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研社版学术英语综合Unit8译文

第八单元全球化

Text A

从柏柏尔人到巴赫的全球化之路

马友友作为职业大提琴手已有三十余年，其间有整整二十个年头都一直奔波在巡演的路上，与此同时，我也致力于了解各种音乐的传统与文化。正是这些旅途让我认识到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个体身份、社会安定与友好交流建立至关重要的框架。

当今世界变化日新月异，这必然会导致文化上的不稳定，人们也不禁对自身的定位产生疑问。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屈从于他人的规则，因此常常会威胁到个体的特性。这种处境令我们不安，因为屈从他人规则就意味着不得不改变我们坚守数千年并引以为傲的风俗习惯。因此，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领导者们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在不牺牲个体特性与文化自豪感的同时，让各种文化和习俗逐渐发展到能够适应一个更大的平台呢？

这些年的音乐之旅告诉我，全球化进程中的交流互动并不只会破坏文化，相反，它不仅能创造新的文化，而且还会为那些存在了几世纪的古老传统注入新的活力，使其被世界上更多的人熟知。这一点与生态学上的群落“边缘效应”类似，后者本身是用来描述两个不同的生态系统交汇时的景象。例如，在森林与大草原这两种生态系统的交界之处，存在着密度最小但种类最多的生命形态，而每一种形态都汲取了两种生态系统的精髓。由此可见，有时候最有趣的事情往往发生在边缘地带，而交叉地带往往能够揭示出意想不到的联系。

文化，就像是聚集了世界各地瑰宝的拼图。探索世界的途径之一正是深入地挖掘文化传统的核心。举一个音乐领域的例子，每一位大提琴手的核心曲目都是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而每一个组曲的核心都是一种叫做萨拉班德舞（sarabande）的舞曲。这种缓慢而感性的舞曲最早来自于北非柏柏尔人的音乐，随后流传到西班牙，但因当时人们认为曲子猥亵而遭到禁止。后来西班牙人将这种舞曲又带到美洲，继而流传到了法国，在那里演化为一种庄严的宫廷舞蹈。一直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巴赫才将萨拉班德舞曲作为一个乐章融入到他的组曲当中。而现如今，我作为一名出生在法国巴黎的美籍华人，也在演奏着巴赫的这一组曲。这样看来，萨拉班德舞曲到底属于谁呢？诚然，每一种文化都吸收了最初的音乐，并将其自身特点融入其中，而此时音乐也被各种文化共享：它属于我们每个人。

我于1998年创办了“丝绸之路”项目，旨在研究地中海和太平洋地区各种文化之间几千年来的思想交流。当“丝绸之路”合奏团进行演出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同一个舞台上倾尽全力地展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合奏团的成员大都是大演奏家以及传统文化大师，无论是来自欧洲，阿拉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波斯地区，俄罗斯，中亚，印度，蒙古，中国，韩国还是日本，大师们都会倾尽所有地分享他们的知识，同时也对其他文化表达形式充满着好奇心与学习热情。

纵观过去几年，我们发现每一种传统都是一种成功的创造。因此，确保传统得以延续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我们现有的所有手段，让传统本身得以自然发展。例如通过录音，或者制作影片；通过来自博物馆，大学，设计院校，或者各个城市的人们的参与；通过在课堂和运动场举办表演，艺术团的音乐家们，包括我在内，也在不断学习有价值的技能。回国以后，我们再将所学的技能与其他

人分享，以确保我们的传统在文化上占有一席之地。

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在国外表演传统艺术能够激发国内传统实践者的热情与活力。最重要的是，每次舞台表演都清晰地展现出艺术家们对于他国音乐的热情，他们彼此之间已然搭建起一条充满尊重与信任的友情纽带。当然，此种令人愉悦的互动都是奔着一个所有成员都想实现的共同的伟大目标，因此每一次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都能通过友好的对话得以解决。我们对彼此敞开心扉的时候，就像是在陌生的传统之间建起一座桥，消除了由变化和误解带来的恐惧。换句话说，当看待世界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人们往往就能更好地认识自我，更好地理解生活以及文化。事实上，我们生存在这个渺小星球，和另一端的人所共有的东西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多。

认识这些文化共性的重要性并不只局限在艺术领域。目前不只是伦敦，纽约或者东京这样的大都市，就连一些中等城市也在经历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那么如何做到既保护每一种独特的生活习惯，又能让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呢？人口迁徙是不是必须像过去那样，都得不可避免地走向反抗与纷争呢？那么住在德国的土耳其人，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人，或是西班牙和法国的北非人又将何去何从呢？答案就是，蓬勃发展的文化驱动力将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如何才能让不同的人和平共处，同时又不会牺牲其特性与个人身份。而这和政治正确无关，重要的是承认每个人所珍视的东西，以及每种文化为世界带来的瑰宝。

若要教会学生如何在这样的世界上生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呢？人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呢？在这个竞争激烈的阶级世界里，发展依靠着测验与测量结果，因此我想要指出四个对教育尤其重要的方面，这四点是不可被测量的，也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且我们每个

人都可以做到。

当然，我的看法来自于我作为音乐家的经历。第一个重点的基础就是音乐家和老师们拥有一致的目标，那就是让他们演奏或传授的东西难以被忘记。这里的“难忘”指的是听众或者学生根据自己对音乐或者课题的经验而产生共鸣。这样一来，演奏或者课堂的内容就会更容易被理解，可以鲜活地留在他们的脑海中，并且还能慢慢地与未来的经验建立联系。当然我们各自的经历各异，但是我能肯定的是，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位老师，启发并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难忘的教育内容正是我所认为的第二个重点方面——是以热情为驱动力的教育的关键。充满热情的教育能够唤醒学生，带他们认识更广阔的世界，激发其好奇心。如此一来，学习要求就会转化为对学习的渴望，学习也就成了自觉完成的事情。给充满学习热情的学生上课时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同时，满腔热情的老师也更慷慨地分享自己所有的知识，这样以来就实现了教学相长。充满热情的教育让学生更加自由，拥有更多自信去探索作为个体的价值所在，以及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第三个重点叫做不逾矩的想象力。想象力需要利用我们所有的智慧，感官，经验以及直觉来构建可能的场景。凭借想象力，我们可以超越现实的时间空间，继而展望遥远的未来。除了可以让我们有能力思考当今所需要的工具之外，想象力还能让我们为子孙后代着想，思索他们需要为这个共同的世界做哪些贡献。作为艺术与科学发展的强大引擎，想象力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运用的资源。

除了不逾矩的想象力，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共情能力。能够摒弃偏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当你深切地理解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拥有共情的能力，因此也能够建立很多意想不到的联系。这样的情况下，你距

离那些本来遥不可及的事情就会更近一步。当我们面对这个专门化，分类化，充满着责任的世界时，共情能力作为根本的能力，能让我们真正地认识到自身为人类的一份子的这个身份。

世界本就错综复杂，教育者们不仅要帮助学生如何认清自己，同时也需要尽可能地开阔其眼界，因为这点至关重要。只有当教育具备了这四个重点（难忘的教学内容设计，激发热情的学习动机，建立不逾矩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才能栽培出有能力积极创建未来的世界公民，而这个未来也一定会令我们所有人引以为傲。

Text B

全球化之争

理查德?W?曼斯巴赫，克里斯腾?L?拉弗蒂当今的全球化浪潮已然引发了来自不同群体的激烈讨论。这其中不乏暴力的极端主义者，他们在不同场合聚众游行以反对全球化理念，抗议全球化进程，例如1999年在西雅图召开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2001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以及在2001年和2003年在瑞典哥德堡和希腊雅典举行的欧盟峰会都有他们的身影。游行的队伍运用手机，加密的互联网信息以及电子邮件来扩大动员，其中的代表成员包括来自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的会员；善待动物组织（PETA）的动物权益保护者；美国激进环保组织—雨林行动网络（RAN），地球优先！（Earth First!），和山峦俱乐部（Sierra Club）的环保激进分子，以及来自全球交流组织（Global Exchange）和美国反全球化组织—直接行动网络（DAN）的人权保护人士。激进的游行分子使用醋浸泡过的破布来对抗催泪瓦斯，钢丝铁网，聚氯乙烯（PVC）管，以及抵挡街道游行浪潮的铁臂人墙，还会用滚珠轴承和大理石弹珠来猛击警察的马。最终，这些激进分子也袭击了警察，并且承认在西雅图、日内瓦等其他世贸组织会议上公开制造破坏和骚乱。

诚然，人们对全球化现象确实褒贬不一。但很多反对者都对自己的主权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忠诚，他们相信国家的存在能够保障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反全球化主义者们争辩说，在某些国家，例如欧洲和北美国家，公民自身享有决定自身命运的发言权，但是恰恰相反的是，他们在大型跨国企业的平台上，如欧盟或者世界贸易组织这些特殊的国际机构，以及经济市场上甚至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发

言权。因此，他们认为，正是全球化造成了这种民主赤字，在这种环境下所建立的机构组织剥夺了员工的发言权，将人们抛入各种经济与文化力量的博弈中，无法掌控自我。在他们眼中，全球化正在逐渐消解人们决定自身未来的能力及权利，进而导致疏远与焦虑情绪不断滋生，因为人们的生活都被那股他们无法控制或无法理解的遥远力量给打压到喘不过气来。

全球化反对者们认为全球市场迫使国家以及工业向外输出工作岗位，削减社会福利和卫生计划，让人们面对如此冷酷无情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时能够咬牙坚持，艰苦生存。对此，他们向这个时代抛出很多尖锐的问题：如果国家丧失主权，有谁能够担当起全民谋福利的重任？又有谁能够维护公民的权利？谁来心系公民的经济需求，谁来伸张正义，又是谁将会维护国家利益？而这些反对者们的回答是“没有人”；当然，人们需要的不可能是那些正在兴起的全球各大公司的高管精英们，也不可能是那些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即公司股东们。总的来说，按照以上反对者的说法，全球化削减了公民身份的权利与责任，不论是在国家贡献，全民福利，还是民主参与方面都是如此。

据反对者所说，大型跨国联合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运作暗中损害了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因此，他们联合起来针对贫困群体实施有组织的暴行。除此之外，投资资本逐渐向环境和劳工标准低的国家转移，这将会造成人们多年来所奋斗的生活水平，工作水平和环境标准的继续降低。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主张寡头政治的企业和银行在全世界搜寻廉价劳动力，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转移工作，为了保有竞争力和谋取更多利润不惜破坏环境。简而言之，全球化的反对者有时将这种为了追求全球最大化的竞争力而寻求廉价劳动力，给予工人最低程度的保护，制定最低的环境标准的行为称为“竞次”。

针对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争议声仍不绝于耳，这些组织为了追求企业自身利益，不惜强迫国家政府执行有损于公民利益的政策，在贷款上制定苛刻的条件，来对抗那些本来就无力抵抗的弱势群体。总之，全球化削减了公民身份的权利与责任，削弱国家保障人民福利的能力，进而降低了真正实现民主参与的可能性。

除了损害民主权利与公民自由，反对者们坚持认为全球化的经济以及全球性的文化使得丰富多彩的地方传统、审美标准，甚至是当地语言遭受同化的厄运。在肤浅的“可口可乐“或”麦当劳“或”李维斯”文化大行其道之前，各种古老文化一直在不断让步退缩。本土的传统价值观逐渐被美国制造的电视剧、电影、广播以及流行音乐所侵蚀。反过来，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十分推崇个人主义，自恋和贪婪；热衷传播色情与暴力图片；大肆腐蚀道德标准和宗教信仰。因此，不同群体（民族性的，全国性的，宗教性的群体）在面对他们所察觉到的威胁时仍极力坚守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尊严以及价值，而这种觉悟将使他们把自身的满腔怒火引向全球化以及其首要倡导国——美国。除此之外，反对者们还争论说，国家为公民提供身体以及心理安全的测量方式，清晰的身份，一种对更强大事物的归属感。如果自身文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被同一化，那么在这之前存在过的其他身份，例如宗教的、部落的身份等都会形成一种心理层面的空白。

反对者们还提出，全球化还将会带来另外一种恶果，那就是它推动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或为了寻找工作，又或为了躲避暴力。如此一来，大规模的迁移导致群体的破裂与分离，形成文化上的贫民区，同时跨国犯罪产业如毒品走私和贩卖人口愈演愈烈，因为心生绝望的人们迫切地想要得到工作，女性被困在家中或者成为性奴隶。另外，被全球化大力推崇的科学技术例如互联网技术，给洗钱和

金融投机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那些政治狂热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不少帮助。

Text C

全球化与贫穷

马特·奈斯威斯基全球化，它到底是否如其倡导者所坚持的那样，帮助扩大了世界财富？或者，是否如它的反对者所控诉的那般，损害了穷人的利益？在名为《全球化与贫穷》的新书中，十五位经济学家探讨的正是这些以及其他问题。此书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安·哈里森编写，哈里森在书中对很多调查结果进行总结，得出的中心结论就是，如果合理的补偿政策与相关机构能够实施到位的话，贫困群体确实将会从全球化中受益。

哈里森首先注意到，大部分关于全球化和贫穷关系的论述都是间接的。更确切地说，随着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贸易系统中，世界贫困指数已经实现了稳定下降，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两者之间有非常明确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全球化和贫困》中的很多研究都表明，全球化和不断恶化的不平等现象脱不了关系，因为贫困群体并不总是能够从贸易中分得一杯羹。当然此书也探讨了其他方面。其中一点就是，当一个国家充斥着大量不具备特殊技能的劳动力时，这个国家的穷人就并不总是能从贸易改革中获得收益。另外，如果工人在从承包经济部门转移到不断扩大的部门（如印度和哥伦比亚）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拥有最大限度的机动性，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分享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如果贫困的农民能够接触到信贷以及技术实践知识（如赞比亚），能够拥有社会安全网如收入支持（如墨西哥），或者能够针对性地提供食物援助（如埃塞俄比亚），

对他们来说，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将有可能会增加。

书中所搜集的证据强有力地表明出口增长和外来投资已经在很多地方成功降低了贫困率，例如墨西哥，印度，还有波兰。但与此同时，货币危机对贫困群体来说将会是沉重的打击。在印度尼西亚，自1997年的国家货币危机以来，贫困率至少增长了50%，而现在的墨西哥还未从1995年的比索危机中回过神来。

哈里森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全球化也在穷人自身群体中分化出成功者和失败者。例如，在墨西哥，小玉米以及中等玉米的种植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眼睁睁地看着收入减半，而同时大玉米被广泛种植。在其他国家，出口部门或者拥有外来投资部门的贫困工人确实也从贸易和投资改革中获得了好处。然而早前的保护区域的贫穷率却快速增长，因为这些区域在进口竞争中首当其冲。在一个国家，贸易改革甚至将会损害乡下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为这些乡村或者城市的消费者购买这些农民的农产品提供了福利。

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哈里森对此也表示认同，但是她还指出《全球化与贫穷》这本书中所涉及的研究已经得出了不少非常令人信服的结论。其中一个结论就是以上两者的关系并不只是建立在贸易、金融全球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全球化和其他经济环境的互动上：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向农民提供信贷和技术支持，值得尊敬的机构以及运营管理，以及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包括灵活的汇率兑换。哈里森认为，以上这些条件正不断成为不少跨国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所关注的焦点。

哈里森补充说，当然人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来确认劳工立法是否只能够保护那些少数工人的权利，因为他们是发展中国家正规部门的典型群体；或者需要确认此种立法是否能够缓和短期调整资本带来的影响，帮助劳动力从全球化浪

潮中受益。反对血汗工厂的行动主义者们认为在这方面进行选择性干预是可以成功的。

哈里森进一步注意到，很多经济学家预测拥有大量非技术型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将会从全球化众受益，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对非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正逐渐增加，但是这种观点太过简单化，通常与现实存在出入。跨国研究资料显示，全球化进程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现象愈发严重，而这种后果也抵消了降低贫困率带来的部分好处。

《全球化与贫穷》这本书暗示了不少观点。首先，阻碍发展中国家出口将加剧本国的贫困状况。第二，对于那些可能会遭受全球化冲击的不同国家的贫困群体，需要制定慎重的有针对性的对待举措，这是十分必要的。最后，有证据表明，单一地依靠贸易或者外国投资是不足以减轻贫困的。穷人更需要的是教育的普及，基础设施的改善，信贷的渠道流通，以及在从承包行业向不断扩大的企业转换过程中如何利用贸易改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