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融合”是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

“冲突”与“融合”是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

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主要经历先秦诸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近现代哲学等七个阶段。中国哲学是在经历儒道合流形成魏晋玄学、玄佛合流形成隋唐佛学、儒释道三家合流形成宋明理学、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相互影响会通形成近现代哲学的过程中不断成熟、完善的，其内在的动力就在于诸家诸派思想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从孔子和老子分别创立儒家和道家开始，诸家思想便在相互的影响和作用发展起来。以四大“显学”（“儒”、“墨”、“道”、“法”）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学在相互比对、渗透、影响的过程里不断发展、壮大，法家代表韩非子在吸收和融会儒家思想（主要来自孔子、荀子）、道家思想（主要来自老子）、早期法家思想（主要来自商鞅、申不害等）以及其他一些学派思想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法”、“术”、“势”结合的法家思想，并成为秦国的治国方策。1汉初的统治者在国势微弱的情况下，鉴于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经验，推崇“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加之当时阴阳家、神仙方术之说盛行，于是结合了道家思想和阴阳家思想的“黄老学说”应运而生并成为思想上的主流，成就了汉初“文景之治”。到了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国力大盛，“黄老学说”已不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要求，于是综合儒家思想、法家思想并主张“尊君”、“大一统”的今文经学成为了国家官方哲学，道家思想、阴阳家思想则与民间信仰结合形成了盛极一时的谶纬之学，其后又在印度佛教的传入和影响下形成中国本土宗教——道教。

在吸收借鉴汉末才性之学和对经学的反思过程中，以王弼、何晏、“竹林七贤”、欧阳建、郭象为代表魏晋思想家，融会三《玄》于一炉，建立了魏晋玄学思想体系。在正始时期，王弼、何晏综合儒道两家思想（主要是孔子和老子的思想），主张“以无为本”、“崇本息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贵无”思想，使儒家思想开始有了本体论的意味。而玄学发展到后

1诸子学当中最早出现儒家和道家，其思想根源都在夏商周三代文化。而其他各家，又皆出自儒道两家。限于篇幅，现将先秦哲学相互冲突、融合的情况简述如下：⑴儒家与其他学派的冲突与融合先秦儒家思想主要在儒家内部不同学派间和与道家、墨家、名家发生冲突与融合。据史书记载，孔子在建立儒家学派的过程当中，除受到《六经》等三代经典的思想影响外，还曾与道家思想的开创者老子有过思想上的交流。其后孟子针对同为儒家的告子所提出的人性“无善无恶”而提出“性善论”，又极力批判道家和墨家思想。后来荀子又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性恶论”，并影响韩非成就其法家思想。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与孔子同时代而略后，墨家的产生源于墨子曾学于孔子的儒家，后因意见不合离开儒家并自成一派，墨家的主要观点“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礼”、“非乐”、“天志”、“明鬼”、“节丧”、“节用”，多是直接针对儒家思想所提出的。此外还有如名家公孙龙对名实关系的考查，亦受到孔子“名实论”的影响。

⑵道家与其他学派的冲突与融合老子的思想除对孔子思想的有所影响外，还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儒家孟子、荀子、法家的韩非、阴阳家的邹衍，庄子的思想对名家的惠施也有所影响。

期，因受佛教“般若学”、“涅磐学”以及“玄佛合流”的影响，郭象提出“名教即自然”、“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独化论”，将中国哲学的思想理论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

与魏晋玄学的兴起和发展同时，佛教亦在进行着“中国化”的进程。佛教自东汉传入后，便逐步进入上层社会和学者的视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正是神仙方术、谶纬之学盛行的时期。当时的人们相信，世界上确实存在着长生不老、清静修真的神仙，老子就是一位“修道而养寿”2的尊神。所以佛教初入东土，人们曾用看待“神仙”的眼光来审视佛教，认为佛可以“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3这无异于把本意为“觉者”的“佛”“打扮”成了一个中国式得道神仙的模样。在解释佛教经典和基本概念时，当时的佛教学者多采用“格义”的方式来解释佛教经典，力图使中国人特别是社会上层阶级能够理解并接受佛教思想。他们借用“无”来解释“空”，又借用“体用”来解释“二谛义”，一方面推进了佛教的初步“中国化”，并且丰富并加强魏晋玄学的理论程度和思想深度，另一方面正是魏晋玄学的兴起才由此出现东晋佛学“六家七宗”的繁荣。然而随着佛教僧侣和各种经典的不断传入，中国人对于佛教的认识也逐渐地清晰起来，到了隋唐以后，佛教中国化终于结出了“果实”，形成了以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并区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思想，并为宋明理学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佛教不断被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中国人不断理解、接受外来佛教思想的过程，而对于佛教自身而言，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佛教思想进行解释，从客观上逐渐形成了中国佛学思想。

宋明理学（也称“宋明道学”4）作为儒、释、道三家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实际是中国文化（儒、道）和外来文化（释）的相互融合。当前学界普遍认为宋明理学当中释家思想成份是以天台、华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宗派的思想，而非印度佛教。但通过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历史的“反省”，就不难发现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宋明理学出现之前就已经分别经历过两次“合流”，其中：“儒”的成分，并非孔子原创之“儒”，亦非汉代经学之“儒”，而是经历“儒道合流”和“儒佛合流”两次合流之后的“儒”；“释”的成分亦不是传统的印度佛教，而是经过了“玄佛融合”、“儒佛融合”两次融合之后的“中国化”之“释”；而“道”的成分亦不是传统的老庄道家，也不是汉初“黄老之学”，而是经过“儒道合流”与道教兴2《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3《弘明集·牟子理惑论》。

4关于宋明理学的称谓问题，学者们执有不同的看法。就广义而言，一般称以洛学、濂学、关学为代表的宋明儒家义理派为道学（这种观点首见于《宋史·道学传》）。其中不仅包括周敦颐哲学、二程理学、以及张载气学，而且还包括朱熹的理学（即狭义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以至于明代王守仁的心学及其后学等。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以洛学、濂学、关学为代表的宋明儒家哲学派应称为理学，而朱熹的学说（即狭义的理学）则应称为道学。

起之后的“道”（同时道教的兴起又与佛教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关系5）。这也就是说，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宋明理学产生之前，就发生过一定程度上的关联和对话，所以到了宋明理学产生的时候，三家思想的融会贯通才会显得那么地自然。

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发展历程的细致梳理，不难发现，中国哲学史上诸家思想之间的相互的“冲突”与“融合”，在不断为中国哲学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还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新哲学的重构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即佛教传入及其中国化对重构中国近现代新哲学的借鉴意义。正如汤一介所说：“我们回顾印度佛教传入的历史，也许对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的传入，起着相互对照和借鉴的作用。”6佛教传入中国，虽为东汉末年，但中国化佛教的出现，却在盛唐时期，其间经历近八百年。同为东方思想的印度佛教来到中国以后，一直试图通过对经典的解释和仪轨的改革，努力使中国人不断去理解并接受。所以随着佛教的传播，中国知识分子以“强势文化”的心态逐渐接受佛教及其哲学思想，进而将之逐步纳入中国学术的领域。西方近代文化的传入则不然。在不断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后，西方近代文化一方面将中国人“老大帝国”（即儒家所谓“诸夏”）的“强势文化”心理彻底打破，转而成为“弱势文化”的心态；另一方面又刺激了中国人开始“被迫”反思中国文化的种种弊端和不足，进而主动学习西方近代先进文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造就了一大批近代学人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一方面接续中国固有学术，另一方面又利用并融会他们所理解的西方文化，来重新建构和发展中国固有学术。

5关于道教兴起与佛教的关系，可参见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和余敦康《魏晋玄学史》的相关论述。

6汤一介：“《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总序”。胡伟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汤一介主编：《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页。下引此书，仅注书名和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