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研究文献综述

王安忆研究文献综述

一、王安忆简介

王安忆，女，原籍福建省同安县，1954年3月6日生于南京，作家茹志鹃的次女。1955年随母移居上海，1970年到安徽五河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回上海《儿童时代》任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上海市复旦大学教授。1976年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1978年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平原上》，之后1979年发表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1980年发表小说《雨，沙沙沙》引起文坛的关注。至今王安忆一直保持创作的活力，发表了多部作品，80年代的《六九届初中生》、《米尼》、《流逝》、《小鲍庄》、“三恋”、“雯雯系列”短篇等；90年代的《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叔叔的故事》、《伤心太平洋》、《我爱比尔》等；新世纪以来的《富萍》、《遍地枭雄》、《桃之夭夭》、《启蒙时代》、《天香》、《骄傲的皮匠》等。王安忆的作品影响很广泛，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并多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本次列车终点》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小鲍庄》分别获得1981—1982年、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2000年《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4年《发廊情话》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以及其他各种文学奖项，而王安忆本人也曾获得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的华文作家”称号等。

二、王安忆的相关创作研究

王安忆早期以“雯雯系列”式温情圆润的创作风格引起文坛的关注，给文坛注入一支新鲜迥异的写作血液。程德培认为，她的作品是从“胸腔里唱出的”，这恰恰是托尔斯泰谈论自己最初创作《幼年˙少年˙青年》时讲到的感情写法。1也有论者认为：“在艺术形式的创新上，她也许不如孔捷生；在捕捉生活的情趣上，她也许不如贾平凹；在曲折故事的编制上，她也许不如叶辛；在笔法的凝练简峭上，她也许不如甘铁生。然而，在对生活的思索和咀嚼上，她和她的这些文学伙伴们是一样认真的；而对人物心理和生活哲理的体察和细腻表现上，她还有别人所不及的地方。她的小说，在坦诚而略带稚气、细致而时露灵秀的笔触中，为读者展示了她所亲历、所看取、所感受到的那一份人生。”2“雯雯系列”最终以《69届初中生》长篇的形式结束这时期的情绪写作，王安忆说：“‘雯雯’在《69届初中生》里的半截变相至少是预示着我企图要走出个人经验，好比生产力冲破生产关系，我在谋求发展。”3随后1985年开始在国内“寻根文学”思潮以及爱荷华“国际协作计划”的影响之下，王安忆将视线从个人的自言自语式的空间转移到了民族文化的层面进行文学创作，连续创作有《小鲍庄》《大刘庄》等寻根派文学作品，再次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冰心曾为《小鲍庄》作序写到：“我能看出她敞开了胸怀，睁大了眼睛来观察，沉入而又真诚地写出她看到的一切。她自己说‘真诚是比一切都更为重要的，失落了真诚，无论是做一个作家，做一个妻子，做一个人，都是不成的。’这也是使我惊叹而从心底欣赏和同情的句子。从我这大半辈子的观察中，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是把做一个作家的真诚，做一个妻子（或丈夫）、做一个人的真诚，放在同一个立足点上来实践的。”陈思和评论道：“虽然文字的直朴无华，如同王安忆一贯的小说那样；在文字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难以用文字描述的世界。它包含了作家对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的严肃思考。

1程德培，《“雯雯”的情绪天地——读王安忆的短篇近作》，《上海文学》，1981年

2曾镇南，《秀出于林——谈王安忆的短篇小说》，《读书》，1981年

3 王安忆张新颖，《文学谈话录/谈话录（六）：写作历程》，《西部》，2008年

或许这种思考并非出于理性，但有了它，才使作家的艺术感觉富有超越个体经验以上的力量。这种凝沉厚重的力量，成为《小鲍庄》与王安忆以前的作品的区别之一。”4刘俊光称《小鲍庄》为王安忆的“一块新的里程碑”。5王安忆开始摆脱了早期直觉写作，进入一种自觉写作。

同时期前后，伴随着文学界对《小鲍庄》高赞的同时，王安忆从挖掘民族文化心理的桎梏中走出来，创作出“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等有关“性爱”“人生”的作品，却引起文坛的激烈争议，褒贬不一，尽管1986年王安忆在国际讨论会上作的《面对自己》的演讲，提出“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小说创作追求。对其写作姿态持明确赞赏态度的正如杨斌华《生命的苦闷与饥渴——读王安忆的中篇<小城之恋>》说道：它如此鲜明而集中地刻画了特定环境下人物性饥渴的心里流程，贡献了一幅生命本能的强烈跃动的情态，这在王安忆的全部创作中，乃至对整个文坛而言，却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而将引人注目。陈思和也认为：安忆的努力于当代文学创作不是没有意义的，她把这个题目置于一个较高的格局给以表现，为新时期文学中这一禁区的破除，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6然而毕竟并非所有的文艺工作者对王安忆抱有一种赞同的心态，刘敏在《天使与妖女——生命的束缚与反叛——对王安忆小说的女权主义批评》认为：“‘三恋”是一个标志，畸形变态的性描写向人们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实承认，她的这种性意识只是在生命的边缘上绕了个圈，并未真正走进人的生命本能。因为她始终你没能拗过强烈的道德规劝，在一中自我压抑式的规劝中王安忆似乎找到了自我的心理平衡。”任仲伦也认为：否定《小城之恋》作品中性欲在人生和命运前起到的支配作用，批评王安忆忽视了“对导致人性压抑扭曲的社会氛围和主人公的创造性受到漠视的心理苦闷的透视。”7之后王安忆又写出了《米尼》，进入90年代以来创作的多部作品以女性作为主人公进入到都市中去，影响颇大的《长恨歌》写出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8南帆认为，王安忆心目中女性是这个城市的代言人。他认为王安忆“不仅企图绘制城市的图像；同时，王安忆的叙述还竭力诱使这些城市图像浮现出种种隐而不彰的意义。这种意图甚至击穿了通常的故事框架，《长恨歌》的文本出现了某种奇异的特征：散文式的抒情和分析大量地填塞于人物动作的间隙。”王安忆在试图给一个城市展开一幅肖像。9研究者对王安忆的作品进行女性主义理论的分析，研究者从王安忆的“雯雯系列”、《流逝》等窥探出其女性的感受：对女性的心理、生存状态的持续关注、对普通女性审美趣味的把握。刘传霞在《镜像突围：王安忆创作中女性意识追寻》中对王安忆创作进行纵向考察,新时期之初,王安忆以“中性”状态进行写作,女性经验被主流话语遮蔽。80 年代中期,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解构“男女都一样”的新传统理论。90 年代则立足女性自我,超越性别对立,对人的本质和现代文明进行深刻的思索与质询。有论者从“性爱与人生”的角度出发，认为王安忆的介入使得“性”“人生”获得一种批判的严肃审美情趣10；另外也有研究者从“性与荒诞”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描写有种荒诞意味在里面。在大量研究性文章中，马春花的选择一个新颖的角度进

4陈思和，《对古老民族的严肃思考——谈<小鲍庄>》，文学自由谈，1986年

5刘俊光，《王安忆：一块新的里程碑》，文学自由谈，1986年

6陈思和，《根在那里根在自身——读青年作家王安忆的新作<小城之恋>》，《上海青少年研究》，1986年7任仲伦，《目光应该穿透扭曲的表层》，文汇报，1986年10月7日

8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录》，作家，1995年第10期

9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长恨歌>》，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10胡跃生丁小伦，《谈情说欲》，当代文坛，1986年第11期

行解读王安忆作品。马春花提出一个“性别政治”，并以此为基点讨论了其与现代性、代际意识之间的关系。马春花认为，作为"第三世界的女性写作",王安忆小说体现了当代中国现代性想象的性别政治:女性性别的自然化,女性身体的欲望化,以及地缘空间的性别化。王安忆的女性写作显示了批判性的女性精神与现代意识,颠覆了当代中国在现代性想象中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构成了一幅别样的现代性图景。11同时马春花将王安忆的小说放在了国族、阶级、代际等范畴内进行考察，从中窥测出性别政治和身份认同，建立更广阔的女性主体想象。12倪文尖则通过比较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写作，探讨了张爱玲的“影响和焦虑”对王安忆的影响13。同时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研究者们运用更多的女性主义批评者来分析王安忆的女性写作。张志忠认为，男女两性没有能力在感情的领域进行超验的交流和升华，“生命的本能操控了他们的行为，与此同时社会性的道德潜在地制约他们并使之产生罪恶感。”14

与王安忆的女性引起强烈反映的就是《叔叔的故事》类作品的发表。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安忆经过长达一年的停笔沉寂之期，以《叔叔的故事》重新引起文坛的轰动。之后王安忆再次展现她的文学高产出，《叔叔的故事》之后创作了《妙妙》、《歌星日本来》、《乌托邦诗篇》、《我爱比尔》等著名的中篇小说。这一阶段，《叔叔的故事》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开启王安忆创作的新纪元。评论者们从西方元叙事/元小说/后设想小说叙事等方面对其表现出来的小说叙事方式进行了大肆评论。王安忆本人说，《叔叔的故事》是想表达没有前辈的恐惧，两代人陷入虚无的地步。韩毓海则说道，王安忆的写作，让他重新看到做一个真正的、彻底的理想主义者的艰难，这种艰难来自一种双重的内心煎熬：一方面，王安忆在反抗生活于一个浪漫主义时代的伪理想主义（叔叔）时，表现出我们所讨论的第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艰难；同时，她又在反抗自身（我们这彻底实用主义的一代）时，表现出另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艰难。15同时评论界对王安忆创作以来所有作品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发现了除去外在结构内的核心精神内涵。郜元宝认为：“王安忆的创作极富跳跃性，但是，创作的多变不过是思考能力幼稚老成之别，写法上疏淡密致之分，至于作者对基本生存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这个基本问题一般的处置方式，则没有根本上的变化。这是王安忆的‘本性’使然。”“王安忆在小说中提出的最高问题——不仅是生存方面的，同时也是小说写作方面的最高问题——或者说，王安忆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本性’，一言以蔽之，就是：领会着、关注着人物对其生存欠缺面的领会和关注。”16陈思和也注意到在她叙事转变背后所一直坚守的东西：她所追求的叙事风格，既不同于80年代，也不同于90年代的个人化叙事话语，而是力图用现实世界的原材料来虚构小说，以小说的精神力量改造日见平庸的客体世界，营造体现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精神之塔。17可以说王安忆沉寂一年之后的“世界观的重建”工作是极其成功，她为自己的小说也做了定位，小说其实就是讲故事，讲一个很好的，别人愿听的故事罢了。同时也开始涉及虚拟/虚构的文学观。《纪实与虚构》继续进行着

11马春花，《论王安忆小说的性别政治与现代性想象》，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8—15 12马春花，《王安忆小说的代际意识与性别政治》，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15

13倪文尖，《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

14张志忠，《王安忆小说近作漫谈》，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

15韩毓海，《‘悲剧的诞生’和‘谎言的衰朽’—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及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当代作家评论，1992-8-28，第2期

16郜元宝，《作为小说家的“本性”——重读王安忆小说》，上海文学，1991年

17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小说的技术论操作，继续着对小说艺术自身的那种怀疑精神的延续。张新颖评析《纪实与虚构》：似乎仅仅在写城市中某个人的无根焦虑和成长焦虑，但其实“偶然的个人的寻根行为，实质上正反映出社会普遍的无根焦虑。这样，分属时间和空间上的问题弥合了，成长和寻根的分裂消失了，所有的焦虑其实只是一个基本的现代性焦虑。——两个世界的衔接其实是一种不祥的征兆，祖先的世界是无可挽回地消失了，自我成长的世界也正紧跟而去。”18李洁非回顾了王安忆的写作历程，表明王安忆其在艺术上的两大进步，其一是从诗化至小说化，其二是从经验论者到技术论者。并认为《纪实与虚构》反映出来的新命题：小说叙事能否摆脱一切参照系而将某种独立的“真实”陈述出来。这个命题从理论上讲，其含义则是：既然小说本质如众所周知在于“虚构”，那么，这种“虚构本质”应该可以达到它自身的纯度，亦即无需依附别的前提而单独地具有意义。19进入新世纪以来，王安忆又陆续发表了一些中长篇小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天香》；《月色撩人》、《妹头》、《新加坡人》等等。可以说，王安忆是真正的高产作家，80年代王安忆精于写短篇小说。而近年来，王安忆的中长篇小说数量可谓是突飞猛进。新世纪开山之作就是《富萍》，作为新世纪的头号作品却表现出与90年代迥然不同的面貌。不过研究者在9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王安忆对于日常生活的重新挖掘，进入新世纪以来王安忆让就持续这个视角，并关注底层人物。90年代王安忆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以都市，特别是上海，为背景的写作。研究者们关注到王安忆都市题材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和弄堂，同时又有论者关注到王安忆与海派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张爱玲。王德威在《海派作家，又见传人——王安忆论》中指出王安忆是继张爱玲之后，又一写作海派文学的传人，“由于历史变动使然，王安忆有关上海的小说，初读并不像当年的海派作品。半世纪已过，不论是张爱玲加苏青式的讥诮世故、鸳鸯蝴蝶派式的罗愁绮恨，或新感觉派的艳异摩登，早已烟消瓦灭，落入寻常百姓家了。然而正是由这寻常百姓家中，王安忆重启了我对海派的记忆。在如此新旧交缠、混论迫仄的世界里，上海的小市民以他们自己的风格恋爱吵架、起居行走。他们所思所做的一切，看来再琐碎不过，但合拢一块，就是显得与其他城市有所不同。这里或许有‘奇异的智慧’？套句张爱玲的名言，‘到底是上海人！’”20。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民间、都市日常生活的研究很多。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是具有世俗性和草根性的，她关注到了普通市民的日常琐事，关注底层人民的悲喜生活。“绵密不尽的日常生活其实早有十面埋伏；炊烟尽出，正是硝烟起时。”21李新《上海的芯子：日常生活的恒久性——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一解》认为日常生活的恒久性正是王安忆上海小说的灵魂，是上海的芯子。然而蒋钰在《只是时间在流逝——论王安忆日常生活写作的局限性》中认为“其作品和主观意图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早期的作品《流逝》便显露出故意回避‘文革’的历史背景，沉醉于日常生活小天地的缺陷；她此后的作品更是不自觉地滑入了世俗沉入繁华道路，遵从了现实的合理性，对精神超越的追求也引退其后了。”但是王晓明从二十年来的文学变迁的背景下，认为8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变化大致朝两个方向展开，其中一个是从耽于理想之中的呐喊变为明确响亮的单一，正因为如此，王安忆的创作就不是简单地纪录日常生活、揭发社会弊病、暴露现实问题，

18张新颖，《坚硬的河岸流动的水——<纪实与虚构>与王安忆写作的理想》，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5期

19李洁非，《王安忆的新神话——一个理论探讨》，当代作家评论，1997—10—28

20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

21同上25

而是通过对生活的重新想象和刻画，打开不止一道由此洞察当代中国人基本生存状况的审美门户，开辟不止一道由此洞察当代中国人基本生存状态的审美门户，开辟不止一条能据此深思我们的现在、将来和过去的精神思路。22与都市题材相呼应，王安忆就开始将目光投射到农村，《富萍》、《文工团》、《开会》、《喜宴》等作品关注农村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富萍》的篇幅适中，讲述一个农村姑娘富萍在上海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然而在这篇小说里，王安忆没有像《长恨歌》那样进入一种都市小洋房的世界，反而是带领读者看到的都是上海生活的边缘人物：乡下姑娘、船工、木匠等等。王晓明认为：“就我对《富萍》的疑问而言，这新意识形态的大合唱当中，就有一个声音特别值得注意：对于旧上海的咏叹。”“但是，王安忆毕竟是一个警觉、有慧心的作家，虽然可能一下子被强劲的时风扰乱脚步，却终究能够相当迅速地重新站稳。”可以说，《富萍》就是对这种怀旧时风的抵触，“王安忆就自然要处处与那新意识形态编撰的老上海故事拉开距离。”23延续《富萍》的这种基调，王安忆在2001年又写出一部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这部小说中王安忆将视线定格在一个“华舍”水乡小镇。王安忆试图描绘出在现代化的强势潮流面前，生活的极易被扭曲化，从《长恨歌》到《上种红菱下种藕》隐含着王安忆与老上海故事之间的一种对峙和一种精神的紧张。郑国庆认为，王安忆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对于生活细节和人物描写方面“隐含着更为复杂的问题（比如发展主义、消费主义与劳动的关系）多多少少让王安忆‘自然’、‘人性’的‘劳动’观落入了一个暧昧的境地。”24

新世纪王安忆小说的另一条支脉就是写作了《遍地枭雄》、《启蒙时代》等作品，特别是《遍地枭雄》“将一个人从常态的生活里引出来，进入异样的境地。”《启蒙时代》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叙事结构包容量都很巨大的一部作品。张旭东认为，启蒙时代“实际上提出的问题是：那个时代产生了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精神生活？那种特定的精神生活造就了什么样的人格、什么样的人，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通过这个问题，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就触及了我们时代的大问题，即当代中国集体性的自我理解，说白了就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同时张旭东指出王安忆作品中的弊端，例如主人公选择的都是男性，思想的主角是男生，那么女性的精神生活呢？王安忆在叙事上面就为“启蒙”设立了一个对立面。25王尧同样认为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将她的人物置于一个巨大的“思想事件”之中，呈现所谓“革命者”的思想肌理。并认为《启蒙时代》中的“谈话”“演说”“大辩论”等修辞与思想的陈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6当然王安忆的作品还有很多：《妹头》、《月色撩人》、《天香》、《爱向虚空茫然处》、《终身喧哗》等，还有许多的短篇小说也是极其思想深刻的，这里就不再一一进行分析。正如戴锦华谈王安忆的创作时，说道：“她一直在变”，“她始终尝试以新的文学形式，回答新的时代提出的问题。”27王安忆对于时代的敏感，对于时代背后潜藏的东西总能发掘出来，其创作的道路是不会断裂的，应当创作出更加丰富且深刻的作品。

此外不少研究者从叙事学角度进行分析|叙事美学、话语方式、叙事原则等，22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23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文学评论，2002—5—15

24郑国庆，《‘生活’，看到的，与没看到的》，读书，2001年第11期

25张旭东，《‘启蒙’的精神现象学——谈谈<启蒙时代>里的虚无与实在》，选自张旭东、王安忆著《对话启蒙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1版

26王尧，《‘思想事件’的修辞——关于王安忆<启蒙时代>的阅读笔记》，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27戴锦华，《犹在镜中》，北京：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强调王安忆小说的结构方式；伦理学方面考察王安忆作品中的人物关系。王绯在《王安忆：理性与情悟》中认为王安忆综合运用象征、隐喻等手段对上海和香港进行描述是一种理性特征浓郁的叙事。王尧同样认为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中的“谈话”“演说”“大辩论”等修辞与思想的陈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8同样研究者认为王安忆受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巨大，详细分析了王安忆与西方元叙事、法国浪漫主义大师雨果、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魔幻现实主义等之间的关系。还有研究者将目光放在王安忆背后的创作理念，研究其“心灵世界”的理念、“四不”理论观念。甚至挖掘王安忆早年的生活印记：迁居上海、与家人相处、插队安徽五河农村、考入徐州文工团和搭上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的末班车等王安忆早年生活中的几个重要节点,来观察其创作经验与艺术方式。29

28王尧，《‘思想事件’的修辞——关于王安忆<启蒙时代>的阅读笔记》，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29斯炎伟，《忧伤并美丽着——王安忆早年生活印象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