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走向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70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关联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国内的某些年轻学者也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成果目前仍不多见。本文试图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渗透的方法，对中国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本文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

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

“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

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

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

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

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

我认为未来中美俄三国的互动，首先取决于中国的未来发展。美国的影响虽然近年有所下降，但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还将保持优势。俄国的自然资源位居世界前列，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看好，军事保持传统优势，加之人口素质比较高，未来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中国凭借高速发展的经济及巨大的人口数量，应当是三国中最有活力的国家，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同样艰巨。经济模式缺乏后劲，人口数量大但人口素质低。此外，高速增长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前述问题能够圆满解决，那么二十一世纪就无愧于中国世纪这一称号，中国将带领世界走向未来。反之，前述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社会就会陷入动荡，国力必将受

到拖累。在此情况下，美俄等外国势力绝不会放过影响中国的机会。）

中美俄“新三国演义”的可能走向

俄国总统普京对北京进行的36个小时旋风式访问，虽然“时过境迁”，但背后的喧嚣却益发不止，当然是由于事件本身蕴涵的“爆炸性信息”所致。普京的北京之行除了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金容)基举行高级会晤外，还一口气签署了两项宣言，并再度确认“战略伙伴关系”及反美部署TMD、NMD外，政府之间也达成包括军售、合作开发能源、建造中子实验堆及金融合作等多项协议。

江泽民在会谈中毫不含糊宣称，加强战略协作是中国对俄关系的既定方针，愿与俄方共同努力，把双方关系在现有基础上推上新的台阶，永远做“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普京则表示，他这次访问中国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双方已存在的合作关系，制定发展两国关系的长远目标，俄决心与中国发展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关系。两人一唱一和，可谓共谱一曲“睦邻友好”之歌。

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一切都是做给美国看。冷战结束后，北京虽然一直将与美国的交往视为对外关系最重要的一环，但随着美国积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和不断加深对“台湾问题”的干涉，为了增加对美抗争的筹码，北京已开始积极转向，即寻求与俄罗斯关系的突破。目前的现状是，北京不得不从以下三个方面“出手”：第一，抑制内部对中美关系的不同意见，尽可能统一口径，保持步调一致；第二，在美国国内进行的“如何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的辩论中不甘袖手旁观，伺机施加各种影响，以争取对其有利的看法；第三，不忘在促进多极世界格局发展的同时，维持与美国“霸权主义”既联合又竞争的关系。而“联俄制美”则是北京决策者可以采行对策之一。

对于失去苏联这个主要对手的美国来说，与其说北京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还不如说现成的“潜在敌人”。美国国内经常出现“反华噪

音”也印证了这一点，例如政治献金案、窃密案频传等等，在台湾问题上更是摇摆不定，除了继续军售台湾，还准备将其纳入TMD防卫圈内。过去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主要的对立面是美国与苏联，选择权与战略主动掌握在北京的手里。由科索沃事件产生的美中俄新的大三角，充

当美国主要挑战者的是北京而非莫斯科，中国在战略上已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相对于中美关系的时好时坏，中俄关系则处在稳定中有发展的阶段。双方不但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疆界问题，政治上也有共同默契，反对美国发展单极世界格局、独霸世界。同时，双方均存在民族分裂及国家分裂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及车臣问题)，彼此奥援以排除西方势力干扰。总之，中俄全面而密切的合作，与美俄、中美的处处制肘形成鲜明对比，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是否重现，也就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去年以来中俄交往的节奏在逐渐加快。1999年2月，中俄两国总理就达成协议，将就战略稳定进行磋商；今年4月，双方副外长会谈，针对美国发展TMD发表联合声明，强调1972年美苏签署的战略飞弹限制条约极为重要，也是维护世界战略稳定的基石；7月，“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期间，江泽民与普京会谈时指出，北京支持俄罗斯在反对NMD的立场，表示中俄在反飞弹领域已经开始良好的合作，今后还要继续加强和深化这方面的合作。

尽管美国国防部长科恩，乃至稍早访问北京的国务次卿霍伦，都试图向北京领导人解释美国发展TMD及NMD并非针对中国，但是北京还是认定美方的“反华”意图，根据是：一、美国始终不肯就台湾是否纳入TMD问题明确表态；二、出售多项涉及TMD系统的防空飞弹给台湾；

三、国会不断试图把加强台湾安全与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议案联系在一起。比较而言，中俄关系当然会好于中美关系，至少前者没有台湾问题。

因此，“中美既然在台湾问题上终归不免一战，晚打不如早打”的看法，便在大陆学界悄悄流传。被外界形容为鹰派学者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阎学通指出，种种证据显示，美国在3月18日前是全面避免台海发生战争，3月18日后则是一手避免战争，一手准备战争。他不无悲观地认为，不管谁是美国新任总统，在战略上都会把中国视为对手，如果不能化解中美在台湾问题、在军事问题及战略问题上的矛盾，两国关系难以改善。但是主要矛盾将会越来越集中在台湾问题上。

中美关系不妙，两岸关系也难有大突破；两岸关系摇摆不定，也为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变数。美国盘算过自己的国家利益之后，在维持台海“三不”(不战、不统、不独)的情况下，“两岸坐下来谈”就成了一个选项。而北京则希望藉着俄罗斯的力量，对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施压，两项声明象徵中俄在防止美国在国际上扩权已具共识；北京也希望利用这项共识，让美国认知到中俄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也具有默契和合作空间。

但这并不等于中俄两国会走向结盟，事情远远不是那么简单，中俄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客观环境又是一回事。或者说，在可见的未来，它们不太可能形成与美国对抗的军事联盟关系，尽避在政治上的结盟已然成形。因为中俄关系先天不足，存在不少弱点，除了根深蒂固的历史性猜忌外，至少还有：一、由于中俄关系一直有美国的因素存在，双方的战略协作有相当的局限性；二、中俄关系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双边经贸合作最高时仅为70亿美元，并逐年下降；三、普京就任总统后注重务实，倘若俄罗斯在战略上进一步收缩，中俄发展的空间将继续减少。 更重要的是，基于美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仍高于中俄关系，因为中俄关系无论怎样“蜜月”也无法解决包括朝鲜、台湾和南海等亚太地区问题。何况美国最终还是会把俄罗斯看成是主要对手，尤其是在军事上，弱化、遏制俄罗斯的政策是不会改变，这对于中国跻身于大国舞台无疑增加了助力。对俄罗斯而言，中俄联盟根本无法补偿俄罗斯被排挤出欧洲的巨大损失，另外中俄双方也不希望因为结盟而使相互间产生过多的依赖，束缚自己的手脚。说到底，两国都有求于美国，也不想破坏与美国的关系，它们不会贸然结盟，以保持更大的战略弹性。(作者：伊铭)

多维视野中的中美俄战略关系

一、多领域的合作伙伴

冷战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中美俄三国的实力地位。美国成了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其国际地位和安全形势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据此，美国及时调整了其全球战略，确立了以维护美国霸权地位为最高目标的“参与和扩展战略”。这个战略有三个具体目标：第一，用准备好进行战斗的军事力量，可靠地维护美国的安全；第二，推动美国经济重新恢复活力；第三，促进国外民主的发展。这三个目标被看成是美国冷战后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其基本精神沿用至今，只是有时表述方式有变以及三大目标的顺序有所不同罢了。这三大支柱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维持、巩固、加强美国的霸权地位。从三个目标来看，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既有利益冲突，也有很多利益趋同。就利益趋同来说，在经济方面，美国要扩展经济，需要拓展海外市场，而中国已经是最大的新兴市场之一，经济开始复兴的俄罗斯也是个潜在的新兴大市场，三国

可以互为所用。在推进民主上，美国希望通过交往、接触影响中国，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俄罗斯虽然已经实行了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制度，但在美国心目中，它的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需要促其改进，最佳途径也是与之交往、接触。在地区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方面，美国也需要中俄的合作。布什政府上台初期，一度对俄中奉行强硬的政策，将俄中视

为“战略竞争对手”。美俄关系和美中关系因此而受到明显的冲击。俄美间出现了间谍风波；美中间则发生了撞机事件。但是，即便如此，布什政府仍然承认美俄、美中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美国不想同俄中搞对抗。间谍风波和撞机事件后，美俄关系和美中关系都开始修

复。“9·11事件”促使美国又一次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作为首要任务，与之相适应，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整治伊斯兰极端势力也排在优先地位。在这个战略框架下，美国更趋向于谋求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而不是对抗。中俄都是在当今国际事务中有影响的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核大国。因此，美国也只有与中俄合作，才能顺利实现反恐防扩和整治伊斯兰这些要务。2004年大选，布什实现连任。预计新的布什政府将坚持以反恐为首要任务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仍将以寻求合作为主。

冷战后的俄罗斯，经济一度衰落，昔日的大国雄风不再，在许多国际事务中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经过几年的摸索，俄罗斯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就是富民强国，具体讲就是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市场经济，力争保持7-10％的经济增长率，到2010年时，使俄成为欧洲第二或第三经济强国。为了实现这个发展目标，俄确立了兼顾东西方的全方位外交战略，美国和中国在这个战略中都占有突出位置。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是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中国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大国，是俄罗斯最大的邻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上，还是在安全上，同美中发展合作关系，符合俄罗斯的根本利益。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确立了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营造稳定、安全、和平的外部环境。为此，中国首先要同美俄这两大国搞好关系，这不仅因为它们是当今世界对国际安全和中国周边环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而且还因为美国是中国的最大经济伙伴，俄罗斯是个能源大国且经济复兴日见成效、发展潜力很大，是中国的重要经济伙伴。

显然，三国都有发展三边关系的动力，也确实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三国在诸多领域加强合作，成为颇具潜力的合作伙伴。

二、竞争是常态

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当今世界，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竞争关系。也就是说，大国间存在竞争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态。一方面，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国家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国家间关系存在着天然的竞争性。另一方面，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安全困境”，即一国为了提高自己的安全系数便努力提高军备水平，从而增强别的国家的不安全感。而意识形态、宗教、民族、领土等方面的分歧、对抗与争端则是这种竞争生的催化剂。20世纪大国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多源于这种竞争性。冷战后，大国关系虽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但竞争性和安全困境并未消除。

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没有了国际舞台上斗争的对手，却陷入了新的困境。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这样比喻苏联威胁消失后美国安全的新困境：“我们杀死了一条龙，但现在生活在一个充满形形色色惑人毒蛇的丛林里。在很多方面，那条龙的行踪倒更容易摸透。”苏联这个使美国恐惧了近半个世纪的战略对手消失后，美国的战略家们一直在为美国寻找战略对手。这一方面是要解除美国没有对手的“新困境”，另一方面也是未雨绸缪，为美国长期保持一超独霸地位出谋划策。

俄罗斯独立初期，一度实行对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战略，在军事安全上寻求同西方的全面合作，将美国与北约视为合作伙伴。但是不久之后，随着北约东扩，美国抑制俄罗斯发展的战略意图逐渐明显，俄开始调整对外战略。1996年俄《总统国家安全咨文》就提出，北约东扩使欧洲军事力量对比向不利于俄的方向发展。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以及北约战略新概念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北约要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谋求对俄的绝对战略优势的意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才转行东西方兼顾的“双头鹰”战略，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而自1989年后遭受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压的中国，一直有加强中俄关系的愿望。于是才有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以及上海合作

组织的成立。中俄关系的发展引起了美国战略家们的不安。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中就指出：“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不过，“9·11事件”为美俄关系、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战略对手的呼声在美国大为减弱。然而，美国并未因将反恐作为第一要务便放弃了霸权战略，而是将反恐与维护霸权有机结合起来，利用反恐战争来推进霸权战略。这一点在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中美关系特别是美俄关系遂又开始降温。俄罗斯在伊战前与法、德密切合作一致反对向伊开战，使美国借联合国之名出兵伊拉克的意图破产，凸显出俄美之间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战略利益冲突。

三、非均衡的发展态势

综合各个领域三边关系的状况，可以说，中美俄关系总体上是合作、互补性的三边关系。作为地缘战略和传统安全上的竞争对手并非其主要方面。因为三国从各自的大战略出发，都趋向于发展同另两方的关系，积极寻求合作而不是对抗，甚至尽量避免对抗。正因为这样，美国在公开文件中声称，“俄罗斯不再是战略对手”；布什政府上台初期曾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不久就转称中国为“建设性合作者”。中俄之间的战略竞争性更是潜在的，对中俄关系大局尚未产生直接的消极影响。

但是，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的三个边即中俄、美俄、中美三组双边关系并不是均衡发展的。中俄是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又签有“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在从北约轰炸南联盟、美国攻打伊拉克、联合国以及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等国际事务中始终都能站在一起，很少出现重大分歧。

美俄也是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有一致性，犹如“同志”式关系，两国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远甚于美中甚至俄中关系。“9·11”后，俄迅速表示全力支持美国反恐斗争，并表现出明显的向西方靠拢姿态，从而使俄美关系出现举世瞩目、影响深远的进展。

中美之间是“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从定位上看不及美俄关系和中俄关系。但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远胜于美俄和中俄，而且美国对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正在上升的重要性日益重视。所以，即使在将中国视

为“战略对手”的时候，布什仍然表示：“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大国，我大力支持开展对华贸易。”

三国在这个三边关系中的地位和处境也有差异。美国处于最优位置。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把发展对美关系放在本国对外战略的首位。相比之下，俄中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只处于次要位置上，美国的首要依赖对象是西欧和日本这些正式盟友。中俄在对方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也是不对称的，俄罗斯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仅次于美国，但中国在俄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要排在美国和欧洲之后。可见，中国在三边关系中最缺乏优势。

从动态视角看，美国在三边关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三边关系朝什么方向发展，其内容是以合作性、互补性为主还是偏重于对抗性和竞争性，最后会如何变化，主要取决于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变。如果美国认为恐怖主义的威胁已经解除，不再是美国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那么它可能宣布结束反恐战争。如此一来，美国有可能将主要注意力转回对付“潜在战略对手”上，就像布什政府上台初期那样。如果那时中俄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有了大幅度提升，美国与中俄之间在地缘战略和传统安全上的竞争性就有可能在美中、美俄战略关系中占居主导地位。从目前情势看，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这种演变的可能性大于美对俄战略。因为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快于俄罗斯，而且中美之间还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以及台湾这个最为敏感、棘手的问题。从美国现实主义传统来看，美国同时改变对华、对俄战略，将中俄同时视为主要战略对手的可能性极小，如此就很难形成俄中为一方、美国为另一方的对抗性三边局面。但是，鉴于俄美之间的利益矛盾和中俄之间的共同利益，形成美俄联手对抗中国局面的可能性也很小。

四、未来三边关系的理性建构

对中美俄关系来说，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持有进攻性现实主义理念的新保守派在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增大甚至起支配性作用，由此可能将美国拖入与俄中对抗的灾难之中。从中俄方面看，两国虽然也存在着对三边关系发展起消极作用的势力和思维方式如极端民族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显然它们对中俄两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比较有限，但其存在常常是各方政治强硬势力主张对中俄实行遏制的口实，对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变起着建构作用。

要避免最危险的情况发生，使中美俄关系朝健康的方向发展，三国的战略家需要不断努力，抑制影响三边关系的消极因素，培养积极因素，进而建构新型的中美俄三边关系。

首先，要认真地汲取历史教训，认清时代潮流。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悲剧不胜枚举，如果中美俄重蹈大国政治悲剧的覆辙，这将不仅是违背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更是三国的灾难，也是整个世界的灾难。特别是在核时代，核大国的冲突很可能毁灭包括当事国在内的整个世界。这是负责任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必须时刻重视的问题。当然，核毁灭的前景已经成为抑制大国走向冲突的重要因素。

其次，要加强三国间的战略互信。“大国政治悲剧论”片面强调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利益分歧和传统安全上的“困境”，而不是从国家的大战略出发来审视国家利益及对外关系，更没有看到时代主题和世界潮流。这种思维方式不可能使大国间建立起战略互信，而只会强化战略猜疑。实际上，三国的大战略有很多契合点，且不谈那些合作领域，就是不搞对抗这一点，就使三方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冷战期间美苏对抗，大搞军备竞赛，损耗了难以用数字表达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是苏联瓦解，美国大伤元气。这就是这种两败俱伤结局的写照。在中苏对抗期间，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安全造成了现实的威胁。为应对这种威胁，中国迫不得已地“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不仅付出了惨重的财富、资源代价，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且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冷战后，中俄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以及边境地区军事信任机制，使得4300千米的边界线得到长期的安全与稳定，两国日益共享战略互信的红利。

最后，要树立新安全观。大国间要想建立战略互信，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和传统的权力政治思维，树立符合时代潮流要求的新安全观。在这方面，美国不乏有识之士。比如约瑟夫·奈就批评了传统现实主义者要为美国寻找新的敌人的思维方式，指出“对美国实力的真正挑战来自于那些出没于夜间的阿猫阿狗”，而不是像中俄这样的国家。中国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就明确提出了国与国之间“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反对动辄进

行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这些提法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国际政治思维，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十六大上所做政治报告提出：各国“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赋予了“新安全观”以确切的含义。

总之，未来的中美俄三边关系应当是以互补互利、合作共赢为基本特征的三边关系。建构这样的三边关系，符合三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实现这个目标是时代赋予三国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