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元明清部分期末考试背诵版)

元曲四大家

指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马致远四位元代杂剧作家。四者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因此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其中《窦娥冤》、《单刀会》等，是关汉卿的代表作；白朴的代表作是《墙头马上》；马致远代表作是《汉宫秋》；郑光祖代表作是《倩女离魂》。

元诗四大家：

指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馆阁文臣，因长于写朝廷典册和达官贵人的碑版而享有盛名。他们的诗歌典型地体现出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和风尚，所以备受时人称誉。其实他们的创作成就并不高，不但不能与前代诗坛的大家相比，就是在元代诗坛上也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诗人。四人的诗歌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大致相同，艺术上也比较相近。当然，“四大家”的艺术风格同中有异，各人也还有一些自己的特征，这是他们超过当时其他诗人的地方。

《窦娥冤》

关汉卿元杂剧奠基人，剧坛领袖

内容梗概

全名《感天动地窦娥冤》，窦天章因欠高利贷无力偿还，被迫将女儿窦娥抵给蔡婆婆做童养媳，只身赴京赶考。13年后，窦娥已守寡三年，蔡婆婆找赛卢医索债，险为所害，而“搭救”她的张驴儿父子意欲霸占蔡婆与窦娥，蔡婆婆默许张氏父子，窦娥不同意，张驴儿要挟赛卢医出售毒药，欲毒死蔡婆，却误杀其父，贪官是非不分，胡乱判案，造成窦娥的千古奇冤。窦屈死三年后，窦天章在窦娥的冤魂的再三警示下，终于为她平反伸冤。通过公案故事，揭示社会问题，尤其是黑暗政治和邪恶势力对弱小者残酷压迫，表现对于公平的秩序和安宁的向往。反映弱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反抗，带有“社会剧”意味。

窦娥形象分析

窦娥是一位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她的性格是孝顺与抗争的对立统一。

1、弱小、善良而多难。给蔡婆婆做童养媳后，对早年守寡、晚年丧子的婆婆孝顺有加，也深信一女不嫁二夫的教条。公堂上，不忍婆婆被打承担罪名，临刑时，怕婆婆伤心，请刽子手绕道而行。

2、严守妇道，维护自身人格尊严。她和婆婆当面顶撞，据理力争，面对张驴儿的强暴行为，她镇静、坚定，绝不示弱，以蔑视鄙弃的态度与张驴儿针锋相对。

3、强烈的反抗性。面对人间的不公，她怀疑天理的存在，她要苍天证实她的清白无辜，她要借异常的事象想人间发出强有力的警示。

悲剧时代意义

1、在元代，社会秩序失范，贪官是非不分，导致冤狱重重，悲剧屡屡发生。像张驴儿这类无恶不作、横行乡里的社会渣滓，其无法无天的罪恶阴谋，竟然有官吏为之撑腰，官府黑暗是窦娥悲剧命运最根本原因。《窦娥冤》情节发展的偶然性，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必然性，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2、窦娥从孤儿到童养媳到寡妇，遭遇已令人同情，偏偏遇上恶棍张驴儿父子胁迫与诬害；自信清白大胆走上公堂，等她的是视人命如虫蚁的贪官。《窦娥冤》成功地塑造了“窦娥”这个悲剧主人公形象，使其成为元代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的代表，成为元代社会底层善良、坚强而走向反抗的妇女的典型。

艺术特色

1、剧作结构：一人一事，主干突出，详略得当。

2、戏剧冲突：正反面人物尖锐冲突中塑造鲜明的正面人物形象。

3、语言特色：本色派语言大师，此剧语言质朴自然，酣畅泼辣。名曲有第三折[滚绣球]。

《西厢记》

故事源流

1、最初是唐·元稹《莺莺传》，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莺莺诗《明月三五夜卜》“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西厢记》命名的由来。

2、后来有了宋《蝶恋花·鼓子词》，有了鲜明的同情莺莺，谴责张生的态度。

3、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改负心人为痴情种，把“始乱终弃”的悲剧改为青年男女“自主婚姻”的喜剧。。

4、王实甫的《西厢记》在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封建婚姻在会丢的主题思想上有了进一步深化，使得人物形象更具有个性化。

剧情梗概

已故崔相国之女莺莺与张生在佛寺一见钟情，但崔老夫人却嫌贫爱富，一再阻挠。在丫环红娘的帮忙下，两人偷偷约会并私定终身，但崔夫人又逼迫张生立即上京考试，如考不中，仍不把女儿嫁给他。张生与莺莺惜别，上京应试，中了头名状元。在白马将军的帮助下，最终与莺莺喜结连理。

《西厢记》宣扬了反对封建婚姻、争取爱情自由的思想，成为后代爱情作品的精神源泉。与《牡丹亭》、《红楼梦》被称为文学史中三大爱情作品，具有里程碑地位。

戏剧冲突

《西厢记》写了以老夫人为一方，和以莺莺、张生、红娘为一方的矛盾，亦即封建势力和礼教叛逆者的矛盾；也写了莺莺、张生、红娘之间性格的矛盾。两组矛盾，形成一主一副的两条线索，推动情节发展。

1、第一本戏里，作为冲突一方的老夫人，虽然几乎没有什么动作，但她的存在，她所代表的势力，已经与莺莺、张生构成了冲突。

2、第二本戏里，首先描绘了莺莺思念张生而又无法与之交流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孙飞虎率领五千人马索取莺莺的灾难，这一突发性事件，使戏剧冲突顿时激化起来。

3、张生、莺莺本应合理实现的爱情理想，被老夫人的“变卦”破坏了，于是，正当的爱情要求，被迫转为“非法”的秘密行动。于是，对他们来说，就有一个自身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过程，有一种谨慎小心，堤防别人告密的心理状态，这样，在本是同一阵营的三个人物之间，展开了另一种性质的戏剧冲突。首先是莺莺和红娘之间的冲突，莺莺常常生出许多“假意儿”，对红娘遮遮掩掩。红娘也怕被小姐倒打一把，因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再是莺莺和张生之间的冲突，莺莺要迈出非法的一步，又有许多顾忌和尴尬，张生对莺莺的心思捉摸不定，愈是束手无策，。最后经过一番周折，在红娘的帮助下，莺莺与张生终于结合了。这标志着张生、莺莺、红娘之间矛盾冲突得到解决。

4、《西厢记》的戏剧冲突，实际上是在妥协中得到解决的：老夫人方面，维护门第利益，不招白衣女婿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张生、莺莺方面，在执着相爱的基础上，终于结为夫妻，也得到了满足。

人物形象分析

张生：

（1）是一个志诚种。他痴得可爱，也迂得可爱。王实甫写张生在佛寺见到莺莺时，他说：“我死也！”活画出他魂飞魄散的情态。

（2）对爱情直率、强烈追求。张生跳墙情节中，王实甫把张生大胆追求爱情而又鲁莽痴迂的性格展现无遗。

莺莺形象

（1）是一个赤城追求爱情，大胆反抗封建传统的女性形象。

（2）热情而又冷静，聪明而又狡狯。她装腔作势要红娘传言责备张生，其实传去的却是私约张生相会的情诗，见到张生赴约后，又正儿八经地把张生数落一番。红娘形象

（1）富有正义感，表现在她不满老夫人背信弃义，同情崔张，成人之美。（2）机智聪明，在困境中巧妙周旋，是她机智倔强个性的生动表现。

（3）热情泼辣，从红娘胸有成足和滔滔不绝的陈词中，从她一本正经地搬弄封建教条实际上又是对它大胆嘲弄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来。

艺术成就

（1）剧情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正反面人物冲突和正面人物误会性冲突两条线索。

A、崔张邂逅相慕

B、老夫人赖婚

C、莺莺矜持，张生病卧相思床

D、私情败露

E、老夫人提条件，上京赶考。

（2）戏剧结构，突破一本四折的惯例，为五本21折。每本中各有小高潮，各本之间环环相扣。明人称《西厢记》为“传奇之祖”

（3）文采派语言特色

A、语言文雅绮丽，善于化用前人诗词句，情景交融，意境优美。

B、语言雅中有俗，自然流畅，善于吸收民间口语。

C、人物语言个性化

白朴《梧桐雨》

李隆基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不问是非，竟给丧失时机的安禄山加官进爵，让他镇守边境。李隆基与杨玉环两人恩恩爱爱，在梧桐树旁立下山盟海誓，相约世世生生。后来安禄山叛乱，李隆基仓皇逃走，他在不能自保的情况下，只好让杨玉环自缢。李隆基退位后，在西宫养老，他对杨贵妃思念不已。以至于梦见杨贵妃，却被梧桐雨惊醒。全剧以李、杨爱情为主线反映了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过程。白朴让梧桐作为世事变幻的见证，渲染了悲剧气氛，衬托李隆基凄凉的内心世界，是这剧本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成为元代文坛的一树奇花。

马致远《汉宫秋》

汉元帝因后宫寂寞，听从毛延寿建议，让他到民间选美。王昭君美貌异常，但因不肯贿赂毛延寿，被他在美人图上点上破绽，因此入宫后独处冷宫。汉元帝深夜偶然听到昭君弹琵琶，爱其美色，将她封为明妃，又要将毛延寿斩首。毛延寿逃至匈奴，将昭君画像献给呼韩邪单于，让他向汉王索要昭君为妻，以美人换取和平，身为九五之尊的汉元帝，落得个“无人搭救”的屈辱下场。汉元帝夜间梦见昭君而惊醒，只有孤雁哀鸣凄厉地陪伴他度过寂寞的黄昏。环绕汉元帝、王昭君的形象，马致远通过戏剧冲突，抒发自己无法主宰命运，只能任由拨弄的悲哀。

纪君祥《赵氏孤儿》

故事源流及梗概

《赵氏孤儿》是一部历史剧，其本事见于《左传》，《史记》，但二者所涉及的人物出入较大。《赵氏孤儿》所敷演的剧情，主要取材于《史记》。大致剧情是：春秋晋灵公时期，武臣屠岸贾擅权，将大臣赵盾满门抄斩，其子驸马赵朔亦被逼自杀。赵朔妻在幽禁中生下赵氏孤儿，被程婴偷带出宫。屠岸贾得知后，下令屠杀全国所有半岁一些婴儿。程婴与公孙杵臼商议，决定献出自己亲生儿子以保全赵家血脉。后程婴告发公孙私藏了赵氏孤儿。结果程子被杀，公孙被杀，程婴被屠岸贾收留为门客，赵氏孤儿也被屠岸贾认为义子。20年后，孤儿长大成人，程婴告知已真相，终于报了大仇。

悲剧色彩

《赵氏孤儿》显然是一部具有浓郁悲剧色彩的剧作。奸臣屠岸贾的残暴狠毒与程婴、公孙杵臼等人貌似历险、慷慨赴义的自我牺牲精神构成了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

屠岸贾为了个人私怨而杀害赵盾全家，为了搜捕赵氏孤儿而不惜下令杀死全国的小儿，这种令人发指的残忍行径，是他成为邪恶的化身，由于他得到昏君的重新，掌握了大权，这使得程婴、公孙杵臼等人为救护无辜而进行的斗争特别艰巨，甚至要以牺牲生命和舍弃自己的后代为代价，从而构成了全局惨烈悲壮的基调。鲜明的表达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完成了复仇的主题。

人物形象

正面人物形象，作者赋予他们不畏强权，见义勇为，视死如归的崇高品格，他们性格的完成，实在剧情的展示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加以凸显的，显得真实感人。

程婴

最初受托救护赵孤时，还是处于单纯的报恩思想，而当屠岸贾下令屠杀全国所有半岁一些婴儿后，他舍弃己子的举动，就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赵孤，同时也是为了挽救更多的无辜，他的思想境界明显地有一个升华的过程。狡诈的屠岸贾让程婴拷打公孙杵臼，以试其真伪。程婴为了保住赵孤，既要担当卖友求荣的恶名，又要亲手拷打共谋者，特别是屠岸贾当着程婴的面，亲手将假冒赵孤的程子剁为三段，这都使程婴处于常人所无法承受的巨大精神重负下。而程婴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强忍悲痛，始终不漏破绽。正是在这种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程婴忍辱负重、沉着坚毅、视死如归的思想性格特点，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南曲戏文

最初产生于北宋末南宋初的浙东沿海一带，称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元灭南宋统一全国并未使南戏消亡，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它的故事题材和演唱艺术受到北杂剧的影响，并逐步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戏剧样式。

南戏在体制上较为自由，曲牌运用比较随便，剧本常以人物上场、下场分为若干段落，每一段落即为一场。表演不拘一恪，各类角色均可歌唱。戏剧结构的时空辕换相当灵活。剧本由若干“出”组成，“出”数不规定，曲调的宫调也没有规定。南戏的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等各类，均可歌唱。歌唱的形式多样。既有独唱，又可对唱，合唱，轮唱。不似杂剧能由一人独唱到底。最高成就是高明的《琵琶语》。

南戏和元杂剧在体制上的比较

（一）“折”是元杂剧的体制单元，元杂剧剧本一般由一本四折的创作惯例；而南戏的结构单位为“出”，它一般不受折数的限制；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张协状元》长达五十三出，《宦门子弟错立身》最短，只有十四出。

（二）元杂剧的演出脚色分为末、旦、净三类，而南戏的演出脚色分为生、旦、净、末、丑各类；

（三）元杂剧由一人主唱，而南戏中任何脚色都可以演唱，演唱形式也灵活多样；（四）元杂剧一折只能采用一个宫调，并且不相重复，而南戏则没有严密的宫调组织；

（五）元杂剧一般以弦乐伴奏，南戏一般由管乐为主，以鼓、板为节。

元代散曲：

散曲之“散”，与杂剧整套剧曲相对而言。剧中曲，粘连科白、情节。如作家纯以曲体抒情，则与科白情节毫无联系，即“散”：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文体。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语言。既注意一定格律，又吸收口语体自由灵活，以及曲体某一部分章节散漫化的状态。二是艺术。比近体诗更多采用“赋”的方式，加以铺陈、叙述。

元代散曲：《秋胡戏妻》

中国元代杂剧作品。石君宝著。这是一则早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事见刘向《列女传》，唐有《秋胡变文》。写秋胡新婚才三日，即被征召入伍，妻罗梅英在家含辛茹苦，侍奉婆婆。财主李大户倚势谋娶，遭梅英拒绝。十年后，秋胡得官荣归，在桑园相遇，竟调戏梅英。梅英发现调戏自己的竟是盼望多年的丈夫，顿感羞辱，要求离异，迫于婆母之命，勉强相从。全剧充满喜剧色调，但又写出了妇女的不幸遭遇，讴歌了她们的反抗精神。语言本色，成就较高。

三国演义：

试论《三国演义》艺术构思的特点以及人物塑造的方法

《三国演义》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就是其运用虚实相间的艺术观念，正确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的关系问题。章学诚曾指出《三国演义》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从文学的角度看，此说是符合作品实际情况的。所谓“七分实事”是指作品的主要框架、主要人物、主要事件是按照史书记载的真实情况来设计和组织安排的，从而给人以基本的历史真实感；“三分虚构”则是指在人物和事件的细节描绘上，尽量采用民间传闻的精采片断，并附之以作者本人的虚构，使之在不影响基本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增强故事和人物的艺术魅力，全实则死，全虚则诞。罗贯中游刃有余地运用了虚实相间的手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为后来的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成功的典范。作者在对作品进行艺术构思时，主要采用了似下几种技法：

（1）细心穿插，巧于构思。即对各种史料重新组织，达到点铁成金的效果。（2）于史无征，采用传说。对于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需要而正史中又无依据的内容，大胆采用民间传说，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性含量。

（3）本末倒置，改变史实。即将个别事件加以改动而成为新的情节因素。（4）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5）妙笔生花，善于铺叙。即将史书中有关情节的简略记载加以渲染铺叙。

艺术特征

《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法方面，采用了类型化的手法。类型化典型人物的主要特征是：为一般而寻找特殊，共性对个性占有突出的优势，直接以比较纯净的形态呈出。

《三国演义》中类型化人物典型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

（1）单一性。即重要形象都有一个主要的、突出的特征，它在形象内部诸因素中占决定性位置，这一特征足以托起整个形象。

（2）稳定性。即人物的主要特征及其他因素基本上稳定不变，处于古典的静穆状态，强调本质、一致、必然、普遍，不强调性格变化，使主要人物特征反复出现在不同事件中，以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

（3）和谐性。即让人物形象内部诸因素基本上处在古典式的和谐之中，回避性格复杂性。体现一种中和之美。这种和谐性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回避现象与本质的矛盾，使现象能比较直接地表现本质；二是回避理智与感情有矛盾，保持人物单一的性格特征。《三国演义》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祖，但它一出世便将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推向了顶峰，成为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的光辉范本，创造了一系列千古不朽的人物典型。

《水浒传》会出大题

试论《水浒传》人物塑造的特点以及小说语言的特色

《水浒传》把塑造绿林豪侠英雄作为自己的最高艺术追求，开始了从类型化人物向性格化人物过渡。一方面，作品中的绿林豪侠继承了古代英雄的特征，作为“勇”和“力”的化身，具有类型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社会下层特别是市民阶层的道德思想和生活情趣，具有较为突出的个性特征，具有一定的个性化典型的倾向，其主要特征是：

（1）传奇性与现实性，超人与凡人的结合。即既写人物的传奇色彩和超人之处，又写他们的性格弱点和成长过程，避免了因过分夸张而失真的毛病。

（2）惊奇与逼真的结合。即整个故事情节的高度夸张和具体细节的严恪真实的融合，使其既有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又让人觉得真实可信。

（3）粗线条勾勒与工笔细描的结合。即用讲故事的办法，以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情节，勾勒出人物性格的轮廓，然后用工笔细描的方法，描绘人物的音容笑貌，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

（4）稳定与变化，单一与丰富的结合。即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在稳定中求变化，单一中求丰富，其性格既有主调，又有多个侧面。

《水浒传》的语言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说话”艺术的语言恃色。它以北方口语主要是山东一带口语为基础，加工成一种成熟的书面语言。其主要特色是：简洁明决，生动含蓄，表现力很强；写人叙事，多用白描，不用长段抒写，往往用几个字便便意态毕肖。作品中人物的语言个性也很突出。书中绿林好汉的语言，往往能符合其身份、个性和神态。

《水浒传》：宋江人物性格特征与梁山英雄出路的联系

宋江谦虚谨慎，疏财仗义。他任人为才，具有高超的组织管理才能和军事才能，创造了梁山泊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宋江的性格是矛盾的，忠义是他的本色，报君是他的信念，他把起义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的政治手段，将招安视为义军最完满的归宿，其思想直接关系着梁山的成败，他是《水浒》的灵魂，是主题思想的体现者。

宋江年轻时曾任郓县押司，后因杀死阎婆惜刺配江州，被晁盖等人救上梁山，晁盖身亡后任梁山寨主。受招安后，宋江被宋徽宗封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最后被高俅用酒害死。作为贯穿全书的一个主角，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的朝廷忠臣--悲惨的结局几个阶段，宋江的一举一动决定了整个梁山泊的生死存亡。

出身和经历是形成宋江矛盾性格的重要因素。他自幼熟读儒家经书，深受传统教育，一直希望建功立业，“封妻荫子”;走入社会后他在县衙中做押司(小吏)，刀笔精通，养成了办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喜欢玩权术的性格;社会地位低微、与江湖好汉的结交使宋江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痛苦，富有正义感。

宋江具有“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的“义”行。他的地位很低，是山东郓城县掌管文书的下级官吏，之所以驰誉江湖，主要是因为他的“义”。正因为有这种“义”行，所以人们把他称作“及时雨”。他酒后失态，被迫上了梁山。宋江一直把梁山当成临时栖身之所，作为建功立业的一个跳板，根本不同意终身落草，即他的造反动机不纯。受招安后，他以“忠”灭“义”，性格矛盾充分暴露出来。所以梁山好汉们的结局是悲惨的，一心归顺朝廷卖命的宋江也是落个被毒酒赐死的下场。

记住特点：1、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挥金如土，结交天下英雄豪杰。2、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求贤若渴，胸怀宽广。3、造反动机严重不纯，“忠”灭“义”，对梁山义军的失败应负主要责任。

明代前期诗文：

台阁体：

明朝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上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为“馆阁”。台阁体是指以当时馆阁文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茶陵派：

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诗歌流派，因该派首领李东阳为茶陵人，故称。当时社会弊病已日见严重，台阁体阿谀粉饰的文风已不容不变，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以图洗涤台阁体单缓冗沓的风气，振兴文坛。明代大学士、立朝五十年的李东阳，以他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将故乡“茶陵”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文学史史册上。

前七子：

弘治、正德年间，这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的文学群体，成员有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他们以复古自命，所谓“反古俗而变流靡”，文学复古的实质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重寻文学出路的意味，借助复古手段而欲达到变革的目的。前七子的某些复古论点透露出他们对文学现状的不满与对文学本质新的理解，同时，过多地重视古人诗文法度格调，是他们的弊端。作品方面，有大量的拟古之作，也有很多时政题材和描写丰富的民间庶民生活的作品，体现了前七子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

后七子：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举起复古的大旗，成员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但是后七子在学顾过程中特别非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后七子中以王世贞声望最大，影响最大。他提出：“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同时，他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王世贞强调格调要“本于情实”和“因意见法”，重视作家的思想感情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作用。后七子创作的弊病也在于过分注重对固体的揣度模拟，以至于难脱蹈袭的窠臼。

徐渭及其《四声猿》：

《四声猿》语出于郦道元《水经注》，作为一组杂剧，包括了《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香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4本短戏。前两部是对黑暗政权和虚伪神权的猛烈抨击和恣情戏弄。后两部是对女性的赞歌，也是对人才易遭埋没的惋惜与哀叹。王骥德《曲律》称“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

明代中期三大传奇：分别是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和署名王世贞等人的《鸣凤记》。

四大声腔与昆腔：

从明初到嘉靖约两个世纪内，在南方的众多地方声腔中，四大声腔，即戈阳腔、余姚腔、海盐腔和昆山腔脱颖而出，流播广远。

沈汤之争：

明代后期，以沈璟为领头人的吴江派曲学家群体的产生，以汤显祖为楷模的“至情派”剧作家风格的融聚，沈璟剧作的思想倾向偏于保守，倡导封建邻里道德的气息比较浓厚，其次是“本色论”，强调语言的通俗自然，第三是“声律论”。然而汤显祖这一派主张以男女至情反对封建礼教，以奇幻之事承载浪漫风格，以绮词丽语体现无边文采。这两大戏剧流派的形成与竞争，是这一时期传奇繁荣的重大标志，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大盛事。

《牡丹亭》

⑴代表作《牡丹亭》为我国戏剧史上的浪漫主义杰作。剧情：福建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到花园游玩，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梦醒后为相思所苦，伤情而死。三年后，柳梦梅去临安应试，经过杜墓地，拾得自画像，和杜鬼魂相会，并掘墓开棺，使杜起死回生，结为夫妇。但杜宝不承认其结合，直至柳中了状元，由皇帝作主，才获解决。

⑵艺术特色

A、全剧贯穿着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作者采用梦境、魂游、人鬼相恋、还魂复生

等超实情节来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B、表现戏剧矛盾方面独具匠心。剧中正反面人物并没有面对面的激烈斗争。汤

抓住杜所处的会环境，写出人与环境的矛盾——人的生而有情与无情环境之间的博斗，这就比一般的剧本更能深入人心。

C、《牡》是一部优美的诗剧，作者善于运用抒情的手法，细致地表现主人公的

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D、《牡丹亭》宾白饶有机趣，曲词兼用北曲泼辣动荡及南词宛转精丽的长处。

剧中生旦诉情曲多用南词；而描写战争或鬼怪，如《虏谍》《冥判》等间用北曲，各取所长。

⑶人物形象

①杜丽娘

A、女主角杜丽娘是古典戏曲中最可爱的少女形象之一。剧中杜丽娘日常的行为

举止，丝毫不违背她作为名门闺秀的身份，她在作品开始时，是一个美丽聪明的少女，带有贵族小姐普遍的特点，温柔、驯顺、稳重。她本人也打算严格地用礼教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她幼小心灵中，充满了封建礼教。主人公杜丽娘在礼教束缚下的复杂细腻的哀愁和坚定执着的反抗性格，被作者以文采瑰丽的妙笔，描绘得淋漓尽致。

B、具有强烈地追求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性格。通过杜丽娘的形象，《牡丹

亭》表达了当时广大男女青年要求个性解放，要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声，并且暴露了封建礼教对人们幸福生活和美好理想的摧残。她对爱情执着地追求和对礼教地彻底反对，在古代文学史上叛逆女性的画廊中是最前列的。

②书生刘梦梅

性格基调是痴情、钟情与纯情。拾到美女像便想入非非，就着图像叫唤出真身来，此谓之痴情；此前在梦中便与素昧平生的杜丽娘结合，此谓之钟情；旅居过程中又与女鬼幽会，使之起死回生后又对她忠心不二，此谓之纯情。

③小丫头春香

一位活泼可爱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春香正是杜丽娘性格中调皮、直率层面的外化。

⑷文化意义

①以情反理，反对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肯定和提倡人的自由权利和情感

价值，褒扬像杜丽娘这样敢于追求自由、爱情自主的有情之人。

②崇尚个性解放，突破禁欲主义。杜丽娘突破了自身的心理障碍，逾越家庭与

社会的层层障碍，勇敢迈过许多阻挠，这是对许多女性的深刻启示与巨大鼓舞。

③商业经济日益增长、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的新形势，对于正在兴起的个性解放

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⑸戏剧冲突

构成本剧戏剧冲突的反方阵营，主要有南安太守杜宝和老塾师陈最良两人。杜宝主要代表顽固的封建统治阶级，陈最良则代表着陈腐迂阔的封建教化系统。

《西游记》

作为一部神魔小说，《西游记》在奇幻的故事中，诙谐滑稽的笔墨中，蕴涵着哲理。作家主观上想通过塑造孙悟空的艺术形象来宣扬“明心见性”，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但客观上倒是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这部小想通过孙悟空的形象来宣扬“三教合一”化了的心学，心学的基本思想是“求放心”

“致良知”，即是受外物迷惑而放荡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从全书内容的构架来看，大致由三部分组成：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压于五行山下；西行取经成正果。

三言二拍

一、三言内容

“三言”是明代冯梦龙所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①爱情

《卖油郎独占花魁》

莘瑶琴虽是烟花女子，因为鸨儿要把她当摇钱树，故而“锦绣中养成，珍宝般供养”，往来的都是王孙公子，富室豪家，并不曾想到要委身于秦重。她最后主动提出嫁与秦重，是秦重的忠厚、体贴、平等待人的态度，一再感动了她，这是王孙公子门所无法给予她的。所以，秦重婚姻的胜利，是市民阶层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互相尊重的人性要求的胜利，是男女之间以“情重（秦重）”为结合的基础的要求的胜利。

孙富的浮浪好色、李甲的薄幸软弱固然是杜十娘悲剧的造因，但最主要的造因，是封建社会礼教的残酷性。所以杜十娘悲剧的根源是封建制度本身。冯梦龙虽然未必意识到这个本质的问题，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孙富、李甲个人的品质，但是作品的客观效果，却让读者去思考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忍。

这篇小说的结尾也饶有意味：孙富从商人意识出发，以为用千金可以买到杜十娘；李甲从名利出发。以为既得千金又不玷污门第。杜十娘怀抱百宝箱而死，是对金钱万能观点的讥讽，是对不合理社会的抗争，又是对孙、李二人的嘲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写孙玉郎代姐到刘家行婚礼“冲喜”，夜与刘家女儿慧娘同眠，两人本各有婚约，却结下私情。刘家告玉郎诱骗其女儿，乔太守却判二人结为合法婚姻。判词中说：“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意谓人的情欲无法抑制。又说：“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意谓两情相悦是婚姻的前提，而“礼”应该顺合人情的实际。这位乔太守被赞为“不枉称青天”，他代表了人们对尊重感情的婚姻关系的向往。，“二拍”中对于女子贞操的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这是以往小说中较少出现的现象。”。《酒下酒赵尼媪迷花》中的巫氏落入老尼姑的圈套，被流氓奸污，痛不欲生。丈夫贾秀才不但没有责备她，嫌弃她，反而劝慰她：“不要寻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夫妻同心合力，终于设计杀了仇人。

《蒋郎哥重会珍珠衫》枣阳人蒋兴外出经商，妻王三巧与商人陈商偷欢并将

蒋家祖传珍珠衫赠之。归途中陈商与蒋兴同楼饮酒，一时兴起，竟以珍珠衫炫耀风流艳遇。归家后，蒋兴休妻。后，蒋卷入人命官司，已改嫁的三巧不顾一切相救，二人破镜重圆。

《喻世明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穷秀才莫稽入赘到团头（乞丐头儿）家里，靠妻子金玉奴的帮助，会试及第。莫稽做官之后，却怕这门亲事“被人传作话柄”，居然把妻子推到河里。淮西转运使将金玉奴救起，认作女儿，并有意配给他的下属莫稽为妻。志得意满的莫稽跨进新房的时候，被一顿棒打，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②公案

《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故事讲小市民刘贵向丈人借了十五贯钱，因酒醉骗小妾陈二姐说把她卖了，这十五贯正是她的卖身钱。就在小妾害怕而逃走的夜晚刘贵被贼所杀害。恰巧陈二姐逃跑时与伙计崔宁同行，崔宁身上恰又带了十五贯生意本钱。于是崔宁与陈二姐均受累被冤判。刘贵的一句戏言导致了自己被杀、连累二人致死，把“口舌从来是祸基”的人生经验表现得鲜明、突出。

③讽刺喜剧

《桂员外途穷忏悔》桂富恩将仇报，作者对之予以严惩，安排了桂氏之妻及二子变犬，其女为妾，报答施金的喜剧情节。小说对桂家落难得施济时的感激涕零，掘得园中埋银别置产业时的虚伪狡诈，发迹后的倨傲负义，最终荡尽家产时的嗟伤忏悔，都刻画得活灵活现，也讽刺得淋漓尽致。更兼以夸张虚幻之笔，画出"变犬"结局，对假丑恶的鞭挞毫不留情。

④商贸。对商人形象的塑造，一反传统。“二拍”比较注重对商人经商活动的描写，肯定他们的冒险精神、对高额利润的追求。最有代表性的是《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文若虚跟随张大等人泛海去外国作生意他本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倒运”汉，由于贩运一种叫“洞庭红”的橘子，在海上某国大获其利，又因为带回的龟壳卖了天大的价钱，而成了暴发户。

此外，在《叠居奇程客得助》和《钱多处白丁横带》中都对商人的都对商人的投机取巧、经营有方、敢于冒险的手段和精神表示了肯定的态度。这恰恰为传统道德观所反对、摒弃的。但也正因为这样，“三言”、“二拍”具有比较浓郁的时代气息。

⑤反贪反腐败。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通过对南宋权奸贾似道的刻划，揭露了南宋末年整个朝廷的黑暗与腐朽。《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揭露严嵩父子为首的罪恶的官僚机器。二、价值

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1常常采用误会巧合的手法。

2悲剧性和喜剧性的情节相互穿插，创造出一种“奇趣”。

3.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

4体式和语言的变化

三、影响

1、从地位上来说，“三言”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2、从内容上来说，“无奇之所以为奇”即在日常题材、平凡故事中显示出小说的传奇性。

①“三言”主要表现了城市市民阶层的社会生活和审美情趣，有较浓厚的市井气息，商人成为时代的宠儿

②“三言”的题材进一步扩展，在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中，更加注重女性，女性有了更加丰满的形象。小说中有了一定的男女平等的意识，女性有了发言权。

③“三言”中也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官场中的腐败与社会的黑暗。

3、从写作特色上来看，“三言”保有话本的传统特点的同时，不断的发生变化。它具有文人写作的特点也有原来说唱艺人的特色。兼有市民文学和文人写作的特点。

①“三言”已经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刻画。宋元话本中，人物已经有了个性化的刻画，而且这种个性化描写又能和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相适应，因而形象更加鲜明。他们通过人物的语言、心理、行动来刻画出形象的人物。

②“三言”中悲剧性与喜剧性的情节交互穿插，创造一种“奇趣”。宋元话本中多爱情悲剧，短篇小说的创作也就多喜剧团圆之作。

③“三言”对于语言的运用和提炼，是其广泛流传的一大原因。作品深受宋元话本的影响，基本上保持了口语化的有点。其中较优秀的文学语言，是结合着明朝的北方话和江南通用的口语、宋元的某些口语，

“童心说”

《童心说》是明代末期杰出思想家李贽的一篇散文，他在文中提出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真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公安派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袁中道，袁宗道又次之。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性灵说”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口号，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1、反对抄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

2、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3、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

“性灵说”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枚所说的“性灵”，其含意包含性情、个性、诗才。

复社与几社

明末崇祯初年江南地区的文人组织，张溥、张采等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与此同时，陈子龙和徐孚远、周立勋等创建几社，与复社彼此呼应。这两个文人团体以“复古学”为宗旨，企图从文化上复兴传统精神，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

陈子龙是复社和几社文人的重要代表，是两社的主帅，并为明末文坛成就较为突出的作家。在文学主张上，注重复古有不泥古不化，而是提倡在学习古法中贯穿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即“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他的创作以诗为长。

遗民诗人

清初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的作品。著名的诗人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屈大均、杜浚、钱澄之、归庄、申涵光等，他们受传统的民族思想、爱国主义熏陶，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与歧视，出发点仍是儒家的“严夷夏之防”。

遗民诗人用血泪写成的诗篇，或悲思故国，或讴歌贞烈，或谴责清兵，或表白气节，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体验深切，感情真挚，反映易代之际惨痛的史实与民族共具的感情，笔力遒劲，沉痛悲壮，肇开清诗发展的新天地。

以气节高尚而被后世敬仰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学者。

钱谦益与虞山诗派

清初诗坛沿袭明季余绪，云间派、虞山派、娄东派鼎足而三，而虞山派和娄东派，因钱谦益和吴伟业主领，出现新的局面，影响最大。

虞山诗派由钱谦益开创，主要作家有冯舒、冯班、钱曾、严熊、杨炤等。虞山派诗人极力反对明七子的文学主张，诗作能摆脱模拟汉魏盛唐余习，兼学唐、宋、元各大家；又只求精神，不取一切从实际出发，较具特色。既有转朝换代的抒写，也有民生疾苦的描绘；诗风近于晚唐、宋诗。

钱谦益的诗初学盛唐，后广泛学习唐宋各名家，不拘一格。学杜甫、元好问诗以树骨力，学苏轼、陆游诗以行气机，学李商隐、韩偓诗以运用词藻与比兴，加上其才学兼资，藻思洋溢，往往写成庞大的组诗。明亡后的诗篇,寄寓沧桑身世之感,哀感顽艳与激楚苍凉合而为一，尤有特色。

吴伟业和“梅村体”

在清初诗坛上，吴伟业与钱谦益幷称。吴伟业才华出众，其歌行诗“梅村体”风行一代。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命途多舛，仕明而明亡，不愿仕清而违心仕清，成了“两截人”，丧失士大夫的立身之本，遭世讥贬，深感愧疚，诗歌成了他的寄托，感慨兴亡和悲叹失节是其吟咏的主要内容。

梅村体

“梅村体”指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号梅村）的七言歌行体叙事诗。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史实为题材，反映社会变故，感慨朝代兴亡，具“诗史”风格。艺术上，在学习白居易长篇歌行的基础上，自成特点：结构跌宕，多用典，讲声律，辞藻缤纷，色彩鲜艳。围绕黍离之痛，吴伟业以明末清初的历史现实为题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描写动荡岁月的人生图画，志在以诗存史。痛失名节的悲吟，是他诗歌的另一主题。

《圆圆曲》是“梅村体”的代表作，也是吴伟业脍炙人口的长篇歌行，它以吴三桂、陈圆圆的悲欢离合为线索，以极委婉的笔调，讥刺吴为一己之私情叛明降清，打开山海关门，沦为千古罪人。全诗规模宏大，个人身世与国家命运交织，一代史实和人物形象辉映，运用追叙、插叙、夹叙和其它结构手法，打破时空限