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txt大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需要不停地做出选择；而小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男人因沧桑而成熟，女人因成熟而沧桑。男人有了烟，有了酒，也就有了故事；女人有了钱，有了资色，也就有了悲剧。斯坦福监狱（1971年）
实验步骤：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希望研究监狱生活如何影响其中的警察与囚犯。这听起来够愚蠢的；问题在于，那会有什么问题吗？
津巴多将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改建成了一个模拟监狱。仅通过报纸广告而来的志愿者均通过了身体健康和心理稳定测试，这些测试在筛选监狱实验的受试者中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受试者都是男性的大学生，被随机分布12名狱警和12名囚犯。津巴多自己也希望参与到实验中去，并且自己任命自己为监狱总监。此模拟监狱的实验仅仅持续了两周。
是的，关于这一点绝不会有任何问题。
实验结果：每个受试者都花费了一天左右的时间来适应这种生活，并开始变得疯狂。仅到第二天，囚犯便在这个人为设立的监狱里发起了暴乱，用床铺在牢房里设立障碍并讥笑狱警们。看到这一情形，狱警仿佛找到了向囚犯开火（事实上使用灭火器替代）的绝佳借口，嘿，见鬼的为什么不这么干？
至此开始，斯坦福监狱已经真的见鬼了，在这一地狱里日复一日地上演暴乱。一些狱警开始逼迫囚犯裸睡在水泥地上，并以限制浴室的使用作为特权（常常被剥夺的特权）相威胁。他们强迫囚犯做羞辱性的训练，并用双手去清洁马桶。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囚犯”被告知他们有机会被假释、但假释申请又被驳回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简单地要求终止这见鬼的实验。请记住，他们绝对没有因法律上的原因而被监禁，这仅仅是一个角色扮演的实验。这意味着，他们将继续赤身裸体地坐在自己的排泄物上，头上套着袋子。
有 50名以上的非实验人员参与观察和关注这一监狱，然而道德的审判却从未遭到质疑，直到津巴多的女友克里丝蒂娜·马丝拉(Christina Maslach)提出强烈抗议。仅在此后6天，津巴多便终止了这一实验（几位“狱警”对此表示失望）。如果你想要就此称赞马丝拉是这一见鬼实验中唯一一位理智的人的话，那么你还应该知道的是，后来她便嫁给了策划这一实验的津巴多。
结果分析：这一结果表明，扮演囚犯的角色预谋造反，扮演狱警的角色则开始变得具有暴力倾向。难道说是因为扮演被暴动折磨的狱警们都是混账，不问情由地把人随意摆布吗？科学研究表明，假如角色互换，你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
正如它所验证的那样，这
通常是出于对方反击的恐惧使得我们对我们的人类同胞百般折磨。当我们比某些人拥有绝对权力或来自上级的空头支票时，阿布格莱布监狱（译者注：虐俘丑闻，某些囚犯曾被迫要求裸身堆叠成金字塔状）光秃秃的“金字塔”都会恪遵。呵呵，假如这是在一伙越战时期的嬉皮士大学生，那么这绝对会见鬼地发生在你的身上。
早在35年以前，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里，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就见识过了这种情况。当时他做了一次实验，研究环境力量是否能将好人变成坏人。那天晚上，他看到阿布格莱布的照片时——尤其是头蒙布袋的裸男模拟性交的那张，忍不住回想起了1971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他随机指派一群大学生志愿者充当模拟监狱环境下的“警卫”和“犯人”。按照预先计划，实验本来要持续两个星期。可到了第六天，津巴多就被迫中止了它，因为那些聪明、健康、受过良好教育、讲究道德的年轻人要么变成了残忍兽性的警卫，要么变成了情绪受损的犯人。难道我们在30年来对恶的社会心理研究中什么也没学到吗？津巴多禁不住这样想。看到军方领导、政客和社会评论员轮番上阵，在惊骇中畏畏缩缩，说这些只是少数坏苹果的所作所为，他惊觉自己应该做点什么。过去的研究和当前的事件，均体现了他所谓的“魔鬼效应”：也即环境的变化，令得平凡的好人做出了极端邪恶的事情。
津巴多认为，我们不该把恶归咎到少数坏苹果身上，而应该更审慎地考察发现装坏苹果的木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进化令得人人都具备作恶的能力，可只在极少数的环境下人才会作恶。在经济生活中，倘若安然的“贪婪是善”伦理是惯例而非特例，市场资本主义早就崩溃了。恰恰相反，谷歌及其“不作恶”的企业信条才是惯例。
市场要讲究道德，必须存在两个条件：（1）靠个人关系强化的内部信任；（2）靠社会制度强化的外部规则。在本书的最后两章，我们将看到信任如何通过直接的个人接触建立和巩固，又如何通过社会制度加以强化和维系。本章我们主要介绍制度性刹车失效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恶的特质论认为，恶是负面的人性所致。恶的环境论则认为，恶是堕落环境的产物。宗教（原罪）、医学（内科病）、精神病学（精神疾病）和法律（个人责任）普遍采用恶的特质论；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则更倾向于恶的环境论，因为他们敏锐地察觉到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塑造力量。两种理论其实都不算错，且相互发挥作用。从特质上来说，我们具备行恶与行善的能力，具体的行为表达则取决于
环境以及我们是否选择那么做。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其经典作品《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作恶的能力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要是坏事全是阴险的恶人干出来的，那只需要把他们从人群中分离开来消灭掉就好了。可善恶之线贯穿着所有人的心。有谁愿意消灭自己的一半心呢？我们善与恶的双重本性源自进化过程：人类是社会性灵长动物，对内亲善，对外排斥。为了个体的生存，我们必须和群体内的伙伴友好相处，这带来了同情、合作与利他等道德情操的进化——也即亲社会倾向，或善的特质。但进化压力不光创造出人类对群体内成员的归属感，还创造出了对群体外陌生人的仇恨与排斥，这导致了暴力、竞争和自私等邪恶情操的计划——也即反社会倾向，或恶的特质。
1990年，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裴度（Charles Perdue）用实验证明，我们自然地倾向于把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研究人员告诉受试者，他们参加的是语言能力测试，要学习一些毫无意义的音节，如xeh、yof、laj或者wuh。一组受试者看到的无意义音节是与“我们”（us、we或ours）一类的圈内词汇配对的。另一组受试者的无意义音节是与“他们”（them、they或theirs）一类的圈外词汇配对的。此外还有一个对照组的无意义音节与中性名词（他、她的或你的）配对。接着，请受试者评价这些无意义音节带给自己的愉悦感或不愉悦感。值得注意的是（当然，值不值得注意，取决于你对人性的看法），无意义音节与圈内词汇配对的受试者，评出的愉悦度明显高于圈外词汇组和中性词汇组。
我们既善且恶。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环境下都是善良的、道德的，会做正确的事；但在某些特殊环境下，藏在我们内心黑暗面的行恶的能力也会冒出来。
斯坦福监狱实验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菲利普·津巴多就是个传奇人物了，而且打那以后他的声望有增无减。他出生于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父母是没什么文化的西西里人。津巴多亲眼目睹了人置身法律有名无实、猜忌无处不在的环境时会怎么做。他早年在斯坦福大学当教授，设计过一次实验，观察两辆报废汽车：一辆放在他度过童年时代的南布朗克斯区；另一辆放在加州帕罗奥多的高档社区。在布朗克斯，研究小组还来不及装好隐藏摄像机，人们就开始拆车了。短短一天之内，汽车遭到了23次破坏性攻击，全在白天，肇事者均为恰好经过的成年人（只有一次例外）。而在帕罗奥多，汽车一直没人动，直到津巴多放弃实验，把车开回校园。此时三位邻居打电话
报了警，说附近有辆车被人偷了。如此巨大的差异，显然并不是因为纽约人与加州人在特质上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布朗克斯与帕罗奥多的生活条件有异。异在何处呢？
这正是津巴多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想要解答的问题。如今，这个实验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和弗洛伊德的沙发、斯金纳（）的箱子、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的从众实验不分高下，同属奠基之作。只要上过基础心理学课程，你一定听到过菲利普·津巴多的大名。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细节，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了。研究人员在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草草拼凑出来一所监狱，把办公室改建成了牢房。随机选出的学生“囚犯”，被“斯坦福警察局”的警察在家里逮捕，抓进巡逻车带到监狱。“狱方”给他们喷杀虱剂，勒令其裸体站成一排，挨个分发土褐色的囚衣，塞进6×9英尺的狭窄囚房。警卫们领到了警棍、哨子、囚房钥匙和闪亮的墨镜。接下来的几天，这些原本心理健康的美国学生，全都入了戏：不是变成了暴力、专制的警卫，就是变成了士气低落、冷漠的囚犯。按原计划，实验要进行两个星期。津巴多当时的女友（现在是他的夫人，两人结婚已经30多年了），看到囚犯们在深夜如厕时遭到警卫虐打，头蒙黑袋、腿铐脚镣，连忙让津巴多中止实验，以免有人受到严重伤害。到了这时候，津巴多才意识到，自己也陷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不能自拔。“我叫停实验，不是因为在监区看到的那些场面，”他在实验的技术报告里解释说，“而是因为我惊恐地意识到，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最残忍的警卫，或是最软弱的囚犯，对自己的无力充满恨意：未得许可，我不能吃、不能睡，甚至不能去上厕所。”
我问津巴多，30年后，他怎样看待这次经历。“斯坦福监狱实验传递的信息是：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力，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要强大得多，可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像我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努力纠正大多数人的观点：恶只不过是个别人的特质——藏在他们的基因里、大脑里或者本质上——世界上有好苹果，也有坏苹果。”但的确是有坏苹果吧？是的，当然有，津巴多承认，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恶，并不是少数坏苹果犯下的，相反，而是普通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极端行径。津巴多宁愿不对人做先入为主的判断。“怪罪个人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找出什么样的环境有可能激发出他们的恶行。与其说是坏苹果装进了好木桶，为什么不假设是好苹果装进了坏木桶？”
我们如何才能判断好坏苹果与好坏木桶之间的差异呢？“在斯坦福实验展开之前，我们知道参加的学
生都是些好苹果，因为我们让他们做了大量测试——性格测试、临床检查、调查他们的背景，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正常。接着，我们随机指定他们是警卫还是囚犯。这就是说，第一天的时候，他们都是好苹果。可没过几天，警卫们就变成了虐待狂，囚犯们变得情绪不稳。”津巴多的坏木桶腐蚀了好苹果。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曝光后，津巴多和媒体很快将它与斯坦福囚徒实验联系起来。接受了几次采访之后，一家律师事务所找上了他。这家事务所要为上士伊凡·弗雷德里克（Ivan Frederick）做辩护。上士是部队的宪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1A和1B层值夜班，而这两层，正好是全伊拉克虐囚事件最严重的地方。津巴多并未否认弗雷德里克虐囚的事实（弗雷德里克对此供认不讳），但他知道，自己想要探究的是促使警卫们折磨、虐待、羞辱囚犯的深层环境原因。按津巴多的说法，弗雷德里克到伊拉克之前，是个地道的爱国青年，“经常去教堂，家门口每天都挂着美国国旗，一听到国歌就热泪盈眶地挺胸起立，信奉民主自由的美国价值观，他参军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价值观。”弗雷德里克被控虐囚后，津巴多安排了一位军方的临床心理医生给他进行了全面的心理评测。评测指出，从各个方面来看，弗雷德里克都再平常不过了。他有着平均水平的智商和个性，“没有虐待狂或病态倾向。”对津巴多来说，这些结果“有力地说明，军队和检方主控人强加给他的‘坏苹果’特质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根据自己在斯坦福监狱实验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发现，津巴多提出了人、环境和制度的三要素说，以及这三者如何相互作用，驱使好人做恶事。这里我们看到了恶的特质论（人）、恶的环境论（环境），以及津巴多在考察了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之后新增的第三项要素——也即人与环境共存的背景（制度）。“看到有关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报道时，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创造了这种扬恶的环境，”他回忆说，“制度是更大的木桶：也就是确立此类环境的法律、经济、历史和政治势力。大多数制度都有一层外壳，毫无透明度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