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生
简介人生
龙应台，女，作家。1974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台北市文化局长等。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徐贤修讲座教授。
著有《野火集》、《野火集》（二十年纪念版），《孩子你慢慢来》（十年纪念版）、《龙应台评小说》《女子与小人》《在海德堡坠入情网》《看世纪末向你走来》《龙应台杂文精品》《这个动荡的世界》、《人在欧洲》、《写给台湾的信》、《美丽的权利》、《孩子你慢慢来》、《看世纪末向你走来》、《干杯吧，托玛斯曼》、《我的不安》《百年思索》《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亲爱的安德烈》等作品多种。
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被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
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旅居瑞士，专心育儿。1988年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台湾文学课程，并每年导演学生戏剧。
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前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
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颇受注目。
自1995年起，龙应台在中国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与大陆读者及文化人的接触，使她开始更认真地关心大陆的文化发展。在欧洲、大陆、台湾三个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作品具有很大的影响。
名家评论
龙应台是一名真正的文化批评家和优秀的文化建设者。
龙应台是才学并高的性情中人，一生的作为其实都取决于自己的真性情，她同样用直接而有力的杂文，“笔锋常带情感”，来揭示我们社会的病情。
龙应台不仅仅是一名将野火烧向专制的斗士，她出现的时机也是一种优势，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读的指针，龙应台从一开始就放弃有利地势，选择站在一个孤立位置，不仅批评政府，更多的是尖锐的刺向每一个人的内心。
经典语录
知识分子职责是批判；而政治人物的职责，则是去回应这些批判...韩愈的《争臣论》里说，“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官守和言责，是两种不同的岗位。知识分子一旦成为负责“解决”问题的人，他进入体制做官，以公权力“解决”问题，也就不是所谓“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是在权力体制以外，提出独立看法的人。他可以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让主事者参考，但他的主责就在批评。对一个知识分子说：你给我说出具体做法来，提不出具体做法你就没有发言权——这种说法是混淆了知识分子和公权力执行者的分际。负“言责”的知识分子和负“官守”的官员不一样的是，作为知识分子比较自由，可以“快意恩仇”些，但作为官员，因为权力在手，可能大有所成，也可能遗害社会，因此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同时，作为执行者，要求实际的效果，就必须通过各种不同的妥协才能把崇高的理想付诸实践。这种委曲求全与妥协，一步一个脚印的那种绵密的实践，与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知识分子做官不一定会成功，好官也不见得做得了知识分子。
中国文化是我的祖国，但目前这种政权所统治的中国绝对不是我的祖国。如果中国是“一个长久的文化和历史的认知”，我是中国人。我的惟一护照就是汉语！一个不尊重她所珍视的核心价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国家，不能接受为“祖国”。我的核心价值凌越于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或国家大论述。
中国大陆，和其它华人世界不太一样。在过去50年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里，家庭、温情、品格、“温良恭俭让”等等价值，都因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而严重地错位，现在慢慢要捡拾回来，则需一个漫长的过程。
批判台湾“去中国化”，其实大陆“去中国化”更甚,50年代开始的全盘苏化，在制度上，不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教育制度，甚至于文学和思想的营养，全面倚赖苏联。社会运动频仍，把中国的传统伦理也割裂了。“文革”对原来讲究温柔敦厚的人际关系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彻底颠覆了中国文化里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比如大陆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学术文章还是文学创作，都很难读，句子结构都是翻译体，俄文德文的翻译体，不是纯净中文，读起来很费力气，文体都改了。中国传统文化里，庶民所信仰的“头上三尺有神明”──儒家的说法就是“修身慎独”──民间宗教是行为道德的基础，也在各种社会运动中受到极大冲击。宗教长期被简化为“迷信”。所有这些，才是全面性的、渗透性的“去中国化”，远比台湾的“正名”运动要彻底多的多。现在有国学热，有于丹、易中天热，其实就是一种对过去“去中国化”的骚动的反弹。去中国化”这个词一种概念的过度简化。有时候，“去中国化”无可厚非。文化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自我翻新、不断拥抱新潮的碰撞过程。
XX党，他妈的党，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就是我唾弃的对象，不必吓我。背景：2000年，龙应台在台湾举办一个追思被杀害的共产党人的展览，反应两极，龙应台被称为“刽子手”、“加害者”、“文化希特勒”、“共产党的同路人”……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国民党，民进党，XX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
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
不要把“拒绝做官”看作“清高”，“同意做官”或需更大的胸怀，更大的牺牲。背景：2007年3月，龙应台拒绝中国国民党邀请其担任台湾“监察委员”一职，，声称要保留“一支独立的笔”。在现代民主社会里，不要把“拒绝做官”一定看作“清高”，因为“同意做官”也可能是更大的胸怀，更大的牺牲。每一个人的拒绝做官和同意做官，都要打开来个别地检视，不能用传统的刻板眼光来看。
不太愿意只和精英对话爱默生言：“你的句子应该像从地里挖出来的蒲公英，根很长，粘着泥土，还是湿的”。文字，要触摸得到。另外，──不管谈什么艰深的问题，总是用贩夫走卒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要表达一个思想可是没有文字的魅力，是糟蹋文字。
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不见得就懂得如何教育子女父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我背了《古文观止》，但也不知道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不见得就懂得如何教育子女。知识上的学历，和对子女的身教言教，是两门不必然相干的学问吗？没有学校教育的人，不见得就不能是很好的父母。
公民冷漠的社会，是个充满危机的社会。一个有希望的社会，一定会有一定比例的作家、音乐家、科学家这样的社会精英在其专业领域之外关心公共事务。在西方社会，不仅仅是作家，科学家或是流行歌手、好莱坞电影明星或是大导演，都常常挺身而出，对于环保、民主、人权，对于国家政策，挺身而出，如果大陆包括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在内的各路精英对社会问题和国家前途的关注太低的话，这对社会发展是危险的。或许由于过去历史的痛苦烙印，使得今天的大陆作家对现实关注度低，他们在以冷漠来响应过去的强迫“发烧”，这是往另一个极端跑。但是，公民冷漠的社会，是个充满危机的社会。
没有好的伴，不如寂寞。时间是不够用。陪伴年迈的母亲，因为她的时间不多了；永远优先的是儿子；也优先留给紧密的朋友；不太愿意把我的时间给公众，除非迫不得已。休息的时候，带着相机，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看城市...
作品风格
温柔纤细，深情动人，其《孩子你慢慢来》与《目送》均是以温柔笔触描写亲子间的亲密互动，《亲爱的安德烈》是数封写给儿子的坦率的几乎痛楚的信。身为父母与子女双重身份的她逐渐明了人世中亲情的牵绊，不仅是当下的感动，亦是渐行渐远的必经路程，龙应台一反批判犀利的笔调，描写诸多生活中有情细节，反映出其细腻的情感，读起来温馨有味，情意盎然。
被誉为华人最有力的一支笔，针砭时事，鞭辟入里，以有情眼光观察社会，其《野火集》、《百年思索》、《面对大海的时候》讨论的均是台湾面对国际面对世界时人民应有的自我反省与探讨，她举出无数台湾社会现象来作为讨论，并以中国人文化的心理角度深入解释台湾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表现，其中辛辣讽刺的文笔虽遭人反对、谩骂、或密投书至政府单位，但她仍秉著客观批判的精神，持续而正中要害地不断写出她的社会观察，龙应台无所畏惧，因为她笔下台湾的丑恶和腐化，是源自于她爱台湾的不舍与心疼。
一、文风的犀利
龙氏杂文文风的犀利恣肆、泼辣大胆、锋芒直露，可谓是给读者留下的最为首要的印象，她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中一连串的用“你为什么不生气？”点燃了她社会批评的野火，这一连串的怒吼和指责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对社会弊病的直陈不讳让人读来“痛快淋漓”在此不妨节选几段：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龙应台以她犀利的辞锋、缜密的思虑，悍然无畏的揭开了社会的种种病象，让一个血
淋淋的事实触动人们早已麻木的神经，让人们去自剖和反省。龙应台自己也坦率的承认“《野火集》很苦很猛”［2］“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2］龙氏杂文从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不事修饰，针砭时弊毫不留情，直接重击，“因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2］她希望自己的批评“是不受传统和规范的约束，超越出来的”，“…野?取其不受约束，…火?取其热烈”。［2］
龙应台杂文文风上除了犀利泼辣之外，尖锐深刻却不尖刻片面，比如她在谈论女性问题的杂文中认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因素不仅有男性的原因，也有女性一直把自己当成弱者的一面：“既然心甘情愿地作楚楚可怜的弱者在先，又怎能埋怨弱者的待遇在后？”
二、视角的独特
细读龙氏杂文对其进行文本分析，不难发现其杂文在分析和看待问题时有着独特的视角，如《人在欧洲》站在民族平等，弱势与强势的平等视角上；谈论女性问题的杂文以女性为视角站在男女平等的视角上批判男女不平等。而其开阔的全球化视野，也使其杂文有着跨文化对比的风格特色，比如《看世纪末向你走来》附录中的写欧洲人对亚洲人不甚自觉的歧视，面对对第一世界和对第三世界的认同感，龙氏站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通过一个故事讲述了自己的尴尬：“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子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
龙氏杂文的魅力在于剖析问题的独特视角，龙应台在反思社会历史文化中写下的她现代思索。在《读“水浒”的小孩》中，她用现代观念审视古典名著，历陈打打杀杀、充满暴力的描写对儿童成长的不良影响。在《你是个好母亲吗？》中，龙应台的“美丽母亲心理测验”只给贤慧、慈爱、细心温柔的母亲打六十分，因为“你在家里教小孩子…活?读书、重思想，学校为了联考，却强迫孩子死记生吞；你在家里给孩子准备最营养的早餐，商店供应你的却是假的奶粉；你在家里教导孩子珍爱自然生命，出了门的孩子却根本看不见，感触不到自然生命。”龙应台要求受过现代教育的母亲们，要关心人类的未来，要发挥力量促成大环境的改造：现代教育制度，核电厂的建设，环境保护等问题，主动地为孩子们争取一个比较美好的未来。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长大，龙应台在面对世界时，自然而然地联系中国的文化传统；身为一名女性，又自然而然地要面对东西方文化中共同的男权价值体系。在龙应台的创作中，当她从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敏锐地揭示出不平常的民族文化内涵时，当她从特殊的事件中引发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时，我们注意到这一切都得力与龙应台运用现代观念的烛照。
三、走进民众的杂文与质朴、灵转的语言风格
文化批评向来有民间与学院两大系统，民间的文化批评通俗浅显却有着不深刻的缺点，学院派深刻严肃却有着难以亲近的弊病。而龙氏杂文却是“跨越了森森的学院门墙，写日常琐事”，“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分子。”以文学批评家的笔法批评社会问题，贴近人们的切身体验，从而使杂文走进民众。
从内容上来看，龙氏杂文非常贴近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贴近生活，如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中涉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河水的污染、交通的混乱，《生了梅毒的母亲》谈了淡水河的污染，《幼稚园大学》写了教育的弊病，《啊，红色》谈专制政治在生活中的渗透，《天罗地网》写当局无孔不入的思想灌输的可笑举动，等等这些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
从语言风格上来分析，龙氏杂文不用华丽的辞藻，而以平易浅显的叙述语言，因此首先不难看出，首先龙氏杂文中口语的运用便随处可见：“有一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头，你大概不认识”（《难局》）“这个司机完全错了！他可以…操?养工处，可以…操?市政府，但路上一个坑，跟国民党这个政党何干？”（《“对立”又如何？》）另外龙氏在杂文中常用一些疑问句或感叹句，引发人们的惊醒或反思，这也是龙氏杂文在语言上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例子也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在《正眼看西方》一文中，文章开头就以“说台湾非常崇洋？”的问句引出话题，然后列出了一些“好象是的”的例子和现象，但作者接着又反问“可是台湾真的崇洋吗？”又举出了一些“好象又不是的”的例证，让人们由浅入深的走人自己的思考，从而得出了不偏不倚“正眼看西方”的结论。再如《幼稚园大学》一文中谈到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等缺点，但是接下来作者却反思“错在学生吗？”从而引起对背后原因的追思。在《生了梅毒的母亲》一文中，面对环境的恶化很多人无动于衷的态度时，龙氏更是在文中用了两次“居然有人说：台湾没有你说的那么糟！”来表示作者的愤慨，同时也让人警醒。正因为有着如此的叙述和语言策略，让龙氏杂文在语言上有了独具质朴与灵转的风格。以上是通过对龙氏杂文独特风貌的探讨，下面来分析一下产生这些风格的因由：
（一）批判背后的良知、爱与信心
很多杂文都是对现状的不满而提出批评，有些是在玩世不恭、嬉笑怒骂的背后对现状有着深深的冷眼和绝望。龙应台虽然也是对现状的失望而提出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是善意，不为哗众，也不为私名，是站在渴望时代进步的立场上，对于社会充满责任感的深深提醒，
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揭露丑恶，批评落后，也是为了能实现理想的结果。正是有了那份“不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使其失望但不绝望，因此作者虽然把台湾比喻成“生了梅毒的母亲”，但还是在文中说道“我的母亲生了梅毒，但是至少她还没有死去，她还有痊愈的希望。我既不愿遗弃她，就必须正视她的病毒，站起来清洗她发烂发臭的皮肤。”［2］１８“或许这一年的台湾就真的要比1984年的台湾稍稍干净一点，安静一点，和谐一点。你，来赴约吧！”［2］１８因此，可以说“《野火集》不过是一个追求幸福的呐喊！”（《野火现象》）［2］１４１。
总之，正是有了这份感时忧民的良知让她的杂文充满了悲悯的厚度，正是这份批评背后的善意、爱有信心，让她的杂文在冷与犀利的背后充满了光芒和热度。
（二）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
从文化背景上分析，我们可以很显然的看出龙应台受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首先，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龙氏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比如中国数千年来传统知识分子所承继的“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的文化精神，便在龙应台的身上得以传承和发扬，另外龙应台在文章中也时常引用一些古典文学的词句，不时流露出对其的热爱，比如在《看世纪末向你走来》杂文集中，有一篇杂文写的是东西德柏林墙倒塌知识分子的心境，但她却引用了“国破山河在”作为标题，显然是深受了杜甫“国破山河在”的诗句影响而来。
另一方面，龙应台长久的国外学习和生活也对其杂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便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任副教授。1988年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
龙应台的三地经历，深厚的东西方文化修养，丰富的阅历，这种在不同的文化圈的滋养下，使其不仅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有着西方与人文传统的现代性精神，这种文化身份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全球化语境汇总的跨文化杂文，有着独特的现代意义，在杂文史也是一个极富标志性的个案。正是由于这种特色使龙氏杂文的文化先锋性独具彰显。
理念
1启发、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社会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在《亲爱的安德烈》中，甚少见到龙应台对于孩子衣食住行的嘘寒问暖，偶尔有一句“喔，孩子，答应我，踢完球满头大汗时，不要直接吹风。”除了她对安德烈信中提及吸烟、“性、药、摇滚”等原则问题的追问之外，几乎见不到她对孩子生活方面的“唠叨”。这并不是不
关心孩子，相反，这反映出她对孩子的自理、独立能力是相当信任的，就这一点来说比一般的中国父母开明多了。她不宠溺孩子，不过于纠结繁琐的细节，但是善于在重要问题上把握方向；她更多关心孩子精神世界的发展和成长，启发他思考文化、美学、哲学问题或现有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观察和认知，积极参与进这个世界。从书信中的口吻来看，更像是和一个晚辈朋友在做平等的探讨和辩论。《为谁加油？》里，她分析了比赛中别人为国家队加油时，自己为什么异于常人的“冷”———脱去简单狂热的激情，对“国家和乡土之爱”保持一份警惕和思考，最后用整个段落、一连六个问号向儿子提问关于对“德国”的认知和感情。我想，这不仅是一个母亲因为长时间缺少和儿子沟通而造成的交流饥渴，更是循循善诱地启发儿子去思考自己与国家、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向左走，向右走》一文中，和菲力普与安德烈讨论政治里的“左”和“右”，肯定他们的一些见解，分析真正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区别，表达此时此刻对孩子深切的希望和担忧。《在一个没有咖啡馆的城市里》和《文化，因为逗留》中，龙应台深入观察分析了香港快节奏、缺乏生活艺术的现状，并做出总结———“文化，来自逗留”，向孩子们完整呈现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过程，这除了增加母子间的沟通，也间接让孩子学习思维方法，培养对问题的敏锐观察与感悟。关于对“香港有没有文化”的观点，在读者来信中，有反对的声音指出：“你们的文章让我感受到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并以文化之名，否定其他文化。”两者相对，能很好说明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的不同，或者说两者相冲突的地方。家庭教育是小范围、具有特异性和一定封闭性的，家庭内部传播或认可的的价值观念不一定普适于基础教育的价值观，龙应台对香港文化的判断和价值取舍体现了家庭教育对基础教育的延伸和补充；而这位读者提出反对和质疑，可以说又是基础教育对家庭教育中价值观念的审视和批评，因为基础教育的开放性要求价值判断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而非单个家庭的价值选择。
2有效的双向沟通，对孩子的价值选择保持尊重理解的态度
两个孩子每次的思想或观点，龙应台都会认真分析，把不能理解或有补充、质疑的问题提出来继续探讨。她在向孩子剖析自己的思维和价值观念，也在接受两个孩子向她传达的思考和观察，尤其是小儿子菲力普，他对中国社会现象的两次精确分析和总结，让她感到“震撼”，觉得上了人生从没有的课。这种有效的双向交流和相互影响，在两代人之间，尤其是在中国家庭中不常见。很多父母只向孩子灌输他们的观点，而对孩子的想法和思考极少倾听，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欲望了解孩子这个独立的个体，甚至觉得孩子提出不一样的想法便是对父母权威的挑战。这种不正常的单向沟通，对孩子的身心和思维发展无疑是有害的，因为如此，孩子就没有多少机会真正去“表达自己”。相比之下龙应台的这种双向交流意识和做法，
难能可贵。当然，这种沟通态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母子间还隔着巨大的中西方文化差异。然而她能意识到“恐怕每一代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象得要复杂、要深刻得多。”，并且表示“我不会‘判’你，我在学习‘问’你，‘瞭’你。”这是在向孩子虚心求教的态度。对于两个孩子观点或选择，龙应台也相当尊重：孩子喜欢玩，她理解：“玩，天地学问之本”；孩子拒绝和妈妈住在一起，她虽伤心却宽慰自己“孩子有自己的空间”，欣然接受这个事实。这种耐心和尊重，甚至“自降辈分”的诚恳，可供父母们借鉴。无论是书信里、散文中，龙应台在字里行间总是传达出对两个儿子理性和情感这两方面始终矛盾的复杂情绪。作为母亲，她面对的是独立于自己之外的两个生命。母爱让她想一步不离地护着孩子，然而理智却告诉她要学会“放手”，把他们当成某个程度的“别人”。正如《目送》，父母便是不断望着孩子背影越走越远，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一语道破天下父母心。总有一天，我们也会为人父母，会无尽牵挂子女，那时候我们也能像她这般，主动用理智克服对孩子无尽的管束和占有欲，学会倾听孩子每一点细微的想法，尊重并理解他们的选择，而不去试图改变在我们看来孩子们不正确或不好的想法吗？
3剖白自己对孩子的希冀，并敦促孩子知行终极人文关怀
孩子曾担心自己“将来会成为平庸的人”，在最开始，龙应台就坦诚“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给河马刷牙》中，她更明确表示：“对我最重要的，不是你是否有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很多父母渴望儿女出人头地，以世俗对成功的判断要求子女努力。“很多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有极少数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对之孩子，她有难得的、非功利的价值判断。要求孩子读书用功，最大的希望只是看到孩子“将来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高眼界地指出终极负责的对象是自己，不必为攀比、追名逐利、符合上一代对自己的想象而活，这个理念可以说相当前卫。两个孩子是幸福的，拥有一个尊重、理解他们，让他们遵循自己内心而活的老妈，便少了来自家庭的压力和负担（从读者来信选登中看出多少人的不幸与此有关）。上辈人对后辈理应如此，应有意识地为下辈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非把自己的遗憾、家庭的希冀压在后辈身上使他们无法喘息。在龙应台《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文史哲》的台大演讲稿中，她提到了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的区别。一个“会弹钢琴的刽子手”比文盲还要可怕，因为他们没有把知识变成素养和判断力，反而去做坏事。这也是为什么在给安德烈的第一封信里，龙应台便提问“你的终极关怀是什么？”就像哲学终极三问一般，是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高级的问题。“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这也是为什么龙应台尊敬“那
些有了权力却仍能跪下来亲吻贫民的脚趾头的人”，所以她会和孩子探讨到消极道德和积极道德；能由自己所经历的闭塞和磨难，推己及人去体会别人所受的苦难，反思自己的行为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要求孩子把“知道”变成“意识”，知行结合。在终极关怀这里，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的理念相吻合促进，即要求每个人都有“问题意识”，有悲悯的、对全人类苦难深切关怀并为之努力的姿态。龙应台的这种家庭教育方式和理念，可以说给全天下的为人父母做出了示范：原来两代人之间也可以谈得这么广泛深入，这样轻松愉快，以家庭问题和人物为出发点，以天下和全人类为关怀，独立思考、双向沟通、坦诚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