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陶渊明的一些资料

一。陶渊明为什么要做官？

1、陶渊明曾祖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过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说，或名岱或名茂），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具体事迹已不可考。由此可见陶

渊明身世显赫，魏晋时期贵族子弟做官为社会风俗，就如同王羲之父子。因此陶

渊明也不能免俗。

2、儒家思想以“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理想，任何儒家弟子都有入仕为官的愿望，陶渊明亦会如此。

二。造成陶渊明逐渐形成归隐思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时代政治的原因。

陶渊明生逢乱世，他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社会处于空前的大

分裂、大动荡的黑暗时期。在这样的社会中，陶渊明的治世理想是难以实现的。

晋宋时期，推行的是门阀世族制度，政治极端腐朽。门阀世族制度萌生于东汉末年，形成于魏晋，魏文帝曹丕为篡汉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为门阀制奠定了基础。中正官“计资定品”只重门第，不重乡议。司马家族建晋之后，继续推行这

一政策，逐渐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官位世袭局面。土族与庶族有着明

显的界限，不仅政治、经济地位不同，甚至不通婚，不同乘共坐。士族的权势之大、气焰之盛，这皇权也不能完全控制。晋武帝司马炎时，土族王恺、石崇斗富，石崇对司马炎资助给王恺的一支二尺多高的珊瑚树不屑一顾，随手打碎，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士族的奢侈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士族官僚的把持下，庶族寒门的人

士很难有做官、晋升的机会。当时的名士、犍为李密就曾发出了“朝中无人，不

如归田”的慨叹。陶渊明祖上虽做过高官，但仍属庶族，又加之家境清寒，所以

在官场上始终受到歧视。从他29岁到41岁这13年的游宦生涯中，他曾五次出仕，五次辞官。第一次，太元十七年(公元393年)，任江州祭酒；第二次，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在桓玄处当僚佐；第三次，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在刘裕手下任参军；第四次，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建威将军刘敬宣部下任参军。同年秋天，他第五次出仕，任彭泽令。不久，他就脱袍归隐，再未出仕。这五次出仕，

他在职的时间前后累加也不过四、五年，所任官职都是些参军、县令之类的小官，根本不可能实现他那“大济苍生”的远大抱负。但他又心存希冀，雄心不死，所

以才这样仕而退、退而仕，反复不已。这时期陶渊明的思想在“用世”问题上发

生的反复曲折的变化、直到最后政治理想的彻底破灭的思想状况，在他的咏怀诗

中都有所表现。

其次，陶渊明所受的教育和他个人的性格，也是促成他退隐的重要因素。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以清正廉明而名扬四海的贤臣，陶渊明的祖父陶茂、父亲陶逸，也都是冲和温雅、淡泊名利的人。陶渊明多次写诗文赞美他们的清高品行：“功遂辞归，临宠不忒”，“行不苟且、言无夸矜……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这些都显示了他对祖先的高旷人格的由衷赞诩。家庭的熏陶，对他养成清

高淡远的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就陶渊明个人的气质禀赋而言，他那狂狷不阿和缺乏耐心的性格，以及较为脆弱的心理素质，也是造成他在仕隐之间反复不已的原因之一。

比如，在桓玄和刘裕当政之初，他都曾雄心顿起，于是便满怀期冀地出仕，但又都很快地失望而辞官，显示了他那书生式的冲动性格。而最后他在做了80天的彭泽令之后，因为不能忍辱纳垢，愤然辞官而归，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心

理的脆弱。他那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话，缩编为“不为五斗

米折腰”当做追求个人尊严的名言普遍采用，成为一种类似于“贫贱不能移，富

贵不能淫”的傲人气节，这思想当然是可贵的。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原话，

恐怕还会发现其中另有歧义，至少说明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完全是艺术家型的。

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但却难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官员。陶

渊明对自己的这种性格也有所认识。在许多诗中，他多次提到“无适俗之韵”，

这个“韵”除了政治思想内涵外，当然也包括性格因素。在《与子俨等疏》中，

他更明确地承认了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的性格。

三陶渊明简介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

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

都作过太守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

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

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

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

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

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

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

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

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

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

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

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

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

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

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

（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

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

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

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

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

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

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

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

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

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

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

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

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

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

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

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

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

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

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

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

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

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

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

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

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

“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

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

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

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

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

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

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

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

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

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

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

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

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

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

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

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

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

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

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

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

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

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

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

《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

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

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

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