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家庭结构

未来家庭结构

肖晓鸿

内容提要：实行二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仅是中国未来家庭类型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也对中国未来家庭结构起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家庭结构呈现出以核心化家庭为主，小家庭式样多样化的趋势，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正在构成中国城乡家庭结构的重要内容。中国核心家庭越来越多地取代过去的那种大家庭。核心家庭增长的速度在降低。在中国，特别在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常规家庭，比如说宾客家庭，DINK家庭，单亲家庭，空巢家庭，还有不婚的单身和不婚而育的家庭，还有同性恋等等。这些将在中国未来家庭结构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例。随着价值观念的变化，人们可能越来越重视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实现，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父母的家庭分出来，分开居住，这成了一个主要的模式。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地讲究生活质量。这种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文化在年轻人中不断扩大，从而也对中国未来家庭结构的变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家庭结构、未来家庭

一．家庭结构

家庭成员之间的组合状况以及由此形成的家庭模式和类型。它的内容有：家庭成员、家庭成员的数量、家庭成员的联系方式和家庭规模、家庭类型。家庭成员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不同结构的家庭。家庭结构不同，从而也表现出家庭角色、家庭功能、家庭关系、家庭生活管理等方面的不同。当今，社会现存的家庭结构类型，概括起来有下列几种：

（一）完整家庭：

1.单纯夫妻型：指男女已婚尚无子女或无子女及与子女分居和父母也分居的家庭。

2.夫妻子女Ⅰ型：指夫妻与成年而尚未结婚的子女居住在一起。

3.夫妻子女Ⅱ型：指夫妻与尚未成年子女居住在一起，而和双方上一辈分居的家庭。这是典型的 "小家庭" 。

4.两代型：指夫妻尚无子女，仍和上一辈人居住在一起的家庭。

5.三代型：指夫妻与子女并和上一辈住在一起的家庭。

（二）残缺家庭：夫妻双方缺了一方的两代型、三代型和夫妻子女Ⅰ型、Ⅱ型缺父或损母的家庭。

1.单身型：指不愿结婚的而没有和父母兄弟姐妹居住在一起的成人；夫妻离婚或一方死亡后无子女也不和上一辈居住在一起的家庭；儿女均已成家分居的上一辈夫妻中缺少一方的家庭。

2.“形式家庭”：指还有一些成人和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友居住在一起而其中没有二人有夫妻关系的家庭。这种家庭只有形式，没有实质，但客观上是存在的，可称为“形式家庭”。

我国现阶段主要的家庭结构有4种类型：单身家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其中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是我国家庭结构的主要模式，占绝大多数。目前，老年的单纯夫妻型和夫妻子女Ⅰ、Ⅱ型，随着社会经济、政治、风尚、妇女经济独立、退休制度的建立等等，发展得特别迅速；单身家庭有增长的趋势，而联合家庭则是传统的家庭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发达，以及人口流动的加快，它将逐渐趋于消失。

二．现行生育政策对未来家庭结构的影响

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极少数确有特殊困难的家庭经过批准可生育第二个孩子；少数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具体措施由所在地区自行决定。据国家计生委有关资料，全国仅有6个省区和西藏自治区农村基本实行生育两个孩子或多个孩子的政策，有7个省、直辖市规定一般情况下只生育一个孩子，17个省区规定农村人口一对夫妇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有实际生活困难的，可以间隔几年后，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

总的来说，中国农村的生育政策是多元化的，根据实际情况有不同的政策要求。在城镇地区，基本上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同时，绝大部分地区都规定了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时，可以间隔几年生育第二个孩子。

计划生育自70年代末在全国大规模推行以来，对控制中国人口规模，降低生育率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入90年代以后，总和生育率(TFR)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与此同时，计划生育对人口结构

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由于出生减少，加之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的态势愈加严重，平均家庭户规模也不断缩小。根据有关研究，80年代平均家庭户规模的急剧缩小主要是由于夫妇平均生育子女数量的减少。并且，这一变化过程仍在继续。

近年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给未来家庭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出现令人担忧的所谓“421”家庭及其他问题，从而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思想。

三．“421家庭”将成中国社会新的家庭主流

“421家庭”，即一对独生子女结婚生子后，他们的家庭结构，4个父母长辈、1个小孩和他们2人。有人说，“421家庭”是7张牌，其中4张是大牌——4个父母长辈，1张是底牌——1个小孩，还有2张是关键牌——夫妻二人，没这2张，整副牌都成一副散牌。因此，张张牌都重要，张张牌都不能丢弃。

自1978年我国施行“计划生育”国策以来，70年代后的“独生一代”，正开始书写一种和上一代人截然不同的家庭生活。他们在这种全新的家庭模式里，实践着自身的生活理想，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人中国家庭的困惑。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计划生育则宣传：“一人结扎，全家光荣”。“421家庭”表示：“现在孩子是唯一的希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四世同堂式的家庭“金字塔”迅速演变成“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421家庭”将成中国社会新的家庭主流。伴随着“新家庭”的出现，整个中国传统家庭关系将被颠覆。嫡亲数量的减少，将直接危及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亲族网络及其社会伦理观念。若干年后，人们将不再有表亲，不再有姑、叔、姨、舅等亲属关系，更让人担心的是，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兄弟姐妹，家庭细胞随之解体，社会关系将巨变。与此同时，社会急剧老年化，而独生子女赡养负担的加重，则将直接考验中国即使是10年后都仍然很不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因为“421家庭”所代表的新家庭，一方面，跃然呈现出所谓现代化生活的全新局面，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中国家庭正处于社会新游戏规则的关键时刻。由此而生，经济投入方向变了，如今家庭的希望全部都堆压到“1”——1个孩子的身上；家的经营方式变了，如今家的重点从传统文化传承转到经济投资理财上。

目前421家庭中的“2”的普遍想法是：“趁父母身体情况还好的时候，把孩子生下来还可以给他们照顾。如果再拖上个三五年，又要照顾父母又要照顾孩

子，就麻烦了。”上有老、下有小，一个家庭的倒金字塔结构，令“2”们心有戚戚，不得不早做打算。实际上，有更多的421家庭，由于社会人口流动的加速，使得更多的老人没有子女在身边照料，“4”和“2、1”常常是在不同的城市生活着。中国的现状是，60岁老人已经接近1.3亿，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进入迅速发展的阶段，成为世界上拥有老人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仍在以每年3.32%的速度递增，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摆在许多“第一代独生子女”面前的矛盾是：不仅是“养不起孩子”的忧虑，还有“养不起父母”的危机。“一切为了孩子。”这个“1”仍然是家里的重心，传统的哺育后代的方式并未因1970后或1980年代初的年轻人有反叛心理而将这一规则破坏掉，一旦他们成家、立业、育子后，他们也体会到了上一辈人的良苦用心。孩子是未来，但在父母眼里，自己还是孩子，“421家庭”中的“4”在分担这个家庭的压力。但老人是依赖也是这种家庭结构中最大的不稳定因子。如果再过10年，谁来给老人养老就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送到养老院？不放心；接到家里？已有两个老人了，哪里照顾得过来呢？现在夫妻俩拼命挣钱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为了自己的小家庭，也是在为他们的老人们的养老作准备。但是他们显然并未做好足够的准备，因为他们自己的心理年龄还是“小孩子”，但家庭责任已不可避免地到来。“第一代独生子女”就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为人父母的准备”。

在大部分独生子女看来，父母帮自己带孩子，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他们同时担心父母用老一辈的育人方式来带小孩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对于后一代教育方式的冲突也许比较容易化解和回避，但在家庭的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却容易引起新的冲突。另一个“421”家庭的决裂正是如此：南京的一名会计小徐就在结婚后不久离婚了，原因是无法容忍公婆对老公的“溺爱”。她丈夫有两个月没工作，天天拎着包出去网吧打游戏，时间长了，小徐就忍不住说了他几句。当时被他妈听见了，他妈就破口大骂：“我的儿子，我养他，我养他出去打游戏，要你管？”现在，小徐与小吴虽离异，但因为小孩的关系，仍“同屋分居”。“现在孩子是我唯一的希望。”小徐目前最大的想法是：“把孩子养大之后去隐居。”在这个奇怪的“421”家庭结构中，小徐的地位非常微妙：“我婆婆也不是凶恶，她就是比较霸道，有一次，朋友约我出去泡吧，8点出去的，我9点就死活要回

来。他们很奇怪问为什么？我说不愿意让他们等门。她们问我为什么不带钥匙，我说那不是我的家。就是这样。我朋友说我内心太灰，我自己也知道。可是谁也帮不了我。而且，我身边这样的例子也不少。”

不管怎么说，28年前的计划生育国策决定了“421”家庭将取代现有家庭模式，有其因,必有其果，“2”们能否充当社会生产的加速器、能否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尚需要继续磨练。随着这种全新家庭结构的产生，他们在家庭理财和投资、人生目标和规划、社会人际交往上都正在进行着全新的洗牌，因为，整套社会游戏规则都已经变了。

四．让一部分人多生一个都难

上海、北京、广州、武汉，中国的大城市户籍人口频频出现负增长。“让一部分人多生一个”的政策是如何变成“让一部分人不敢多生一个”的都市心理暗疾的？上海人口负增长的情况至今已持续了11年，而情况还在不断恶化。预计到203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一半是65岁以上的老人，这意味着两人行，必有一人是老人。上海成为白发社会似乎指日可待，而上海的人口问题，将逐渐蔓生到中国的其他大城市。鉴于此，作为缓解人口迅速老龄化的重要方法，上海放宽生二胎的限制，开始让“一部分人多生一个”。目前上海最希望生育二胎的人群分两类。一是收入达到相当水平的富人，另一类是社会底层人士。上海独生子和独生女结婚后生二胎的比例大概占20%—30%。其余70%—80%的独生子女夫妻不愿意生二胎。因为他们最担心的是孩子高昂的养育成本，事业发展、经济负担和孩子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抚养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要用于孩子身上。据有关人士分析：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为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9万元。这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一个孩子至少要49万，谁敢在生第二胎？

五．“丁克”家庭的兴起

“丁克(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DINK)”家庭——那些双收入、无子女的家庭。2002年社会调查也显示，目前我国的大中城市已出现60万个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1984—1998年，北京市约有3%的夫妇自愿不生育，达7万人之多。1989年，广州市只婚不育的人数有10万人，1992年年底则猛增至13万人。2003年年初，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迟书君等人对深

圳户籍人口的婚姻家庭状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研究后发现：深圳户籍的家庭仍然属于传统稳定型，但不要孩子、仅由夫妻二人组成的丁克家庭所占比例却高达10%左右，远远高于国内一般城市，并且呈继续上升的势头。到了2004年，天津市妇联在600个家庭中选择了18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专项调查，有63.6%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有成为“丁克一族”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夫妻可以不生育”。

大多数“丁克一族”为高学历高收入人群，然而与其说这些更为“重视自我”的丁克一族不要孩子是为了享受二人世界的浪漫与清净，不如说是由于严酷的生活现实而被动作出的选择。

有些人认为“丁克”不过是年轻人一时冲动而为之，鉴于女性晚育带来的危险，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口号“丁克反悔要趁早”。然而丁克现象并不像一首流行歌曲一样迅速逝去，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选择不育，“丁克一族”显然已经成为中国大中城市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更为重要的是，“丁克”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对于老龄化社会加速的影响仍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仍旧寄希望于丁克对降低生育率作出的贡献。“如果国家能够采取有力措施鼓励那些自愿不育的夫妇，使“丁克”家庭有所发展，那么不但可以大大减轻我国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而且可望从根本上动摇国人的传统生育心理定式。”另有学者认为：上海市于1994年在全国率先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其中应该有丁克夫妇的一份功劳，甚至可以说他们对此作出了特殊的隐性贡献。所以，“丁克家庭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应该鼓励。”这与上海以政府法规的形式鼓励生育，不鼓励生二胎两相对照，颇为有趣。

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问题。不生，老龄化如何解决？生，如何能养育得起？在一个快速现代化的社会里，长期一胎化的政策、以及“丁克”等生育观念的变革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些人可以生二胎却又不敢生，另一些则连一胎都不愿意生了，白发城市正在形成。这便是中国大城市目前所遭遇的人口困境。

六．同居现象

在深圳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一些年轻人很自然地选择了这一生活方式。同居现象在深圳越来越普遍。

芳芳和男朋友的同居生活非常“和睦”，但两个人从来没提过结婚两个字。芳芳的男朋友是个电脑工程师，一心想移民加拿大；而芳芳从来没想过出国，能跳出

农门，来到深圳，有份稳定的工作，她已经很满足了。“何必到外国受歧视？”两个人不结婚但也没提分手的事，男朋友能包容她的坏脾气，她作的饭男朋友爱吃，这不也挺好。不过快26的芳芳也开始留意其他男孩，毕竟终归要嫁的。芳芳忧虑的是，深圳太多有志向的人，找个肯和自己过平淡日子的人不容易。

深圳大学社会学系的马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年轻人只身来到深圳闯荡，工作生活的压力非常大，不定因素也非常多，在没有父母的陪伴，同时也没有父母束缚的情况下，某些人自然而然的选择了‘同居’这种生活方式，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同居生活的流行，还在于现代女孩性观念的解放，“吃亏的总是女孩”的观点已有些过时，更多的女孩认为，性是双方的需要，彼此的满足，不存在谁吃亏，“只要采取避孕措施，就没问题。”

在武汉大学我问一对同居了3年的大学生：“你们考虑过以后怎么办呢？比如婚姻？”

“不知道！”女孩说着一脸的茫然。

“反正走到哪儿说哪儿的话呗，”那个脸皮白净的男孩说，“人生短暂，考虑不了那么长，只要拥有一天就要享受一天。我们只追求此时此地的真诚相爱，至于明天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把握不了。这样不是挺好吗？何必要想那么多那么远，那样不是挺累吗？”他一脸的深沉一脸的忧思，像个哲学家那么高深。据统计，在这些同居的大学生中，婚姻的成功率不到5％，一般都是毕业之后各奔东西分道扬镳了。对他们而言“婚姻”这个词还很陌生。

未婚同居、异性同居。如今同居这个颇受争议的行为又有了新的动态，两对恋人同居一室，共享别墅、跑车……我们进入了新同居时代。独自居住寂寞，需要家的感觉，大概是新白领同居的主要原因。这样和父母一起住不是更可以寻找家的感觉吗？但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虽然大家觉得寂寞但没有新人愿意和父母同住。新人类们都觉得，和父母的生活方式、消费观点很不一样。比如和朋友可以一块儿去泡吧，而父母可能只会阻止你去泡吧。年轻人觉得提前消费是一件很好也很正常的事情。

七．“同性恋”家庭

据中国学者最近调查发现：中国内地15-65岁的同性恋人数大约3000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大约为2000万，女同性恋大约为1000万，他们广泛存在于城市、农村以及社会的各个阶层。由于世俗的偏见、法定权利的缺失和不明确，使得这些人遭到严重的社会歧视，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由于生理心理差异、交流渠道闭塞和信息匮乏，外界对同性恋者容易产生猜疑和顾忌，加重了原本处于弱势的同性恋的心理负担和内心矛盾，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心理健康。

大多数同性恋者把同性婚姻当作奢望，至今独身的智同说：“同性婚姻合法化将是对同性恋者的最大支持，但我想我这辈子是见不着了。我能期望最好状态，是社会能够正确认识这个人群，无所谓同性恋异性恋。不去干涉个人私生活就不错了。”

大多数中国同性恋者认为：他们遭受的压力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民间。中国很可能走类似北欧的道路：先是同性恋的社团做好专家的工作。科学界做好政府的工作。政府通过媒体、法律等途径引导大众，和缓地解决问题。

一些高层次的同性恋者已在积极行动。很多学者得到了同性恋者的配合。1990年代初，一些高层次的GAY就开始了和专家的交流，协助李银河和王小波完成了《他们的世界》，这次标准修订，刘华清主任的第一例祥本则是这样获取的：一个北京的同性恋者得知修订之事，主动与刘华清联系，把他带到了一个同性恋酒吧。和张北川建立联系的同性恋者全国有1800多人。“帮我做工作，也就融入了这个人群希望改变自身的活动。”张北川描述，一个女志愿者是这样：“她在青岛读大学。每个星期天到我这里来，默默工作，可能一上午和我说不到十句话。”

1998年，中国的同性恋者开过两个会。女孩们的单独会议充满了快乐游戏。她们最后提出了一些行动方案。比如和专家、政府密切配合之类。公安机关旁听后的结论是：没什么问题。

但一个改变公众印象的不利因素存在着：目前为公众所知的同性恋者表现不佳。在很多人印象中，同性恋者的形象是公共厕所里的苛合、公共浴池里的滥交。“遗憾的是：大量的优秀的同性恋者在隐藏自已，实际他们不太容易站出来。在我认识的同性恋者中，有人在国际赛坛上为国争光，有的在农业建设历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所有阶层都有，也许就在你的身边，只是不暴露。”童戈说，“实

际上，我在别人眼里绝对是成功男人，是一个负责的好丈夫好父亲。我对她没有爱情，但是有浓浓的亲情。我的家人至今都不知道这个秘密。”如果中国的同性恋者想争取更多权利、尊严、自由的保障，首要的一点：必须学会自律。这个人群中确实存在着缺乏自我责任感，出于享乐目的和毫无顾忌的人。这会引起对社会善良风俗的威胁，这也会让他们获得权利的路走得更长，甚至走一些弯路。

据英国媒体报道，10个英国人当中有8个对最新的“同志婚姻”革命表示支持，即给予这些同性婚姻以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权利。根据英国的法案，同性恋夫妇可以在登记人员面前和两名证人的情况下，对他(她)们的婚姻进行登记，这种登记只针对同性婚姻。但在法案中没有采用“同性婚姻”这个词，但这种民事契约将被设计成尽可能与婚姻关系一样。契约双方甚至可以象离婚一样解除双方的关系。这场波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同性婚姻革命，将允许婚姻一方在配偶去世之后继承养老金和其他民事权利。

《中新网》2005年6月29日电：英国报纸28日报道说，一名女同性恋——26岁的莎菲尔者将产下英国第一批使用网络捐赠者的精子受孕的宝宝之一。

《每日电讯报》援引莎菲尔的话说：“我们知道有些人不会认同我们的做法，不过他们有权持有不同的看法。”她还说：“只要我们的小孩能够得到关爱，而且衣食无缺，我就不认为这件事有错。”她表示：“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拥有小孩，只要他们给予关爱。我希望会有更多男士成为捐精者，以协助像我们这样的人。”

八．结束语

从家庭基础分析，未来家庭应该是真正以爱情为基础的家庭。一夫一妻制，不是名义上的，而是真正感情上的道义上的实质上的制度；

从家庭结构分析，未来家庭经济来源极大的丰富，自然结构将进一步健全，改善，家庭核心化，小型化；

从家庭职能分析，未来家庭将发生重大变化，必然提出对精神生活的更高要求。

从家庭关系分析，未来家庭将会成为更加和睦、幸福、美满的家庭。未来家庭将会更加人性化。

【作者简介】

姓名：肖晓鸿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68年12月

籍贯：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

毕业院校：1991年6月毕业于湖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91年8月考入中国假肢矫形技术培训中心师资班，1991年8月至1994年6月在德国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假肢矫形技术，1994年5月获中国首批国际假肢矫形技师资格，曾于1995年6月至1996年6月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进修假肢矫形技术，200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获硕士学位。

职称：康复医学教授、国际矫形技师

工作单位：武汉民政职业学院康复医疗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