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上的日本和中日关系

中国媒体上的日本和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前后《人民日报》日本报道分析

新闻媒体在政治生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新闻媒体，国际事务尤其如此，因为很多东西不是普通人所能亲历的。人们生活的“世界”，除了自己所在地之外，相当一大部分都在报纸上、广播电视里、互联网中。新闻报道不仅具有信息功能，还具有舆论功能。新闻舆论态度鲜明或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舆论，所以媒体的国际报道又影响受众心目中他国的形象。同时，媒体也反映所在国公众的情绪。此外，新闻报道往往产生“设定议程“的作用------新闻话题很快成为公众舆论乃至政府决策者关注的重点。最后，经验表明，媒体既能够对决策的过程施加压力，也常常被官员们用来试探风向、释放烟幕、诱导舆论。总之，新闻媒体是信息的提供者、舆论的制造者、议程的设定者和政策的参与者。虽然受到政治体制、新闻观念、文化背景的影响，各国媒体的运作存在差异，但上述功能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得以表现。

本文试图对《人民日报》的日本报道进行分析。《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中国政治新闻报道最严肃、最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报纸，并且对其它媒体具有引导作用。本文假设，在中国的政治和新闻体制下，媒体国际报道的取向从整体上和《人民日报》具有一致性。这是本文选取《人民日报》的理由。作者在此将选取《人民日报》2001年1-6月的有关报道作为分析对象，这些报道可以被认为反映了本世纪初中国对日本的关注点和态度。为了更好的实现这一目的，本文会对比同时期《人民日报》对其它两个与中国有着重要关系的国家---美国和俄罗斯---的报道，还会对比1996年、1991年、1986年同期《人民日报》的日本报道，希望以此找出横向和纵向的异同。1996、1991和1986年分别是以5年为间隔期确定的；1996年可以代表90年代中期，1991年可以代表冷战刚刚结束的年代，1986年则可以代表80年代中期；而且它们避开了特殊的年份（即中日战争爆发和结束的重大纪念年份）。本文的资料全部来源于《人民日报索引》和《人民日报缩印本》。

《人民日报》的国际报道按照其索引中的分类，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中国外交/对外关系中，有中国-日本、中国-美国、中国-俄罗斯等，主要报道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另一类是国别与地区，主要报道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并发表评论、感想等。本文的统计就是按照这些分类进行的。由于新闻报道具有较大的事件引导性，所以本文的分析最能适用于报道所产生的时段，尽管它们对于其他时段的报道可能也具有启发意义。

横向分析：2001年1-6月关于日本的报道

2001年1-6月，《人民日报》共发表有关中日关系的新闻65条，差不多平均每3天有1条。对比《人民日报》对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的报道，可以发现，对中日关系的报道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对中美关系的报道（65：241），后者平均每天有1.3条，是中日关系的约4倍，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4月中美军机相撞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不过即使排除有关这一事件的约140篇报道，关于中美关系的报道仍明显多于中日关系（约65：100）---美国一直被作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这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得到了体现。而对中日关系的报道也明显多于对中俄关系的报道（65：29 1），即便中俄关系当时气氛良好且相对稳定。这反映出，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与日本的相互作用也无法忽视。这种情况在国别报道中也得到体现，关于日本的报道有217条，关于美国的报道有294条，关于俄罗斯的报道有90条。新闻报道从一个侧面说明，日本仍然是和中国交往最为密切和最受关注的国家之一。

表一：2001年1-6月《人民日报》有关日本、美国、俄罗斯的报道

从内容上看，《人民日报》在中外关系中对中日关系具有明显正面 2 意义（经济援助、中日合作）的消息5条，占8%；对中日关系有明显负面影响（李登辉访日、历史问题、〈台湾论〉、日航侵权）的消息26条，占40%；中性消息

1

包括了6月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的11条与俄罗斯有关的报道。 2 “正面”与”负面”是依据本文作者阅读后的主观感受定义的。

8%

52%

（会见等）34条，占52%。

应该说，负面报道的数量和涉及的议题明显超出了正面报道，前者是后者的5倍。中日关系目前的状态由此可见一斑。有关中美关系的报道负面性质的约109条，占45%，具有正面效果的约7条，占3%，其它125条，约占52%。在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报道中负面的比例相仿佛，这是否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两对双边关系在二十一世纪初都处于类似困难的境地呢？相比之下，关于中俄关系的报道19条消息具有正面意义，10条消息属中性，没有负面报道。上述数字表明，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但处于不稳定和困难的时期，而中俄关系虽然可能在深度和广度上不如中美、中日关系，但目前正处于较稳定的时期。《人民日报》的报道反映了这个事实，同时也把它转达给了中国读者。

国别报道对于描绘一个国家的形象具有重要作用，而国别报道往往和报道对象国与报道国的关系相联系。两国关系较好时，人们可以期待在媒体中出现较多正面的关于对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的报道；反之，类似的期望常常是不切实际的。中国最近几年对美国媒体的指责就反映了这种失望。

现在我们看《人民日报》对日本的国别报道。

2001年上半年，除中日关系以外，《人民日报》关于日本的报道共217篇。笔者大致按照政治、经济、社会（犯罪、灾难、老龄化等）、文化（广义，包括文、教、医、科、旅等）、外交/军事和评论将其分为6类。其具体构成是，日本政治36篇，日本经济42篇，日本社会10篇，日本文化10篇，日本外交/军事104篇，评论15篇。这说明，现时期中国媒体日本报道关注的重点是外交、经济和政治，特别是日本外交。进一步看，在总共140篇有关日本政治—外交/军事的报道中，有86篇是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占其中的61%。《人民日报》的15篇针对日本的评论性文字也有14篇是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两者（报道和评论）共计100篇。从2月份起，《人民日报》上平均每月有20篇报道是关于日本的历史问题的。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日本的形象笼罩在历史阴影中。

表三：2001年《人民日报》国别报道中的日本、美国和俄罗斯

事实上，关于日本国内政治的报道（36）占整个日本国别报道（217）的17%，已经比同期美国或者俄罗斯报道中美国政治或俄罗斯政治所占的比例（均为11%）高出6个百分点。如果再考虑到关于日本外交的报道中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中、韩等国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反应，我们可以说，中国高度关注日本国内政治走向这一点已经较充分地反映在媒体上。相比之下，中国关于日本经济的报道占日本报道的19%，关于美国经济和俄罗斯经济的报道分别占24%。现在，中国媒体似乎更关注日本的政治走向而不是其经济困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笔者粗略的统计中，关于日本的评论性文字和关于美国的一样多。这些评论反映了中国国内目前存在的批评舆论和不满情绪，例如“历史岂容篡改”，“切莫借尸还魂”等。

纵向分析：与1996、1991、1986年的对比

除上述横向比较出来的特点以外，我们还可以以5年为间隔期，对比分析《人民日报》上有关日本的报道在纵向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表四：1986/1991/1996/2001年1-6月《人民日报》关于日本的报道

从表四中可以看出，80年代中和90年代初，中国媒体对中日关系的报道较多，数量相仿。然而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日关系的报道出现了明显的下降。1996年与1991年相比（103：255），下降了近60%，而2001年关于中日关系的报道比1996年（65：103）又下降了约37%。2001年《人民日报》关于中日关系的报道只相当于十年前的1/4（65：255）了。如果关于国家领导人接见来自某一国家的访问者的报道可以作为衡量两国关系好坏的一个参照的话，进一步的分析表明，1991年1-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123次中日领导人会见对方来访者的消息，而2001年同期，类似的报道只有29次，只相当于十年前的24%。我们再以中日关系中的负面报道为例，2001年，关于中日关系的负面报道有26条，占40%；而1991年，对于中日关系具有负面影响的报道充其量只有2-3条，占约1%。123：29和1%：40%，媒体报道的变化是对中日关系趋于冷谈的真实写照。在数字面前，所有关心中日关系的人不得不认真思考。

然而，另一方面，就象我们从表四中很容易发现的，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媒体关于日本政治的报道和以前相比有了明显的增加。1996和2001年的报

道相当于1991和1986年同期的约4倍。对日本外交的关注2001年上半年出现了大幅跳跃，从45条猛增至104条。这也证实了我们在横向对比中得出的结论。联系关于中日关系的报道，我们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在中日关系趋于冷淡的同时，中国正忧虑地关注日本的政治外交向何处去。这种担忧反映在《人民日报》上，结果关于日本的评论（实际上是批评）也增加了，1986年评论为零，1996年评论为5，2001年评论为15。担心、失望、迷惑、愤怒似乎难以抑制，以致于开始较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第一大报上。一般来讲，中国媒体在国际报道中常常转载《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消息和评论。所以，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状况对整个中国媒体具有普遍性。中日关系处于不利的舆论环境中。

我们再从图表五中，纵向比较一下关于中日、中美和中苏/俄关系的报道。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数量上来讲，虽然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在90年代以来均面临很多问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关于中日交往的报道处于下降的趋势，而关于中美交往的报道呈现上升的趋势，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次说，中国对中日关系的重视程度不如中美关系在此得到了体现。对中苏/俄关系的报道实际上应表现为较平稳的曲线，因为1991年的168篇报道中有121篇是关于江泽民访苏这一事件的。2001年对处于稳定期的中俄关系的报道则基本相当于1986年处于恢复试探时期的中苏关系的报道。

内容分析：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案例

我们已经提到，2001年上半年，围绕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的报道占据了显要的部分。教科书问题与参拜靖国神社等与历史有关的问题一起，是多年以来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人民日报》的报道说：“日本中学教科书的问题，从一个方面说，属于日本教育行政事务，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历史教科书的记述涉及国际公约，尤其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诸多历史事实，既涉及到《波茨坦宣言》等国际条约，又关系到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战争的受害国及其国民，它的记述明显地与国际社会关系密切，

理所当然地受到国际社会的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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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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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99119962001

关注。它的记述是否"客观公正"，既关系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也会影响日本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3《人民日报》的文字表明了中国如何理解在此问题上国内

事务和国际问题的关系。

2001年上半年发生的日本修改---审定历史教科书事件，是由前一年"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通过扶桑社向文部省提交修改后的历史教科书样书引发的。2001年3月，文部省要求对此样书中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记述进行修改。但是该会只进行了一些非实质性的修改，没有改变书中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内容。4月3日，文部科学省宣布包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版本在内的8家初中历史教科书审定合格。此事立刻引起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应。

2001年2月-6月，《人民日报》给予足够的关注，共发表了与日本历史教科书有关的报道84篇。其中17篇有关于日本政府、政党、团体等对此事件的反应，20篇有关于中国政府和各界对此事的反应，27篇有关于韩国和朝鲜对此事的反应，12篇评论，其它8篇。下面我们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

首先，《人民日报》的报道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之一是，在政坛动荡、经济低迷的现实情况下，日本右翼势力的影响在上升，教科书问题是一个具体表现。4月6日的一篇文章说：日本国内至今仍存在着一股极力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右

翼势力，其活动十分嚣张··日本右翼势力虽然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这些人一有机会就跳出来表演。近年来，他们借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民众情绪不振的社会背景，打出反对"民族自虐"、恢复民族自尊的旗号，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4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说：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振，增长速度急剧下落，挫折与失落感并存，与80年代形成强烈反差。日本政坛丑闻不断，政党不断分化组合，国民厌倦现行体制，求变心态明显，社会迷惘动荡，呼唤强人上台之声日烈。这种失衡的心态极易滋生民族主义情绪，易为右翼利用。这一社会背景，可以视为日本右翼势力为何较前膨胀，活动较前猖獗的一种注脚。5很

显然，这里，报纸认为日本右翼迎合民众情绪，正获得值得警惕的活动空间，这是导致教科书出台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人民日报》11篇报道日本在野政党和民间团体反应的消息，几乎全部是表明反对这本教科书的态度的。尽管从批驳教科书的角度可以理解这样的做法，这样的报道却可能导致对日本政治发展方

3高明彦：“谎言无法掩盖历史事实”，《人民日报》国际周刊，2001年4月6日，第7版。

4人民日报评论员：“不许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人民日报》2001年4月6日，第2版

5孙东民：“历史阴影下的日本右翼心态”，《人民日报》国际副刊，2001年4月6日，第7版

向相互矛盾的理解，似乎有需要解释的地方。

读者从《人民日报》得到的第二个印象是，日本政府对教科书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民日报》的数篇文章和评论，以及政府发言人透过媒体转达的信息，都批评日本政府没有真正按照1982年提出的“近邻诸国条款”审定教科书，

也违背了1995年的“村山谈话”精神。报纸认为：日本政府最终未能信守上述承诺，公然让这本严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合法化，至今未采取切实措施予以纠正。日本政府当局这种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做法，只会助长一小撮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这里，读者发现，中国不仅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忧心忡忡，对日本政府也

失去了信任。

第三，《人民日报》用大量的篇幅对韩国和朝鲜的反应给予报道。有趣的是，关于朝/韩反应的报道在数量上甚至超出了关于中国反应的报道。韩国的抗议示威、谴责集会、签名运动、抵制日货、议员绝食、官员讲话等各种各样的活动，都出现在中国报纸上。这恐怕并非偶然。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并非商业媒体，其报道的选择首先考虑“社会效益”。对韩国/朝鲜活动的报道一方面可以造成日本修改教科书的做法在国际上不得人心、十分孤立的印象，另一方面，又可以产生与韩国的反应相比，中国仍属克制的效果。

结语

总之，《人民日报》对于历史教科书事件的报道，表明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舆论对于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依然是十分敏感的，报道所占的比例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媒体的报道体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可能深切关注，对日本政府也缺乏信任。随着中日关系长期陷入冷淡气氛，日本在中国媒体上的形象呈现负面性。如果象本文开头指出的，媒体具有提供信息、引导舆论、设定议程和影响决策的作用，那么我们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读者得到的关于日本的负面信息大大超过以往，报纸的舆论对日本持批评态度，历史问题等在两国间有争议的议题（还包括台湾问题、贸易摩擦、日航和三菱公司的服务等）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对日政策处于不利的舆论环境中。

《人民日报》的报道是中日两国关系的缩影，同时也折射出中日关系和中国对日政策中的困境。一方面，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与日本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日关系的持续冷淡和进一步恶化不符合两国的利益；另一方面，从媒体的报道中也可以发现，两国目前都被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困扰，并且关注与美国的关系，中日关系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的对日政策，需要照顾国民感情，或者取得相对的外交心理优势，因而不能放弃历史问题；可是，历史问题被过分渲染，又可能形成束缚对外政策的舆论环境，两国关系无法

前进。

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发展，需要一个客观、理性的舆论环境。但这样的舆论环境，并不会自动到来，它一定是两国政治领导人、专家学者、传媒与公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政治领袖的魄力和学者的远见是至关重要的。70年代-80年代中日关系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是“尼克松冲击”的结果。现在，中日两国则更应该依靠自身的努力，创造中日关系的新思维，打破目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