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笔记
古代文学
秦汉文学史绪论
一、秦代：国盛而文微
吕不韦《吕氏春秋》；
李斯《谏逐客书》；
刻石文；
《仙真人诗》。
二、汉代：国盛而文昌
汉代在国力强盛的同时，也出现了文学昌盛的局面。
1、汉代文人群体的生成
战国时期，楚地出现了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一批文人，他们集于一地又前后相续，且创作内容相类，具有一定的群体特征。
到了汉代，文人群体的存在更为突出，从西汉前期开始，一直到汉代结束，文人群体的存在成为一种明显的文学史现象，其中尤以西汉前期和东汉后期最为突出。
比较突出的文人群体：
西汉初期诸侯王招集的宾客；
汉武一朝汇集在中央的文人；
东汉前期外戚们的幕僚；
东汉后期洛阳东观以及鸿都门学聚集的文人；
东汉后期游学于都城及太学的文人。
汉代文人群体的生成与多方面的条件相关：
A、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培养了文人的文学素养。
B、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录用人才方法中，注意及文学创作的才华。
C、诸侯王、天子、外戚等权贵对文人的招揽。
D、乐府、东观、鸿都门学等文化机构的设立。
E、游学游宦风气的盛行。
2、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A、苞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司马相如语，见《西京杂记》）
司马迁《报任安书》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B、立功扬名的价值取向
汉代文人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从而为汉代文学带来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激扬高昂的格调。
C、“士不遇”的感慨
学以居位曰士。(《汉书·食货志》）
士人的人生与仕宦相关，仕宦是士人实现其理想的首要途径。
但是，士人们在仕途上往往成功者少而失败者多，这就引起他们“遇”与“不遇”的感慨。
由此形成汉代文学“士不遇”的主题。此种不遇的感慨，在汉代文学中呈现出由重视外在的情势、机遇，转向对自身命运关注的过程。
D、批判与赞颂的更迭
汉代文学经历西汉初期对历史的批判与反省，经由西汉昌盛期的歌功颂德，再到东汉兴起的对现实的批判与反省的历程。
E、士人的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
东汉中期之前，汉代士人对自己群体或个体独立性的自觉并不明显。
西汉初期秉承战国遗风，士人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但时间比较短，且自觉程度不甚突出。
西汉至东汉前期，士人整体上对权势阶层带有明显的依赖性。
东汉中期开始，士人的群体自觉和个体自觉的局面逐渐打开，其独立性明显增强。
汉代文学中的个体情思由弱而强，个性在文学中逐渐得以张扬。
F、从浪漫到现实
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汉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进入东汉以后，文学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
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幷没有使东汉文学走向虚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作品的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G、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相互促进
汉代文学在民间和文人两个方面都呈现出兴盛的局面，两者相互促进，互相影响。
民间五言歌谣与文人五言诗。
3、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A、作家群体中的经师儒士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
汉代多数作家都受过经学教育，他们成为沟通文学和经学的重要媒介，汉代文学和经学的互渗互动，主要是通过他们得以实现的。
B、铺张扬厉文风和繁琐解经习气
汉代文学以铺张扬厉著称，无论是辞赋、诗歌还是散文，都普遍存在这种倾向。
和汉代文学铺张扬厉风气相映成趣的是汉代经学的繁琐解读习尚。
秦近君解释《尚书·尧典》标题两字之义，竟至十万言。
汉代文学具有浪漫性，汉代经学也带有很大的虚幻性。汉代经学以阴阳灾异解说时事政治，后来又一度兴起谶纬之学。
刘勰称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文心雕龙·正纬》）。
C、文学的重摹拟和经学的固守师法家法
大赋、骚体赋、七体、九体等，都留下了前后蹈袭的痕迹。
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都是强调传授先师之言。
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
D、文学和经学的从繁到简
从大赋到抒情小赋；
从《史记》到《汉书》；
短小精练的五言诗从附庸变为大国，最终取代了辞赋的文坛霸主地位。
汉代经学的演变和文学类似，从东汉初期起，经学界悄然兴起删繁就简之风。
E、经学与汉代文学思潮
两汉文学思潮很少超越经学藩篱，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
《毛诗序》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
4、汉代文学样式的嬗变
A、辞赋
辞与赋细分起来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但宽泛一些看，两者又基本属于同类，所以辞赋往往并称。
辞在汉代的存在，主要延续、模拟楚辞，许多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多少新意。楚辞体的作品在汉代通常被用以咏物抒情，其中较好的作品，也主要体现在对抑郁、不平之情的抒写。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其来源是多样的。
汉赋的来源尤以楚辞和《战国策》为要，同时吸取史传的叙事和诗歌的因素。
汉赋的发展分两条线索，其一为汉大赋，其二为抒情小赋。
汉大赋的正式形成以枚乘的《七发》为标志，在司马相如那里达到高峰，其后劲则有扬雄的同类创作，东汉时又兴起京都赋，以班固和张衡最为突出。
抒情小赋则逐渐出现于东汉中后期，与其时士人个体的逐渐自觉相应。
B、散文
汉代散文大约可分为三类：一、史传；二、政论；三、碑文。
史传成就最高。《史记》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汉书》与《史记》双峰并峙，成为史传文学的两大典范。《吴越春秋》等著作进一步强化了史传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
政论文的数量极为可观。既有说理性较强的理论型文字，又有现实性很强的实用型文字。出现了《淮南子》、《新语》、《新书》、《法言》、《论衡》、《潜夫论》、《昌言》等重要作品。
碑文则是东汉开始大量出现的新文体，以蔡邕成就最高。
C、诗歌
主要是乐府诗和五言古诗。
五言诗开始主要见于西汉的歌谣和乐府诗，到东汉时，文人的五言诗创作也逐渐兴起，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在这一方面有重大贡献。
五言诗领域出现《孔雀东南飞》这样的叙事名篇，以及《古诗十九首》这样抒情典范。
D、汉代文学的阶段性
高祖至景帝时期，多承战国余绪，而新的因素也在萌生之中。
武帝至宣帝时期，汉代文学自家面貌形成。汉大赋和史传都是与时代状况相称的典范之作，政论文也呈现出汉代经学笼罩下的自家风貌。
元帝至东汉和帝时期，守成地延续西汉以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辞赋和史传方面，而政论文则出现分流，其一延续经学的影响而更显典正、规矩，其一出现反弹，批判精神得到张扬。
安帝至灵帝时期，文学面貌逐渐转变，文学中个体性的内容日渐突出，文人在文学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关注“人”的生命、命运，同时对人生的价值进行新的思考，诗文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第一章
秦及西汉前期的散文和辞赋
第一节秦代文学
“车同轨，书同文”
“秦世不文”（《文心雕龙·诠赋》）
“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一、《吕氏春秋》
吕不韦
八览、六论、十二纪。
（“吕览”）
《吕氏春秋》的文学成就：
第一，体系严密。
十二纪（十二个月）
八览（八方、八极）
六论（六亲、六义）
第二，用事说理生动。
大量比喻、故事帮助说理
第三，寓言故事丰富多彩。
二百多则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法。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感乎？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
二、李斯《谏逐客书》
李斯
代表作品为《谏逐客书》
写于秦王政十年(前237)
郑国渠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
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全文议论驰聘，气势奔放，比物连类，辞采斐然；既富有战国文章宏放雄辩的姿态，又开启汉代辞赋铺叙藻饰的特色，是一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散文，被后人誉为“骈体之祖”。
秦刻石文大多出于李斯之手。
《吕氏春秋》：
战国后期吕不韦组织门客编撰的一部历史著作。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三大部分，又称《吕览》。思想驳杂，文章多用故事说理，生动有趣。
第二节贾谊和汉初散文
一、陆贾《新语》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帝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
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汉书·陆贾传》）
二、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年），洛阳人。
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
18岁有才名；
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
后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
23岁时，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
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
死时年仅33岁。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需哀伤付一生。（毛泽东《贾谊》）
所著文章58篇，刘向编为《新书》。
散文名篇主要有《过秦论》上、中、下三篇，《陈政事疏》（亦名《治安策》），《论积贮疏》等。
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为代表。
贾谊的散文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专题性的政论文。
如《过秦论》：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
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不直说秦之过，而先以奔放之言历举秦之功；
不径言秦之衰，而先以豪迈之语详述秦之兴；
不先写秦之亡，而先以昂扬之笔尽书秦之盛。
在纵笔泼墨绘足龙腾云卷之态后予以点睛：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二是针对各种具体问题有感而发的疏牍文。
《陈政事疏》及《新书》之“事类”。
此类散文的特色是观察敏锐，能透过各种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也就是说能够透过太平景象觉察到社会潜伏的矛盾和危机。
如《数宁》云：“曰天下安且宁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三是利用各种历史材料和故事来说理的文章。
《新书》之“连语”、“杂事”。
《吊屈原赋》是赴长沙王太傅之职，路过湘水凭吊屈原时所作，是汉初骚体赋之代表。
《鵩鸟赋》是谪居长沙时所作，是一篇哲理赋。主要阐明作者对于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
《吊屈原赋》：
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罗而死。谊追伤之，因自喻，其辞曰：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没有准则）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闒（tà小门）茸（r?ng小草）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
蹻（ju?庄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吁嗟默默（不得志的样子），生（指屈原）之无故（《文选》注曰“无故遇此祸也”）兮；斡弃（斡w?：旋转。斡弃：抛弃）周鼎，宝康（空、破）瓠（hù瓦罐）兮。腾驾罢（p í疲惫）牛，骖蹇驴兮；骥
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古代的一种礼帽）荐（垫）履，渐（这里指时间短暂）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罹）此咎兮。
讯曰（告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抑郁）其谁语？凤漂漂（飘飘）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效法）九渊之神龙兮，沕（mì隐
没）深潜以自珍；偭（miǎn面向）蟂（xiāo古书上说的水獭一类的动物）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蚓）？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久）纷纷（乱纷纷的样子）其离（罹）此尤兮，亦
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高翔）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zhān鲟一类的大鱼）鲸兮，固将制于蝼蚁。借凭吊屈原来抒发自己的悲愤情怀。
此赋铺叙与议论并用。无论是铺叙，还是议论，都熔铸了作者的激愤情感，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
此赋模拟楚骚的迹象明显，尚处于汉赋早期创作由楚辞向汉赋的过渡状态。
《鵩鸟赋》：
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鵩飞入谊舍。鵩似鸮（xiāo），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也。其辞曰：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
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作品在抒发对人生、社会的感慨时，表现出鲜明的道家倾向。
汉赋：
是汉代新兴的独特文体，介于韵散之间。一般认为源于古诗，奠基于楚辞，形成和兴盛于两汉。汉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总称，一般认为包括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但以汉大赋最为典型。
骚体赋：
指模仿屈原《离骚》等楚辞作品而写成的一种赋，内容上继承了楚辞的“怨刺”传统，抒写朝廷忠奸不分贤人失志，形式上大抵保持了楚辞整饬中见变化、情与辞相宛转的特点，常用带“兮”字的语句，如贾谊的《吊屈原赋》等。
三、晁错
颍川人。
早年学申、商刑名之学。
文帝时，被派往故秦博士伏生处接受《尚书》的传授。
历任博士、太子家令。深得太子（即后来的景帝）宠信，号为“智囊”。
景帝即位，任内史，迁御史大夫。
吴楚七国叛乱时被杀。
“诛晁错，清君侧”
《汉书·艺文志》著录晁错文31篇，今存比较完整的有8篇。
其中《贤良文学对策》、《守边劝农疏》、《言兵事疏》、《论贵粟疏》最有名。
其文论事说理，切中要害，分析利弊，具体透彻。
唯文采略逊于贾谊。
《论贵粟疏》是作者上给汉文帝的奏疏，上承贾谊《论积贮疏》而发，进一步提出务农贵粟的主张。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zì胔）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xia散布、消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云：“晁贾性行，其初盖颇同，一从伏生传《尚书》，一从张苍受《左氏》。错请削诸侯地，且更定法令；谊亦欲改正朔，易服色；又同被功臣贵幸所谮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司马迁亦云：‘贾生晁错明申商。’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
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
西汉鸿文：
语出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对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和晁错的《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文章的评价。两人欲行变革，却被功臣贵幸所谮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影响深远。
“西汉鸿文”的特征：
1、汉代初年，学尚黄老，文化思想相对自由。兼之战国纵横余风犹存，作者为文，较能畅所欲言，文章具有铺陈壮大的风格。
2、文人从政机遇尚多，社会生活相对稳定，有条件对历史、现实、人事作深入具体的思考和研究。这时的文章，
大抵论证充分、逻辑严密，少有
策士之辞的浮靡与诡辩。文章的结构和语言，也趋于详密和严整。
3、汉初文人抚今追昔，对当代社会的统一与安定倍感珍惜。他们以强烈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总结前朝的兴亡教训，为统治阶级提供经验与借鉴，史论而兼政论、冷静客观而兼热情洋溢，是这一时期文章的又一特点。
四、邹阳
文景时人，曾为吴王和梁孝王门客。著有《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
第三节枚乘
枚乘（？——前140）
字叔，淮阴人。
汉初重要的辞赋家。
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劝阻吴王谋反无效，改作梁孝王门客。
“梁客皆善辞赋，乘尤高”。
梁孝王死，归故里。
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聘他，因年老病死途中。
《汉书·艺文志》著录乘赋九篇。
《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为前人所称道。
然以《七发》最为著名：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太子曰：“惫！谨谢客。”客因称曰：“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太子方富于年。意者（料想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邪
气袭逆，中若结轖（“塞”的假借字）。纷屯澹淡（昏乱、摇荡），嘘唏烦酲（病酒），惕惕怵怵（心神不宁、忧烦惊惧），卧不得瞑（眠）。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精神越渫（xia）（越渫：涣散），百病咸生。聪（听觉）明（视觉）眩曜（yào）（眩曜：惑乱），悦怒不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太子岂有是
乎？”太子曰：“谨谢客。赖君之力，时时有之，然未至于是也。”客曰：“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交结朋友）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膬（同“脆”），脭（ch?ng肥肉）醲（n?ng厚酒）肥厚；衣裳则杂遝（tà杂遝：众多）曼（轻细）煖（暖），燂（xún火热）烁（热）热暑。
虽有金石之坚，犹将销铄而挺（解）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故曰：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调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ju?蹶）痿（蹷痿：麻痹瘫痪不能行走的病症）之机（机兆）；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今太
子肤色靡曼（柔弱），四支委随（不能屈伸），筋骨挺解，血脉淫濯（脉大而软），手足堕（懈怠）窳（yǔ弱）；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醼（通“宴”），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止），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
太子之病者，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间语事，变度(du?考虑）易意，常无离侧，以为羽翼。淹沉（耽溺）之乐，浩唐（通“浩荡”，放荡貌）之心，遁佚（放纵过度）之志，其奚由（何从）至哉！”
太子曰：“诺。病已，请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
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不欲闻之乎？”
太子曰：“仆愿闻之。”
以下分述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六事，一步步启发太子。
最后是“论道”，用“要言妙道”进一步启发太子：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道术）之士有资（资望）略（智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渊）、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筹（筹划）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
于是太子据（扶）几而起，曰：“涣乎（清醒貌）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niǎn）然（涊然：汗出貌）汗出，霍然（疾速貌）病已。
一、“七发”的意义
“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文心雕龙·杂文》)
李善注云：“《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见《文选》卷三十四）
后一种解释比较符合作者原意。
这是劝戒膏梁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
二、《七发》的艺术成就
1、《七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
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
——《吕氏春秋·本生》
在体制与描写手法上都受到过楚辞的影响，《离骚》的宏大体制及其中的问答形式、《招魂》帝与巫阳的问对，以及《招魂》和《大招》的铺排描写手法，还有纵横家说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区别在于，《招魂》和《大招》的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面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回归；而《七发》则把上述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批判。
2、《七发》在艺术上的特色是铺张。
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文心雕龙·杂文》
3、《七发》的出现，对汉赋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七发》是在一个虚构的故事框架中以问答体展开的。
第二，《七发》脱离了楚辞的抒情特征，转化为以铺陈写物为中心的高度散文化的文体。
第三，《七发》所铺陈的内容，从多方面开拓了文学的题材，这些题材在后来的赋作中得到进一步发挥。
第四，《七发》已经出现了道德主题与审美主题的矛盾，也就是“劝百讽一”的现象，这也成为后来汉赋的基本特征。
4、《七发》既奠定了典型的汉代大赋的基础，又是辞赋中特殊的一支——“七”体的开创之作。
如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左思《七讽》等。以至《文选》别立“七”体。
枚乘的散文：
《谏吴王书》、《重谏吴王书》。
第四节司马相如及其他作者
司马相如（?——前118）
字长卿，蜀郡成都人。
青少年时期，好读书，又学击剑。
初入仕途，“以赀为郎”，任“武骑常侍”，时随从天子（景帝）狩猎。
以有病为由，客游梁，成为梁园文学群体中的一员，作《子虚赋》。
梁孝王卒，梁园宾客解体，相如归蜀。与临邛富家女卓文君结为伉俪。
武帝偶读《子虚赋》，称赏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恰好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于侧，遂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武帝十分惊喜，遂召相如。
相如见到武帝后，称《子虚赋》乃叙诸侯之事，不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于是作《上林赋》。
武帝大悦，以相如为郎。
撰《谕巴蜀檄》以安抚巴蜀百姓。
见秦二世陵，作《哀秦二世赋》。
武帝好神仙，遂撰成《大人赋》。
《长门赋》为历代宫怨作品之祖。
还有《美人赋》、《难蜀父老》。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未尝肯与公卿交游。患消渴疾，常称疾避事。
晚年以病免官，居茂陵。武帝元狩五年（前118），终以消渴疾辞世。
相如居茂陵，亦时时著书，辄为人索去。
病逝后，朝廷遣人往取其所著书，仅有《封禅文》一篇奏上。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成果。
这两篇作品不作于一时。
《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去十年。
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实为一篇完整作品。
作品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通过他们讲述天子、诸侯苑囿之大、田猎之盛。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
楚使子虚使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畋罢，子虚过（过访）奼（诧，夸耀）乌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畋乐乎？”
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子虚曰：“可。王车架千乘，选徒万骑，畋于海滨……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值宿）卫（守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泽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臣窃观之，齐殆不如。’于是齐王无以应仆也。”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贶（kuàng赐）齐国；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美好的风俗）烈（光辉的事业），先生之余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受到）客（宾客的礼遇），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子虚赋》）亡是公听（yín）然而笑，曰：“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淫放，放纵侵犯别国）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弃、离开）国逾限，越海而田。其于义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耶）？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膠（胶）葛（膠葛：寥廓空旷）之
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jù古代悬挂钟或磬的木架子），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茫然）而思，似若有亡（亡失），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以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
“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本不得垦辟而人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国小），而乐万乘之所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于是二子愀（qiǎo脸色改变）然改容，超（通“怊”，怊chāo ：悲、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上林赋》）
一、《天子游猎赋》的主题
《天子游猎赋》前后两部分主题是统一的，即反对奢侈，崇尚节俭，抑诸侯而尊
天子，维护汉帝国的统一。其间又有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及对天子功德、帝国昌盛气象与风貌的热情歌颂。
二、《天子游猎赋》在汉赋史上的地位。
1、确立了汉大赋虚构人物、设为问答、铺张扬厉的体制；
2、奠定了大赋讽劝兼杂、“劝百讽一”的主题模式；
3、其体制成为后世赋家学习模仿的典范。
汉大赋：
汉大赋是汉赋的典型形式，形式上篇幅较长，多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内容上以体物为主，以润色鸿业为目的，兼有讽喻劝谏，艺术上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具有富丽堂皇的风格。以枚乘《七发》为形成标志，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最为典型。
汉大赋的特点：
1、篇幅较长，结构宏大，一般都在千字以上。
2、善于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富丽的辞藻。
3、侧重铺写宫苑、京都、宫殿、山川等壮丽事物，帝王的政治、军事、祭祀等重大活动，以及帝王贵族声色犬马、畋猎驰逐等生活。
4、主旨则既美且刺。其效果往往是“劝百讽一”。
5、多采用主客问答式，赋文一般由序、正文（主客彼此夸耀）、结尾（往往以一方向另一方诚服作结）。序和结尾一般用散文，正文以韵文为主。
“劝百讽一”：
语出西汉末扬雄的《法言》，是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劝”是鼓励的意思，“讽”即讽谏。其意是说赋中鼓励的成分过多，
淹没了篇末的讽谏主旨，本末倒置，结果欲讽反劝，适得其反，助长了帝王的奢侈心理。
枚皋
汉代文坛成果最多的作家。
枚皋是枚乘的庶子。史称其作品可读者百二十篇，此外尚有数十篇。他的作品不以讽喻谏说为宗旨，表现出有别
于传统的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然其作品多匆促而就，缺少锤炼，故后世罕有流传。
东方朔
武帝周围文学侍从中较突出者。
为人滑稽多智，时时进谏，然多以诙谐话语论事，指意放荡，故终不见重用。
作《答客难》以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另有《非有先生论》、《七谏》。
后世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间》等，皆模仿《答客难》。
刘安《淮南子》
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今存21篇。原名《淮南鸿烈》，“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
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
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淮南小山《招隐士》。
第二章
古代诗歌总集——诗经
第一节《诗经》概述
一、《诗经》名称之由来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
《诗经》被称为“经”，始见于《庄子·天运》之所载：
《庄子·天运》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
《庄子》所谓经，只是书籍之意。汉代提倡儒术，将据说经过孔子整理的书，都称为“经”，作为常法，尊为经典。于是《诗》与《书》、《礼》、《易》、《春秋》并称“五经”。
二、《诗经》的篇目
《诗经》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
这6篇笙诗是小雅中的《南陔（gāi ）》、《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
有人认为本来有词，在战国至秦之世亡佚了（郑玄《笺》据《毛诗序》说）；有人认为本来就是有声无词，“《南陔》以下，今无以考其名篇之义，然曰‘笙’曰‘乐’曰‘奏’而不言歌，则有声而无词明矣。”（《诗集传》）较为通行的说法，笙诗是有声无词的笙曲。
三、《诗经》所反映的时代
主要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
《诗经》中的作品，其创作年代的上限，由于人们对于商颂的理解存在分歧，故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古文经学家：
商颂为商人所作。
今文经学家：
商颂为春秋时宋人所作。
但商颂在《诗经》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诗经》仍主要是一部周诗集。
《诗经》中最早的诗篇应该是《幽风》之《东山》、《破斧》、《鸱枭》。
《东山》和《破斧》是周公东征时的作品。《诗序》说：“《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
又说：“《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恶四国焉。”周公东征是在周成王三年和四年，公元前1113年至公元前1112年。《鸱枭》作于成王四年，是诛杀管蔡后，周公写给成王的。
《诗经》中作品的下限为春秋中叶是肯定的。最晚的作品大多认为是《陈风·株林》，大约创作于公元前599年（鲁宣公十年）前。
《诗序》说：“《株林》，刺灵公也。淫于夏姬，驱骋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陈灵公的事情在《左传》宣公九年和十年有记载。
也有人认为是《曹风·下泉》。
（陆侃如、冯沅君认为《曹风·下泉》作于公元前510年之前。见其所著《中国诗史》）。
《诗经》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
四、《诗经》产生的地域
《诗经》产生的地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湖北的北部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