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

怎样看张艺谋不举报吸大麻艺人？

有媒体报道称，张艺谋发现身边有个别艺人吸大麻却没举报，遭到部分舆论的质疑。质疑无非是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有的认为不举报吸大麻的行为违法；有的认为这虽然不违法，但也应该在道德上受到谴责。

认为不举报吸大麻的行为违法，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公民对本决定所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检举、揭发的义务”。其实，很多法律规定的“义务”并非是强制性的，即使不履行这种非强制性的义务也不属于违法。

“义务”是不是需要强制性执行，是由刑法规定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了“逃税罪”，你没依法纳税就犯了逃税罪，这就违法了，如果逃税数额大是要坐牢的。《宪法》还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而《刑法》并未对不尽劳动义务的行为规定罪名，如果你是个富二代不想劳动，警察也不会来抓你坐牢。虽然《决定》规定公民对吸食毒品的行为有举报义务，但《刑法》并未规定对不举报吸食毒品行为的刑罚，这就是一种非强制性的义务，所以，张艺谋不举吸大麻的行为并不违法。

也许有读者会问，吸毒是犯罪，张艺谋身边的人吸毒，他难道不是犯下了“窝藏、包庇罪”吗？不错，《刑法》规定了“窝藏、包庇罪”，但这个罪是这样定义的：“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如果张艺谋不知道吸大麻是犯罪，那当然与“窝藏、包庇罪”不沾边；如果张艺谋知道吸大麻是犯罪，他也并没有把吸大麻的艺人窝藏起来逃避警察的追捕，更没有向追捕的警察作假证，也不构成“窝藏、包庇罪”。

所以说，张艺谋不举报吸大麻的艺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试想，如果张艺谋不举报吸大麻的艺人构成犯罪，那贪官的老婆孩子是不是都应该坐牢？贪官全家买豪宅豪车，投资移民国外，支出远远高于合法收入，难道他们的老婆孩子不知道这些钱是哪来的？

从法理上讲，任何人都没有“自证有罪”的义务。国外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时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以保持缄默”，是不是犯罪要让事实证据说话，由陪审团裁决，而不是靠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决定，这就避免了像内蒙“呼格案”那样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冤案。既然是犯罪的人都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有罪，那犯罪的人的亲属或身边的人是不是有道德义务揭发他的罪行呢？

美国有一对巴尔杰兄弟，哥哥叫詹姆斯，弟弟叫威廉姆。詹姆斯犯下杀人、贩毒、抢劫银行、组织黑社会等31项罪名，1994年12月23日逃到波士顿后一直未被警方抓获，是被联邦调查局列为仅次于本·拉登的十大通缉犯之一，臭名昭著。而詹姆斯的弟弟威廉姆先后任马萨诸塞州参议院主席和马萨诸塞州大学校长，口碑不错。

1995年，时任州参议院主席的威廉姆根据别人的安排与潜逃的哥哥通了一个电话，在警方调查时，他拒绝提供哥哥的任何信息。警察问他：“你与哥哥通电话时为什么不劝他自首？”威廉姆答道：“让哥哥自首不符合他的最佳利益。”检察官坚持要威廉姆提供他哥哥的隐匿地点，并说：“难道你对哥哥的忠诚要大于对马塞诸萨州人民的忠诚吗？”威廉姆这样回答：“我爱我哥哥，对我哥哥有一种诚实的忠诚，我没义务帮助任何人去抓他。”

这个法律与道德冲突事件，在社会上争论了很久。2003年9月1日，虽然威廉姆根据当时的马塞诸萨州州长米特·罗姆尼的要求，辞去了他当时担任的马塞诸萨州大学校长职务，但他也没有以“妨碍司法罪”受到法律追究。

2011年6月22日，81岁的詹姆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莫尼卡市被捕，并于2013年11月14日被判处终身监禁。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法律和道德的界线并不总是清晰的。法律源于道德，也必然孕育着道德，在一定条件下，法律可以重新退位到道德，“紧急避险权”就是如此。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讲，一个被饥饿折磨到极限的人，他有权去偷一块面包来保护自己的生命。虽然面包店的老板受到了财产损失，但不能判这个偷面包的人有罪，否则就不公正。法国大文豪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写道，冉阿让为给饥饿中的孩子偷一块面包坐了十九年的大牢，他对这种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给予无情的批判：“在一个黑暗社会里，应该受到惩罚的不是犯罪的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

生命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其他任何权利都依附在生命权上，生命没有了其他权利也就化为乌有。所以，人的生命权是法律最优先保护的权益——当饥饿威胁到生命时，拿别人的面包吃属于紧急避险，这种行为只是有限度地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并未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或他人生命，这不属于违法犯罪。

现在就可以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张艺谋不举报吸大麻的艺人应该受到谴责吗？不应该。首先，张艺谋没有违法；其次，张艺谋没有道德上的义务举报自己的演员。

巴黎遭恐怖袭击

你最担心谁？

爱和义务是有层次的

2015年11月13日夜间，法国巴黎遭到连环恐怖袭击。翌日，法国官方确认该恐怖袭击造成129人死亡、352人受伤，其中99人重伤。不少中国人得知巴黎遭恐怖袭击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有没有中国人遇难”。其他国家的人也是如此，危难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同胞，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人。

某地发生天灾人祸，其他地方民众为灾民捐款赠物，媒体总爱用“大爱无疆”这个词形容人的无私的爱。作为鼓励人们行善积德的词，这样用当然没问题。事实上，爱是有疆界的。不然，为什么在巴黎遭恐怖袭击后，我们不首先问“有没有美国人遇难”、“有没有越南人遇难”、“有没有肯尼亚人遇难”？

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人只对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对象产生确定的情感。人的血缘关系越近，情感就越深厚；反之，人的血缘关系越远，情感就越浅薄。这一哲学命题并不难理解，一个人对家庭成员的爱胜过对邻居的爱，对邻居的爱胜过对社区内其他成员的爱，对社区内其他成员的爱胜过对本国其他地区的人的爱，对本国其他地区的人的爱胜过对外国人的爱。所以，外国发生灾难，国人必然要问“有没有中国人遇难”；国内某一地区发生灾难，某个社区的人就会问“有没有本社区的人遇难”；自己的社区发生灾难，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家人有没有人遇难。这是人之常情，没有人认为这是自私的表现。

爱必然伴随着义务。你爱你的子女，就要对未成年子女尽到抚养义务；你爱你的亲友，就要对贫困的亲友尽到救济义务，如此等等，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爱也越来越淡漠，所承担的义务也越来越稀少。孟子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爱和义务是有先后次序的，先把自己的父母赡养好，有余力再去赡养别人的父母；先把自己的孩子抚养好，有余力再去抚养别人的孩子。母亲不奶自己的孩子而去奶邻居的孩子，儿子不赡养自己的父母而去赡养别人的父母，丈夫不亲近自己的妻子而去亲近别人的妻子，这可谓“大爱无疆”，但这种畸形的“爱”不会被社会文明所推崇，因为它会搞乱家庭、社会伦理关系，甚至让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破裂，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按照爱和义务的层次行事就符合道德要求。一个人先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成员，然后再向社会上行善，这符合道德要求；一个国家自己的人民富裕了，然后拿出一部分财富让不富裕的外国人民分享，这符合道德要求。很多国家的社会福利只提供给自己的国民，这在道德上也无可指责，因为社会福利是靠本国居民的纳税支撑的，不能让外国人轻而易举地占用。就是继承遗产也“内外有别”，美国对本国公民配偶免除遗产税，而外国人配偶就不得享受此项免税。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如果一个国家给自己的国民的待遇和给外国人的一样，那它还怎么让自己的国民爱国呢？可见，由爱产生的义务是相互的。国民爱国，就要尽爱国的义务，为维持国家机构的运转就要纳税，遇到外敌入侵就要服兵役保卫国家；国家爱国民，也要尽到爱国民的义务，如给国民提供社会安全和国防，为残疾、贫困国民提供各种救助。国家尽到了对自己国民的义务，把自己的国民照顾好了，有余力再去照顾外国人，这是符合道德要求的。

爱和义务的由近及远层次也符合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的伦理精神的三个范围：首先是家庭，然后是市民社会，最后才是国家。但是，爱和义务的层次有时也会发生冲突。

美国内战爆发之初，林肯总统想任命罗伯特·李为联邦军指挥官，况且李自己也反对奴隶制，反对南方各州脱离联邦。可李再三考虑后拒绝了林肯总统的任命，因为李的家乡弗吉尼亚州加入了南方邦联（美国内战时，北方叫“联邦”，南方叫“邦联”），让他亲手攻打自己的家乡、杀害亲人和孩子，他无法逾越道德这道坎，最终还是政治让位于道德。李辞去在联邦军队的职务，回到南方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而战。当作为南方军总司令的李向联邦军队投降时，他为南方军的将士们争取了最好的待遇，被允许带走私人马匹和武器，以便回家后好播种耕田继续生活。作为叛军总司令的李，在投降协议上签字后，骑上马逍遥地回到家乡当校长去了，既没有被定为战俘，也没有被关押。李作为败军之将，战后声望不减反增，他的道德品质和人性光辉赢得了美国人民的爱戴，其受尊敬程度几乎与华盛顿齐名。在美国，他的塑像到处可见，甚至还坐落在国会大厦内，许多道路、学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可见，当爱和义务的层次发生冲突时，按“家庭—社区—国家”的先后次序尽义务是符合道德要求的。没有对家庭的爱，没有对自己所在社区的爱，“爱国”也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人活着，一定要有个永恒的东西贯穿始终，这个永恒的东西就是道德，它不被利益所诱，不为权势所屈，不受政治所扰。把道德植入你的心灵，你就过上了有德性的生活，成为一个内心自由的人。

苹果为何要竖着切

那是我读大学时毕业前夕的一堂课。教授出了一道类似脑筋急转弯的题：人们切苹果，为什么要竖着切，而不横着切呢？

“因为竖着切，成了人们的习惯。”学生们回答。

“为什么竖着切就成了习惯，而横着切就没有成为习惯呢？”教授问。

学生们各抒己见，说出了不少的原因和理由，但都没有得到教授的认同。

“人们切苹果习惯竖着切而不横着切，那是因为竖着切比横着切更方便；再有一个原因就是，竖着切开的苹果比横着切开的苹果，人们吃起来方便。所以，给人方便的东西，才容易让人接受，让人认可，让其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和习惯。”

教授说：“同学们，你们很快就要走进社会，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要让别人接受你们、认可你们，你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与人方便。”

救人一命

有一次，汉宣帝宴请大臣。席间，有个大臣不善饮酒，喝了几杯宣帝的赐酒后，小便失禁。这一幕被一个太监看见了，他和那位大臣素有嫌隙，于是就大声禀告汉宣帝：“陛下，小人发现有人竟敢在宫殿上小便！”

这还了得，汉宣帝一听，怒不可遏，立命卫士将肇事者绑了起来。按照汉律，这样的事，要以“大不敬”罪名处以斩首。宴会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异常紧张，那个闯祸的大臣酒也醒了，吓得瑟瑟发抖，但谁也不敢替他求情。

“皇上，小臣有异议！”此时，光禄大夫张安世突然站了起来，说，“有什么证据证明他身上就是尿而不是酒呢？依我看，这是他不小心弄洒了酒……”站在一旁的太监轻蔑地一笑，反问：“那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酒洒了呢？”张安世不置可否，径直走到那个大臣身边，趴在地上，在其潮湿的裤腿处舔了起来，众人看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儿，张安世才抬起头，笑道：“启禀陛下，看来这是一场误会，他的裤腿上明明是酒啊！”

张安世的举动也让汉宣帝吃惊不小，半天才回过神来，最后，他点了点头说：“看来确是场误会，把人给放了！大家继续畅饮吧！”

宴会结束后，那个太监又悄悄对汉宣帝说：“皇上，谁都看得出，那个张安世是在偏袒罪臣……”汉宣帝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你不要再说了，朕心里明白！”“可您为何还要放人呢？”太监心有不甘地问。汉宣帝呵斥道：“你究竟想怎么样？张安世如此仗义救人，而朕还要去杀人，你想叫天下人都骂朕不近人情吗？”太监一听，只好讪讪离去。

后来，有人问张安世：“尝人溺，不恶心吗？”张安世笑答：“能救人一命，值了！”

近于残忍的“人心”测试

国内一地方电视台有一个新节目，名曰“直面人心”，就是用暗拍的方法，测试市民的种种“人心”。节目正式播出前好些天，电视上就放了一些片段做预告宣传，我看了一段，是在马路上丢一个装有几千元的皮夹，现场四周架了几个隐蔽摄像机，暗拍路人捡到皮夹后的反应，有人捡到皮夹就放进自己包里要离开，这时躲在附近的记者就出现了，当场拦下路人揭穿其拾金而昧的不光彩行为。

先前倒听说过有执法者“钓鱼”执法的，电视台这个节目也就是“钓鱼”拍摄吧。这样的节目播出来一定很刺激很好看的，电视台为了收视率，真正要算是费尽心机了。但我不想看这个节目，不敢看，不忍看。人不是神，人性不够完美，不够坚强，常常是经不起诱惑的。大众也不可能个个都是道德模范，往往有道德弱点，有一念之差。设下道德陷阱，陷人于不义，并在电视上示众，在我看来，近于残忍。电视台有没有“直面”一下自己的“人心”呢？

本来，报道事实，揭示真相，自然是媒体的职责，但挖一个坑诱人跌下去，人为制造一个有人落坑的所谓事实和真相，这怕是既有违新闻的原则，亦有违媒体的操守。我再说一句不大中听的话，谁的“人心”怕都经不起拿到媒体上给公众“直面”的，包括你我，包括电视台的编辑记者总编台长，包括世上的正人君子们。

或许，电视台做这个节是希望拍到的全是路人的拾金不昧，以展示我们这个地方个个是好人吧？电视台若存的是这一份心，那我上面的话就很有点以“小人之心”度电视台“君子之腹”，真不好意思了。果真如此，即使节目不那么刺激好看，收视率不那么高，这样的媒体也是值得我们观众尊重的。我倒情愿做这一回“小人”。

仁义的陌生人（上）

2015年，美国《读者文摘》请读者讲讲发生在身边的仁爱故事，下面是编辑部从读者众多来信中挑选的一批真实故事，故事中述说的那些情节，会触动我们的心灵。

幸福的花手绢

我7岁那年，我们全家人开车去大峡谷。半路上，我最喜欢的一块手绢从车窗飞了出去，不见了，我无可奈何。过了一会儿，我们在一个服务站停了下来。我在一把长椅上坐了下来，想吃三明治。这时，一个骑着摩托车的陌生人来到了服务站。

“那辆蓝色福特车是你们的？”一个高个子、凶巴巴、胡子灰黑的男人问。妈妈点了点头，没说话。这个陌生人从他的夹克口袋里掏出了我的手绢，把它递给了妈妈，然后就走回了他的摩托车。我用自己唯一的办法感谢他：我跑过去，把手里的三明治给了他。

——齐娜·汉密尔顿，英国

一言暖心

我的丈夫意外身亡，此后，我的一位女同事一直在鼓励我。她全年每个星期都会给我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照顾好自己”或者“永远心怀希望”。她拯救了我的生活。

——杰丽琳·柯莱特，明尼苏达州

司令官的鼓励

我参加越战的时候，第一次坐直升飞机执行任务。我搜索着敌方炮火，忽然发现前方有一个亮闪闪的东西，似乎正朝我们飞过来。“导弹！”我用报话机喊。飞行员使尽一切招数让飞机在空中急转，机舱里的人都从机舱一侧被甩到了另一侧，但是那枚“导弹”不过是我们刚刚扔下的一颗炸弹发出的光。不用说，机上的人都很不高兴。

回到基地，司令官将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上。“亨特中士，”他说，“以后发现疑似导弹的东西，继续报告，安全总比后悔要好。”

司令官的一句话给了我信心，让我后来成了中队里最佳炮手之一。

——道格拉斯·亨特，佛罗里达州

尾随我的男人

一个暴风雪的日子，我开车回家，半路上注意到后面有一辆汽车在尾随着我。突然，我的轮胎爆了！我把车停在路旁，后面那辆车也停了下来。一个男人下了车，二话没说就帮我换轮胎。

“我在后面两英里的地方本应下马路的，”他说，“但是我看出你的汽车轮胎不正常。”

——斯波坎·瓦利，华盛顿州

吉姆的工作

我的邻居吉姆纠结了很久，犹豫着是否从建筑公司退休。一天，他遇到了以前和他一起干活的一个小伙子。这个年轻人和妻子有三个孩子，但他有一段时间找不到活干了，因此生活拮据。遇到小伙子的第二天早上，吉姆到公司递交了退休申请。同时，他推荐了这位小伙子补缺。这是六年前的事情了，那位三个孩子的年轻爸爸一直工作到现在。

——米兰达·麦克莱恩，密歇根州

给我的生活增色的安检员

一次乘飞机时，我忘了行李中不准带液体的规定，于是到了机场安检门，我不得不把几桶颜料全部放弃。一个星期后，我坐飞机回到这个机场，行李区的一位服务员把那几桶颜料还给了我。他不但为我看护着油漆，而且查看了我的返程日期和时间，以便能找到我。

——玛丽莲·金塞拉，加拿大落基山镇

孙女的衣服

我在一家服装店里看到一件衣服，知道孙女肯定喜欢，但是我的钱不够，所以问女老板，是否能给我留着。

“我能不能给你买下这件衣服？”另一位顾客问我。

“谢谢你，但我不能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我说。她告诉我，她曾经三年无家可归，如果不是陌生人给了她帮助，她就活不到今天。

“我现在有家了，生活好了很多，”她说，“我下了决心，要将那么多人展现给我的仁爱回报给这个世界。”她花钱为我买下了那件衣服，她收到的唯一回报，是我给她的一个满怀感激的拥抱。

——斯泰茜·李，马里兰州

爱心在传播

两名消防员正在一家快餐店排队，停在外面的消防车上的警报声响了起来。两个人转身往外走，这时，一对夫妇追了过去，把刚买到的快餐送到了两名消防员手里。然后，这对夫妇重新回到队列里，准备排队再买一份。快餐店老板看到了这对夫妇的无私行为，免费送了他们一份快餐。

——乔安·桑德森，佛罗里达州

仁义的陌生人（下）

2015年，美国《读者文摘》请读者讲讲发生在身边的仁爱故事，下面是编辑部从读者众多来信中挑选的一批真实故事，故事中述说的情节，会触动我们的心灵。

半块面包

去年12月的一天，我上班前去一家熟食店，点了一块奶油面包。面包烤得热气腾腾，我来不及吃，就拿着它出了店门。这时，我看到公交车站上坐着一位衣衫破旧的老先生。我知道，这位流浪汉可能一天没吃过热饭了，就把手里的面包送给了他。

但是我也有了回报，另一位刚从熟食店出来的顾客把她刚买的面包掰下一半递给了我。我非常开心，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关爱与被关爱之中。

——莉莲娜·菲格罗阿，亚利桑那州

珍贵的圣诞礼物

2006年1月，一家人的房子发生了火灾，幸好人没事。这家人当中有个六岁的男孩，大火把他刚收到的圣诞节礼物都烧毁了。他的一位女同学问父母，是否能把她的圣诞节礼物全都送给这个男孩，她的父母同意了。这位小姑娘的善举将永远温暖我的心，因为故事中的小男孩就是我的小孙子。

——多娜·凯奇诺夫斯基，康涅狄格州

高瞻远瞩的芳邻

我开车不远千里，开始了一份新工作。这段路程开始是有趣的，后来就变成了一场噩梦，因为我发现我的钱所剩无几，而前面还有几段路要走。我停下车，眼泪流了下来。

忽然，我注意到了车座上有一个没开封的告别卡，那是我临行时邻居塞在我手里的。我把告别卡从信封中拿出，一张100美元钞票跟着掉了出来——这些钱刚好够我其余的行程。后来我问邻居，为何要往信封里放钱。她说：“我预感到你用得着它。”

——娜丁·钱德勒，马萨诸塞州

路遇好司机

我开车行驶在新墨西哥州的一条公路上，我对这里的路不熟，有些发慌，在路边停了车。这时，一辆货车行驶过来。一位女士下了车，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告诉她，我想给一家出版社送一些书，但是道路又远又绕，很不好找，我去不了。

“我替你把书送去，我是当地人，认路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她说。我接受了她的帮助，但永远也忘不了这位陌生人的小小善举。

——多琳·弗里克，内布拉斯加州

一帮到底

在一次车祸中，我和朋友都受了伤，路过的一家人停下来救助我们。他们开车把我们俩送到医院，一直等到医生给我们治疗完毕。随后，他们又开车把我们送回了家，给我们安排了吃的，直到把我们安顿好才离去。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他们是放弃了旅行帮我们。

——辛迪·伊尔斯，俄克拉荷马州

大小孩帮小小孩

一群孩子在一家玩具店的娱乐区玩耍，我的五岁孙女向一个小男孩招手，示意他站住。她在他脚前蹲下身子，将他松开的鞋带重新系好——她自己刚刚学会系鞋带。两个孩子都没说话，但是她给他系完鞋带后，两个孩子都腼腆地互相笑了笑，然后转身朝不同的方向跑开了。

——希拉·梅斯，路易斯安那州

我的7英里

我离开一家商店，走向我的汽车，却发现我的车钥匙和手机都被锁在了车里。一个骑车的少年看见我正气得踢轮胎，就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把事情告诉了他，然后对他说：“即使我能给我妻子打电话也没用，她没法给我送钥匙，我们就这一辆车。”

他把手机递给了我，说：“给你的妻子打个电话，告诉她，我过一会儿去她那里拿车钥匙。”

“我们家离这儿7英里远。”

“没事儿。”

一个小时后，他拿来了钥匙，我想给他点儿钱，他没要。

“就当是给我个锻炼的机会！”他说。然后，他像电影里的牛仔一般，在夕阳中绝尘而去。

——克拉伦斯·史蒂芬斯，肯塔基州

辛德勒和拉贝

选择了良心的价值

心灵驿站

□杨恒均

世界反法西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国外一个机构做了一个调查，要受访者说出你心目中二战期间最伟大的个人和组织。在个人排名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辛德勒，而不是指挥了二战的丘吉尔、罗斯福，也不是为二战浴血奋战甚至献出了生命的战斗英雄。辛德勒，为什么是辛德勒？

我为此在自己读者中也做了一个简易问卷，列出了包括辛德勒在内的20位二战期间的领导人、将军、战斗英雄与知名人士。结果，德国人拉贝排名第一，辛德勒排名第四，又把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二战英雄远远抛在后面。这说明，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东方人和西方人竟然达到了高度的一致：辛德勒与拉贝。

辛德勒与拉贝是同一类人。奥斯卡·辛德勒是一位德国人，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诱逼犹太人投资，再雇佣廉价的犹太人做工，而辛德勒就是利用犹太人赚钱的一位“纳粹商人”。在利用犹太人为自己赚钱的过程中，他的人性突然复苏，开始倾家荡产地招收犹太人，“强迫做工”为纳粹制造军火，其实是把这些犹太人暗中保护起来，不让他们被送往集中营被灭绝。二战结束时，据说辛德勒一共保护了1200名左右犹太人的生命，占波兰全部存活犹太人数量的一半左右。《辛德勒的名单》虽然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但基本上反映了实情。辛德勒被尊称为“小拉贝”。

而约翰·拉贝对于中国人就更熟悉了。他是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日本侵华前，他被德国西门子委派到中国工作。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施暴。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拉贝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

期间的人道主义行为以及作为南京大屠杀翔实证据的《拉贝日记》而为后人所知，被尊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不管是被誉为“小拉贝”的辛德勒，还是被尊为“中国辛德勒”的拉贝，在世界反法西战争过去整整70年的今天，他们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高到只有他们两位互相映衬的地步，再无第三者可以同

他们相提并论，这难道不令人感叹和值得我们深思吗？

辛德勒和拉贝不但都是德国商人，而且都是和纳粹德国关系密切的商人。拉贝本人就是纳粹党员，战后为此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而辛德勒更离谱，不但是纳粹党员，而且还为德国纳粹情报机构收集过情报。

在一些人看来，这两位可都不是什么好鸟，至少比起那些一直在秘密抵抗纳粹，在充当盟军间谍的德国人要差太多。但却是这样两位，成为我们大多数人心目中的英雄。

即便在后来有资料显示，辛德勒也许并没有像他和他的拯救者夸张的那样曾保护过那么多犹太人，而且很可能只不过是顺势而为而已；拉贝也可能没有那么厉害，至少不是凭他一人之力帮助了那么多中国人，但后人对这两位“纳粹商人”依然情有独钟。

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纯粹的人性的光辉。他们身在邪恶的阵营中，原本可以像成千上万名纳粹党人一样，助纣为虐，至少也可以像大多数商人一样，只管赚钱，对屠杀漠不关心，甚至真的去顺势大发横财，但他们却利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能力，去帮助被残害者，去拯救生命。他们两位甚至到死都没有认识到纳粹的反人类性质，留下的那些文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位对战争的正义与邪恶、主义的对与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见解，但他们就是在事实面前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良心。

与那些为了正义、不被奴役、不被侵略而战而牺牲的上千万民众与战士相比，与那些高举国家、民族的大旗而振臂一呼、血战到底最终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领袖、将军们相比，辛德勒与拉贝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人物，然而，我们不少人却都在内心深处隐隐感觉到，法西斯邪恶的一再发生，不是缺少了领袖、将军和战士，而是缺少了辛德勒与拉贝，缺少了在任何时候任何境况下，引领我们的良知！

我今天讲这个，是想告诉大家，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身处何职，也不管你到底有多么认同我的理念，或者总是觉得自己高、大、上，都要记住做人的良心与良知，这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发挥最重要作用。如果纳粹德国多一些有良心的辛德勒与拉贝这样的人，世界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