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探析_全洪涛

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第38卷ɴ.6，2012Vol.38
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探析
全洪涛
一、商贸文化的兴盛
（一）古代南方丝绸之路
有关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见于公元7世纪前，当时在史书中略微记载了中国西南地区通向国外的第一条陆上商道：它起于四川成都，途经云南大理、保山、腾冲及缅甸北部，由印度的阿萨姆、孟加拉、北印度以及西亚地区，最后到达大秦（即古罗马帝国）。

从云南大理到缅甸与印度的道路及里程，在《新唐书·地理志》中都有详细记载。

其中，陆上通道主道是从成都出发，南经云南大理后，经永昌到达缅甸，进入缅甸后则分南路和北路两条主道，南路最后到达位于印度东北地区的曼尼普尔；而北路则经腾冲到缅甸密支那，最后进入阿萨姆。

这两条主道都需穿越那加山，而那加山的西北端是一条古时印度到达缅甸的较为发达的交通路线。

尽管这一条西南地区通往他国的陆上商道在历史上并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但其对西南地区与他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却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商道兴盛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巴蜀地区的商人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南亚等国进行货物交换往来，发展了巴蜀经济。

秦汉时期，官府加强了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管理和保护，加之商人们对高额利润的追逐，丝绸路上商贸活动更为发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商贸往来出现萎缩和中断。

唐宋时期的商贸往来主要集中于云南与印度、缅甸等国之间的交往，今大理地区成为最重要的交易市场之一。

在元代后的数百年间，因南方丝绸之路交通发达，商人将产于缅甸北部的珠宝、玛瑙、玉器及琥珀大量转输内地，作为中介地，云南成为重要的交易市场。

明朝以后，食盐成为云南输往缅甸的重要货物，而缅北的棉花也被大量输入中国国内，因盐、棉成为交易大宗商品，云南边境大门的八莫和缅甸的江头城日趋繁荣。

到清朝时期，中缅间的贸易往来以丝棉为大宗，中国商人在缅甸收购棉花后，将其运至八莫，后转运到云南。

（三）盐铁文化
南方丝绸之路途经了两个古代著名的盐池，即定窄（盐源）和滇西白羊井（大姚盐丰）。

此外，还有两条走向与南方丝绸之路一致的以盐井为连接点的商道：第一条从昆明经滇西到缅甸，俗称“夷方道”，两侧都有盐井，最为著名的即是禄丰黑盐井；第二条则为“马帮道”，此条商道经过普洱磨黑盐井和镇源盐井。

在各条商旅道的形成以及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南方丝绸之路形成后，运盐之道成为必需的辅助线路。

另一方面，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国内经济贸易往来也较为发达，主要表现为巴蜀铁器在西南地区的广泛传播。

据史料记载，至少于秦代开始，巴蜀地区即为中国西南地区最主要的铸铁基地。

随着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巴蜀铁器被商贾和移民大量输入西南民族地区，极大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民族文化的交流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属于“南夷”和“西夷”的范畴，学者们往往统称为“西南夷”。

西南夷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凿，曾经起到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这些活跃在西南边疆的古代族群，早在汉王朝势力进入西南地区之前，便存在着长期边境贸易的历史。

货物往来必然伴随着相互间的文化交流，进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各民族逐渐融合。

古代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大都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并循南方丝绸之路的走向逐渐形成集镇网络；以集镇为中心，则形成了相对而言较为发达的区域经济。

所以，经济文化交往成为自然环境封闭、经济文化彼此独立的西南地区极为重要的发展机制。

从这个层面讲，南方丝绸之路是西南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因素。

此外，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化。

三、边地文化的凸显
（一）货币文化
作为商品经济的媒介，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品交换的发展与繁荣。

根据考古发现和已有文献记载，南方丝绸之路中充当货币的主要有贝币（海贝）、中央王朝所铸的金属货币以及黄金、白银等三类。

西汉时期的货币反映了中原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与渗透。

唐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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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全洪涛，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091）。

南诏一统云南，白银成为南诏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往来的大额支付手段。

大理国时期，银锭也通过“互市”而流通到云南。

到明朝嘉靖年间，白银成为法定通货，民间开始大量使用银锭。

清代沿袭了明代的钱币制度，施行“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本位制。

此外，在云南和四川的部分地区，盐有时也被当做支付的手段。

因此，随着商贸活动的发展，南方丝绸之路的货币也在时间上呈现出较强的阶段性。

（二）宗教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西线的丝绸之路，二是东线的南方丝绸之路。

在西夏与宋的长期对峙时期，中印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东线的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而进行的。

而南方丝绸之路（或称西南丝绸之路）是东线丝绸之路的陆路路线，从地理上来看，上座部佛教无疑是通过陆路传播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

僧人们往返于历史所开辟的南方丝绸之路，从而将佛教文化传入中国，西南地区的傣族等民族，在经历长期浸润后终于开始信仰上座部佛教，因此在傣族中也就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贝叶文化。

（三）铜鼓文化
铜鼓起源于滇西楚雄，这已为众多考古学家所承认，但是人们对南方丝绸之路在铜鼓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知之甚少。

铜鼓分布面较广，纹饰复杂且极具地区民族性，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等地，以及境外的印度尼西亚和GMS国家等。

其中，南方丝绸之路在铜鼓的发展以及铜鼓文化的传播方面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以云南楚雄为中心，铜鼓文化沿南方丝绸之路而传播与扩散已得到考古的印证。

其中，有一支由云南楚雄向西经永昌道推进至沧源、西盟以及与缅甸接壤的较大区域，而该地区几乎没有铜的冶炼史，但铜鼓使用甚多，可推断该区域的铜鼓应该是由商人经永昌道贩运而至。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各不相同，铜鼓的纹饰、形状等也各具特色，然而通过文化交流、商品交换和民族迁徙等形式，铜鼓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便与南方丝绸之路紧密相连。

四、多元文化的交融
南方丝绸之路在推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还极大促进了文化的交融。

通过丝绸之路，中原文化对西南地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样，印度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对西南地区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就促成了西南地区巫、道、佛、儒等多种文化并行的格局。

每年公历3至4月份之间的泼水节，是西南边境傣族地区的一个最为盛大的民族节日，傣族人民相互泼水来祝福对方，并用清水来为佛像洗尘。

而在笃信佛教的印度，在相同的时间段也有类似傣族泼水的洒红一节，可见中、印两个文明古国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

因此，南方丝绸之路的陆上商道在推动地区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丰富和发展了各民族特有的文化。

五、结语
南方丝绸之路形成以后，对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促进了铜鼓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也使得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得以交汇。

由于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西南地区呈现出巫、道、佛、儒等多种文化并行的风格。

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让我们认识到，相互交往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得以发展的重要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贵昆、成昆铁路通车后，西南地区和内地各省区的交往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已逐渐萎缩，在经济交往中，地处边疆的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仍属于“死角”，不利于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南方丝绸之路这条古老商道对西南地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9世纪以来，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山间小道逐渐变成了公路和铁路，汽车、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奔驰在崇山峻岭之间。

重振南方丝绸之路，就是要加快建立西南地区通往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地区的陆上与空中通道，这包括建立一个以昆明为起点，途经缅甸北部，到印度东北部，最后和印度公路与铁路相连接的国际公路与铁路网；此外，还要开通西南地区到印度阿萨姆、加尔各答的航线。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将大幅度缩短西南地区通往印度洋的距离，进一步减少运输成本，扩大西南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和竞争力。

因此，重振南方丝绸之路并非沉湎于历史的痴梦，而是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战略举措。

重振南方丝绸之路，全面实现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往来，变“边疆死角”为经济往来中的坦途，不但对云南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而且对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伍加伦，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龙建民，唐楚臣：《南方丝绸路与西南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蓝勇：《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现状的思考》，《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S2期。

霍巍：《“西南夷”与南方丝绸之路》，《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S2期。

李绍明：《近30年来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1期。

四川省钱币学会课题组：《南方丝绸之路商贸货币探讨》，《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

（责任编辑廖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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