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由来

硅谷的由来

硅谷的起源：来自1967年的一个电话

我相信过去40年硅谷的所有传奇都起源于1967年的一个电话。

那天，一个12岁的小男孩拿起小镇居民的黄页本翻到一个人的电话，毫不犹豫的打了过去。

小男孩问：「是惠普公司的休利特先生吗？」对方回答：「是的。」「我叫斯蒂夫，我需要一些电子零件做学校布置的一个项目，你能给我吗？」「可以。」两人在电话里聊了20分钟，第二天，小男孩的父亲载着他去对方的公司拿到了零件，而且还意外获得了一份暑期实习的工作。

那个小男孩是乔布斯，当时12岁；那个给小男孩零件的的人是惠普公司的创始人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当时54岁。

40年后，当乔布斯到了休利特的岁数，他对给自己写传记的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说：「我过去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建立一家像惠普一样同时具有创造力并基业长青的公司。」从乔布斯的少年到青年时代，惠普都是硅谷最伟大的公司。此后几年，乔布斯又断断续续在惠普实习了很长时间，相信少年乔布斯从这段经历里收益良多，而他对惠普的推崇正是起源于此。值得一提的是，苹果的另一位创始人沃兹尼亚克曾经是惠普的正式员工，他在那里从21 岁工作到26 岁，正是在惠普小小的工作间里，沃兹利用业余时间，依靠他在惠普收集的元器件，一个人组装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

在惠普，乔布斯和沃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从那里孕育除了另外一家伟大的公司。

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惠普似乎被埋没了。这家公司刚刚低调度过了自己75 岁的生日，但在硅谷似乎没有激起一点回响，他已经褪去往日的光环，和老对手IBM 一样，变成了一家低调的基础设施公司。

几天前，我在一次活动上遇到了硅谷骨灰级的老记者Michael Miller, 他曾经担任PCMag 主编十几年，我最后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觉得硅谷最伟大的公司是谁」，我满以为他会跟其他人一样会说出谷歌或者苹果的名字，但他想了半天，说出了另一个名字：Hewlett-Packard。

其实曾经有人问过乔布斯同样的问题，乔布斯的反应是带着那人从他位于帕洛阿尔托市（Palo Alto）的家中出来，走了十几个街区，来到艾迪逊大街367号（367 Addison Avenue）的那个著名车库前面，一字一句念出地标牌匾上的字：「硅谷诞生地」。然后说：这就是硅谷最伟大的公司。正是在这个车库里，

1939年，惠普的两位创始人开始了一段传奇旅程。

为了弥补这一段历史的缺失，我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仔细研究了惠普历史，并从Kindle 上下载了惠普另一位创始人戴维·帕卡德（Dave Packard）撰写的「惠普之道」（The HP Way)。读完这本书，我惊奇的发现，不同于其它几十年前那些过时的经理人传记，这本书上记载的每一条经验和思考，仍然历久弥新，毫无疑问它们已经深入到硅谷所有公司的基因里，成为硅谷文化的核心所在。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惠普留下的遗产：

车库文化

在惠普之前，没有公司会把公司建在车库里，或者没有公司会以它为荣。但惠普却自豪于自己的车库文化，并把创始车库作为文物保护起来。深耕在车库文化之下的是一种工程师文化——有伟大的点子就必须实现它，而实现它你必须亲自动手。两位创始人都是工程师出身，在他们身上把工程师文化发挥到了极致。据记载，1980年，帕卡德和妻子邀请10几位中国官员前往他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海岸的别墅，他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家里没有筷子。帕卡德的解决办法是，他立刻去车库里，亲自用红衫木做出十双筷子来。

对了，惠普在创始人执政时从来不招MBA，这一点也被大部分硅谷公司继承了。

鼓励创新是惠普另一伟大遗产。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休利特建议，禁止工程师在周五做常规工作，叫他们进行头脑风暴，「如天马行空般思考」。尽管休利特的「自由创新时间」的想法不及谷歌那样普及，但它确实给工程师发出了一个信息：要勇于尝试，不要害怕犯错误。

扁平管理层

据记载，两位创始人经常与员工们围着咖啡壶和几盘炸面饼圈谈笑风生。两人的办公室都在公司最偏僻的地方，尽管很大，却都显得寒碜。这样的开放式办公被大部分硅谷公司继承了，如今不管是巨头Faebook, Tesla, 还是新贵Airbnb 和Pinterest, 我们发现CEO 和其他高管都没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而是跟员工混坐在一起。此外惠普的两位创始人坚持让员工称呼自己为「比尔」和「戴维」，他们也直呼所有员工的名字。这点也被硅谷继承，并蔓延到其它地域和领域；两位创始人力图消除等级现象：他们把门打开，敲掉围墙，向底层员工征求意见，不做视察计划，而是即时采取行动。此外巨灾医疗保险、弹性工作制、分权决策、目标管理这些如今硅谷文化的核心都来源于惠普。

导师文化

2010年，乔布斯去世前夕，他接到了谷歌创始人佩奇的电话，说想来家里坐一坐，佩奇的家离乔布斯家只隔了三个街区。当时谷歌和苹果因为安卓和iPhone 之争而处于战争边缘。乔布斯的第一反应是「去你妈的」，但后来转念一想「当我年轻的时候，硅谷的每个人都帮助过我，我要像比尔·休利特教导我一样教导佩奇。」于是他把佩奇叫到病床前，告诉他如何专注于产品，以及如何寻找最优秀的员工。乔布斯后来对艾萨克森说：「我要用我剩余不多的时间帮助下一代的硅谷企业家们，我要让那些硅谷最伟大公司遗留的血统，在他们身上延续下去。」毫无疑问，硅谷最伟大的公司指的就是惠普，当年即使苹果和惠普互为竞争对手，但乔布斯仍然和休利特维持着师徒之谊，当乔布斯被赶出苹果，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向自己的导师道歉：「对不起，我把事情搞砸了。」

时过境迁，即使翩翩少年如乔布斯者也已经雨打风吹去。如今的硅谷巨头们都还很年轻，佩奇和马斯克42岁，扎克伯格30岁，更多的人只有三十出头。他们中可能有人已经打造了比惠普更加影响世界的公

司，但是像惠普那样基业长青仍然任重道远。中国的互联网领袖们相信正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如果能拾起那本泛黄的「惠普之道」，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最后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惠普之道」中那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语句。

「公司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有人说公司是为了赚钱，但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把一群人聚在一起，并把他们称作公司，是为了实现这些单独个体实现不了的事情。」

「惠普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和比尔从很早就意识到，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为那些技术人员设计和制造一些独一无二的电子设备。」

「管理人员的职责不是下命令，而是为你的员工提供机会，最有效率的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十一条「车库军规」：

1、相信你能改变世界；

2、随时随地迅速完成工作，不要把工具锁起来；

3、知道什么时候独立工作，什么时候分工协作；

4、分享你的工具和点子，信赖你的同事；

5、不要有公司政治，不要官僚；

6、只有客户能决定你工作的好坏；

7、激进的想法往往不是坏的想法；

8、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

9、每天做出一点成绩，没有成绩不要离开车库；

10、相信团队的智慧可以做成任何事情；

11、发明创造。

斯坦福大学的两个研究生与他们创立的惠普公司成为美国硅谷最早的“拓荒者”硅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7年惠普公司的成立。当年，两个斯坦福的研究生在小小的帕洛阿尔托（PaloAlto）车库里开创一家电子仪器公司。现在，这间小车库已经成为硅谷发展的里程碑。该公司发迹的传奇也是这个地区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斯坦福大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弗雷德里克·特曼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来到了斯坦福大学，成为一名电子工程教授。他有两个研究生威廉·惠利特和大卫·普卡德。前者在硕士论文中设计了一种音频振荡器。弗雷德里克于是鼓励他将它转化为商品。事实上，他借给威廉和大卫538美元来生产这种机器，他还帮助他们找工作以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其首次试验。此外，他还向银行贷款，帮助他们进行商业化生产。这段小插曲预示了斯坦福大学生在硅谷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正如东海岸的许多同行们一样，惠普公司的财富也受到战争的影响。尽管公司的第一笔主要业务是与沃尔特·迪斯尼（WaltDisdney）公司签订的8台音频振荡器的合约，惠普公司的腾飞还是在战争期间。惠普公司生产的电子测量装置和接收器可以用来侦察和分析敌人的雷达信号，这些产品合同的签订使惠普公司的销售额从1941年的3．7万美元升至1945年的75万美元。然而与东海岸的老牌公司（如瑞森公司）相比，惠普公司的业绩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从员工规模上讲，惠普公司仅拥有130名员工，而通用电气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和瑞森公司都雇用上千名员工。与它们相比，惠普公司显得十分渺小。

有一小部分战前的技术公司它们当中有许多得到了斯坦福大学特曼教授的积极鼓励与支持也随着惠普公司而发展起来，为这一地区新兴的电子产业打下了基础。一位名叫查尔斯·里顿（CharlesLitton）的斯坦福大学研究生，在1932年时创立了里顿工程实验室（LittonEngineeringLaboratories），生产玻璃真空管。战争期间它成为全国玻璃制造机械的主要生产商。后来里顿工程实验室渐渐发展为里顿工业，成为军事电子系统的主要生产者。西格（Sigurd）与罗赛尔·万瑞（RussellVarian）兄弟在30年代后期发明了速调器，这是一种灵敏的微波接收器与传导器，斯坦福大学因此给了他们100美元的材料，并允许他们免费使用物理实验室。但是作为交换，如果这项技术应用能带来专利权的话，斯坦福大学需要享受其利益的50％。他们的速调器在战争中成为美国地对空和地对海反潜艇雷达的核心部分。1948年，这两兄弟成立了“万瑞协会”，成为主要的电子仪器制造商。

像惠普、里顿工程实验室和万瑞协会等公司早期的商业成功，巩固了北加利福尼亚作为新兴电子产品中心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波士顿是一个转折点，对圣克拉拉谷而言也是如此。战争吸引了众多的人们来到旧金山海湾，加入到军事工业当中。圣克拉拉县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充分利用了这次发展机会。里士满、奥克兰和通往太平洋的大门旧金山，拥有便利的军事装备和工业中心，仅莫非特海陆空军站就吸引了好几千的军事人员。当地的工业，从罐装蔬菜加工厂到电子公司，都全力以赴地进行战备生产。

在军事需求为北加利福尼亚的公司增加了大量财富的同时，作为奖励，政府把大部分战时军事电子合同送给了西海岸的大公司。

特曼教授把最大的努力用于建立斯坦福大学同当地企业之间的合作纽带，从而在硅谷播下充满活力的种子

战争结束后，特曼教授倾尽全力促进技术和工业区域性基地的发展。40年代初，他放弃了在斯坦福大学的教职，在哈佛大学的无线电研究实验室担任战时所长。1946年，特曼教授再度回到斯坦福大学，担任工程系系主任。特曼教授在东部的经历使他接触到军事电子学的研究，并看到了西海岸工业和大学的弱点。旧金山半岛上不但没有什么工业，而且据特曼所说：“斯坦福大学在二战中诞生时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学校，

它从未在任何与战争相关的激动人心的工程和科学活动中崭露头角。”有感于波士顿地区科技的蓬勃发展，并苦于人才的东流，特曼教授决心致力于发展斯坦福大学并带动当地的商业活动。

特曼教授谋求在斯坦福大学周围地带建立“科技人才区”，以强化这所大学支持科技产业的角色，用他的话来说：“这样的区应由采用高精尖科技的公司与一所对周围行业的创造性活动极为敏感的有实力的大学组成。这种模式将是未来的趋势。”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特曼教授通过招聘有实力的工程学教授以及扩大研究生的培养规模，在斯坦福建成了全国一流的电子工程项目。到1950年，斯坦福大学所授予的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已经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样多了，但是它的教员却远比麻省理工学院要少得多。

特曼教授把最大的努力用于建立斯坦福大学同当地企业之间的合作纽带。他坚信：“如果西部的工业和工业家们要有效地维护自己明显的、长期的利益，他们就必须与西部的大学尽可能地合作，并给予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援助。”特曼教授鼓励教师和学生熟悉当地公司，了解那里的机会。他组织学生们到当地电子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定期在行业会议上作演讲，鼓励当地的商人们了解斯坦福大学正在从事的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对他们公司所能提供的帮助。除此之外，特曼教授还督促西海岸电子制造协会的成员们为共同利益而努力，增强地区生产商之间的合作精神。

50年代这所大学的三项机构创新集中反映了特曼教授在这一地区所努力开创的新局面。首先，斯坦福大学建立了斯坦福大学研究所（SRI），从事和国防相关的研究并帮助发展西海岸的公司。它被人们指责为“从实际利益出发探索科学，这同大学的传统角色并不完全相符”。

其次，斯坦福大学通过“荣誉合作项目”向当地的公司开放课堂。学校鼓励电子公司的工程师们直接参加研究生课程或者通过特别的电视教育网络，在公司的教室里学习斯坦福大学的课程。

第三，特曼教授促进了斯坦福大学工业园区的发展，它是全国最早的此类园区之一。最初这个工业园区只是作为这所发展迅速、占地广而资金少的大学的收入来源，后来它却帮助发展了学校同当地电子公司之间的刚刚萌芽的合作形式。

随着斯坦福大学把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工业，诸如通用电气公司、柯达公司、旗舰公司（AdmiralCorporation）、惠普公司、沃金斯·庄臣公司（WarkinsJohnson）也接踵而至。斯坦福工业园区离斯坦福大学的教室只有几步路的距离，而只有那些会对斯坦福大学有益的高科技公司才能得到园区的地租合同。结果，园区内的公司常常请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担任顾问，并聘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为雇员。这些公司也会参与一些与公司业务相关的斯坦福大学的科学研究项目。1955年，斯坦福大学工业园区的面积大约在220英亩左右。到1961年，工业园区的面积增加到652英亩，其中有25个公司，共有11000名雇员。

在50年代，斯坦福大学周围的各种工业活动快速增长。这部分归因于不断增长的军费开支。特曼教授利用帕洛阿尔托地区日益丰富的科技与人才资源、温暖宜人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风景等优势，鼓动国家航空和电子方面的公司在这一地区设公司。他在1956年说服了洛克希德航空公司在斯坦福大学工业园区建立研究实验基地。一年以后，他又说服该公司在阳光谷（Sunnyvale）新建导弹和空间技术部门。斯坦福大学和洛克希德公司达成了一流的合作协议。在此协议中，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们为这个部门提供咨询，并帮助培训它的雇员，而洛克希德公司则在重建斯坦福大学的航空工程系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他老牌公司，包括西屋公司和菲尔克－福特公司（Philco－Ford）在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在硅谷地区建立了研究实验室或生产车间。斯尔凡尼亚公司、瑞森公司和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也如法炮制。1943年曾在圣何塞（SanJose）建立打孔卡片工厂的IBM，也于50年代在这个地区建立研究中心。1970年，施乐公司（XeroxCorporation）创建了它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SA的前身）在莫菲特牧场（Moffetfield）租地建起了AMES研究中心，它不久就成为航天科技的发展基地。这些研究机构和分厂吸引了优秀工程师来到硅谷地区，并促进了当地供应商的发展，实际上扩大了硅谷的技术基础结构和有技能的人才资源，同时也为有各种不同技术特长（从激光到医疗设备）的小公司的诞生播下了充满活力的种子。

仙童半导体公司的诞生与裂变造成硅谷最具爆炸性的发展，硅谷也由此从70年代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硅谷”

虽然在整个50年代期间，和位于东海岸的高科技园区相比，硅谷地区的工业规模较小，但是它增长迅速。西海岸电子制造协会意识到北加州将成为科技活动的中心，它于1964年从洛杉矶搬迁到了帕洛阿尔托地区。到了60年代后期，圣克拉拉县已被公认为航天工业和电子工业的中心。不过，它最具爆炸性的发展，却是由一个1951年前还未存在的行业的出现而造成的。

70年代初，圣克拉拉谷被称为“硅谷”，这是因为硅是半导体的主要原料。自从1955年沙克利晶体管公司在帕洛阿尔托地区成立以来，半导体工业已在加州扎下了根。到1970年，半导体工业已成为当地经济最大和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圣克拉拉县则随之成为美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半导体发明和生产基地，甚至超过了早先聚集在128公路周围的行业群体。

仙童（Fairchild）半导体公司的诞生和日后从它那儿分离出来的其他公司的出现强烈地影响着硅谷的发展。威廉·沙克利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也是晶体管的发明人之一。1954年，他离开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贝尔实验室，从事其发明产品的商业开发。在瑞森公司的支持下，他试图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一个生产晶体管的公司，但未能成功。后来，在贝克曼（Beckman）仪器公司的支持下，他回到了帕洛阿尔托并组建了沙克利晶体管公司。沙克利雇用了一小群顶尖水平的工程师，但他自己却被证明是一

位不称职的管理者。公司成立的两年后，八名高层工程师(后来被称为“八叛徒”)决定辞职并成立了另一家与之竞争的公司。在纽约银行投资家阿瑟·洛克的帮助下，他们得到了纽约的仙童照相器材公司的经济支持，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

仙童半导体公司的规模很快超过了沙克利公司。这个公司收到第一张订单时，他们刚从一个车库中搬出来。那个订单来自IBM公司，要求定购100只台式晶体管。然而，真正促进了仙童公司增长的是美国政府的订单，先是来自空军，然后则来自NASA。到1963年，仙童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13亿美元，它的主要客户是军方。

在其创业的头八年中，仙童公司派生出10个小公司。即使在它开始走下坡路时(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位不懂半导体的公司创始人远距离操纵所造成的)，它还是继续派生出这个行业中最富创造性的新公司。到1968年，八位公司的创始人全部离开了仙童公司。其中一些人继续开创着新的冒险事业。他们中包括罗伯特·诺伊斯(TobertNoyce)、乔登·穆尔(GordonMoore)和安迪·格鲁夫(AndyGroove)，他们在没有书面经营计划的情况下，就说服了阿瑟·洛克(ArthurRock)投资250万美元于英特尔公司；简·柯欧妮(JeanHoerni)在1961年离开仙童公司后一连建立了十几个公司。“八叛徒”中的其他人，包括尤金·克雷纳(EugeneKleiner)，后来成为硅谷最为显赫的风险投资者。

60年代，硅谷产生了31家半导体公司，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和仙童公司一脉相承，在1959年到1976年间成立的45家独立半导体公司，只有5家位于硅谷之处。

新兴的供应商基础给硅谷的初生牛犊们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早期的半导体厂家除了自己生产设备外别无其他。但是到了60年代后期，它们可以依赖于这个地区迅猛发展的、独立的设备生产部门。在日益普遍的派生公司形成过程中，工程师们离开已经具有较大规模的公司去组建新的公司，制造半导体设计和生产所需要的产品和原材料。一些较老的仪器公司，如万瑞公司(Varian)等也开始生产制造设备。当瑞森公司在60年代早期放弃了自己生产半导体的努力后，它的决策者们购买了帕洛阿尔托的瑞利(Rheem)半导体公司仙童公司的第一家派生公司理由是“在重要的西海岸建立一处基地，以分享其不断扩大的设备生产市场”。

由于计算机工业的兴起，人们对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需求急剧增加，这使得国防和航天工业所占有的半导体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在60年代，政府购买的半导体占半导体生产总量的一半。1972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2％，并在余下的八年中继续下跌。同128公路地区不同的是，硅谷从未过分依赖于国防市场。从60年代到70年代，硅谷成功地实现了向商用产品的平稳过渡。

70年代初，风险资本取代了军费而成为硅谷创业者的主要经济来源。受到小型公司所享有的各种优惠税收政策的鼓励，许多独立的投资人于五六十年代在加州建立了许多小型投资公司(SBICs)和合伙公司。地区半导体工业的增长带动了风险投资的增长，因为成功的企业家会选择把自己的收入重新投资于富有前途

的新公司。到1974年，美国的西海岸已经成为150多位充满活力的风险投资家的乐园。斯坦福大学明显不同于麻省理工学院也定期把它的一部分收入投资于有风险的活动之中。

30年的时间里，圣克拉拉谷已经把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技术复合群体，同马萨诸塞的老电子首都不相上下。集大学研究、军费赞助及企业家为一体的模式使硅谷地区工业发展获得了自我增强的能力。到1975年，美国西部的技术企业雇用了逾10万名工人。而硅谷集工程师、电子公司、专家顾问、风险投资者和基础设施供应商为一身的庞大组合体，只有东部老对手128公路地区才能与之相匹敌。这两个地区被公认为全国电子革新与生产的中心，128公路地区以微型计算机而闻名，而硅谷则擅长制造商用半导体。

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这两个地区还是沿着各自不同的轨道向前发展。由于硅谷没有较早的工业历史，又与已形成的经济、政治机构相距甚远，因此便于进行各种新颖而又富有生产性的试验。在将科技区的模式从麻省理工学院移到加州的过程中，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和当地工业之间连结起比128公路地区更为开放和互惠的纽带。然而这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尽管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但西部的生产厂商们正在创造着一个与东部的老工业体系极为不同的崭新的工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