琼之下不了台。宋吴郡张敷为正员中书郎，中书舍人秋当、周赳以为与张敷是同僚，商量是否应该去拜访他。周赳说：「他倘若不招待我们，我们会很难堪，我们还不如不去。」秋当说：「我们也已经有相当地位了，既是同事，随便坐坐总可以。」这样，他们两人就决定去看张敷。张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远客」（《南史·张邵传子敷附传》），表示不愿意和寒人共坐。秋当、周赳二人感到很窘，只得退出。齐中书舍人纪僧真，曲掌机要，曾请求齐武帝萧赜：「臣出身本系武吏，荣任高官，又替儿子娶得旧门荀昭光家的女儿作媳妇，现在我没有其他要求了，只请求陛下允许臣列入士族！」齐武帝说：「由江斅、谢沦，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移吾休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南史·江夷传曾孙斅附传》）。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优越与对当时官位身份的严格区别及世家大族之排斥寒流，即此敝端，已可概见了。

世家大族为了要表示自己门第族望的特别优越，为了不使混淆所谓「士庶天隔」的界限，他们就必须不与寒门庶族通婚。所以世家大族对婚姻的选择，特别重视门第，高门望族一定和高门望族结亲，吴郡顾、陆、朱、张四姓也一定自择素对，或者和会稽孔、魏、虞、谢四姓结亲。一方面他们不以连姻素门出身的南朝帝室为殊荣；另一方面，他们也以「营事婚宦」，不得及其门流为耻。因为「婚宦失类」，就会受到本阶层人士的排斥和非难，他们金字招牌的门第就会变得不光彩，他们以后的政治前途就会黯然失色的。

然而南朝寒门出身的将帅，也有很多位至三公，任总方面。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既是那么大，所以有少数世家大族与这一批暴发户结起亲来，如琅邪王锡（王尊七世孙）以女妻沈废之子沈文季，陈郡谢超宗（谢玄玄孙）「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南史·谢灵运传孙超宗附传》），谢脁妻王「敬则女婚，像「东海王源（王朗七世孙）嫁女与富阳满氏」满璋之子满鸾，满氏「下钱五万，以为聘礼」；南齐御史中丞沈约上表弹劾，以为王源曾祖位至尚书右仆射，王源本人及其父祖也都位列清显，而满璋之虽任王国侍郎，璋之子满鸾任吴郡主簿，可是满氏的「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此为甚，故请政府革去王源官职，剔出士族，「禁锢终身」（《昭明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可见寒门、世族的界限，还是极严格的。

社会上士庶的区分愈严，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门阀，「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郡望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自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开始播迁渡江，一个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用不着自行表禄，迁徙到其他地方以后，就不然了。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谢氏或江氏就不是，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或姓谢的，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王氏或哪里的谢氏呢？

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别的王氏，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而非别的谢氏、江氏了。可见所以重视郡望，是讲究门阀制度的必然结果。……

由于重视门阀，于是谱牒百氏之学，遂成为专门的学问。平阳贾渊，祖弼之，父匪之，祖孙三代以谱学名家。弼之，晋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谱。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谱》，俾便吏部诠叙之用。「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唐人柳芳语），故宋、齐以下，不熟悉谱学的，即认为不能居吏部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