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安全论文

《国家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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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心应定位于明晰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公共文化的建设方向；战略措施运筹应集中于完善文化管理系统，提升文化软实力；战略底蕴开发应立足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战略环境优化应着眼于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

国家文化安全作为一个战略问题近年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在美国和西方实行文化扩张战略的情况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与西方迥异的和正在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至关重要。本文从战略重心定位、战略措施运筹、战略底蕴开发、战略环境优化等四个维度试图简略构建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基本框架。

一、国家文化安全战略重心定位——明晰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公共文化建设方向

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下的文化包含三个方面，即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以此对应国家文化安全由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公共文化安全构成。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心应定位于明晰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公共文化建设方向。

1.进一步解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活力

意识形态是政权合法性的文化基础，而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是国家文化主权的最主要体现，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靠国家政权来维护与传播，同时也为国家政权提供“合法性”的文化基础。我国文化安全的核心问题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仅仅靠政权来推动，而要靠自身的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永葆科学的生机与活力。解放和发展创新力是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根本所在。进一步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活力，关键在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转型。

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可划分为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在这三要素中，根植于特定利益的价值理想是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核心，理论学说与政策主张最终都是为价值理想服务的。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中，意识形态三要素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处于合一状态，这种类型的结构缺乏兼容性与灵活性。实际上政策与理论观点都是动态的，而价值理想却具有“终极性”，在三者合一的结构中，这种矛盾会导致整个意识形态系统经常呈现紧张和不稳定的状态。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这种“合一”状态使得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变得单一化、僵硬化。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现代转型，就是要实现理论学说、价值理想、政策主张的合理分离，使其各归其位，并在各自领域按自身特点发展的基础上保持统一性。这种结构具有开放性、兼容性与灵活性。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现代转型，才能使主导意识形态体系具有自恰

性、兼容性与灵活性，因而具有更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最终获得动态的稳定性和永恒的生命力，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内在推力。

2.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民族文化是国民凝聚力的深厚来源，是民族国家完整性的文化基础。民族文化及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民族文化安全直接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民族国家核心利益，维护我国民族文化安全的战略优先方向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党的十七大把“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四大战略部署之一。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必须依托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过去、面向未来，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善待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挖掘整理和科学扬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品格。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首先是要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在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构建中，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十分重要。只有具备了这种意识，我们才能以更加深邃的目光去审视文化遗产和文化现象，才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才能以创造性的劳动去获取研究成果和工作实绩。其次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脉。民族文化只有实现创造性转换赋予当今时代的含义，取得文化传承的现代形态才有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可能;第三是要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人民族文化之中，用民族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民族文化，在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中融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髓，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打上民族文化精神的烙印，使这两股文化势能汇集在一起，提升整个国家的文化势能，从而增强国家文化力。

3.引导公共文化健康发展

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中的文化还存在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不能完全涵盖的文化形式，即国民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与文化实践，这可称为“公共文化”。公共文化是一切文化形式体现其目的与功能的最终载体，既不违背主导意识形态导向和民族文化认同，又体现真善美价值的公共文化实践，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而违背主导意识形态导向和民族文化认同，甚至走向真善美反面的消极、低俗、腐朽—如宣扬色情、暴力、恐怖、歧视等的公共文化实践则在最深层次上消解国家文化利益，危及国家文化安全。

应对公共文化的庸俗化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挑战，关键是在文化面向市场背景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大众文化建设，积极引导公共文化健康发展。在大众文化建设中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处理好大众文化商业化与文化追求的关系，同时有效地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整合起来，使得主导文化势能的力量在大众文化领域得到拓展，从而使文化的多维价值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

和消费相结合，形成与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相贯通的文化体系。

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措施运筹—完善文化管理系统，提升文化软实力

在当今世界的国际环境中，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安全状况的首要因素还是实力，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战略谋划的重要作用。高质量的战略谋划能充分调动国家战略资源，使国家力量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发挥所谓“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反之，则可能白白浪费国家战略资源，使国家力量大打折扣。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措施的运筹应集中于完善文化管理系统，提升文化软实力。

1.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研究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一方面应着眼于增强国家文化力，另一方面也应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谋划。实际上，如何有效增强国家文化实力，这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谋划问题。当前，缺乏完整、全面和系统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是当前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巫待解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和战略措施尚未充分体现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战略中。而考察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应从两个层次展开:一是战略意识，二是战略措施。战略意识是战略决策的背景和重要基础，主要是指决策者及其“思想库”对战略谋划对象的认识状况。目前，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最突出的情况就是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认识不足，由此，必须建立健全我国文化安全研究思想库，加大对思想库的扶持力度，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研究。

2.建立健全国家文化安全决策管理系统

国家文化安全危机决策管理系统是实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枢纽性环节，该系统的建立并不是要在原有的国家文化管理体系以外另起炉灶，而是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给原有的文化管理系统赋予国家文化安全决策管理的功能和职能。我国原有的文化管理系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很大程度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以集权、集中和统一为主要特征。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化管理系统有了很大变化，但相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应对全球化条件下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等新任务、新要求，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还需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安全危机处理的三大机制:一是常设性的文化安全危机管理协调机构，这是建构危机管理机制的前提;二是政府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的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和长效的沟通机制;三是国家文化安全预防预警机制。

3.构建国家文化创新体系，提升文化创新力

文化创新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

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胡锦涛同志也强调:“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放眼全球，构建国家文化创新体系已经刻不容缓。作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文化创新力的开发与提升是一项关系全民族的国家文化建设工程，它主要围绕国家整体创新体系能力的建立，以关注个体文化创新为基础，以为提高群体文化创新为目的，以文化制度与管理政策创新为手段，以构建国家整体文化安全体系为归宿。所以，要从根本上实现文化创新能力的提高，就必须在汲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鼓励和引导人们在文化领域进行大胆的创新，尊重和保护人们进行文化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制定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创新体系，引导和协调包括文化管理部门、学术界以及民间社会的关系，共同推进国家文化创新能力所必需的观念、制度和政策的创新和探索。

4.构建多元化的文化传播体系，增强文化传播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传播呈现全球化趋势，文化传播的途径和载体也更加复杂多样，文化传播力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从宏观战略高度上看，增强文化传播力关键是构建多元化的文化传播体系。

首先，应以文化建设引领文化产业发展，强化文化传播力的物质基础。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更重要的是要作为加强文化建设、扩大文化传播的手段和途径来认识。这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一方面要确保本国文化产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WTO所给予的战略空间，促使更多的进人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投资包含更多的中国文化信息。其次，应加强对外文化外交与文化交流，提升文化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进人21世纪，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并藉此来弘扬本国文化，扩大自身影响。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趋突出，利用文化来提高本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战略抉择。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势融人国际社会，不断开拓对外文化交流的新领域、新渠道和新形式，积极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艺术走向世界，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三、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底蕴开发—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在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体系中，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是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发展的底蕴所在，也是文化势能积蓄、文化创新力和传播力提高的重要前提。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将其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追寻其逻辑起点，探明其发展规律，并结合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情况作出战略思考。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交汇于西方资本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学术三条线索的发展。三条线索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大矛盾，即科学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应对世界变局，实现民族史向全球史转换的探索中走出的一条成功道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是这条道路的文化与学术维度。在文化及人文学术领域，全球化历史逻辑对应地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与借鉴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思想，以及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的创造性转换。

进人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出了新要求。2004年I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本文简称“一指三中”)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总目标。“一指三中”的科学含义应置于三条线索形成的张力为背景，三大矛盾对立统一为框架的分析中进行解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统领意识形态领域，这与三重逻辑中社会变革领域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相对应，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体的和当下的实践形式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理应包含充分借鉴资本主义精神文化成果和吸收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成果。“三中”的实质是强调个性的弘扬，而中国的国别性和民族性只有在全球性和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中才具有现实性，只有在对“科学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三对矛盾的解决中才能变成现实。因此，“一指三中”的科学含义就是沿着三条线索决定的发展方向，不断解决三大矛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一指三中”为总目标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关键在于抓好两大核心任务:根据不同学科和学术体系意识形态性的强弱不同分层分类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同时建立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吸收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系统中的学科经验和中国传统学术特点的动态的学科结构体系。

四、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环境优化—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

国家文化安全指向的是国家文化利益，安全威胁的直接来源是国家间文化利益矛盾，因此，在国际社会中现实地存在着国家间的文化力量博弈，文化大国或强国在国际文化博弈中可能表现为文化扩张或文化渗透，而文化弱国则可能面临这种扩张或渗透的威胁。然而，国家间的文化竞争和文化利益矛盾并不必然地通过文化冲突和“文化战争”的方式解决，这决定于国际文化秩序的状况，在存在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的国际文化环境中，靠力量说话，实力决定一切，但是，如果国际文化环境是健康的和平等的，国家间文化利益矛盾本着求同存异、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等原则解决，文化强国不扩张，文化弱国得到尊重，文化安全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因此，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优化我国文化安全的战略环境是解决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根本性因素。

在以往对国际秩序的考察中，更多关注的是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凸现，国际文化秩序理应纳入国际秩序的考察视

野。国际文化新秩序是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逻辑延伸，根据我国对建立稳定和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按照同样的逻辑延伸，我们可以把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本主张简单概括为: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特征，每一个国家单元的文化共同体的文化主权不可侵犯，各文化共同体不分强弱与大小平等参与到国际文化交流中，坚持和而不同，相互包容;以国家为身份的文化共同体应开展文明对话，各种文化应和谐相处，相互尊重;各种文化都有其优势和特点，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任何国家不得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应本着相互借鉴、共同繁荣的原则，构建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国际文化新秩序。

针对当前国际文化秩序中存在着文化传播的技术性资源分布不均衡、文化信息流量与流向不对称、文化传播为政治服务、文化信息的内容存在偏见等特点，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本途径应着眼于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应调适文化外交秩序，充分调动国际机制的作用，建立国际文化关系的基本准则。秩序的核心内容是规则，没有规则，就不可能有秩序。“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就必须大量建立和完善涉及文明问题的各种规则”。其次，要规范文化贸易秩序。与世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不相协调的是世界文化贸易发展严重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一边倒的趋势。要实现南北文化贸易平衡，关键在于打破国际旧秩序中“弱肉强食”、“赢家通吃”的“丛林法则”，在促进文化贸易自由发展的同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的保护和扶持，规范国际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文化贸易秩序;第三，要改革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改革信息传播秩序是20世纪70年代末第三世界国家提出来的基本主张。这种改革试图反抗由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的全球传播秩序，建立一种更加民主、公平和均衡的，相互平等交流文化与信息的新全球传播体系。这既是第三世界国家对现存的或传统的全球传播秩序造成的文化霸权等现象的不满和对本国文化安全可能造成伤害的担忧，也是对国际文化传播新秩序的呼吁和期盼。为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发达国家提出的一些有益建议和措施也得到了采纳，“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主张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应统一规划，合理运筹，为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奠定国际安全合作的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