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外文翻译 大学论文

本科毕业论文外文翻译

外文题目：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出处：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作者：Gary Gereffi, John Humphrey, Timothy Sturgeon

译文：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摘要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它依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生产网络、技术能力和企业层面的学习着三方面的文献，定义了在决定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和变化中其作用的三个变量。它们分别是：（1）交易的复杂程度，（2）进行交易的能力，（3）供应基地的容量。这个理论产生了从高到低不同程度的明确合作和权利不对称的五种类型的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层级型、领导型、关系型、模块型和市场型。本文通过对自行车、服装、园艺和电子这四个产业的简单案例的研究，强调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动态和重叠的本质。

一、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经济特别是在国际贸易和产业组织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经济最重要的两个新特征就是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的垂直分工。前者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能力的增长，后者使得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集中在创新和产品策略、营销、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减少其对一般服务和批量生产这些非核心的功能的直接所有权。这两个变化一方面为各种各样的相邻市场间的网络整理形式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为大型的垂直一体化公司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本文的目的在于构建一个理论框架，为了更好地理解在全球市场的生产中治理结构的转变，这个结构指的是“全球价值链”。我们的目的在于为已知领域的各种各样的网络形式提供秩序。

全球规模的产业组织的改革不仅仅对企业命运和产业结构产生影响，而且影响了国家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在全球经济中前进或者停滞不前。对全球价值链的研

究和政策工作检验了全球生产和分工系统一体化的不同方式，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提高地位的能力。我们希望这个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会对选择与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就业创造和减少贫困相关的有效政策工具有一定的帮助。

二、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

使用上述方法以及借鉴很多有关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完整的价值链分类治理方法。我们意识到，像大多数寻求从交易成本、全球商品链、组织理论角度解释产业组织的框架一样，公司间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关系和纵向一体化的公司（等级型）一起组成了一系列协调明确的两极，而网络关系包括一个中间的价值链治理模式。我们对这个概念进行拓展，增加了三种不同的网络类型：模块型、关系型和领导型。这样我们的分类方法定义了价值链治理的五种基本类型。虽然这些类型部分来源于经验观察，但是并不是以实验为依据的，而是通过分析得来的。它们是：

（一）市场型

市场的联系不一定是完全暂时的，这对于即期市场是很典型的，这些联系可能会伴随着重复的交易而持续存在。重要的是，对双方而言，转换新的合作伙伴的成本都较低。

（二）模块型

很典型的，在模块型价值链中的供应商是按照客户的偏好生产产品的。然而，在提供关键服务时，供应商对与工艺技术相关的能力负全部责任，使用机械，限制具体交易的投资，代表客户为组件和原材料支出资本。

（三）关系型

在这些网络中，我们可以发现买卖双方间的复杂的交易，这些交易形成了相互间的依赖和高水平的资产具体化。这可能通过名誉、或者家庭和民族的联系进行管理。很多学者已经强调了空间相邻在支持关系型价值链联系中的重要性。但是在长时间形成的或者基于分散的家庭和社会组织建立起的关系中，信任和名誉可能会在空间分散的网络中很好地发挥作用。

（四）领导型

在这些网络中，小型的供应商在交易上很依赖大型的购买者。供应商面临的是巨大的转换成本，因此他们是被领导的。这些网络常常被形容为被领导公司高度控制。

（五）层级型

这种控制形式的特征是垂直一体化。占优势的治理模式是管理层控制，接下来是经理人对下级，或者是从总部到分公司。

这五种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产生归因于三个关键变量的不同价值，这三个变量是：公司内交易的复杂程度、识别交易的能力和供应商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每种治理模式都提供了一个在外包的利益和威胁间的不同取舍。

三、价值链治理的理论

（一）市场型

当交易很容易被识别时，产品标准就比较简单，而供应商拥有几乎不用买方的投入生产产品的能力，资产具体化就无法集聚，市场控制力就可以被预期。在市场交易中，买方对由卖方制定的标准和价格作出反应。因为交易的信息的复杂程度比较低，在缺少明确的协调时就可控制交易。

（二）模块型

当制定标准的能力延伸到复杂的产品时，价值链的模块化就产生了。通过减少组件的多样化和统一组件、产品和生产标准，使得产品风格模块化，技术标准使交易简单化，当供应商有能力提供全部包装和组件时，这种现象就会发生。这不仅制定信息内向化，减少资产具体化，还减少买方对直接监督管理的需求。基于编制知识的联系提供了很多相邻市场间联系的好处，如速度、灵活性、获得低成本投入的途径，但是与基于价格的传统市场交易不同。比如，当一个电脑设计的文件从一个领导公司传输给一个供应商时，公司内联系比有关价格的信息的流动就更多。由于标准化，在缺少明确协调时就可以交换复杂的信息，所以像简单的市场交换一样，转换新的合作伙伴的成本仍然较低。

（三）关系型

当不能统一产品标准、交易复杂和供应商的能力强时，关系型价值链治理就可以预见了。这是因为交换的知识必须在买卖双方间交换以及高素质的供应商为领导企业提供进行外包的强烈动力以获取互补的能力。这种相互的依赖可以被诸如名誉、社会和空间相邻、家庭和民族的联系所管理。这种复杂信息的交换常常是通过频繁的面对面的交流来完成的，并且由高水平的明确协调治理，使得转换新的合作伙伴的成本较高。

（四）领导型

当制定详细指示的能力和产品标准的复杂程度都很高，而供应商的能力较低时，价值链的治理会趋于领导型。这是因为在面对复杂的产品和标准时，供应商的低能力要求来自领导公司大量的干预和控制，当领导公司在为了排除他人获得属于他们的利益而寻求锁定供应商时，这会有助于交易依赖的形成。为此，供应商面临着巨大的转换成本，因此是被领导的。被领导的供应商经常局限于范围狭窄的任务，比如，仅仅从事组装，在补偿性的活动如设计、物流、组件购买、工艺技术升级等方面依赖领导公司。领导型的公司间的联系通过领导公司的支配地位控制投机，同时为子公司提供足够的资源和市场准入，使得退出变为一个不吸引人的选择。

（五）层级型

当不能规定产品标准，产品是复杂的，无法找到高素质的供应商时，领导公司被迫在自己内部研发和生产产品。这种治理模式通常被价值链活动间的知识交换的需求以及有效管理复杂的投入产出网络和控制资源（尤其是知识产权）的需求所驾驭。

四、价值链的动态分析：行业案例

尽管如此，要使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成为对政策有用的工具，不仅仅是提出不同形式的公司间的协调方式，还应当允许我们做其他的事，我们必须试着预言全球价值链中的变化。案例分析可以明确地向我们展示治理结构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展的。在下面的板块，我们会强调全球价值链治理框架在自行车、服装、蔬菜和电子产业是如何发展的。

（一）服装产业：从领导型到关系型的价值链

自从20世界中期以来，服装产业一直被描述为是有一个全球生产贸易网络。服装产业的全球供应基地的扩展和能力的增长，使得它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快速从领导型转变为更复杂的关系型价值链。出口导向型的服装产品的出口中心一直都在东亚，从20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到20世纪70~80年代的香港、韩国、台湾，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相继成为世界级的纺织服装出口地。东亚成功的关键是从领导型的价值链（仅仅组装进口的投入品，特别是在出口工序的区域）转向到更加本土化和高附加值形式，在产业中以全套供应的名义出口。以组装为主的领导型模型要求协调明确、结构缩减、指示具体，而在典型的关系型价值链中，全套生产包括了更加复杂的协作形式、知识交换和供应商自治。

领导型网络中，外国公司为提供给当地订购商的组件供应负全责。与之不同的是，全套生产要求离岸的订购商具备诠释设计、制造样品、组织所需的投入、监督产品质量、满足买方的出价、保证按时交货等方面的能力。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与简单的组织相比，全套出口的主要优势是允许当地企业学习如何制造有国际竞争力的消费品以及形成与本国经济的牢固的联系。日益增长的供应商能力是服装产业从领导型转向关系型价值链的主导因素。海外采购办公室的成立和频繁的国际旅游为由交换信息和建立买卖双方的个人关系引起的密切的交易提供了支持。

贸易规则对服装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有重要影响。美国在多边纺织协议中成立的进口配额促进了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展。为了把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买方的订单流在拥有配额的地区的大量的服装生产者间调节，配额的存在促进了价值链中间商如香港Li & Fung公司和生产商如方氏兄弟的崛起。

……

五、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分类方法，并且从理论角度阐述了为什么这些模式会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全球价值链的框架基于三个变量：交易的复杂程度、识别交易的能力、供应基地的能力。这些变量常常由产品和工艺的技术特点决定，且依赖于产业工人的效率，与研发、传播、标准的采用和其他识别方法有关的社会过程。后面一系列的决定变量使政策干预和公司策略成为可能。

全球价值链框架专注于公司内联系的内容和本质，以及主要是在买方和前几个层次的供应商之间调控价值链协作的能力。然而，不要忽视价值链两端的参与者也是很重要的。在价值链的上游，组件和设备的供应商拥有强大的力量。例如，在个人计算机产业的两家公司，英特尔和微软，为大多数价值链参与者设定了必须遵守的界限。在价值链的下游，知识丰富的使用者在决定产品和服务的特征和创新路径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就像他们在许多复杂服务产业如企业评估中所做的一样。莱斯利和雷默（1999）指出，即使是普通消费者，也不是被动的。消费者文化，不论是来自于家里、大街、学校或公园，通过连设计者和营销人员都没有想到方式改变产品的意义来颠覆生产者的初衷。

很明显，全球规模的管理，就像游戏规则，在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改变中起

到意义深远的作用。不论电子产业、服装产业还是家庭用品产业，都有对特殊地区的增值税的选择性豁免，如美国的807条款、最惠国待遇和欧洲的外向工序管理，这些都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分化，就如我们在研究服装产业的案例时发现的那样。然而，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致力于促进服装产业就业的政治压力，以及通过地理分工分散风险的管理愿望，有可能比仅仅基于经济标准的生产决策使得服装产业价值链更加分散。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要素有很多，不考虑所在地的制度内容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的模型内部变量以重要的方式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治理。

我们对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变得日益依赖于在由发达国家公司领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参与情况。因此，在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如何进入全球市场，进入的利益和被排外的风险，以及如何增加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收益时，全球价值链治理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