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许嘉璐文

语言与文化——许嘉璐/文

本文是北京师大汉语文化学院院长许嘉璐教授在汉语文化学院成立大会上所作学术讲演的提纲。

语言与文化

一关于文化

什么是文化?

文化的定义有多种。据国内学者说有500多种。我没有看到关于500多种的资料和论述，大概这是基于任何一个人说了文化是什么就算是一种定义所得出的数字。据国外哲学家说，现在已有20多种定义；大概这是就比较权威的著作而言，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由于文化的定义五花八门，又由于有人不研究文化本身，而热衷于在定义中折腾，所以有的学者主张“最好不下定义”。我想这是希望人们把精力集中于实实在在的基础研究，不要在定义问题上争论不休，而不是“定义不可知论”。定义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尽管出发时的认识和到达既定目标时的认识会有差别，甚至可能是较大的差别。对于研究工作来说，定义还是需要的。

我比较同意如下的说法：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制度与精神。这个定义里有几个要点。1．自然界赐予人类的一切都不是文化，如山川土石。2．即使是人类在蒙昧时期所创造的，也是文化。3．非人类所创造的不是文化，如猴子所画的画，蚂蚁所堆积的蚁山，蜜蜂所造的巢。4．文化是人类有意创造的，无意识形成的东西不是文化，例如婴儿涂抹的东西。

当然，任何定义都不能把定义对象囊括无余，对象的边缘也常常是模糊的。例如对于弱智者的艺术作品应该怎样界定?这是值得研究的。

二文化的分类

关于文化的分类，说法很多，角度也多种多样。有的学者还从教学或学习的角度又重新分类。我认为，首先我们应该根据文化自身的本质属性进行分类，然后在这一前提下再参考教学或学习的特点和需要进行再分类，否则类是分了，条分缕析，但是在进行具体操作时却难以遵循或自乱其例。

我把文化分为三类：

1．物质文化：衣食住行

这是以物质形式显现的文化，是物质层面文化的主要部分，是经济基础和思想观念在人民生活中的直接反映。

2．社会文化：艺术、民俗、宗教、制度、法律等

这是上层建筑中的主体。

艺术虽然主要也是凭借物质显现，但是物质不是其本身。例如雕塑、绘画。

民俗无所不在。它实际是民族哲学观念在人民生活中的外现。但是民俗的来源（或者说对它的决定性因素）则是多元的：自然规律、生活规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政治制度、学术流派、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等。但是民俗的整体却不是这些来源、决定性因素的拼合，而是经过了民族的选择、加工，集中反映了民族的哲学观念。

宗教是超国界、超民族的。即使是外来宗教也是民族的文化，这是因为任何宗教当它要在一个国家或民族落脚生根，就必须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即吸收本土文化的营养，以适应当地人民的心理、习惯。这样，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宗教也就成了本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对于中国都是外来的，但是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因而在中国生根了，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袄教、景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就被排淘汰了。即使是佛教，其

中有些宗派，例如唐玄奘所宣倡的“唯识宗”，在红火了几十年后很快就衰落消失了。其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于违背了上述的原则。

3．哲学文化（包括社会和生活观念、审美观念）

这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有关哲学体系的论述，都是学者归纳的，是民族的哲学观念的总结和概括，而不是民族哲学观念本身。民族的哲学观念既体现在民族的这些著作当中，更多的则渗透在民族的形而下的种种形态中，也就是上述的第一类和第二类文化中。

中华民族的哲学和观念是动态的，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所有外来的文化，不断丰富提高。但是，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哲学，毕竟有它的核心，有其万变不离的“宗”，这就是中华民族所探求到的自然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真理。不把握这个核心，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会就事论事，甚至会曲解事物的本质。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传统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越来越深入，但是可供我们驰骋的空间还很大，也就是说，现在的研究距令人满意的水平还有不小的距离，需要我们开拓的课题还有很多。

文化的三个层次间是互相交叉、渗透的，有时同体共存。例如建筑物是物质，但其格局、规模、装饰，都与艺术、民族习惯、政治制度有关，与民族的哲学观念有关。即使像“行”这样的事物，也脱离不开民族的这个文化体系。中国古代对行路的各种方法、形式都有规定，同样体现了主体文化对人的要求与束缚，是当时政治制度的反映。①又如我国古代“和而不同”的观念，在烹饪、器皿等物质文化中都有所反映；自先秦形成的天人观念在宗教、民俗、制度上也时时体现。社会文化对物质文化和哲学文化的渗透、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例证不胜枚举。例如佛教对中华文化中艺术、民俗、制度方面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敦煌艺术到老太婆的拜佛，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有，这方面的情况无须多说。佛教对中华固有哲学和观念的影响则比较复杂。一方面佛教对中华文化产生影响，丰富了中国的哲学；另一方面佛教也接受了不少中华固有文化中的哲学营养，使之适应中国，并且最后走向了佛教本土化。例如汉民族自古讲究修身养性，讲究自省；同时，中国的哲学引导人们入世，不主张苦行，这是和早期佛教在印度流传时极不相同的地方。佛教在中华文化面前退却了，“人人有佛性”、“见性即佛”等学说成了中国佛教重要特征的一部分。

三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一）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特殊在哪里?

1．它是史前时期的产物，是人类无意识的创造——不完全等同于文化的创造性。

2．它既不属于主观世界，也不完全属于客观世界，具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性质。

3．它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反映，是超时代、超政治、超观念的。

因此，三个层面对它都不合适。

（二）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

说它是最重要的载体，是相对于其他载体而言。其他载体只能向人们显现文化的一个部分，甚至是文化的一个角落；而语言则全面地储存着文化的整体信息。语言如果要超越时空，就需要借助于文字。从现象上看，似乎是文字充当着最重要的载体，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的负载功能，是靠它与语言的特殊关系而存在的。

语言由语音、词汇、语法三大要素组成。负载文化的任务主要是由词汇，特别是实词词汇承担。语音和语法是超时代的。有人主张汉语语法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意识，似乎至今缺乏有力的论证。

我们平时说词汇对于社会生活最为敏感，这也意味着许多文化凝聚于词汇。黄侃先生说一个字就等于一句话，意思是任何概念所包含的，实际是一个定义、一个判断。而定义、判断则是文化意识的结晶。当前中国的社会生活变化剧烈，因此在词汇上表现为新词新语的剧增。但是，这还不是语言对文化产生影响的最好例证，因为大量新词新语是暂时的，它可以构成对文化的一时冲击，多数不能对文化的整体，特别是人的观念产生影响，不见得能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只有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生活的底层，经过历史的选择和淘汰、进入了民族基本词汇的语言事实，才是语言对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标志。这一现象需要用历史上的事实加以说明。例如佛教在中国传播了近2000年，对中国三个层面的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一些词如自在、见地、法门、公案、功课、报应、解脱、因果、地狱、观照、有缘、机缘、投机、印证、化身、红尘等等都来自佛教；佛教词语甚至成为成语进入词汇体系，如立地成佛、天花乱坠、当头棒喝、随机应变、回光返照、不可思议等。这些词语已经让后人感觉不到是佛教词语，也就是说它们已完全融汇到汉语固有的词汇中，成为汉语的组成部分。

（三）语言对文化的巨大反作用力

文化内容，特别是哲学文化在靠语言进行传播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分不清语言和它所指的事物，于是经常误把语言和其所指混同。于是语言又反过来对文化产生影响。最突出的例子如语言崇拜（包括文字崇拜），如汉语的双音节词汇对对称美的观念的形成所起的强化和推动作用，如宗教语言进入全民语言后，语言本身对人产生影响等。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开拓的领域。应该承认，对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研究还很不够。

（四）语言理解与文化理解的关系

正是由于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语言理解就包含着文化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语言理解的层次越高，文化理解也就越高，需要的文化理解也越高。换言之，对于非汉语背景的学习者而言，三个层次的文化都是需要的，不可只给这个，不给那个，至于课程给予到什么程度，具体内容怎样确定，则是应该进行研究的。

近年汉语教学界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重视，即基于这一原理。学界在这方面进行的探讨已经不少，意见虽不很一致，但在上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则是共识。

周思源先生认为，汉语学习初级阶段的文化定位表现为“文化因素”或“文化背景知识”；目的语学习越往中高层次发展，接触的文化越来越高，学习的内容越以专门文化的面貌出现。“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②

现在的问题是，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文化背景和文化储备应该以什么形式进入教学领域呢?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一个人毕其一生也不可能完全把握，对于来华学习汉语的学生，我们应该给予他些什么，才可以既满足他眼前的需求，又为其以后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打下基础、提供门径呢?这就是前几年对外汉语教学界讨论得很热闹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也就涉及到了我们学院的建设和老师业务发展问题。

下面我就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四关于语言文化学院的方向和学科建设

首先，基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学院的方向应该是以语言教学为基础，建成语言和文化并重的教学与研究基地。之所以以语言教学为基础，是因为我们的任务主要是第二语言教学，而且以实用汉语教学为主；外国学生到这里来的第一目的是学习语言，多数是把汉语作为日常工作谋生的手段。之所以语言文化并重，是因为语言与文化的特殊关系，中国文化储备对汉语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因为无论是实用型的学习还是出于对中华文化的兴趣而学，都需要中华文化的知识，他们之间只有深浅广狭之别。因此，学院拿出来的文化课程，应注意“通用性”，要注意课程内容的覆盖面，要注意雅俗（汉语水平的高低）共赏。

其次，我认为语言文化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学院老师个人的学术发展方向应该是大同小异的关系，是学院包容个性，个人组成全局的关系。所谓大同小异有三层涵义：一是指语言与文化是全院的方向，作为学院的教师，每个人都应该在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有所钻研，而每个人的侧重点可以并应该有所不同；二是每个人对语言的研究，可以有领域的不同，或在语言本体方面，或在语言应用方面，或在语言教学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在文化方面，同样可以有研究领域和深浅的差别。三是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开出学生所需要的课程，而外国学生所需要的文化课程应该无例外地要深入浅出，要通俗，要使操第二语言的外国学生当堂理解，并在课外能运用课堂上所得到的知识和能力去继续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因此老师的研究成果尽可以深入、专门，而教给学生的则是从自己研究成果中

提取的精华。简言之，教师的研究可以深而又深，但是拿到课堂上去的东西则一定要浅，要适应学生的水平。说到这里，我想说，从非汉语背景的学习者的需求和接受效果角度说，我不同意把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一是在实际教学中二者无法科学地分开，只能由教学者主观地决定；二是“知识汉语”与“交际汉语”其实都是围绕着语言交际而展开的，只不过二者所说的文化对语言交际的作用有直接和间接的不同，而所谓直接和间接也是难以区分和预料的，何况还有非语言交际存在，文化储备对于非语言交际同样重要，我们是不是为此而另设“非语言交际文化”呢?

学院的建设和老师个人的发展之间的“大同小异”，对学院的建设和教师的提高都是有利的。只有教师在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都有或深或浅的造诣，学院的语言与文化课程的质量才能有可靠的保证，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才能处理得恰当。同时，学院的主要任务不但没有妨碍教师个人的兴趣和特长，相反，正需要教师在自己有兴趣和有特长的领域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因此，我希望学院不单设文化教师，可以有人语言教学多些，水平高些，有人文化教学多些，水平高些。

学院的当务之急是能尽快地就着文化的三个层次或三个类别调整我们的文化课程。因为学院在汉语教学方面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虽然这些经验还有待提高，还需要从理论的角度进行总结。但是无论就“结构—功能—文化”理论而言，还是就大家的教学实践而言，给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定位，都是我们学院当前需要解决，而且一旦着手就会很快见效的问题。

为了达到我们的这一目标，学院应该拟订出切实可行的文化课程建设和对对外汉语教学进行理论总结的规划，老师们围绕着学院的规划，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定出开设文化课程的时间表和准备工作的计划，积极稳妥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做起来。以汉语和文化的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保证和促进课程水平的提高。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经过几年的努力，学院在科研和教学两个方面都会有长足之进。

要达到这一目标，既需要学院全体老师的艰苦奋斗，也需要学院外专家学者的帮助。因此，聘请一些专家做我们的兼职教授，或请一些专家来讲课，是必要的。在这方面，我也将尽到自己的职责。

最后，我想用朱熹的两首诗作为我这次讲演的结束。

《任重》

气无强弱志为先，努力便行休放肩。

捱得一番难境界，便添脊骨一番坚。

《九思》

人之进学在于思，思则能知是与非。

但得用心纯熟后，自然发处有思随。

诗写得并不怎么样，而且是谈理学的；但是其中道出了治学的一些基本规律，我想奉送给大家，让我们一起立志，努力，磨练，思考，厚积薄发，把汉语文化学院建设好。

按：在准备这次讲演过程中，我参考了《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一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注释：

①参看拙著《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北京出版社，1988。

②周思源：《论单位汉语教学的文化定位》，载《语言文化教学研究》，华教出版社，1996；又载《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